试析时局剧变下中国文人回忆性作品的内涵和特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张岱，其生平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当推《陶庵梦忆》，该本小品散文集共八卷，成书于明亡之后，主要记叙张岱在晚明时期美好闲逸的生活景象。同为浙江绍兴人的鲁迅，在1928年由北京未名社初版了自己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该散文集写出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人生经历，生动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图景。而知名散文家和学者梁实秋在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分期出版了共四集的《雅舍小品》，其合订本于1986年发行，《雅舍小品》通过作者清新隽永的笔触，记述了其早年辗转各地时对诸多生活琐事的细腻观察与精微体悟。
　　将此三位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大家极具代表性和类比性的文学作品进行历时层面的比较，纵贯了中国明清、近现代和当代几个不同历史时期，这就使得研究在取材范围上更加精确具体，同时在视野和阐发上又不失宏观和说服力。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容与叙述手法的全面分析，探看明末以降中国文人在回忆性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闲情逸趣、家国情怀和怀旧情结。本文将首先从作品对风土民俗文化的涉猎入手，分析这三本性质相类而年代不同的文学作品内在的共通之处。
　　一、对风土民俗文化的间接记录
　　作为回忆性的文学作品，作者对过去的记录自然必不可少，又因为作家个人主观情怀以及时代等客观因素，《陶庵梦忆》、《朝花夕拾》、《雅舍小品》三本散文集无不间接性地记载了作者亲身经历的风土民俗文化。之所以说是间接的，是因为作者的直接创作动机主要在写人叙事，而写人叙事却离不开情景物的烘衬，于是这些情景物就成了风土民俗文化最好的载体。文学创作不可能为了对地域风俗文化进行民俗学范畴的记录传载而展开，所以这部分的文本内涵需被后人挖掘出来，是作品潜在的历史文化养分和民俗学价值。
　　在《陶庵梦忆》里，张岱对明末的风土民情和文化特色有着切身而周详的记录，学者夏咸淳说：“张岱怀着浓厚的兴趣， 运用欢快灵动的笔墨， 展示明季社会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民间娱乐活动。”①可谓言中肯綮。该书或描述游历中所见的自然人文风观，如《钟山》、《报恩塔》、《日月湖》、《于园》等篇目；或记述自己经历过的奇人轶事，如《越俗扫墓》、《吴中绝技》、《鲁番烟火》、《沈梅冈》、《湖心亭看雪》等；又或描写奇花异石，如《金乳生草花》、《花石纲遗石》、《菊海》等；抑或是叙说戏曲工艺，如《吴中绝技》、《濮仲谦雕刻》、《阮园海戏》、《绍兴琴派》等；此外还有篇章专门介绍茗茶食物的制取，像《雪兰茶》、《闽老子茶》、《雪酪》、《蟹会》诸篇。由此可见，《陶庵梦忆》对明末丰富多彩的社会民俗文化有着虽间接却是直观而近乎全景式的记录，这也让《陶庵梦忆》不仅仅是一本文字凝练、语言生动的文学著作，对后人而言，它同时也是一本了解和考究明朝末年民俗文化生活场景的工具读物，这是《陶庵梦忆》留给后人的附加历史价值和非物质文化财富。
　　鲁迅的《朝花夕拾》，虽然篇目不多，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行文当中看到鲁迅对故乡绍兴风俗文化的间接记录，能从字里行间里拼凑出一幅幅清朝末年江南百姓的生活场景，而这恰是一般鲁迅研究者最易失察的地方。在《狗猫鼠》中，鲁迅写到自家床前贴着“八戒招赘”和“老鼠成亲”的花纸，而从《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等多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窥探到晚清中国儿童手头匮乏陈旧的课本读物和他们与自然虫草为伴的爱好兴趣。而要说最能体现出绍兴风俗文化的，无疑是《五猖会》和《无常》两篇。《五猖会》中作者描写了故乡迎神赛会的情景，着重写出某次去看五猖会时的遭遇；而《无常》则细化到记叙迎神赛会中出巡的神鬼，以鬼卒白无常为主要对象，并把自己在看目连戏时体验到的白无常与迎神中的进行对比。凡此种种，可谓生动详细地记录了绍兴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而这两篇又恰与《陶庵梦忆》里《及时雨》、《目连戏》二篇形成了跨时代的类比对照。
　　《五猖会》里说到当时的祷雨迎龙王仪式，在内容上比《及时雨》中所记的要简省很多；而《无常》中言及目连戏演出时长，说到张岱在《目连戏》里记载明时演出时间比现在要长得多。透过这种历时层面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在一段历史时间内，江浙地区风俗文化变迁的发展脉络。
　　及至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由于社会时代的发展以及作者记叙篇目的增多，我们可以看到更加纷繁的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风俗文化图景。《雅舍小品》里有多篇讲述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文娱消遣，比如《音乐》里说到去戏院听戏，《读画》谈到如何鉴赏题画诗，《画展》写到中国近来兴盛的办画展之风。此外，像《喜筵》、《鬼》、《风水》、《对联》等篇，读者能看到当时风俗信仰的沿袭，而讲到过年的，就有《北平年景》、《爆竹》、《过年》、《北平的冬天》几篇；在《喜筵》、《馋》、《烧饼油条》、《窝头》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北方的家常美食；在《结婚典礼》、《握手》、《头发》、《领带》等文章内，作者则写出当时西方文明礼仪传入中国社会带来的新现象新作派。就记录的空间广度上，《雅舍小品》显得更加宏大，比如《同乡》里讲到各地百姓的方言，《鞵（鞋）》中讲述了今人革履、北方千层底便鞋、西南地区草鞋等不同地域的鞋及其背后的风土文化。
　　在《求雨》一篇中，作者写到台湾桃园县民众跪拜保生大帝求雨一事，这与《朝花夕拾》中《五猖会》写祷雨迎龙王仪式和《陶庵梦忆》中《及时雨》所记时人扮水浒人物祈雨的景象有着时间向度上的连贯比照，由此可反映出我国风俗文化近两百年来的传承和流变。
　从这些回忆性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地方风土和民俗文化存有发自内心的喜爱、认同和激赏，对于它们在时代发展中的变化有着切己的观察和感悟。通过梳理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一条具象的我国风土民俗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从中得到文学之外文化层面的体验收获，并对我国风土民俗有更加生动真切的带有历史眼光的体察与认知。
　　二、对闲情雅趣与高品生活的追求
　　《山阴县志》中记载张岱年轻时“累世通显，服食豪侈，畜梨园数部，日聚诸名士度曲征歌，诙谑杂进”，其 在《自为墓志铭》一文中同样写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②共八卷的《陶庵梦忆》，无疑是对这种仕宦文人子弟雅致情趣和高品位生活的具体记载与生动诠释。《天砚》中写出作者对砚的搜集、喜爱和研究，《金山夜戏》里作者兴至则夜间呼人唱戏，《三世藏书》描述家中藏书之多之繁，令人叹为观止……娱乐、山水、戏曲、古董、佳肴之类，无不体现出张岱作为官宦贵族和文人儒士的雅趣逸兴。
　　在《朝花夕拾》中可看到，鲁迅小时以隐鼠为宠物，不嫌路途遥远跑去东关看五猖会，在江南水师学堂上学时爬到桅杆顶上眺望狮子山和莫愁湖。在《无常》一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庙里泥塑的，在书上墨印的模样上，是看不出他（白无常）那可爱来的。最好是去看戏。但看普通的戏也不行，必须看‘大戏’或者‘目连戏’。”这些都是鲁迅个人闲情雅趣的微观彰显。而在《范爱农》里，从鲁迅对旅日的男学生行李箱里有绣花弓鞋和他们在火车上分尊卑地彼此让座以致火车开动跌倒感到不满，可以窥见其在个人生活品味上的追求。此外，在很多篇章中，我们都可看出鲁迅自幼便饱览庞杂的古著典籍，对读书拥有浓厚的兴趣，这是鲁迅知识丰富、思想深刻的原因，也是其雅致情趣的体现。有研究者称“《朝花夕拾》正是‘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处处显出余裕、从容的风姿”。③
　　《雅舍小品》头字便是一个“雅”字，可见梁实秋对于雅的重视和追求，待观其文，更可见其对雅的践行和领悟。但此处的雅不是追逐曲高和寡，它不是束之高阁孤芳自赏的，雅与生活之乐、人事之逸相通相融，与所谓的世俗有良好的沟通互动，进而生发出人生之趣。《下棋》写与人对弈之心得，《旅行》说到作者对旅行的看法，《图章》文末讲到自己与友人间互送印章之事，《领带》则谈系领带的好坏利弊，《高尔夫》中则写到自己一次不大愉快的打高尔夫球经历……生活的情趣被作者细心发掘，透过文字的挥发这份雅兴情韵同样深深感染到读者。而在《排队》、《让》、《守时》、《礼貌》等篇章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梁实秋对文明知礼的礼仪社会的追求和向往。
　　张岱、鲁迅和梁实秋身上这种雅俗兼容并包，进而获得精彩生活的致趣的人生观、处世观，在《陶庵梦忆》、《朝花夕拾》和《雅舍小吃》中都能找到文本的观照。正是这种对雅致情趣和高品质高水准的个人生活的追求向往，使得他们的作品文如其人，潇洒真实且饶富趣味。
　　三、诙谐幽默的叙述笔触
　　作家个人在生活中追求闲情逸趣，在其文章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叙述人事时笔触的诙谐幽默。幽默风趣的文风，是作家个性和喜好的流露展现，也是作家能够吸引和感染读者的重要因素。
　　《陶庵梦忆》中多有诙谐之笔。《孔林》写作者去孔林游历，“盖自兖州至曲阜道上，时官以木坊表识，有曰‘齐人归讙处’，有曰‘子在川上处’，尚有义理；至泰山顶上，乃勒石曰‘孔子小天下处’，则不觉失笑矣”。文内的笑声何尝不使读者阅毕会心莞尔。《金山夜戏》中作者呼人夜里唱戏，“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採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以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剧完，将曙，解缆过江。山僧至山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以一老僧为重点描绘对象，通过凝练传神的文笔，生动诠释出老僧的憨态。《白洋湖》写作者偶遇潮涨，匆忙赶去观潮，结果全身湿透，最后来一句：“先辈言：浙江潮头自龛、赭两山漱激而起。白洋在两山外，潮头更大，何耶？”文末简短的一个反问，诙谐之味油然而生。而在《逍遥楼》里作者写道：“朱文懿公有姬媵，陈夫人狮子吼，公苦之。祷于仙，求化妒丹。乩书曰：‘难，难！丹在公枕内。’取以进夫人，夫人服之，语人曰 ：‘老头子有仙丹，不饷诸婢，而余是饷，尚昵余。’与公相好如初。”最末一句蓄力点睛，读罢无不叫人捧腹。
　　而鲁迅的幽默，常常包含其对不满人事的戏谑，通过借引他人之语，来达到辛辣嘲讽的目的。举《朝花夕拾》中《狗·猫·鼠》一文为例，鲁迅在文中写道：“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公理”、“正义”是陈西滢常用之词，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后，陈西滢等人在宴会席上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支持北洋政府迫害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文中此处鲁迅顺笔进行了一番嘲讽。④其在下文又写：“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阴险的暗示”同是陈西滢的话，在此作者借引过来加以揶揄，达到趣味与暗讽相结合的效果。鲁迅这种对时事针砭、为民请命的关怀与自身的幽默相融合的情形，几乎在他每一篇文章中都能看到。林语堂说鲁迅“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⑤可谓恰如其分，一语中的。
　　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体现的诙谐幽默，少了一股嬉笑怒骂的辛辣，却又多了几分平易近人的生活情趣。如《洗澡》一文开门见山写道：“谁没有洗过澡！生下来第三天，就有‘洗儿会’，热腾腾的一盆香汤，还有果子彩钱，亲朋围绕着看你洗澡。‘洗三’的滋味如何，没有人能够记得。被杨贵妃用锦绣大襁褓裹起来的安禄山也许能体会一点点‘洗三’的滋味，不过我想当时禄儿必定别有心事在 。”开头一句声势如虹，故而显得莽撞可爱，接下来再拣取几个活泼的意象构成比喻，营造风趣幽默的气氛，最后笔锋转至安禄山，将本是严肃的历史拆解成日常生活的笑料谈资，连贯下来妙趣横生又不失文史素养。学者叶永烈评价梁实秋说：“他的幽默不是外加的，而是内在的。他的《雅舍小品》，浸揉着幽默感。诸如他称搓麻将为‘上肢运动’‘蛙式游泳’等等，令人忍俊不禁，却又是他信笔写来，不是‘硬装标头’。”⑥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梁实秋笔触的诙谐幽默之精微细致，多在小处见文章。
　前苏联心理学家普拉图谱夫曾说：“幽默是在欢笑的背后隐藏着对事物的严肃态度。”真正具有幽默感的人，必是具备高情商，对生活有缜密细致的观察与体悟，同时对事情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智者。通过这三本散文集诙谐幽默的叙述手法，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作家身上高妙的幽默禀赋，而这也正是他们智慧的体现。
　　四、对旧人故事的追忆与留恋
　　虽然这三部作品都是带有回忆性质的散文集，但作者在文本中表露出的怀旧情愫，却是委婉幽微的，需要人们仔细地洞察推敲文章细枝末梢，甚至要了解作家个人和时代的背景。它不是直抒胸臆式的，不是痛心疾首肝肠寸断的一腔悲情，它是通过对当年闲情逸事的追忆，含蓄地表达留恋和怀旧的情感。从某种层面而言，这三位作家内里都有一副倔强而好强的文人傲骨，他们不喜形于色，自然也不愿将怀念过往的哀凉和凭吊感平铺直叙在公众面前，所以他们都选择把对旧人故事的深重怀恋留存在心中某个地处，只把美好有趣的那一面拿出来与人分享。
　　纵使正文中难有念旧感怀之情的直观体现，我们仍可以从其序跋中看出端倪。张岱在《陶庵梦忆·自序》里说：“偶沾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而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里同样写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些只言片语，正是作者对于故土、故人和故事的留恋不舍的强烈心声与直观写照。
　　《雅舍小品》第一集的回忆性还不太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局的变化，后续三集里作者的追忆感变得愈发浓厚。而我们要了解作者的这种思乡忆旧之情，同样需要穿透表层文本加以深究。在《北平年景》、《爆竹》、《喜筵》、《过年》、《北平的冬天》几篇文章中，作者都写到了故乡过年的景象，而春节在重视家庭亲情的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和情感意涵不言而喻，梁实秋花如此大篇幅笔墨记叙过年景象，由此可以反观出他对故乡和旧情旧事深沉难舍的怀念。此外，在《馋》、《烧饼油条》和《窝头》里面，梁实秋都写到了家乡的家常特色小吃，而饮食又是中国人情感纽带的又一大连结点。《窝头》里有这样一段话：“自从宣统年间我祖父母相继去世，直到如今，已有七十多年没尝到窝头的滋味。我不想念窝头，可是窝头的形象却不时地在我心上涌现。……前些日子，友人贻我窝头数枚，形色滋味与我所知道的完全相符，大有类似‘他乡遇故人’之感。”内敛幽微的思乡之绪和对旧人故事的缅怀之情，在梁实秋的笔下像一条小溪，静静从字里行间中流淌漫溢出来。
　　五、时代背景的洞悉——人世况味的流变与现实观照
　　张岱、鲁迅和梁实秋身处我国时代政局的剧变中，三本书同样是在时代政局的动荡流变之下产生的。张岱身处明末清初，《陶庵梦忆》为其明亡后所作怀想明时生活之文；鲁迅经历了清亡和民国成立的朝代更迭，在写《朝花夕拾》各篇时正身处北洋军阀统治的动荡时期；梁实秋不仅与鲁迅有相同的经历，而且后来还历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最终由于政治立场原因随国民党退居台湾，《雅舍小品》后三集多为迁台后所作，《雅舍小品》的初版也是在台湾发行。
　　张岱在《陶庵梦忆·自序》一开头即写道：“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在《三世藏书》一文中，通过作者写藏书在避战流离中之亡佚，从侧面见证时局的动荡和国家的风雨飘摇。鲁迅在《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二篇里，不意间写出了彼时危如累卵的清廷为自救而派遣青年学生出国求学以强国图存的历史片段。梁实秋在《观光》一文里有这样一句：“这样的文物展览（指台北故宫），当然傲视全球，唯一遗憾的是，祖先的荣光无助孝子贤孙之漂蓬断梗。”虽是一语而过，但这种个人之于时代的渺小无奈跃然纸上。
　　要说的是，与《朝花夕拾》中鲁迅单单是对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验怀有追思之情相比，张岱的《陶庵梦忆》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更多了一层纤微而又厚重的对家国社稷的怀恋和对漂泊人生的慨叹，而《朝花夕拾》虽然缺失了这种怀恋和慨叹，但其又生发出另一种借古讽今的现实意义。这种体悟，必须要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中，才能对作家作品有更深刻的认识和通盘的理解。
　　六、结语
　　诚然，由于作家个人特质与价值观念的差异，作品特色的侧重点自然不尽相同。《陶庵梦忆》更显性地挖掘人事情物的文化底蕴与民俗特征；《朝花夕拾》则不改鲁迅喜欢夹杂对今人今事的反讽和揶揄的本色；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则着墨于对人生百态的细腻记述，力图挖掘故事本身的盎然致趣。
　　本文尝试建构“作品——作者——集体与时代”的三点互动分析模式，力图见微知著，实现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对中国文人回忆性作品特点的权衡把握，找出作品之间或隐或显的关联和共性。通过以上几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时代变化、政局更迭的背景之下，作家回忆性文学作品最鲜明的共同点：雅趣和怀旧。
　　这些回忆性作品在追述过往时，大都剔除对现实社会动荡和个人境遇悲情的内在关切，而将叙述视角和叙述视野尽可能交还过去，着重描绘早年时光的闲情趣事，展现自己对高品质的文人雅士生活的追求，这也使得地方风土民俗文化 透过文学的载体得以呈现。但是在这些文学作品洋洋洒洒的闲情雅趣之中，在读者把握大历史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身世以后，我们又能从文字中隐隐读出作者对流光抛人的慨叹和对旧时故事的眷恋，甚而还有因时代变迁和人世流徙引发的淡淡无奈和幽幽愁绪，这恰是时局剧变带给中国文人回忆性作品的不可避免的时代印迹。
　　注释
　　① 夏咸淳.论张岱及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J].天府新论，2000（2）：70.
　　② 张岱.张岱诗文集·自为墓志铭[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94.
　　③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0.
　　④ 具体可参看鲁迅《华盖集·“公理”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