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角度看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的发展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回顾和梳理几十年来的鲁迅研究，80年代的学者们成就了鲁迅研究的一次新转折，王富仁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述》与1984年完成，1986年出版。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成书于1988年，1990年出版。同时，钱理群教授也于1988年出版了《心灵的探寻》。这些著作区别于建国以来的鲁迅研究，去除了长久以来笼罩在鲁迅身上的神话色彩。
　　同一时期，李欧梵先生于1987年在海外出版了《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与大陆的研究者们遥相呼应，以新鲜的视角为鲁迅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据李欧梵先生的感受，这时期的鲁迅研究“一般的调子已经变了，开始注重其压抑的情绪和高度形象化的语言，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 [1]也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2]《铁屋中的呐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家庭和教育对鲁迅心理发展的影响，说明中国文学传统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中心，系统阐释鲁迅的文学创作，包括短篇小说、散文诗及杂文；第三部论述鲁迅最后的十年，集中研究他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看法。
　　纵观全书，李先生以独到的眼光，将心理学与文本细读研究方法引入对鲁迅先生的研究之中，同时融入记传式研究方法将鲁迅先生的生平与其创作的文本进行切片，将历史上简单化的鲁迅丰满化，让读者知道原来鲁迅先生身上还有很多的侧面：否定、怀疑、探索、自我牺牲、矛盾和苦闷等。也让读者明白鲁迅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意义远远不是革命导师那么简单，多层面、多侧面的鲁迅才是真正的鲁迅。本文将对《铁屋中的呐喊》一书做具体的分析，看李欧梵是如何将三种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于本书的。
　　一
　　李欧梵从心理学角度梳理鲁迅早期人生历程，从鲁迅的家庭和教育涉足，幼年关注言情、志怪传统小说，青年时专注科学，又渐渐将文化和道德的重要性置于科学之上，剖析了鲁迅心理的诅咒，即对“黑暗之力的迷恋”与他作出革旧创新的人生不无关系。正如夏济安先生指出的：鲁迅对他幼年世界的描写标志着一种对黑暗之力的迷恋，这种来自儿时世界的全部“黑暗力量”促进了他的心理危机，使鲁迅总带着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要超越和创新的责任感，并被罪恶感所缠绕而成长起来。正是这种责任感引导着他必须找到一条道路，他而且只能是他一个人，可以在正确的时刻运用正确的方法大规模改革并创造新的未来。鲁迅当时的这种心理直接导致他想通过理学来拯救国民，但到日本经过探索，他意识到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是不符合他的性格与志向的，思想和精神问题是不能用科学和药来解决的。于是他经历了从科学到医学再转战到文学的改变过程，“幻灯片事件”最终触发他明白病根不在中国人的身体，而在思想。这些早年生活的描述实际暗含了李欧梵研究的思路，从传统入手，并运用心理上的分析。他引用了艾力克逊的“早期的意识发展”，在鲁迅关于父亲的文字中发现“父亲的病和死一定向青年鲁迅的头脑里带来他儿时世界的全部黑暗力量，从而促进了他的心理转机。”于是，关于鲁迅最终选择了文学救国的路，就不再是单纯的被夸大的革命情愫或者爱国热情，李欧梵总结：“正是这种本质的对文学的文化—精神观点，加上潜在的心理因素，成为鲁迅思想的主导并激发了他的文学活动。”在文学中开始寻找疗治自己民族“精神上的病”的诊断。然而，此书毕竟不是一本传记，也不是一本心理分析学派的解构文本。李先生仅以此为分析鲁迅作品的起点，以鲁迅思想变化为线索进入到他的作品中。
　　首先是关于鲁迅对小说的研究，李欧梵总结了两点：一方面鲁迅给神话与传说极重要的地位，这里李欧梵引入了荣格“集体无意识”和厨川白村的思想，强调了鲁迅对虚构性的迷恋；另一方面，他总结了鲁迅迥异于传统考证研究的关于文学如何写史的观念：弄清文字和版本；对一些名著版本渊源的研究；确定每一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缺点；最后找出作品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并且强调后两方面为鲁迅研究首创，他把小说放到整个时代的价值观、社会风貌中去考察，并且纵向的评价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就不仅仅局限于小说的风格和体裁了。认为这是《中国小说史略》最具独创的、颇为大气的地方。
　　其次，李欧梵始终没有放弃从传统去理解鲁迅，阅读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可以用他的“中间物”意识来概括李欧梵提出的“传统和抗传统”的思路。关于自身与社会传统的悲剧性对立，汪晖的表述是“他们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获得现代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处于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中，而作为从传统文化模式中走出又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意识的体现者，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统文化存在着某种留恋。” [3]这种中间物的意识恰恰反映了鲁迅强烈的自省，这种被投入到必然的又无可选择的历史中的绝望，使那种反抗多了某种孤独和沉痛。
　　再次，李欧梵概括了鲁迅小说的基本结构原则：一是人物刻画和叙述方式的结合；二是中心人物和叙述者的结合。他着重人而不是场景，《在酒楼上》主人公和“我”仿佛都是鲁迅自身的投影。于是，李欧梵回到了他研究的起点，“从寓意方面的研究来寻求组成他的精神结构的类型学。”提出鲁迅由于象征主义、写实主义、表现主义等创作方法的运用，叙事角度的自由变化等技巧上的原因，他的小说成为复调小说。亢奋的控诉、反抗，冷静的自省，不惜用曲笔造成的迂回，李欧梵更多从造成这些文字矛盾的心理去分析，并没有太注意形式对这种矛盾表达的影响。从复调小说这一形式反观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对生活的理解和形而上的把握，不失为一种新思路。
关于散文诗《野草》，李欧梵也从心理剖析角度分析，延续着整本书心理印证的探求。他认为这种散文诗受弗洛伊德学说、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以及尼采哲学的影响，是一种“个人杂感 的诗意的变体。”“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人在潜意识渴求下对具象进行了随意的扭曲，使它具备了别的含义。李欧梵结合具体的篇目表达鲁迅死亡的主题以及在希望于绝望、处于两极的更多对立意象之间的“无地”。他引用了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白，使颓废悲观色彩的《野草》具备更多的复杂性。内倾的作品源于他心中极黑暗阴惨的一面；而外倾的部分表达了独异个人也无法摆脱的与社会的牵绊。于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独异个人和庸众的对决。
　　二
　　文本细读源于英美的“新批评”派，它是新批评家解读作品，尤其是诗歌的主要方法。“新批评家”们认为文学作品一旦生成，便与作者无关，而是一种独立的存在现实。认为从作者的生平传记、社会意识形态、心理学、哲学、思想史等意义或角度进行文学批评都是非科学的，具有主观随意性，这种批评所阐释的意义是牵强附会的。文学的本体特征只存在于作品的语言、形式、技巧当中，只有从这些方面进行细读破译，才能呼唤出一种客观的、公正的、科学的文学批评出现。李欧梵先生也曾表态道：“虽然在文学理论上我不相信作者已死，文本至上，但在实践上，特别是对自己的作品，我却坚守一个文本独立、自身自灭，与作者无关的原则。”[4]本书的第二部分：鲁迅小说的现代化技巧。李先生对鲁迅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做了具体分析：独异个人与庸众、庸众中的“孤独者形象”等等。但是，就个人的阅读看来，这一部分并没有他自己研究的特色，感性分析多于理性思考。而《野草》的分析最为出色，李欧梵分析的起点是形式，即“能包容他哲学沉思的适当形式”。李欧梵概括了形式上的三个特点：⑴创造诗的意象；⑵结合现代小说的手法；⑶文言词组和句法的插入。在“召唤的”、“意象的”、“隐喻的”三个层次上，它又返回到与传统的比较：中国古诗情景交融，兴寄手法达到了自然和诗人的情感交流，这种天人合一延续了人和物在同一地位上的传统观感；而《野草》已经主观扭曲了具象，寓言性，结构型的重新改造。自然景象和现实的错位，作者游弋在梦境中，于是产生了大量的隐喻。李欧梵提到的《野草》中形式方面的这几个特点都说明这部散文诗集的主要艺术特点，即意义的象征性及可供读者联想的巨大空间。
　　韦勒克与沃伦从本体论出发，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层面理论结构，也就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这些层面包括：“⑴声音层面、（谐音、节奏和格律）；⑵意义单元，决定文学作品形式上的语言结构、风格与文体规则；⑶意象和隐喻等。”[5]李欧梵分析了《野草》中的各种意象和这些意象的意义。他认为鲁迅散文诗的召唤力不仅来自诗意的想象，同时来自于鲁迅对主观境界着意的精巧处理。在《腊夜》，《雪》这些抒情诗里，自然景象浸透了幻想的，隐喻的意象。这不仅赋予作者散文诗以诗意，而且大胆地离开了中国古诗中自然意象的运用，决定了鲁迅散文诗的“现代性”。
　　沈从文曾说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同样，文学批评也因该贴着作品写。贴着作品写就要通过精读和细读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审美体验。在本书中，无论何种论证，李先生始终紧紧贴着文本，没有事先预设，也没有套上理论的紧箍咒，书里透着一股清新之风。比较大陆在文革前一代代人的鲁迅研究，李欧梵的研究以一种强大的惯性把我们引到只是对应物的自动反应里。
　　三
　　文学的传记式研究是一种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解读、研究文学作品时，从作家的个性、生活的时代背景、生平等方面来理解作品的内涵。这是一种外部研究的方法，与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说一脉相承。回顾对鲁迅个体思想与角色转化的剖析，李欧梵融入了传记批评理论，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言：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自发地，而是某一特定个人的产品。因而要理解一部作品，就必须深入了解创造这一作品的个人。李欧梵在详述鲁迅时，正是从童年的家庭及所受的教育，学习经历，文学创作到鲁迅人生中的最后十年各个层面来论证他的一生情感精神、思想的变化。描述出鲁迅真实的心路历程，揭示了内心深刻的悖论与矛盾。杂文在鲁迅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其内容的政治性和论证性，并不被有些西方学者所看好，包括夏济安也同意舒尔茨的看法，把1926年视为鲁迅文学创作生涯结束的标志。但李欧梵却给了鲁迅杂文很高的评价。第六章通过对杂文的分析，道出鲁迅对生活和现实的种种观感，李欧梵认为杂文是衡量鲁迅作为具有独创性的现代作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第十章结语部分，李欧梵细微的将他整个的分析思路纲要式的走了一遍。提出了“铁屋子”的双重隐喻，既指中国社会和文化当时的状态，是鲁迅所反抗的古老社会与传统的象征，也指鲁迅本人复杂的精神状态，存在于其心底深处的绝望与期待。鲁迅对这两种生存状态的感知使他发出独特的声音，不仅是“呐喊”和“彷徨”中的寂寞之声，还有他表达出的内心痛苦的文学之声。而附录，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这段分析最具时代特色，因为融入了文化理论批评的思路，不再局限于文本语言或者人物典型的分析，而很有活力的联系了艺术，思想等更广的领域。
　　总之，本书中上述三种主要的批评模式并不是彼此分立，而是互相交融的。在阅读研究的过程中，不能一味的把它们严格地区分肢解开来。总体上，李欧梵先生是依据鲁迅的平生经历，采取历时性来组建本书的框架，每章标题则依据体裁进行划分，并穿插具体作品分析。有时结合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揭示鲁迅内心的深刻悖论与矛盾，有时又从作品内部入手，采取细读法分析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李欧梵先生让读者看到了一位扛着双重的黑暗闸门，放任年轻人到光明地方去的一个自我牺牲的父亲形象，读者不再把鲁迅看作是“民族英雄”式的铜像或伟大的战士，而是一位诗人，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关于鲁迅，人们似乎已经没有了新的视角进入到他的世界，没有办法从鲁迅身上看到新的发现。如果仍旧单纯对鲁迅的作品进行各种艺术分析，对鲁迅的生平进行考证，亦或对鲁迅思想进行勾勒，的确 难有新发现了。李欧梵的鲁迅研究模式无疑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尹惠珉译.长沙.岳麓出版社.1999
　　[2]钱理群.《心灵的探寻》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
　　[3]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序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上海.三联出版社.1984
　　参考文献：
　　[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尹惠珉译.长沙.岳麓出版社.1999
　　[2]孙歌.《鲁迅的绝望与历史—读竹内好的<从绝望开始>》J.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12
　　[3]康小霞.《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意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1）
　　[4]黄发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J.南京社会科学报2012.2.139_146
　　[5]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凰网读书会官方微博—钱理群讲鲁迅（http：//book00001）
　　作者简介：张晓丽，云南楚雄人，彝族，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