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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文学中的沈阳人形象的分析

发布时间:2015-07-31 11:01

 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沈阳作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深受殖民之苦长达40年之久。伴随着殖民侵略的深入,日本出现了殖民文学。这些殖民文学,“产生了被称作有‘国际野趣’的日本侦探小说,充满谎言的日本儿童文学和记录逃亡的‘返迁体验’文学,以及满含‘乡愁’的战后中国东北追忆文学等”(柴红梅,2014)。而沈阳,作为东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更能深刻反映出殖民侵略的丑恶面目。从他者视域,研究日本作家笔下的沈阳人形象,更能从不同方面折射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罪恶。
  一.总论
  沈阳,旧称奉天,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古老的城区与新兴的街市交相辉映,也以工业的发达而闻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沈阳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塑造了一代代善良的沈阳人。夏目漱石,德富苏峰等,都来过沈阳,刻画了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着的人们的形象。德富苏峰在《中国漫游记》中刻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形象。
  “我们见到了张督军。事前听说他是马贼头目,是一个亲手枪毙活人的粗人,所以就把他定格为水浒里的人物了……不一会儿,一个小个子男人慢吞吞地走了进来,握过手……这才知道他就是张督军。”(德富苏峰,2008:34)
  字里行间,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沉热爱,另一方面又能感受到他对近代中国人的蔑视与嘲讽。“日本作家看待中国的视角在文本和现实之间逡巡,游移于俯仰之间。但这次视角的转换(指中日甲午战争)却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对古代中国的美好想象和对现实中国的贬低之间的有机联系”(李雁南,2006:15)。正如德富苏峰所言,他看到张作霖时,首先联想到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水浒传》中的人物,这来自于中国古代的文本。但另一方面,他却认为他“是一个亲手枪毙活人的粗人”,对这位当时在中国十分有影响力的人嗤之以鼻。
  “形象因为是他者的形象,故而是一种文化事实;此外,我们说的也是文化的集体形象”(巴柔,2001:124)。因而透过研究他者视域中的沈阳人形象,更能够真实地了解到饱受战争凄苦与殖民压迫的沈阳人的生活,更能真实反映出侵略战争与殖民压迫的残酷和罪恶,更能真实地感受到当时在沈阳,时刻交织的复杂的民族纠葛。
  二.移住文学中的沈阳人形象
  1.工人形象
  一提到沈阳工人的形象,就会想到沈阳的铁西工业区。1938年,八木义德一来到沈阳,就感叹道“这就是铁西工业区啊!不包括尚未完成的地区就足有600多平方米”。日俄战争后,日本划定铁西地带进行工业生产,他们在奉天以低价招收工人,制造工业品,以供军需。由此,由日本人刻画的“他者视域”中的工人形象更显突出。
  获芥川奖的八木义德作品《刘广福》就刻画了一个在铁西工业区工作的工人形象。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体现中日两国“民族协和”的典范作品了。小说中讲述了一个进入工厂中做勤杂工的工人刘广福。他的工资最少,干的却是最重的工作。但是他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并将他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他从不对工资的多少斤斤计较,渐渐,他成为了工人中的领袖。
  这部作品迎合了当时日本人统治满洲的需要。作品中,“我”与刘广福之间建立起的友谊及刘广福为了工厂甘愿牺牲自己的这种精神,实为当时“日满亲善”的典范。无论对他说什么,如何辱骂他,他只会“呵呵的笑”,不发一言。对于日本殖民者来说,刘广福这样的工人形象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角色,他们没有亡国奴的愤恨,没有反抗压迫的思想。在充斥着谎言的伪满洲国内,日本人渴望对这片殖民地实行完全的奴化和占有。这就是殖民战争的罪恶与丑陋。
  事实上,当时地工人们的处境十分艰辛。水上勉的《沈阳之月》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竹剑的另一个用途就是用来鞭打这些干活的劳工……一位像我父亲年纪一般大的40多岁的男子,无助地喊着‘原谅我吧’”(水上勉,1989:100)。可以看出,当时沈阳的工人们,境遇凄惨。每天做着繁重的劳动,却还要遭受毒打,这就是掩盖在“五族共和”谎言下赤裸裸的真实。
  2.儿童形象
  与大人相比,儿童的目光往往都是最直接,最单纯的。在日本殖民文学中,许多作品都展现了在沈阳生活的中国小孩形象。由于殖民侵略,中国人民生活艰辛,一些孩子不得不赚钱以维持生计。本应是还在自由自在享受父母宠爱的年纪的孩子们,却要在自己的祖国成为异国人的帮佣。是战争,使这群孩子不得不过上如此艰辛的生活。
  水上勉的《沈阳之月》中,就描述了这样的少年。“他大概十四五岁……手脚都很瘦弱,好像是营养不良。”(水上勉,1989:126)他在北市场打工,不仅要做一些搬运的重活,还要负责端茶倒水的杂务。尽管如此战战兢兢地工作,他看到的仍然是自己的父亲与工友们一同被日本殖民者们欺负与侮辱。
  一天,发生了军用物资的盗窃事件,那天深夜,苦力们被叫到寒冷的室外排队站好,逐个接受审问……事务所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柯少年却不卑不亢地,一言不发地跟宪兵队的军人们倒茶。可他那像是香菇一般大的黑黑的耳朵,却总是让人觉得甚是悲伤。(水上勉,1989:127)
  的确,看到自己的父亲和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工友们受到如此的不公又屈辱的待遇,他却无能为力。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却要为日本人做牛做马。这样的场景,将会给这名少年年幼的心灵带来多大的震撼啊!这就是殖民侵略给这个少年所带来的无尽的伤痛与苦楚。“他们希望通过构筑体现东方性的工具性参照性的他者,来确认自身的现代文明身份”(周宁,2011:107)。水上勉通过他者视域描绘出的中国少年形象,实际上是在透视日本人自身的形象。
 三.返迁文学中的沈阳人形象
  在全国人民的浴血奋战下,日本在1945年的8月15日宣布战败,长时期被压榨与统治的东北人民终于回归了主人身份,相反日本国民成为了战败国民,两者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逆转。但是,善良质朴的沈阳人民却以博大的胸怀,对待曾经奴役自己的日本国民。
  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 ,在战败后经历了从未想到过的艰辛,好不容易才迎来了返迁回国。在这一过程中,沈阳人民对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文艺春秋编著的《再见,我的满洲》中,就有关于沈阳苦力帮助日本人的一段记录。
  “最近怎么样,大家都很担心,所以来看看你。”一个叫王小的苦力善意地询问着我的近况……之后,与同伴商谈之后将自己身上所带的现金与同伴的现金和在一起交给了我。”(《再见,我的满洲》,1984:121)
  尽管这些苦力曾经受过日本殖民者们的压榨,但是当日本人战败时,他们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善意地向他们予以援助。这场侵略战争是罪恶的,使无数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也使日本国民深陷战争泥潭。这些日本战败国民所经历的返迁之苦,更是深刻反映出这场侵略战争的丑恶面目。有许多善良的沈阳人收留了日本的残留孤儿。为他们提供了一处安居之所,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博爱胸怀啊!
  四.结语
  日本近代殖民文学中的沈阳人形象,是基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下的产物。这些日本作家笔下的沈阳人形象,都反映出了中日两国复杂的民族关系,体现了在虚伪的“五族共和”口号下掩盖的赤裸裸的殖民侵略的真相,表达了近代沈阳人民对侵略战争的批判与控诉。
  参考文献
  [1]李雁南.2006.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广州:暨南大学.
  [2]达尼埃尔-亨利·巴柔.2001.孟华译.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A].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德富苏峰著;刘红译.2008.中国漫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
  [4]八木義徳.1982.劉広福[A]杉村友一編.芥川賞全集第三巻[C]東京:文藝春秋.
  [6]水上勉.1989.瀋陽の月[M]東京:新潮社.
  [5]周宁.2011.“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J].天津社会科学,(5):101-160.
  [7]柴红梅.2014.都市空间与殖民体验—日本殖民时期大连都市空间中的日本侦探小说[J].东北亚外语研究,(3):14-20.
  [8]文藝春秋編.1984.されど、わが「満洲」[M]東京:文藝春秋.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北都市空间与日本作家殖民体验的文学书写”(13BWW020)的阶段性成果,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日本殖民文学中的辽宁人形象研究”的项目成果。
  (作者介绍:柴红梅,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郭丹,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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