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权力视阈下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文学局的流

孙晓萌，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非洲本土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主国的殖民地文化政策，20世纪欧洲向殖民地传输文化的重要途径是设立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学局。宗主国实施文化宰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语言的控制”，英国在北尼日利亚实施“间接统治”政策，在语言方面体现为将英国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价值观等内容通过非洲本土语言豪萨语塑造为“知识”并灌输给殖民地，在此过程中，殖民地文学局担负了本土语言知识“具化”的任务，进而构建了殖民地“软权力”并体现出明显的文化霸权特征。
    一、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文学局的嬗变
    “文学局”的概念形成于19世纪，其思想基础深深植根于基督教自身的“文明使命”。作为服务于殖民地新生受教育阶层、满足其识字与教育需求的机构，文学局倡导和鼓励适合本土语境的阅读与写作，具有灵活性、响应性和创造性等特点。
    20世纪前半程，非洲传教团主要进行《圣经》的本土化，并由此催生出殖民地文字教育，传教团纷纷建立翻译局、编写课本和出版识字初级读本。其次是非洲教堂的本土化，许多教堂在非洲沦为殖民地之前已经历经了本土化过程。殖民地社会由此产生出“领袖阶层”，其知识与权力皆通过读写能力获取，并成长为第一批使用非洲本土语言创作的作家。由传教士建立的翻译局、文学委员会和图书发行网络演变为非洲“自给”图书贸易的基础。与此同时，殖民当局则无法满足翻译和本土化对本土语言的需求。
    20世纪30年代，殖民当局开始加入建立文学局的行列，截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七个英联邦文学局分布在东非、西非、刚果、苏丹、南非和利比里亚等地。作为殖民地协调文化体系中组织性最强的机构，文学局为文化传输提供了丰富的空间，被视为协助宗主国将“可行文化体系”传输到殖民地的过渡机构。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联姻是文学局具备的典型特征，(Ellerman: 208)但它并未被视为出版文学作品的永久机构，而是商业出版机构出现前的一种过渡方式。相比于自身承担全部功能，文学局更倾向于选择利用当地现有出版商、印刷厂和零售商。
    殖民地文学局的建立是为了将殖民地本土语言书写传统演变为“体系”，从而实施永久性文化控制。(Barrett: 79)文学局十分强调意识形态、组织力量和信息网络，通常设立在不具备西方知识体系的地区，自身具有先锋性特征。文学局还兼具矛盾性，在殖民地从事传教和文学活动的同时，其自身成为殖民体系内兼任全部角色的“专家”，从而篡夺了殖民地本土文学发展的权力。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发出警告，文学局旨在激励殖民地本土文学发展并为其提供建议，给予技术和经济支持，而非演变为“殖民地本土文学发展体系”本身。(Bruce: 96)因此，文学局的角色定位始终是协调者，与其“努力构成本土知识体系”进行的活动有本质区别。
    1.翻译局
    随着北尼日利亚现代教育的发展，殖民地教育机构面临教材匮乏的难题。为了出版用于教育的本土语言教材、强化拉丁化豪萨文在殖民地的推广和使用，殖民当局教育部于1929年成立了翻译局(Translation Bureau)。1932年，伊斯特(East)博士接手管理后，与豪萨学者合作，将具有欧亚文化特点的文学作品译介为豪萨语，如阿拉伯语作品《一千零一夜》(Dare Dubu da Daya)和《过去与现在》(Labaru na Da da na Yanzu)，从英语译介的作品包括《七则利欧·阿非利加乌斯故事》(Littafi na Bakwai na Leo Africanus)、《豪萨戏剧六部》(Wasan Kwaikwayo Guda Shida cikin Hausa)、《热带国家健康丛书第一册》(Littafi na Farko na Kiwon Lafiya a cikin Kasashen masu Zurfi)等。(Yahaya: 93—94)尽管“从其他语言译介可以丰富语言自身的词汇、文学和文化”，相比于将丰富的文学遗产赋予非洲土著，翻译局成立的动机更多是基于“使殖民地官员的豪萨语沟通更加流利”。(Yahaya: 80)
    2.文学局
    1933年，翻译局更名为文学局，标志着其功能从单一的作品翻译拓展到各类豪萨语书籍的出版。(Yahaya: 95)为了满足地区内受教育人群的阅读需求，文学局出版了更多具有“创作性”的豪萨语大众文学作品。(Hayatu: 56)
    出版本土语言报纸是文学局的重要工作之一，1933年创办的《北尼日利亚报》(Jaridar Nijeriya ta Arewa)是第一份定期出版的豪萨文报纸，使用豪萨语、阿拉伯语和英语三种语言，每年四期，一直持续到1939年第二份豪萨文报纸《真理报》(Gaskiya ta fi Kwabo)的诞生。伊芒(Abubakar Imam)担任《真理报》首任编辑，顾问是欧洲人L. C. 贾尔斯(Giles)，最初为月刊，印数5000份，在北方各州出售。1941年10月，报纸印数增加到15,000份，改为半月刊，编辑工作全部在扎里亚完成，乔斯的尼日尔出版社和卡杜纳政府出版社负责印刷，并从两地发往北方各州的225个城市。(East, 1943: 71—72)
    除《真理报》外，文学局还出版具有时事性的新闻报刊《话匣子》(Suda)，与《真理报》轮流出版。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局出版了大量豪萨语教科书和阅读材料，还承担政府法案翻译、豪萨语言考试等日常官方功能。(East, 1943: 76)
    3.真理公司
    1945年，与半官方机构翻译局和文学局关系密切的真理公司(Gaskiya Corporation)成立，意图是从殖民当局角度出发，解决“北方知识分子持续增长的不安定因素”，给予其正确指导并提供自我表达的合理方式；其次是为非洲本土文学作品创作奠定良好基础、平衡图书出版与盈利间的关系。(Furniss, 2011: 109)伊斯特被任命为真理公司董事会主席，伊芒担任《真理报》豪萨语编辑，成为公司最高层职员。
    据真理公司年度报告记载，公司成立的宗旨是建立一个由非洲人和欧洲人合作、共同为北尼日利亚各民族出版健康文学作品的实体，既非公共关系办公室，也非独立出版公司，而是非洲青年的据点和诞生正确思想和书写方式的摇篮。其成立意图看似是基于欧洲人与非洲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实则不然。在强调殖民地欧洲人和非洲人“精神”平等、尊重和友谊的同时，却保持二者生活方式的差异。“正如卢加德爵士所言，精神上 必须完全平等，但物质上允许差异。我们(欧洲人)必须按照习惯的方式单独生活，需要一处‘精神汇集地’让欧洲人和非洲人相互学习、彼此理解、为真诚的友谊奠定基础。”(Furniss, 2011: 85)
    真理公司使北尼日利亚的本土文学创作更为多元化，在历史悠久的阿拉伯语文学和豪萨阿贾米文学以外产生出更多的拉丁字符豪萨语书籍和报纸，公司的困境在于图书出版和经济利益间的平衡。(Furniss, 2011: 113)真理公司也说明文学局中暗藏的权力关系，其所构想的雇主与雇员、欧洲人与非洲人、殖民者与被殖民对象间的和谐关系过于理想化，殖民体系内建立的文学机构始终无法摆脱殖民统治体系的束缚，转而成为非洲本土文学发展机构。但不可否认的是，真理公司在豪萨语本土文学发展与北尼日利亚文化普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北方地区文学局
    1953年，北方地区文学局(Northern Region Literature Agency)成立。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成人教育部(Adult Education Department)对阅读材料持续增长的需求，北方地区文学局接管了真理公司的全部图书出版业务及《真理报》和《尼日利亚公民》(Nigerian Citizen)这两份最畅销的报纸。此外，它吸收和拓展了文学局的工作，出版学校用书、成人教育课程用书及其他“扫盲运动”的拉丁化豪萨文和阿贾米阅读材料。(Hayatu: 55—57)
    北方地区文学局多数职员来自成立之初的文学局，擅长文字和编辑工作，出版物内容丰富，包括各领域书籍、各州报纸、宣传歌曲、日历和交通法规等。用于扫盲的多数书籍使用富拉尼语、卡努里语、努佩语、提夫语和约鲁巴语等北方各州语言翻译出版。作为官方机构，政府为北方地区文学局提供充足资金，用于雇佣职员和购置印刷设备，多数书籍在真理公司印刷。此外，它出版了长达19页的书籍目录，大体涵盖6类出版物。
    1953至1959年期间，北方地区文学局出版了大量作品，在教育启迪、发展豪萨语本土文学作品和扫盲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因为得到政府全力资助，出版物只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免费发放成人教育教材和报纸，这耗费了殖民当局大量财政资源，最终使其不堪重负。1959年3月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后，北方地区文学局出版的各州报纸停止发行，土著当局的编辑返回各州工作。文学局于1960年倒闭，图书出版业务交由真理公司负责。(Skinner: 59)
    二、本土文学创作比赛
    欧洲殖民统治时期，在闯入非洲的所有文学体裁中，小说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最纯粹的欧洲产物。(马兹鲁伊：402)殖民地本土作家挪用小说这种外来的、异质的叙事手段，使之与非洲语境“混杂”进行创作，从而建构了殖民地文学话语。在短短几十年内，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速度极快，因而到处都产生了极为复杂的道德、世界观和其他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就成为非洲作家描写的对象，他们的创作因此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文献价值。(尼基福罗娃：2)
    1933年，本土文学创作比赛由北方教育局长费舍尔(Hans Vischer)提议举办，旨在向有阅读能力的非洲人提供可以负担的读物，并以此提高其阅读兴趣、为非洲本土文学发展奠定基础。费舍尔认为，本着创立本土文学宗旨的作品必须由非洲人自己创作，而非欧洲人，书籍必须进行销售。(East, 1936: 351)此后，费舍尔走访豪萨各主要城镇，尽可能将知识分子集中起来进行讲解，并邀请他们从事创作。他面临的首要难题是说服毛拉，19世纪初的宗教复兴使北尼日利亚原创作品多为纯宗教题材，或是带有强烈的宗教动机，多数用阿拉伯语书写，如同中世纪欧洲的拉丁文，阿拉伯语被认为是比母语更有价值的语言，因此非洲人毫不具备本土语言文学创作经验。本土作家们面临的另一困境是缺少创作范本，对于创造的理解局限于非洲传说故事和有限的阿拉伯语书籍。费舍尔则乐观地认为，作家和艺术家的产生并非遵循教育的常规路径，尤其在非洲；所以仍然有发现天才的机会。(East, 1936: 354)
    对于多数持抵触情绪的豪萨传统作家而言，通过小说创作推广的拉丁化豪萨文书写方式及豪萨世俗文学并不具备吸引力。因其既不具备宗教功能，也未记录重要的历史事件，散文小说及其他异质写作方式皆被视为与传统文学范式的对立。北尼日利亚和整个西非地区都有“讲故事”传统，豪萨传说(Tatsuniya)尤其盛行，但只具备单一的娱乐功能，故事的内容亘古不变，讲故事的人不能随意更改内容，措辞稍有不同都会受到听众指责。对于持有传统阿贾米认识论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而言，真实与虚假相混合的文学创作是不忠诚的表现，扎里亚翻译局推行的“新文学”与豪萨文化领域无法和谐共融，原因是书面记录的真实世界与虚构的、富有想象力的故事之间相互对立。
    此外，语言选择对非洲本土文学创作至关重要。殖民地将英语作为教育媒介用语的诉求导致学校高年级教学中本土语言被迫向英语让步，从而导致在使用欧洲语言进行的密集思维训练后，无法使用本土语言从事创作。“天赋”在早期就被引入了背离本土语言发展的道路，非洲人自此丧失了最重要的自我表达方式。正如法农指出，殖民者的语言包含着殖民主义的价值观，它制约了殖民地土著对自我的表达，促成了其文化的自卑和自毁情结，殖民主义是在种族和文化优越感与文化霸权掠夺的掩盖下出现的、为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服务的文化心理压迫模式。(阮建平：31—32)
    被誉为“非洲文学之父”的作家齐诺瓦·阿契贝(Chinua Achebe)把非洲文学归纳为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和种族文学(ethnic literature)，并指出，只有以作为通用语言的英语写成的作品才是民族文学，而用数量众多的本土语言写成的作品只能是种族文学。(姚峰：122)选择何种语言与非洲文学的属性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语言背后有着更为本质的问题，如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话语进行宰制。最典型的非洲文学是用民族语言书写的，即部落语言；非民族语言的非洲文学源于非洲与欧洲的接触；非洲文学需要源于并反映非洲社会状况和非洲的历史经验；非洲文学因此具有“政治性”，很少是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表达。(Shelton: 2—3)
    1933到1934年期间举行的本土文学创作比赛，标志着豪萨本土文学世俗化的开端，五部作品从比赛中脱颖而出，树立了拉丁化豪萨文创作 的豪萨当代文学作品风格。获奖者全部来自伊斯特亲自执教的卡奇纳师范培训学院，五部作品分别是伊芒(Abubakar Imam)的《一潭圣水》(Ruwan Bagaja)、卡加拉(Malam Bello Kagara)的《历险记》(Gandoki)、巴雷瓦(Abubakar Tafawa Balewa)的《谢胡·乌玛尔》(Shaihu Umar)、瓜尔左(Malam Muhammadu Gwarzo)的《提问者的眼睛》(Idon Matambayi)、塔菲达(Malam John Tafida)与伊斯特博士联合创作的《身体会如实告诉你》(Jiki Magayi)。(Yahaya: 95)费舍尔认为文学比赛的初衷已经达到，五部作品得以出版，每部篇幅五十页左右，以六便士的价格在殖民地不同规模的城镇市场出售。伊斯特认为，图书销售的目的是说服普通民众，书籍不单纯是由白人免费派发的“新政权的无聊发明”，从而使图书的真正价值被非洲人了解。(1936: 356—57)
    豪萨学术传统强调毛拉阶层的作用，这个现象在流行文学中依然清晰可见，小说由具有深厚伊斯兰宗教与学术根基的伊芒等学者创作。伊芒的创作才华尤其受到伊斯特的青睐，他建议殖民当局聘请伊芒加入殖民地文学局工作。文学创作比赛同时也揭示了豪萨传统作家与接受西方文学熏陶作家之间的差异，前者继续使用阿贾米书写方式或阿拉伯语写作，尽管有更多世俗散文问世，但仍归属“非虚假”范畴；后者则将小说和戏剧等元素融入文学创作之中。文学创作比赛通过其鲜明的世俗取向和对更为传统的书面文学中缺失主题的补充，掀开了豪萨文学崭新的一页，包括罪恶与惩戒、爱情与憎恨等情感话题，及犯罪、嗜酒、淫秽等社会议题等。主题、情节和欧洲教化下的豪萨语小说表征在植根于豪萨伊斯兰教育、道德说教紧密地结合下的现实与幻想、充满想象力的世界中发展。
    马兹鲁伊认为，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并不是单方面的被动吸收，而是积极的相互作用：外国文学能够作为一种智慧的源泉，改变欧洲文学，使之符合非洲土语说话的规律。(406)处于基督教表征的殖民者文化与本土伊斯兰教表征的被殖民者的“混杂”的情境中，作家如何选择文学创作的语言，如何对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写，不仅是为了解构西方殖民话语，也是反思和批判本土文化，使非洲文化生成新的意义，旨在建构当下的“非洲性”(Africanness)。(姚峰：121)因此，拉丁化豪萨文构成的当代豪萨文学流派既不是欧洲文学形式的翻版，也不是传统伊斯兰豪萨文学的拉丁化形式，而成为了汇集多种文学传统影响的独特表达形式。
    三、殖民地本土语言风格的蜕变
    文学局也高度关注自身对殖民地本土语言发展的影响，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文学局的流变通过殖民地本土语言风格蜕变得以体现，即“伊斯特语言”、“伊芒语言”和“《真理报》语言”。
    1932年，伊斯特开始管理翻译局后，殖民地出现了“伊斯特语言”(Istanci)，他致力于各时代作品的豪萨语译介和出版。翻译局只具有部分鼓励本土语言文学发展的动机，倾向于为殖民地官员提高豪萨语沟通能力服务，主要译介精心挑选的作品，从而使这个时期豪萨语文学发展呈现出“伊斯特语言”特征。
    1935年出版的五部文学创作比赛获奖作品中，最优秀的是伊芒的《一潭圣水》，与其他四部具有明显的豪萨背景作品相比，伊芒小说的情节元素和主题结构显然不是来源于豪萨传说。伊芒创作《一潭圣水》的灵感来自哈利利所著的《麦嘎玛特》，“《麦嘎玛特》中的阿布·扎伊度(Abu Zaidu)和哈里苏(Harisu)两个人物试图用诡计击溃对方。我的作品同样设置了两个人物，使用豪萨生活方式展现阿布巴卡尔(Abubakar)如何击溃祖尔基(Zurke)。”(Pwedden: 87)这种“灵感”成为受英国殖民当局策划、豪萨本土作家负责实施的“外来文学大众化”的根基。《一潭圣水》也标志着殖民地从作品直译的“伊斯特语言”过渡到将各国文学融入到豪萨心态蜕变的“伊芒语言”。伊芒的文学蜕变技巧由伊斯特亲自传授，他因此成为“伊芒式蜕变”的缔造者：伊斯特教会了我许多注意事项，例如在任何虚构故事中绝不允许有欺骗或欺诈行为的恶棍战胜正面人物，即使他在开始阶段似乎要赢，创作时也一定要以失败结尾。在翻译方面，如果有人用英语、阿拉伯语或其他语言进行表述，在翻译成豪萨语的过程中不应受制于内容本身，而应像翻译《古兰经》或《圣经》一样，充分了解其所叙述的内容，展现自身的母语天分。伊斯特博士将多样化的写作技巧传授给我，直到我全部掌握。(Pwedden: 87)
    1936年，伊芒在扎里亚耗时半年创作了《话语是财富》(Magana Jari Ce)三卷本，1937年出版。(Hayatu: 56)作品包含了印度、希腊、波斯、阿拉伯等多国文学元素，由八十个故事组成，主要由“鹦鹉”面向不同听众和场景讲述。伊芒对于鹦鹉的运用和讲述技巧来自波斯故事《鹦鹉之书》(TutiName)，讲述方式与《一千零一夜》雷同，因此也被誉为豪萨文版的《一千零一夜》。作者巧妙地将借用的文学技巧与豪萨故事传统讲述方式相融合、以娴熟的表现手法展现非洲现实生活题材，作品试图说明知识与智慧会超越任何权力。
    英国殖民者创造的“大众文学”模式也适用于非洲其他地区。例如，英国殖民当局在东非采取了与北尼日利亚相似的教育发展政策。1919年，坦噶尼喀成为英帝国殖民地时，教育系统随即现代化，1925年至1930年期间斯瓦希里语历经了标准化过程，斯瓦希里语读物的需求随之涌现，主要来自阅读方面和语言作为英国殖民地现代生活方式传播的媒介。1923年，达累斯萨拉姆教育部门发行了《今日事务》(Mambo Leo)月刊，包括各种类型的新闻和娱乐性文章，以及以连载形式刊登的外国文学作品译介。
    四、语言、权力与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文学局
    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权力结构的解构与重构同话语实践紧密联系，话语权力所形成的真理机制把知识和权力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话语霸权。殖民统治时期豪萨语在北尼日利亚的运用是以语言为中介固化权力等级结构，从而使宗主国有关“真理”、“秩序”、“现实”等概念在殖民地得以确立。
    本土语言与殖民地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知识”作为媒介构建，殖民地文学局担负了本土语言知识“具化”的任务，将殖 民统治者的认知通过本土语言和本土化方式进行表述，从而合法地将其转化为殖民地本土“知识”。通过“知识”自身形式和传播方式的转变，对殖民地原有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侵蚀，将内容严格固化、带有强烈伊斯兰宗教动机的文学题材转变为真实与虚假混合的文学创作题材、将口头文学传统和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转变为阅读文本和图书发行，按照殖民统治者的方式向被统治者进行意识形态输入，从而引发殖民地社会文化生活的重大变革。
    殖民地“知识”制造过程的流变通过“伊斯特语言”、“伊芒语言”和“《真理报》语言”的演变过程得以体现。从“伊斯特语言”到“伊芒式蜕变”标志着从作品直译过渡到将各国文学融入豪萨心态的转变。伊斯特作为“伊芒式蜕变”的缔造者，充分利用了豪萨语作为象征性权力具有的隐蔽性特点，使豪萨人产生了对本土语言表述的“知识”拥有所有权的幻觉，从而自发地认同其合法性。《真理报》在殖民地社会领域内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建立是通过将“《真理报》语言”塑造为“树立标准拼写规则和制定出版物语言风格”的典范，将豪萨学者伊芒置于与欧洲雇员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将真理公司和豪萨编辑伊芒分别塑造为殖民进程中的代理机构和代言人角色。通过殖民地语言风格的蜕变，殖民地文化资本披上了合法性外衣，在貌似民主和文明的表象下面，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以更为微妙的方式运作，文学局成功地充当了殖民地卫道士的角色，将各种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遮蔽起来。
    在殖民地意识形态传输过程中，当局采取欧洲与非洲本土合作的方式，试图用一种本土化方式诠释“知识”，并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构建一种看似公正合理的“关系假象”，以此加强其“知识”在殖民地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自此，殖民地权力通过文学局制造本土语言语法书、词典、课本等在内的“知识”，全部成为“话语的构成”并定义了殖民地认知空间，从而将知识的本土形式转化为殖民地权力本体的组成部分。这些知识同时说明，殖民地本土知识分子占有的知识空间遭到殖民统治者入侵，使其自身和所具备的本土知识同时沦为殖民统治的工具。这些本土语言的语法书、词典、课本等出版物以“权威身份”指导殖民地本土知识分子进行书写和阅读，从而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完成了殖民者意识形态的传输过程。
    结语
    豪萨人在心理、精神和文化方面是从事非洲研究者必须了解的一种典型，而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像文献一样精确地描绘了现代非洲人，对这一典型的特点表现得最为鲜明，为其他任何资料所不及。(尼基福罗娃：418)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文学局是英国向殖民地进行文化传输、实施文化霸权的重要途径。通过翻译局、文学局、真理公司和北方地区文学局等一系列官方、半官方文学机构的发展演变，以及殖民地“伊斯特语言”、“伊芒语言”和“《真理报》语言”风格的蜕变，解构了北尼日利亚殖民地“软权力”及文化霸权的实施。文学局在豪萨文学现代体裁的形成、题材的改变、语言的现代化等方面产生了无可限量的影响，其流变过程体现出殖民地对非洲本土文化、文学本体反思及对宗主国文化的抵制、接受和适应。在殖民地文化语境中混杂元素影响下，文学局改变了非洲本土语言文学发展的原始风貌，演变为殖民统治者留给非洲最为深远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