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信片》：历史、明信片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分

 1992年，凭借短篇集《心灵之歌故事集》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安妮·普鲁推出了长篇小说《明信片》(Postcards)。对于这位57岁才首次发表长篇的女作家，《明信片》具有史诗般的维度，它通过追踪主人公劳尔·布勒德近半个世纪的自我放逐，记录下封闭的新英格兰社区遭遇产业化冲击的时代巨变。
    然而，《明信片》中记录的历史却并非主流的美国战后史。小说中并没有直接描写二战胜利、东西方冷战、核竞赛这样影响世界的“大”事件；而那些最终在文中出现的相对“小”的事件，如妇女解放运动、学生反战运动、黑人城市造反、“返土归田”运动、动物保护与环境保护运动，也仅仅是劳尔在流浪途中懵懂经过的背景。普鲁有意回避了被普遍认为推动或阻碍了社会发展的重大史实，而选择以劳尔一知半解的视角，将整个美国乡村的城镇化、现代化进程消解于繁杂的事实碎片中。
    一、历史：“偶然”的不走运？
    《明信片》的故事始于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当时血气方刚的青年劳尔正雄心勃勃地准备用新科技变革传统农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高中阶段修完了农业、农艺及实践课，并在农业进修学校学习了一整年的奶场管理；他梦想着技术革新，订阅《农场杂志》，规划用最新品种的奶牛逐渐替换原有的老品种，用通电围篱替换旧的带刺铁丝围篱。青年劳尔代表着启蒙以来储存于西方文化记忆中的技术至上理念，即相信依靠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可以有效地掌控自然，提升效率与产能，大踏步地迈入现代化和幸福。作为人类理性与近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技术理性就其特征而言，就是对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和功能性的追求。技术理性带有浓郁的工业主义气息，也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思想，它与美国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一经结合，就构成了带有典型美国梦基调的对于历史与社会进程的乐观主义态度。然而劳尔所有的宏图大志都随着他错手杀死女友彼莉而终结。随后漫长的44年中，劳尔的“坏运气”一直如影随形：钱被偷光，遇上矿难，合伙人暴毙，农场失火……他不断地从一处流浪到另一处，从一个行业换到另一个行业，漫无目的地挥霍着自己的才华，直到强悍莽撞的生命力最终消耗殆尽，存身立命的原始土地也全都被现代化所覆盖。此外，劳尔的“坏运气”仿佛魔咒一般，也蔓延到了他的家人和周边的每一个人身上。由于身为长子的劳尔突然离家，父亲在盛怒中枪杀了所有的奶牛新品种，固执地坚持用最原始的奶牛养殖方法，结果在与现代化畜牧业的对抗中惨败，孤独地在狱中上吊自杀。别的农场主日子也不好过，千万户的农场都破产了，浩浩荡荡的人群离开了熟悉的乡村土地，拖家带口涌入了城市的机械工厂。就在这样普遍的“坏运气”中，劳尔所熟悉的世界被完全破坏，他最后在贫病中暴尸荒野。
    在小说中，普鲁对于历史信息的处理耐人寻味。劳尔个人悲剧所发生的社会背景被作家刻意分割成许多断裂、变形的文化碎片，并通过暗指、影射的方式，将美国社会战后近50年的历史变迁悉数囊括其中。
    例如，劳尔被偷的钱是他在芝加哥的飞机制造厂打工赚的。这个重要的文化信息在小说中被凝缩成一封简单的、手写的明信片，寄向了佛蒙特州早已支离破碎的老家。芝加哥是美国的工业重镇，至今仍是美国第三大城市，五大湖地区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最大的铁路枢纽。史学界一般认为芝加哥的崛起是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最直接证明。这个城市在二战期间迸发出巨大的军工生产能力，为美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使战后之初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一度占世界总量的一半，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芝加哥也因此被誉为“美国的心脏”。某种意义而言，芝加哥正是美国在20世纪崛起的一个象征。但这个城市的繁荣，却是建立在美国传统的家庭农庄整体的“不走运”之上的。30年代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和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打碎了个体农庄的经济美梦，大量家庭因为拖欠贷款而被银行强行冻结资产，拍卖房屋，其中个体小私营业主受到的冲击最大，劳尔家的农场不过是这一产业变迁时期新英格兰地区传统农牧业凋敝的缩影而已。那些破产的农户满足了战后大城市对于新鲜劳动力如饥似渴的需求，曾经是自由的、个体的劳动者，最终都在高薪的诱惑下沦为了工业大生产流水线上轮轴转的血肉零件。在工厂严格的作息流程和机器单调的轰轰巨响中，美国最终完成了“从一个巨大的、农业的、乡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传统的社会，向一个工业的、城市的、一体化的、全国的和现代的社会的转型”③。但是，在小说中，劳尔对于历史的变迁既无法理解其影响，亦无力利用其力量，他只是本能地抗拒着机器时代对于人性的侵蚀，无意识地、徒劳无功地拒绝着历史的洪流。他通过明信片上的片言只语，简单地总结自己在工厂的生活：“挣得不错但时间难熬，不是个待人的好地方。”④最后他选择了离开城市。
    劳尔再次遭遇的“坏运气”所对应的历史背景则是美国的黄金货币体系改革。玛丽·莫哥金矿场是位于马里兰州的一个贫瘠的非法矿场，劳尔在此工作，并在一次矿难中侥幸逃生。这章章首的明信片的落款时间显示矿难发生在1951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线索，因为马里兰州最后一次有案可查的产金时间正是1951年，产量是区区21盎司，小说中的玛丽·莫哥金矿场因此暗指马里兰州最后一个金矿。位于东部的马里兰州从未像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那样出产过大产量的金矿，由于地处岩石地带，金矿储量少而分散，开采难度大，所以该地小作坊式的采金一直就是高伤亡、高耗损而低回报的。以玛丽·莫哥为例，“30％的耗损，无论是黄金还是人员”(Postcards: 101)。不过尽管如此，由于与华盛顿近在咫尺，马里兰州在历史上依然吸引了大批淘金客，至今也保留了许多小矿场遗迹。它的最终衰败主要是因为政府持续加强对黄金的监管和控制。1933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引发的银行危机，罗斯福总统出台了《黄金储备条例》，禁止自由铸造金币，事实上取消了金本位制，从而形成了美元兑换制度，并将金价提高到每盎司35美元。1942年，罗斯福又签发总统令关闭了所有的美国金矿。1944年，为建立统一的世界货币体系，美国主导召开了 世界货币金融会议，决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元取得了等同于黄金的地位，成为世界各国的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统计数据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1946年美国的黄金储量占当时世界总储量的59％，几乎全世界的黄金都通过战争这个机制流到了美国，美元的国际地位也因其黄金储备的实力得到稳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玛丽·莫哥金矿场得不到合法经营的机会，资金紧张，根本无暇顾及设备更新与作业安全，劳尔的“坏运气”也成了历史的必然。
    同样，劳尔失败的找矿经历在普鲁的笔下几乎凝缩了美国整个“动荡的60年代”。随着一张简短的明信片将核工业、军备竞赛、美元危机、越战、学生运动、嬉皮运动、摇滚热等众多重要历史事件悉数引出，劳尔的个人努力再次遭遇了历史的嘲弄。劳尔寻找的是铀矿，直接关联的便是美国的核工业发展。核工业在美国始于二战，由于需要巨大的铀矿保证，铀矿勘探热随之兴起，但是劳尔入行的时间显然已经晚了，明信片显示的时间是1963年，“……他正好赶上了政府削减开销的时候。收购站关门了，最低价格保证也没了”(Postcards: 174)。这一时期，常年的军备竞赛使美国财政赤字巨大，国际收入情况恶化，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大量资本出逃，政府不得已紧缩预算，核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时期，铀矿勘探也进入了高科技时期，“那些时髦的家伙用直升机和飞机，使用1500多美金的仪器搜索地面的闪光砾层，只能人工翻地找矿的日子就很难过了”(Postcards: 174)。随后铀价格的重新扬高则暗示了越南战争的开始：“价格再次又起来了，这一次，价格高得连高装备的家伙们都对低品质的矿石感兴趣了。黄结块③勘探。到处谈的都是生产规模。矿石老鼠消失了。现在都是大生意了，深矿，酸性浸出，化学提纯，公司勘探，有毒废料和矿渣，泥浆堵塞了溪流，大规模的死鱼和满山的动物尸体，冒着臭气的矿渣。”(Postcards: 174)而大规模的开采与提炼产生了核废料的随意倾倒，实际上，美国现代环保运动正是从反对核污染和化学污染起步的：“在战后初期，环境问题主要是烟尘污染，而到了六七十年代，对空气污染的担心已经被对化学污染和核污染的恐惧所替代。”④由于人工找矿越来越艰难，劳尔转而寻找古生物化石，最后指导他挖掘的古生物学学生也同样遭遇了厄运：参加摇滚派对醉酒身亡。这一“偶然性”事件再次巧妙地将劳尔懵懂的个人生活与60年代的学生运动相连：虽然学生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反对越战，但其副产物则是反对权威、反对传统、反对既有秩序的嬉皮运动与摇滚热。
    劳尔每况愈下的人生际遇被普鲁以讥讽的笔触悉数变为个人的“不走运”和历史“不当心”的玩笑。1968年劳尔寄出的明信片宣告了他企图重拾农业梦想的决心。这一年他51岁。但倾尽半生积蓄购买的小农场，不过一年时间便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对于个人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起因不过是“一个狗娘养的麦当劳经理觉得他的停车场上全是野草，就倒了些汽油，想把讨厌的东西处理掉”(Postcards: 229)。这种“偶然性”的表述具有极强的讽刺效果，个人的悲剧并不会在文字记录下来的“正”史中留下任何痕迹，最后载入史册的只有快餐业的繁荣史——工业社会中新消费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一年对于麦当劳是一个辉煌的年份：它拥有了第1000家店铺，并成立了国际业务部，成为发展最快的世界性企业。同样是1968年，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浪潮也达到了顶峰。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在劳尔邻居的小儿子身上一览无遗：“他从越战回来后就变得愤世嫉俗，一个人搬到了棚屋，以树皮盘盛食，用尖棍子或刺刀挑来吃……依然在血污中不能自拔。”(Postcards: 220)不过农庄里的普通民众似乎完全没有史书中所表述的那种政治自觉性，反而对于历史的受害者毫无同情之心。这个只有22岁的越战“老”兵被认为“在农场里帮不上什么忙”，因此他的父亲准备将他饿死，连续一周没有给他任何食物。冠冕堂皇的“大”历史具有强大的藏污纳垢的本性，作家点到为止，读者也只能在想象中恢复主流话语内部的裂缝和断点。
    某种程度而言，劳尔的“不走运”代表了美国传统的英雄理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合时宜。长期起来，以西部精神为核心，美国理想化的形象是体魄强壮、能单枪匹马掌控各类自然环境的男性胜利者；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急速发展引发了大量环境问题，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质疑，环境保护运动与动物保护运动随之兴起，牛仔英雄的渔猎技巧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小说中，普鲁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再次将历史的必然转变为一种反逻辑的玩笑。劳尔本因猎狐赚了大钱，但是因为他拒绝了黑熊偷猎团体的邀请，不得已远走他乡以免引火烧身，结果那些偷猎者轻松获得几百万美元的收益并逍遥法外，偶有被抓获的，也不过是“500美元的罚款和30天监禁，缓期执行，罪名是‘非猎季捕猎’”(Postcards: 292)，而由偷猎引发的动物保护运动，却使得皮草贬值，最终导致劳尔的猎狐生活难以为继。
    劳尔对于自身的不走运，认识是非常局限的。他只知道有日本人愿意花大钱购买熊胆和熊掌，所以刺激了黑熊偷猎，因此除了骂上一句“日本人就是有钱烧”外并无他法，他的个体经验不足以让他看清这一事件背后，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经济的腾飞。当时随着日本的制造业行销世界，日元升值，手里挥舞着美元的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大肆购买，使“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⑤。这些在史书中反复研讨的重要历史，在劳尔个人的历史体验中，则完全处于非意识的状态。
    显然，对于历史的文学表现，普鲁并不遵从正史中对“宏大事件”的“客观呈现”原则，而是通过被遗忘、被边缘化的他者角度，以一知半解的狂欢化态度，将历史事件降格为个体人生荒谬的“点缀”。通过跟踪劳尔从壮年到死亡的颠沛流离，普鲁使各式各样的文化事件以缩影与痕迹的形式依次粉墨登场 ，貌似偶然、无序，彼此断裂、交错，但又大量留白，充满了意义的省略和跳跃。
    二、作为信息载体的明信片
    普鲁在小说中选择了明信片这一非常特殊的信息载体。1980年，德里达出版了《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及其他》⑥，并借由《邮寄》(“Envois”)一文表明，明信片隶属的邮政发送系统隐藏着不确定性，明信片的传递方式既强化又取代了传统书信小说的书信文类特质，因而明信片的旅行成为了一种符号的解构性意指过程。对于普鲁而言，明信片上的文本具有的碎片性、异质性，为其表达独特的史观提供了绝妙的信息载体；同时，明信片具有“延异”和“半私密半公开”的不确定性，使事件的叙述成为了一个经由多元读者的诠释而不断散播差异的过程；最后，明信片的对话性及其所构建话语的共时性，也进一步瓦解了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的权威性，使得众多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彼此不断颠覆与解构。
    《明信片》共58章，其中有47章以明信片开篇，另有一章以剪报开篇，剩下十章是“我的所见”⑦。嵌入正文叙述的明信片(或剪报)形式丰富，有手写的，也有机打的，有潦草的，也有工整的，有的言语随便甚至粗野，有的斟词酌句别有用心，有去信也有来信，有广告信也有诈骗信，有的信件没有时间，有的则没有落款，更有“查无此人”被退回的……这些特征迥异的明信片构成了众多异质信息的杂糅，使得《明信片》中所记录的历史充满了拼贴和空白。
    就叙述话语而言，以投递为目的的明信片本身担负明确的会话功能，但由于明信片的延异性与半私密半公开性，明信片的书写者往往不能尽其言，阅读者也不能全其意。例如，尽管劳尔不断寄明信片回家以“保持联系”，但因为害怕泄露行踪，从未留下过回信地址，因此他和家人的交流永远只是单向的、自说自话的。此外，劳尔寄出的明信片始终保持同一指向，即家乡的妈妈、爸爸、弟弟德波和妹妹莫奈，仿佛明信片的另一头是个恒定不变的世界，没有人会老，没有物会改变，全然不顾现实世界的各个角落早已分崩离析的事实；因此，对于劳尔，明信片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是存在的象征，通过不断地向过去投递明信片，劳尔得以强化自身与记忆中的家园——伊甸园——的关联，对于光辉过去的回望成为他苦苦坚持的唯一支撑。一旦这种联系中断(在小说中表现为存量的明信片最终消耗殆尽)，劳尔的生命也自然走到了尽头。
    小说中明信片(或剪报)的另一主要功能是为支离破碎的叙述确立时间轴。明信片上记录的历史杂乱地散落在旧物盒中，需要整理、补充和编辑。例如，劳尔的年龄一直是个谜，直到小说的第33章，文本才首次告知劳尔当时51岁，但具体年份依然缺失。线索隐藏在第34章篇首明信片的落款中：1968年3月11日，由此倒推出1944年劳尔离家时29岁，1988年去世时71岁。同样，劳尔母亲珠尔的年龄确认也被延宕，读者只有通过第39章的明信片日期(1969年)才能追溯、拼接出其生平的主要时间点：在1944年小说开场时46岁，丈夫自杀时54岁，69岁凭借自己的棒针手艺收获了人生的第二春，74岁独自驾车探险最终林中遇难。随着明信片的纷至沓来，劳尔一家的五位成员共同组成了一个同心圆，共同记录下了由某一个偶然的点(劳尔误杀彼莉)所引发的各自独立向外的人生轨迹。整体上小说也根据明信片显示的时间线索分成了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五个部分。
    然而，在各时间段内部，普鲁有意打乱了传统的历时性叙述，以一种立体的、多层次的时间游戏模式来表现主题。由于明信片的内容均采用现在时，排除落款时间的影响，这些陈述彼此间实际上拥有平等的时间地位，即众多的历史时间被共时地再现出来，一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表述的：“话语通过片段而被固定：一些永久性的不牢固的碎片。”⑧普鲁在小说中建构的话语片段充满了模棱两可的含混和矛盾，彼此颠覆与解构，使得事实记录不断以崭新的方式呈现与解说，历史成为了一出“真理游戏”的探索。例如，1945年劳尔开车遭遇的那场龙卷风带有强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那个名叫“蓝·天”的印第安人真的拥有召唤龙卷风的神力，抑或只是个虚张声势的小偷，卷走了劳尔藏在鞋子里的钱？第41章一位陌生女人的明信片确认了曾经有一只男人的鞋子被发现，里面藏有一张肮脏的百元纸币，似乎暗示那就是劳尔在龙卷风中遗失的鞋子和钱，但紧接着在第42章“我的所见”中，劳尔居然在一堆精神病患者的旧卡片中发现了“蓝·天”的照片，上面的署名却是“水·毛·颏”。于是，文本出现了重叠和抵触：究竟是劳尔认错了人，还是“蓝·天”真的是个精神病患，所谓的召风呼雨不过是臆想的巧合？在第53章，一张旅游推广的官方明信片介绍了一件奇闻：1945年的龙卷风将一辆车刮到了树顶，结果成就了当地一景；但第56章明信片上的讣告，又再次为这一事件蒙上迷雾，讣告中宣称本周五“乔·蓝·天”因病去世。他因1945年的龙卷风双目失明，此后将余生献给了传统草药研究，成为传奇人物，被誉为“国家财富”。不同的叙述视角将传统的史与志统一、连贯的话语单位分离成分散、异质的身份并存，相互或吸引或排斥，或补充或否定。这样的矛盾语境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增添了历史经验的复杂性，使得故事/历史的解读更接近于一场游戏，历史的真实性不再取决于客观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只在叙述者特定的知识阈中才具有意义。
    同时，鲁普在40年代的明信片组中还插入了两张20年代的旧明信片，为小说的多声部对话增添了一组非常有意思的“熊”的声音。第一封熊的明信片出现在第三章，时间是1923年，内容是某位摄影师告知明信片公司自己弄到了一张很不错的熊的照片。该章结尾处，劳尔意外得到了一大沓印有熊的明信片，由此开始了长达44年的投递。第二封熊的明信片出现在第五章，时间是1926年，陈述由于电栅流行致使大量野生熊触网而死的事实。该章正文则简短跟踪了一头熊的历史——原来它就是劳尔明信片上那只被摄了像的熊。显然，熊和劳尔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喻关系。他们都是 家中兄长，却无力救助母亲和手足，只能保全自身。他们都曾大难不死，性情易怒狂躁，对时事的变化视若无睹，以致最终被时代所淘汰。第56章，年迈体衰、满身伤病、四处流浪的劳尔几乎已丧失了人形，蹒跚着在饭店外的垃圾箱翻找食物，那一刻，他便和那只在度假屋的垃圾箱里翻食的熊完全重合，两者都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所归依并最终覆灭。
    然而，劳尔和熊的失败是否就意味着那些踌躇满志、企图顺应时势之人的胜利呢？通过大量貌似与布勒德家族成员无关的“他人”的明信片，普鲁巧妙地用另一组叙述声音提供了答案。与邻居维特金家族相关的系列明信片见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返土归田运动的烟消云散。第22章，47岁的富兰克林·维特金医生刚刚举家跑到乡间定居，怀着对乡间自然的满怀憧憬，兴冲冲地通过明信片订购最好的猎靴。第43章的明信片显示富兰克林已完全沉浸于野营活动，并暗示他与亲人渐行渐远。至第57章，富兰克林消失了，其子凯文成为叙述者，而此时凯文的生活已陷入泥潭，精神也在崩溃边缘。该章明信片巧妙地将凯文与劳尔弟弟德波的生活串联，从而设置了一种等位对比：返回乡土的老都市人与逃离乡土的新都市人。明信片的内容隐射凯文正成为德波的诈骗对象，旧有的社会阶梯已经颠覆，新的秩序却还没有建立，生存危机与道德危机同时虎视眈眈。出路究竟在哪里？故事中所有人物自食恶果的结局表明，至少普鲁对于进步论的历史观持怀疑态度。
    三、普鲁的地域历史小说创作和法国年鉴学派
    普鲁的历史观与法国的年鉴学派素有渊源，这与作家本身的学术与文化背景相关。普鲁1969年从美国佛蒙特大学历史系毕业，1973年获圣乔治·威廉斯大学(现改名为康考迪亚大学)文化史硕士，兼修加拿大北部及中国古代史，后在该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主修文艺复兴时期经济史)，最终因为经济原因不得已在学位论文阶段放弃。普鲁同时还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其父为法裔加拿大人，硕士与博士均就读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考虑到法国的年鉴学派及其所代表的“新史学”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法国史学界享有的主导地位以及对全世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且普鲁所就读的圣乔治·威廉斯大学也以年鉴学派为长，普鲁的地域历史小说应该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史观影响。杜伦仕在《年鉴学派对安妮·普鲁的地理想象的影响》一文中这样总结：“普鲁的作品经历了从强调‘长期的社会结构’到挖掘被传统史学所忽略的‘偶然’的转变，作品对原始地貌与地名的探求，在地景描写中运用的有机一体的隐喻模式，表达了作家对于环境决定论与或然论的辩证思索，并选择以普通人的材料来重构国史。普鲁的作品浓缩了当时各种思潮的精华，而正是这些同样的思想最初孕育了年鉴学派的诞生，并在史学领域开辟出了新的疆土。”⑨
    年鉴学派早期的主导理念有三点：一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二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三是打破专业的严格界限，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进行跨学科合作。⑩纵观普鲁的小说创作，作家有意淡化对于历史重大事件的记录，以普通人繁杂无序的生活记忆，探索社会边缘和非公认价值。普鲁本人曾在访谈录中坦言：“我非常喜欢法国的年鉴学派，那种强调对普通人的生活进行细致观察的先锋派做法……我的小说就反映了这种倾向。”(11)同时，她也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年鉴学派“包罗人类生活的一切因素”的原则。(12)在收集创作素材时，普鲁不拘一格。她广泛阅读修理工具书、礼仪教本、俚语词典、城市指南、职业索引、地质学专业书籍、地方天气记录、植物宝典以及地方志和本地报纸等等，也会拜访墓地或废弃的轧棉厂，随手拍摄路边的谷仓和房屋，在酒吧、商店与洗衣房同当地人交谈。(13)以《明信片》中边缘人劳尔的逃亡史为代表的文学创作，正是普鲁对于眼光向下的大众史观的呼应。
    普鲁选择的明信片也是年鉴学派所推崇的“新史料”中的突出代表。首先，明信片上的文字基本上属于非官方记录，强调大众日常生活，表达个人思想；其次，明信片上的图片相对于文本更独立，更少被删改，因而也更为可信。20世纪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以“心态史”为旗帜，在史学方法上作出了重大突破，其中，重视图像材料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此外，作为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证词，明信片本身的历史和文化指征也颇为耐人寻味。自从1869年诞生于奥地利并迅速风靡世界，明信片开创了一种公开、实用且经济的通信方式，成为工业进步和通讯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89年后出现了带有插图的明信片与摄影明信片。风光明信片一度畅销，成为最廉价的旅游纪念品，小说中劳尔使用的明信片就属于这一类。他顺手牵羊的一大沓明信片，背面图案是一只野生黑熊，由于黑熊是劳尔家乡佛蒙特州最具特色的生物代表，那叠明信片对于劳尔而言便成为了家的象征，几十年来慰藉了他逃亡的漫漫之路。然而，一战后，随着交通和电话的发展，明信片的吸引力一度迅速下降，作为一种通讯方式的没落，它在小说中也隐喻了劳尔的不合时宜。1978年，随着巴黎民俗与艺术博物馆举办第一届邮政明信片大型展览，明信片上附着的丰富文化内涵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明信片又重新变得流行。由于通常记录在明信片上的都是代表性地标景观与风俗人情，随着社会变迁，这些历史性存在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了，留在明信片上的影像便成为了弥足珍贵的记忆和证明。正如法国昂底布市明信片博物馆馆长克里斯蒂娜·迪弗兰德尔所说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狂热最值得注意的结果是出版了一些地方性和地区性历史书籍，这是明信片的集邮者寻根觅源的成果，而他们则一跃而成为历史学家。”(14)至此，古老的明信片最终超越了单纯的通讯功能，成为“方寸间记录历史”的代表媒介。迪弗兰德尔同时指出，“当前的倾向是搜索地区明信片，收集并分类整理一个特定地区或区域的所有明信片”(15)。这种带有地域历史考古倾向的努力最突出的成果便是美国阿卡迪亚出版社出版的“明信片历史系列”。该系列旨在通过明信片收藏挖掘 美国的地方传统，揭示出一个时代典型的社会与文化风貌，至今已经出版了近七百本。
    事实上，这一类“明信片历史系列”展现的正是年鉴派历史学家所大力推进的地理历史研究方法。年鉴学派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尤为推崇一种新的“地理历史”，认为“历史是不能脱离于其地理环境而独立存在的”(16)。普鲁的创作同样注重地理与历史的结合：“地域和历史是我的小说的核心，无论是泛泛而言，还是具体到某个地方。美国北部的农村，经历重要经济变革的地域文化，还有被人们珍藏在心的理想世界的幻象——即便这幻象是多么遥不可及，人们也愿意无视他们真实的艰苦、恶劣的时空条件。这类的东西让我着迷，我写的就是它们。我审视人们的期待与自我评判以及现实经历之间的历史偏差。”(17)因此，普鲁力求地景描写的翔实与社会再现的精准，她的作品不仅弥漫着强烈的历史意识，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继《心灵之歌故事集》与《明信片》聚焦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之后，普鲁出版了三部描绘美国西部的《怀俄明故事集》以及一部关注美国南部长条地的《老谋深算》。前一系列揭示了美国西部的神话陨落，后一作品则探讨自然生态传统与工业化扩张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普鲁的文学疆土不但覆盖了美国本土的东西南北，而且还朝北延伸至加拿大，《船讯》即以纽芬兰岛特殊的历史与地理为文化背景，讲述了一段糅合生态关怀与区域重构的寻根之旅。此外，《手风琴罹罪史》更是通过追溯一架手风琴辗转易手的流离史，勾勒出近百年来北美大陆不同族裔的一幅细密、完整的移民路径图。正因如此，2009年出版的《21世纪美国小说家》一书将普鲁明确定位为“通过地域历史书写虚构作品”的作家。(18)
    在地域历史的创作实践中，普鲁也明显受到了法国著名地理学家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影响。布拉什是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正是他的地理学新流派运动为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创立独特的地理环境观提供了首要动力。布拉什推崇地理学家在近距离观察后绘制地理景观，他曾用长达20年的时间遍访法国各地，贴近农民生活、体察乡土民情，寻求不同区域的文化和地方特色。同样，普鲁在小说创作中也宣称调查研究是其第二性。(19)创作《船讯》时，普鲁曾先后九次到僻远荒凉的加拿大纽芬兰，聆听、走访、做笔记，力求更加深刻地理解地域历史；创作《怀俄明故事集》时，作家更是直接购屋定居怀俄明州。
    但是，虽然普鲁以严谨的史料考掘为基础，她在小说中表现的历史，却如《明信片》中所呈现的，强调借助信息载体本身所具有的碎片性与异质性，着力把历史分割为互不关联的碎片，把历史的整体性化为众多异质性的对象。事实上，普鲁的小说《明信片》与作为新“地理历史研究”代表的“明信片历史系列”之类的出版物都具有同样的解构性。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在《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中提出，第三代年鉴学派与第一代、第二代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断裂”，即第三代学者放弃了历史的结构和整体观念。多斯特别以系列史为例，认为由于系列史把结构分化为事件系列，而省略了其间的关联阐释，使得此类解构主义史学的主要特点“是描述性而不是解释性，是实证性和经验性而不是科学性”(20)。第三代的年鉴派学者实际上已经与布洛赫、费弗尔和布罗代尔主张的“全面历史”分道扬镳，转而投向了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表述的后现代史观。
    不过，由于福柯反对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和参考对象，强调不应以“臆想的连续性来预设分析论说”，认为历史学不应再探索进步，而应当发觉众多不连贯的瞬间，研究对象因此日益趋向支离破碎，第三代的史学家也最终走入了怀疑时期。(21)普鲁的地域历史小说创作，似乎也在表达着同样的怀疑态度。以明信片以及绳结与手风琴图案(22)为代表的特殊信息载体，呼应了第三代史学家对于“新材料”、“新方法”的召唤，而日常生活记忆的强调，表现的正是历史的碎片化，表达了对大统一立场(譬如理性、现代性及人类解放等概念)的反拨。当然，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史观是否正确，是否会将历史研究带入终结尚有待论证，但普鲁的地域历史小说创作，确实表达了她个人带着浓厚年鉴学派背景的史学思辨。
    注释：
    ①W. A. Thompsom, "Population Fact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8(1923), p. 578.
    ②Annie Proulx, Postcards, New Yorker: Scriber, 1996, p. 67. 本文关于《明信片》的引文均为笔者根据该版本自译，后文凡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重铀酸铵(Ammonium diuranate)，又称铀精矿，黄结块，以黄色外观得名，是铀生产中一种重要的中同产品。
    ④Hal K. Rothman, Saving the Planet: The American Response 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van R. Dee, 2000, p. 7.
    ⑤王文娟《美国：日本的第四十一个县》，载《长江》，2008年11月7日，http://finance. 2008/11/0714272635600. shtml。
    ⑥See Jacques Derrida, 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⑦“我的所见”在功能设置上类似帕索斯《1919》中的“摄像机眼”，以印象主义的表现手法，用流动的镜头映出一连串表面毫不相关的形象碎片，记录下某位主人公(主要是劳尔)的直接观感，频繁打破作品原本的叙述主线。
    ⑧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13页。
    ⑨Stephanie Durrans, "The Influence of Annales School on Annie Proulx's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in Alex Hunt, ed.,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of Annie Proulx: Rethinking Regionalis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p. 20.
    ⑩详见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 6年。
    (11)Annie Proulx, "An Interview with Annie Proulx", in The Missouri Review, 22. 2 (Spring 1999), http://www. missourireview. com/archives/bbarticle/an-interview-with-annie-proulx.
    (12)亨利·贝尔于1900年创立《历史综合评论》时所提出的重要理论，即历史综合理论。
    (13)See Annie Proulx, "An Interview with Annie Proulx".
    (14)"Postcards-the emails of their day!", in Union Postale, 1, 2003 (Jan. Feb. Mar.), p. 48.
    (15)"Postcards-the emails of their day!", p. 48.
    (16)Paul Claval, "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in P. H. Amstrong and G. J. Martin, eds., Geographers: Biobiblio-graphical Studies, vol. 22, New York: Continuum 2003, p. 39.
    (17)Annie Proulx, "An Interview with Annie Prou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