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活着》、《一个地主的死》的特征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有其特有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历史性和文本性的制衡与倾斜以及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1]
　　一、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
　　海登·怀特曾指出，历史的事件虽然具有真实性，是客观存在过的，但是他是过去的，是我们所无法感同身受的，因此它只能以“经过语言凝聚、置换、象征以及与文本生成有关的两度修改的历史描述”的面目呈现。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并不具有真实可靠性，而是附加有历史记录者个人或团体特有的情感色彩的再次记录。在传统历史主义的观念看来，根据历史所生成的文本，往往以一元化、整体连续的面目出现。但是一元化的历史常常摒弃历史的复线与多样，而将更多的关注投向具有鲜明阶级特征的政治叙事。新历史主义则一改传统历史主义的观念，将目光聚焦于通常所不被注意的或与传统历史主义观念不完全同步调的历史景观。注重将单线的历史复线化、多样化，将注意力放在整体宏大的历史中的细枝末节，将大写的历史小写化，具体化。
　　在传统历史主义的文本中，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是较多被反映的，尤其是解放军如何浴血奋战、人民群众如何支持配合解放军，这些都是重点描写对象。但是对于国民党的溃逃常常是很程式化的一笔带过。《活着》中则一反传统历史主义文本中的主体描写解放军方面，而是将目光投入被围困的国军，反映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对解放军的态度以及在包围圈中的生活等等。这些可能是传统历史主义文本中所从未触及到的。尤其是在包围圈中不同的人对战争、对自身命运所持有的态度，将战略反攻包围数十万国军这样一个单线历史复线化了。作为军官的连长，知道战争无法继续下去，所说的“委员长的救助”也是无法兑现的，于是他选择携款逃跑。作为被拉来做壮丁的福贵等人，是急切的想要回家，他们更希望对面的解放军打过来，能够解救他们。作为国军中以打仗为谋生方式的小兵，他们不在乎是替国军打仗还是加入解放军，他们也没有牵挂，他们更愿意投降然后倒戈继续战斗。这些在不同人的眼中所看到的历史，充分的完成了将传统的单线历史复线化的任务。
　　在《一个地主的死》中，同样存在着单线历史复线化。如果说从传统历史主义的观念来说，这部作品作为单线的历史应该是王香火一步步将日寇诱入绝境的过程。但是在这一个过程发展的同时，王家大院的反映，孙喜追寻搜索王香火的线索都与主线情节同步发展，这是该作品中单线历史复线化的表现。
　　解构历史，是《活着》一书中的重要表述方式。由历史所生发的文本是无法还原历史的，它既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更难以全面覆盖，所以传统历史主义作品通常以强势话语来书写大写的历史。而新历史主义则主张解构历史，从而达到颠覆大写历史的效果。作品虽然是整体的描写了福贵悲惨的一生，但是它具体的写到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了旧社会、解放初期、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片段。将中国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将近30年的历史分解开来，各个叙写，事实上是将大写的历史小写化。这样一个小写化的过程，是对中国这三十年间曲折发展的一个追根溯源：客观上是社会巨变过程中的阵痛，主观上是部分错误认识导致的悲惨结果。这便是对大写历史的颠覆。
　　二、历史性和文本性的制衡与倾斜
　　新历史主义拆除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人为界限，将文学和历史叙述交换给他们共同栖息的文化网络。从而使得文学与历史文本在话语建构性基础上，达到彼此开放、相互印证、彼此阐发的互动局面。[2]作家通过这种方式抛却了文本话语对历史话语的依赖，甚至以文本性的叙事戏谑乃至颠覆历史。《活着》文本的开始部分，为了表现福贵从小的不学无术，小说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福贵的家里为他请了一个穿长衫的私塾先生来教书，可是调皮的福贵却拿着本线装的《千字文》对私塾先生说：“好好听着，爹给你念一段。”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中“天地君亲师”都是不可忤逆的，但是文本为了夸张地表现出福贵的纨绔，完全抛却了传统的认知，而用戏谑的方式来描写福贵，这虽然是与历史话语违背，但是却具有很好的文本性效应，活灵活现的刻画出一个地主家庭的纨绔子弟形象。而当王香火被日寇刺死的时候，他所喊出的并非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万岁”等口号，而是喊了声“爹啊，疼死我了”便“扭曲着死在血泊之中”。这样的一个王香火，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英雄，但就是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更贴近我们的内心。[3]
　　另外，在《一个地主的死》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孙喜。这是一个地主家的长工，在作品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在王香火给日寇带路以及王家大院这两个场景中起到了连接的作用。另外一个作用是他本身在作品中的见闻和行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宗族式旧农村的面貌。
　　有时候，新历史主义作品为了打破传统历史主义的框架制约，不取用历史题材而只将其用作背景。《一个地主的死》便是将日寇进犯作为背景，但并不叙写人民怎么起来与日寇做斗争，一切都很平淡并没有什么波澜壮阔。文本将很大的篇幅用来描写和反映农村生活的场景，在王香火独力与日寇斗智斗勇，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来诱杀日寇的刺激时刻，另外一面却是农村安详宁静的田园牧歌式的画卷。
当然，新历史主义作品也不是一味的摒弃历史性而只注重文本性。它也会采用时间坐标的方式将事件用时间串联起来，从而凸显文本的历史性。
　　三、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
　　新历史主义作品关注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关注边缘人物、截取边缘历史环境、采取边缘立场。
　　王香火和福贵是这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但是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式人物，反而是千千万万中国百姓中的一员，甚至身上还存有某些腐朽反动的劣根性。王香火和福贵都是地主阶级的儿子，虽然在《一个地主的死》中没有如何渲染王香火是如何的纨绔，但是从他父亲看到他回家的第一反应——“这孽子又来要钱了”以及之后他喜欢性的 让曾经家里的老长工为其脱裤子方便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地主阶级的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纨绔子弟形象。但正是这样一个形象却做出了牺牲自己诱杀日寇的惊人举动，这是新历史主义将小人物大英雄化的一个创举。福贵同样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典型英雄人物，甚至他都未曾有任何的英雄举动，他只是艰难的活着，只是在苦水中摸爬滚打的人物形象。这样的边缘人物却很好的折射了历史，反映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两部作品中有选择了相对边缘的历史环境，一个是抗日战争中的宗族式旧农村，一个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时期以及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这都不是传统历史主义所常用的历史环境。将具有缺点的主人公放置在同样有缺点的历史环境中，更可显露出人性的本色，把人物刻画得有血有肉。
　　两部作品都没有明确的立场。对于王香火，并没有讥讽他身上的地主阶级陋习也没有对他所做出的英雄举动给予高度的评价。而在《活着》中，虽然导致福贵悲剧的原因大多数是当时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但是作者也没有过度的抨击，而是通过文本的叙写来阐述，使读者产生共鸣。
　　注释：
　　[1]张进：《新历史主义与文化诗学》，第28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第336页，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3]柳思诗.新历史主义视角解读余华的《活着》和《一个地主之死》[J].文学研究，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