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小说《天行者》中爱的表达特征
刘醒龙小说《天行者》是一部描写中国乡村民办教师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学者周新民评“刘醒龙的小说有一个常见的叙事模式,就是他经常会以一个乡镇或某一个单位作为相对完整的叙事空间,在一部作品中非常集中地书写其中的种种情事。”整部小说分为《凤凰琴》、《雪笛》和《天行者》三部分,以西河乡界岭小学为叙事空间,围绕着民办教师“转正”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情节展开叙述。
民办教师是中国教育领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亦教亦农”的身份上,“民办教师的性质长期处在模糊状态,是教师却要种地,是农民却还要教书”。民办教师是农村基础教育的主力军,但他们始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终生存在身份与地位的夹缝中。《天行者》用平实质朴的语言描绘出了民办教师尴尬艰难的生存状态,表现出以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为代表的民办教师之爱。爱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高级情感,小说中所传达出的爱包括赤诚之爱、男女之爱及反哺之爱。
一、赤诚之爱
中国人格的根基是什么?邓晓芒在《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一书中提出:中国人格最深的根基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诚”,就是诚实无欺的意思。“中国人一般都认为,人的能力可以有大有小,处境可以差别,但一个人对自己‘本心’的诚实无欺,总是一件随时可以做到的事。”在《天行者》中,“赤诚”成为了作者刘醒龙笔下民办教师形象的底色。界岭小学是西河乡条件最为艰苦的山区小学,不仅自然条件恶劣,当地的山民也因“苕”而闻名,是很多人避而远之的地方,书中精辟的称“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然而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却坚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大致可以分为三代:万站长和明爱芬是元老,余校长、邓有米和孙四海是第二代民办教师,也是小说的灵魂人物,张英才、蓝飞等属于第三代民办教师。在小说开篇,万站长与明爱芬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万站长利用不光彩的手段赢得了“转正”的机会,成为了乡教育站站长;而明爱芬则为了给自己争得尊严,勉强参加考试,导致瘫痪在床,成为了“废人”,界岭小学就由明爱芬的丈夫余校长、邓有米以及孙四海接管。
余校长是复员军人,因为妻子当民办教师太辛苦了,就回到家乡也当起了民办教师。余校长对学生的爱是赤诚的,家有瘫痪在床的妻子、有正在上学的儿子,家庭负担很重,但是为了学生们都能受到教育,便让离家太远的学生寄宿家中,除了正常的教学,还要照顾学生们的饮食起居,如此艰难的生活条件,还“什么苦都兜着不说出去”,即便“村阀”余实拖欠民办教师工资,依然尽心帮其儿子发表文章;即使校舍被巨石砸坏,依然坚持传播知识的步伐;即使几次被命运捉弄,“转正”无望,依然保持着那份赤诚之爱。
副校长邓有米是土生土长的界岭人,他对界岭小学的爱是赤诚的,他有着农民的质朴与小算计,也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穷酸气,看起来很“世俗”,其实是最没有心机的人;显得很“矫情”,却是最仗义的人;为了托关系“转正”,竟然去盗伐红豆杉;为了能帮余校长和孙四海“转正”,竟然想到用工程回扣款来帮二人交“工龄钱”。邓有米是个面冷心热的人,嘴里说的永远是“转正”之事,心里想的永远是界岭小学的利益,他将自己的赤诚奉献给了界岭小学。
孙四海的职务是教导主任,他是从外地流浪到界岭的孤儿,因老村长的支持,在界岭当上了民办教师。虽然是一个“外来者”,但孙四海对界岭的爱是赤诚的。界岭有他热爱的学校、有他牵挂的人,李家表哥因教室的修缮费用来学校闹事,孙四海明知李家表哥针对的是自己,依旧慷慨地将自有地所产的茯苓折算成维修款项,看着李家表哥得意洋洋的表情,余校长气愤地问:“你们晓得孙老师为什么如此慷慨吗?”李家表哥当然不晓得,余校长郑重地说:“因为爱!”孙四海的爱最深沉,他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他爱的人,用赤诚之爱温暖着贫瘠的界岭。
在民办教师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赤诚之爱,让作者刘醒龙找到了文学的价值所在,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小人物、尤其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小人物,一类人,尤其是一类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状态,从来就是一条贯穿我的全部小说的命定线索。”相较之下,支教生夏雪和骆雨的爱不够赤诚,所以他们待不长,夏雪来到界岭是逃避感情的失败,而骆雨则是为了保送上研究生。作者刘醒龙曾明确表示:“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也不管他们心怀何种想法,哪怕他只在某所学校里带上一个星期,只要他教会孩子们一个字”。换言之,作者认为能够来乡村任教的人都是有高尚良知的人,因此对夏雪和骆雨的人物塑造上,也表现出了他们的爱,但是这份爱承受不了山里严寒的雪,更比不了民办教师的赤诚之爱。
二、男女之爱
刘醒龙将民办教师称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英雄”也有七情六欲。“《天行者》中所要确立的天地心魂,还包括对人情之美的发现与展示。”书中人物的男女之爱作为一条副线贯穿于小说之中,使得情节更加丰富,形象更加饱满。
孙四海与王小兰的爱情,最初在张英才的眼中“浪漫得像个诗人”,就是这份“浪漫”的爱情使得两人爱得格外艰难。王小兰是有夫之妇,丈夫多年来瘫痪在床,在王小兰生活最困难、精神最压抑的时候,遇到了孙四海,很快成为了情人关系,张英才曾提出王小兰和孙四海结婚然后一起照顾前夫的办法,但很快就被否决了,原因是这份爱情违背了乡村原则,他们都肩负着自己的责任,不能随心所欲。后当孙四海决心竞选村长时,“村阀”余实挑拨离间,最终使得王小兰命丧瘫痪丈夫之手。孙四海与王小兰的爱情是一个带有浪漫主
义色彩悲剧,两人每一次幽会后,孙四海都会吹起笛子,笛声愈发悲凉,最后沦为沉默。
万站长与李芳的婚姻最初带有极强的功利性,为了“转正”,万站长抛弃了初恋蓝小梅,迅速和李芳结了婚,最主要的原因是李芳有一个在部队当将军的叔叔做靠山。万站长和李芳之间起初并无爱情可言,婚后生活也极不和谐。但得知李芳身患白血病后,万站长显出了“男人的品质”,将家里存的钱全部取出,陪着妻子到省城最好的医院治病,妻子也变得温柔了。爱的基础是奉献与付出,万站长与李芳婚姻也慢慢产生了温暖的爱情,突显出了男女之爱的责任与担当。
余校长的爱情给人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他是最重情义的人,妻子明爱芬瘫在了床上,余校长既要照顾学生,还要照顾妻子,毫无怨言。张英才因在报纸上发表《大山·小学·国旗》一文为界岭小学争得了一个“转正”指标,当大家决定将“转正”名额给余校长时,余校长立即将“转正”名额让给了自己将死的妻子,圆了妻子的心愿。明爱芬去世后,余校长“意外地”与蓝小梅走在了一起,蓝小梅是万站长的初恋,后成为了寡妇与儿子蓝飞一起生活。蓝飞私占界岭小学的“转正”指标,蓝小梅气愤地揭发了儿子的行为,责骂儿子“无耻”,却没想到余校长主动替蓝飞解围。此后,心有愧疚的蓝小梅时常来帮忙,慢慢地,在众人的撮合下,余校长与蓝小梅走到了一起,平平淡淡,没有婚礼仪式,只是像寻常人家过日子一般,这份爱并不浪漫,却也甜蜜。
三、反哺之爱
小说《天行者》的出色之处,在于表现出了民办教师的赤诚之爱,更在于传达出了这份赤诚之爱的辐射与传承。父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母抚育儿女,儿女反哺父母,以血缘为纽带的反哺是人类最基本的功能关系,而在小说《天行者》中,反哺观念已经超越的血缘。界岭小学的灵魂人物用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影响了所有与他们接触过的人。
张英才是高中毕业的落榜生,最喜欢读县文化馆干部写的小说《小城里的年轻人》,幻想着自己就是书中的主人公,高考落榜后,在舅舅万站长的安排下,当上了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在界岭小学,张英才发现了一些秘密,比如:只有四位民办教师,教育站却发五个人的补助金;为了应付检查团,余校长等人弄虚作假等等,他看不惯便偷偷写信举报。当他发现自己的行为给界岭小学带来了八百元奖金的损失后,他悔恨却又不知所措。当大家推举他获得“转正”名额后,他感动又愧疚,不敢回界岭小学,直到接到上级关于民办教师“转正”文件,他才带着这一喜讯回来。但现实是残酷的,张英才目睹了“转正”政策的荒诞,决意回到界岭小学任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哺这片培养过自己的土地。
同是落榜生的蓝飞喜欢读宣扬厚黑和官场谋权的书籍,支教生骆雨离开后,蓝飞来到界岭小学,这是母亲蓝小梅的意愿,想要“趁儿子还年轻,跟着余校长好好学习做人”,没想到蓝飞居然趁着余校长不在,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占有了“转正”指标,但他自己都没想到余校长等人轻易地就原谅了他。于是,他离开界岭小学后,一心想找机会为界岭小学做些实事。蓝飞很清醒,他认识到“教育拯救不了教育,民办教师也拯救不了民办教师”,认识到界岭小学的发展困境在于“村阀”不重视教育,所以他选择离开,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报答。当他带回夏雪父母的捐赠,当他巧妙地惩治了“村阀”余实,这份反哺之爱显得如此沉甸甸。
界岭小学民办教师高尚的人格对下一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潜移默化地留存在生活的情态之中。叶萌、叶碧秋等学生都是从界岭小学走出来的,虽然没能考上大学,但都依靠着诚实守信、勤奋进取的精神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叶萌辍学后,在酒店当清洁工,因拾金不昧得到了客人的青睐,成为了一家公司的总出纳;叶碧秋放弃考大学后,来到城里当保姆,工作勤快,业余时间勤奋学习,考上了自修大学,并准备毕业后回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到界岭小学任教。还有支教生夏雪、骆雨等人,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反哺着界岭小学。这份反哺之爱对于余校长等人的付出,也是一种安慰与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小说《天行者》所传达出来的精神,民办教师这一身份地位尴尬的群体,却不乏奉献的精神,那份赤诚之爱感动着无数读者,男女之爱牵挂着读者,反哺之爱着实令读者欣慰。
参考文献:
[1] 刘醒龙.天行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 邓晓芒.人之境—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3] 莫瑞芳 于萍.民办教师现状问题思考及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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