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山伯爵》与《楚留香传奇》看中西文化

　一、经历、目的与本性之同
　　基督山伯爵与楚留香，都有传奇般跌宕起伏的经历，有着浓郁的浪漫色彩。
　　年轻的水手爱德蒙·唐泰斯在婚礼上遭陷害被捕，随后打入死牢。在看似永世不得翻身之时，他在牢中巧遇法利亚神甫，并通过地道往来，向神甫学习。法利亚不幸中风去世，唐泰斯钻进包裹神甫尸体的麻袋，成功越狱。之后他化身基督山伯爵，利用法利亚神甫赠予的巨额财产，报恩复仇，最后与爱人远走高飞。
　　古龙不同于金庸和梁羽生，他的小说不仅是武侠小说，还带有侦探和悬疑的色彩。《楚留香传奇》的主人公楚留香，被海上飘来的几具死因离奇的尸体吸引，决定一探究竟，解开谜团。他从海上一路追踪到大沙漠，深入虎穴。谜案中的关键——神水被盗，楚留香被怀疑，不知不觉将自身也牵涉其中。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的探寻，真相浮出水面。幕后凶手竟是楚留香的好友，目的却是为父报仇，并夺取武林掌门之位。真相大白，读者本以为楚留香可以松口气，哪知悬念又起，挚友遭人绑架，去向不明，他又一次陷入到了未知的谜团中。
　　基督山伯爵与楚留香，都有着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揭开真相，惩恶扬善。唐泰斯无辜入狱十四年，脱离虎口后乔装重回马赛，就是为了查清自己被错判的原因，向恩人报恩、向仇人复仇。而古龙笔下的楚留香，在侠客之外还兼具侦探的角色，为探明谜案背后的真凶，不惜跋山涉水，哪怕是身入险境也在所不惜。然而这样费尽心思得到的真相，又让他自己无奈苦笑，甚至卷入了更加深不可测的阴谋当中。
　　不管是唐泰斯还是楚留香，他们都有着多样的性格，但善良是最根本的。有人曾说，基督山伯爵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对他的朋友，马西米兰，尤莉，海蒂，他慈祥和蔼；对他的仇人，维勒福，唐格拉尔，费尔南，他神秘冷酷。对于仇人的女儿瓦朗蒂娜，唐泰斯本欲杀之而后快，但当知道她是马西米兰的爱人，善良的本性立刻压倒仇恨，尽一切努力挽救。相比之下，古龙塑造的“盗帅”楚留香则更具理想色彩。他虽然洞悉人间罪恶，身处欺骗、谜团和陷阱时总是敏感，谨慎，怀疑，可骨子里却是善良，希望以诚待人。他热爱的生活是自在无拘，饮酒享乐，却又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而陷入尔虞我诈中去。这也正是他总让人觉得既可恨又可爱的原因。
　　二、初衷与心态之异
　　基督山伯爵说过一句话：“我希望我自己能变成救世主，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最美丽，最高贵，最伟大的事业，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莫过于报善和惩恶。”他的复仇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完全是为自己的复仇，即使牵涉到仇人身边的无辜者也在所不惜。对于帮凶卡德鲁斯，伯爵虽然没有报复，甚至还送给他一颗价值不菲的钻石，但在言语之间仍充满了轻视和不屑。从这个角度看，伯爵的“侠”，是对作为受害者的自己而言的。楚留香则不然，他作为一个侠客，立场往往是独立的。所谓的复仇，其出发点更多的是为他人。作为主人公，他的“侠”经常是为好奇心和骨子里的正义感驱使，才不断追寻真相。所以，他在整个事件中虽是主角，但都很冷静，姿态也都比较低，甚至能在真相大白后与凶手谈笑对饮。
　　正是基于此，唐泰斯的性格表现出爱憎分明的特点，楚留香则相对淡然。前者对恩人如春风般和煦，对仇人如寒霜般冷酷。报恩时不动声色，复仇时心狠手辣。后者严格地说心中并没有多少仇恨，有的只是强烈的好奇心和正直的天性。独立于仇恨之外，再加上“酒”的衬托，使他在行侠时少了一些激烈和痛苦，多了一分超然和洒脱，“侠”的飘逸色彩更加浓厚。还有他的好友“花蝴蝶”胡铁花，嗜酒如命，即使送酒的人想要他的命，只要酒里没毒，他也照喝不误。古龙常用“酒”来凸显侠的豪爽、洒脱和刚烈：沈浪、燕南天、江小鱼、一点红，甚至是女性，黑珍珠、琵琶公主。“酒”几乎成了古龙作品中所有行侠的人物的一个标志。
　　三、从两“侠”看中西文化差异
　　基督山伯爵和楚留香作为“侠”的形象，诞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二者“侠”的不同恰恰体现出中西文化在宗教和在“道”的选择上的巨大差异。
　　（一）现世与彼岸
　　中国宗教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宗教，以人或自然为中心；西方宗教是信仰超越的宗教，以神为中心。在这两种宗教不同的主导思想下，有了不同的出发点和目标。
　　中国宗教追求的是现世现生的存在和幸福。中国人信奉神灵，根本目的是为当下的生活祈求福佑而非要出离人世。在这样的宗教目标影响下，楚留香在看尽人性的虚伪狡黠之后，仍选择留下来，继续接受挑战。即使他并不喜欢尔虞我诈，追求自在的生活和真善的人性，但强烈的正义感和好奇心仍促使他去揭开更多的真相，帮助更多的人。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血海飘香》中，楚留香查出了杀人凶手是自己的好友南宫灵，这的确让他失望难过，但他并没有因此就质疑人生，遁然归隐，而是继续奋不顾身地追寻隐藏在南宫灵背后的秘密。正所谓“看破红尘、离世出家，至多也就是‘独善其身’；只有看破红尘而又不离红尘、身处尘世又有所作为，才是真正‘兼济天下’。”[1]
　　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则秉承犹太教期望救世主降临的基本教义，追求的是幸福美好的彼岸世界。《基督山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伯爵》中的法利亚神甫对于唐泰斯来说就是救世主，不仅帮他查明冤案来由，还教他丰富的知识，让他脱胎换骨。同时神甫的死加速了唐泰斯的越狱，给了他复仇的机会。而在小说的结尾，基督山伯爵留下“等待”和“希望”，与海蒂远走高飞，去了没有仇恨的地方，则带有明显的从罪恶中解脱出来，前往幸福彼岸世界的意味。
　（二）王道与霸道
　　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培育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群体本位观，并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中国“王道”文化。在儒教看来，“王道”的基础是“仁”、“爱”、“和”，于个人来说追求“修齐治平”、“外圣内王&rdqu o;、有浩然之气的理想人格，于社会则希望建立一个万物共荣共生的“大同世界”；道家以“道法自然”、“中道和谐”为“王道”的核心；墨家之于“王道”则主张“兼爱非攻”、“行侠仗义”；佛家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为“王道”的精神旨趣；“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兵家“王道”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取向。中华武术文化中行侠仗义、德艺双馨、扶危济困的武学精髓与人文精神，正是在这样丰富的“王道”内涵下，特别是墨家身体力行，济世救人的和平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墨家期冀通过“兼爱非攻”的方式和平统一天下，甚至不惜为此赴汤蹈火，自我牺牲，这种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精神，成为中国“武侠”精神的源头。而儒道文化中的和合、中庸、宽容博爱思想，则约束和限制着武术的暴力程度，促进社会人际关系的和平相处和交流。“阴阳结合”、“中和心态”成为中华武术的辩证思维和基本战术思想。在这种文武兼修思想影响下，中华武术具有了除暴安良，替天行道、“欲除天下不平事”的“王道”精神。这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浩然之气。刚，是天地堂堂之正气，经天纬地，济世安民；柔，是仁爱、慈悲与智慧。刚柔之和，就是正道直行，仁慈善良的“大丈夫”之德。楚留香身边从没有刀剑，即使面对执剑的，杀气腾腾的高手也只是以一根柔枝迎战；他从没有主动挑战过谁，即使冒犯也实属无奈；他也从没有直接杀死过谁，即使对方十恶不赦，甚至是要取他的性命。因此，古龙笔下的侠士楚留香，不是滥杀无辜的刽子手，而是身怀绝技却胸有仁德，仗义行侠，神武不杀的英雄。所谓“善修其身，善正其心，善慎其行，善守其德。”
　　源于地中海的海洋贸易孕育了西方文明。在贸易和航海中，个体的人的智慧与力量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被重视，由此形成西方突出个人价值与力量的个体本位观。在个体本位观的影响下，西方形成了以“性私论”为基础的“霸道”文化。霍布斯认为人性本恶，人的自我保存必然会发生冲突、彼此侵犯。《基督山伯爵》中的一句名言“人都是老虎和鳄鱼的子孙，两只脚的老虎和鳄鱼比四只脚的更可怕”正是这种观点的鲜明存在。以“性私论”为前提，产生了“以力服人”的主张，如物质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殖民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主义、霸权主义等。以尼采的“超人”精英思想为例，让超人降生，消灭衰退的种族和个体。攻击是我的本能，与人为敌是我的天性。[2]正由于认为人性卑鄙，滥用权力，才形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宪政、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原则和制度框架。“霸道”文化注重二元对立与竞争，强调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因此，“胜者为王”成为“霸道”文化的主要思想。为了“胜”，任何方法和手段都是可以的，合理的。这种冷酷、偏执的“硬”与“力”，使基督山伯爵的复仇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自我性和征服的色彩。必须承认的是，伯爵的复仇是正义的，但这种以暴制暴，强势控制的行为读来实在充满残忍、阴险，甚至有走火入魔之感，让人不寒而栗。
　　基督山伯爵与楚留香，同样有侠的浪漫，侠的正义，侠的善良。但因为出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又打上了带有各自文化特点的深刻烙印。他们对于人生，一个离世遁隐，一个笑踏红尘；对于善恶，一个黑白分明，一个淡泊宁静；对于“道”，一个选择霸道，是急风骤雨般的复仇报恩；一个选择王道，是和风细雨般的厚德载物。基督山伯爵在激烈的复仇中一次次重生，楚留香在不懈的追寻中一次次升华。
　　注释：
　　[1]李浦群《佛教空观的意义分析》，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20页
　　[2]赵新科，林美卿《“王道”与“霸道”——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与现实考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54页
　　参考文献：
　　[1]贺毅，苏峰：《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2]王祥云：《中西方传统文化比较》，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赵新科，林美卿：《“王道”与“霸道”——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与现实考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