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中前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以内陆省会

摘　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相应，研究清代城市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清代城市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在分期问题和各时期特点上所涉甚少。而本文就此问题，将清代城市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以成都为例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清代；中前期；城市；特点；成都
　　行省制度自元代开始，经明代至清代，已经基本完备，初步定型，其行省数量和空间划分，奠定了现代中国行省制的基础。省会城市成为除都城以外最重要的城市。清代的省会城市从总的数量看虽仅占全国县级以上城市的1/50至1/60,但省会城市却在区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就此，本文拟以内陆省会城市成都为例，就清代中前期城市的特点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 传统体制内的恢复时期：清朝建国到康熙初年
明末清初，四川遭遇了诸多的战争，仅从顺治元年起至康熙十九年的37年
中，四川境内大规模的战争就长达25年，其余9年中也时有战祸。作为四川省的统治中心，成都更成为明末清初四川地区争夺最为激烈的大城市，同时也是遭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城市。成都城市遭遇到的战争中，最具有破坏性的共四次:明末奢祟明等叛乱、1644年张献忠大西军进攻成都、1646年清军入川、三藩之乱。
　　紧随战争而来的还有瘟疫。顺治五年(1648年)，瘟疫席卷了许多的城市乡村，成都也难以幸免。据《蜀碧》记载，当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1]瘟疫的流行，给灾难的成都雪上加霜，大量的人口在瘟疫中死亡，成都城市的人口更是急剧下降。据市志记载，康熙七年(1668年)，成都全城只有七万人，到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
　　经过明末清初的破坏，成都城市面临千疮百孔的局面，以至于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所见到的成都，“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久已鞠为茂草矣。”[2]历史上历朝四川省治都在成都，可是清初的四川省治却移驻保宁(今川北阆中)，由此也可见当时的成都破坏之严重。康熙初年，地方官捐资重修成都城垣，城垣“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一十四丈，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南北相距七里七分，敌楼四堆，房十一门四，东迎晖、南江桥、西清远、北大安。 [3]在修城的同时，又重建成都市政设施，如万里桥、孔庙、青羊宫、先主庙等。这些市政设施对百废待兴的成都而言，商业、交通意义虽不明显，但政治、军事方面的意义却十分重要。
　　二、传统体制下结构内的缓慢发展时期：康熙中期到鸦片战争前
　　由于清政府大规模地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四川经济得以迅速复苏。康熙末年，“四荒田已尽开垦”，已恢复到明末战乱前的水平。雍正初年，“成都近郊无薮泽，弥望皆民所垦艺也”，呈现出一派生机。
　　在城市建设方面，雍正五年(1727年)，四川巡抚宪德又先对康熙年间重建的城垣进行“增修益固”。此后，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四川总督福康安又奏请“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成都大城，周围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计二十二里八分，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砖高八十一层……四门城楼高五丈”。[4]经过康雍乾三代重修之后，清代成都的大城较之明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与以往的各个朝代不同的是，清朝还在八旗军驻防的地方修建了“满城”，成都则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并在雍乾时期形成规模。
　　在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由于清初人、才力的限制，对于一些民用设施，尤其是与军事政治无关的基础设施，则大多被推迟到雍乾时期。雍正七年(1729年)，巡抚宪德奏报朝廷，对成都街道进行了一番初步修整。乾隆年间，总督李世杰又对北门外道路作了一次大规模的铺砌。成都北门外道路连接川陕大道，可上达京师，是成都与西北和中原地区通商要道的起点，“行旅往来如织，”也是官员往来和政令传递的重要驿道。整修后的北门外道路，“宽平修整,履之坦然”[5]。
　　在城市经济方面，经历过清初的社会动荡，随着康熙以后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以及大量移民的迁入，成都城市经济得到恢复重建。在商业方面，雍正以后，成都商业开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商贾辐辏，称极盛焉”。这一时期，成都商品种类也异常繁多，交易频繁。其中，行销很广的商品主要有丝绸、布匹，除了在四川省内销售外，“毗邻各省，亦争相购置也。销路之远，可至广西，西南及于北折各埠，亦为出口货物之一。”[6]
　　在城市文化方面，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到雍乾时期，有关文化名胜设施的恢复与重建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如著名的历史古迹杜甫草堂、棘闲碑林、薛涛井、薛涛墓和崇丽阁、寺庙昭觉寺、文殊院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得到建设的。与此同时，文化教育机构书院也开始恢复重建。自康熙起，成都的书院便进入一个修复、重建或新建的大发展时期。据统计，到乾隆时，成都府共建书院20座，另外成都县与华阳县还各建书院一座，共计书院22座。[7]恢复与新建众多书院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材，而且也促进了成都城市教育文化的发展，使成都重新成为全省的文化教育中心。同时，影响后世的川剧、川菜也在此时期形成。
参考文献：
[1]彭遵泗：《蜀碧》，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2002年9月，第70页。
[2]康熙《四川总志》卷35，“筹建”。
[3]嘉庆《华阳县志》卷10，“城池”，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4]同治《成都县志》卷2，“城池”
[5]同治《成都县志?艺文志》，卷14，“李世杰?北门修路记”。
[6]马尼爱：《游历四川成都记》，《渝报》，第9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
[7]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0年，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