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闻场中的“文人论政”幻象

　　一、“文人论政”传统

　　中国的文人，或说士这一阶层，自古以来就有清议的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言，“中国有一个强烈却有感召力的传统，每个儒生都有直言反对坏政府的道义责任。”明辨是非，敢言能谏是属于中国文人的独特风骨。纵观现有的文献资料，大多都是从近代报人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种政治主张和新闻思想切入，概括性论述了在新闻界中“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由来和逐渐消隐的过程。

　　第一，文章的内容结构分布相似

　　首先是梳理近代有名的办报实业家、著名记者、撰稿人、作家等等的生平、办报历程、撰稿情况和新闻思想。近代时期，随着清政府的倒台，科举制度的取缔，原有的封建文化秩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本处于话语权中心位置的中国文人的身份急剧转变。在中西思潮不断冲击交汇的过程中，“开民智”又成为中国文人这一知识分子阶层的历史使命。许多知识分子都将目光转向了新闻界，一时间办报、撰写政论文章就成为他们实现这一使命的最好手段和平台。

　　“文人论政”的开先河者是王韬，他每天在《循环日报》首栏撰写的“论说”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后，又有梁启超先生用他的铁笔书出的论政文篇，影响力极为深远。自《时务报》开始，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的众多论政文，针砭当局时弊，臧否天下人物。此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论政文，启迪了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子，振聋发聩，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胡适先生从原本对政治避而不谈二十载，再到按捺不住心中热血提笔上阵，在《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等报纸刊物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还有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等数不清的名字在中国新闻史中永被铭记。在近代的炮火和动乱中，新闻界也如同承载它的这方土地一般，遭遇了种种折磨，喋血的报人却如春芽一般不断涌现，他们的名字，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为这一事业牺牲了性命，贡献了一生。为了实现自己的办报理想，在多灾多难的年代里，《申报》、“新民”报系、“世界”报系却不曾被历史的尘埃掩埋，陈铭德、邓季惺、成舍我等人的名字，也永远和新闻密不可分。

　　其次是联系“文人论政”这一历史渊源，论述“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条件及其特征。比如傅国涌认为“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产生条件包括民间报刊的空间、经济独立与知识分子能够保持人格独立①，其特点有五：公正客观理性、论政而不从政、富于责任感，勇于负责、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笔锋常带感情；而其他学者如甘惜分却认为“文人论政”是政治家型报人办报的特点，这些报人具有政治家的一些重要素质；②王永亮则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直接指出文人借助报刊来参与社会并进一步干预社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具有强烈爱国心、敢于触及社会弊端和丑恶之处、学识渊博且对政治有深刻的洞察力、政治活动能力也较强、注重人民的呼声等等。③“文人论政”被称为一种办报思想，其内涵包括：从治国的角度对待报纸、报纸是国事的耳目喉舌，有“去塞求通”的作用、报纸文风应浅近义明，通俗易懂、报人精神独立并商业性经营报纸。④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从个案研究出发，通过对《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周刊以及指出这些近代报人不但“论政”，而且主要目的是“立言”：向统治者进言、报刊要主持“清议”、“立言”要推动社会改革、报刊发言自由、内容需经世致用、关注国家外交、民生、救亡图存等主题；⑤在后续的研究中，还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产生的条件，报刊开辟的新言论空间以及传统士人在吸收传统儒学以及西方文化之后，逐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这一主体条件，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出发，审视了“文人论政”这一传统中存在的内在悖论。⑥西方新闻人崇尚自由，却为政治所困。而中国的文人恰恰相反，他们甘愿为政治所囚，追求的往往不是纯粹的自由。近代中国无数新闻人以牺牲理想或者生命为代价，均是以失败告终。政治书写的历史，远非一支笔或者一个人就能改变其奔涌而去的方向。“文人论政”这一传统其内在的相悖性就决定了其惨淡的结局。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虽然从个人角度而言，他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未曾活着实现，但是他们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将弥足珍贵，如夜空中闪烁的明星，为后来的新闻人指明了前行的道路，为人民大众民族存亡意识的觉醒立下了盖世功勋。

　　此类文章均是简要评价这些近代报刊报人的思想及其贡献，大都或褒扬，或赞颂，或客观评价，等等不外如是，在此不做赘述。

　　第二，关于近代报人“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多都是以纵贯性研究为主，也有一些同时期的横贯比较研究。从现在的时间点出发，一直追溯到王韬、梁启超等近代报人“文人论政”思想之先驱者，此外大多还会提到自古时起中国文人就有“清议”的传统，以及古代士子阶层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的文化政治职责。横贯研究大多都会对一些典型的近代报刊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比如《大公报》、《观察》周刊、《循环日报》、《申报》等的办报思想，主要承办的报人及其相关言论、个人背景以及其对当代新闻界的启迪等等，不一而足。

　　第三，研究领域囿于文学性的总结论述，缺乏跨学科的视野。对于“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研究大多遵照上述结构，不过也一些将这一传统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作比较的研究成果，比较其认同和区隔，论述二者内里所涵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同取向及在近代中国新闻领域相互交融的部分。⑦ 　　二、场域、资本与新闻场

　　1、场域

　　“场”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提出，后又被法拉第用于电磁领域。场域理论最早被用于格式塔心理学概念中的“心理场”，后又被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一如社会学研究领域。他认为，“场应该理解成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建立学科结构的方法。”⑧由于勒温的学科背景，他对于场的研究大多只囿于心理学范畴。

　　将场域理论彻底推上研究工具和元理论位置的学者，当属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由于他人类学的背景，布迪厄特别钟情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他早期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冷/热社会”观点的影响，并没有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是后期他又受到保罗?拉宾诺对一个特定群体的人类学研究启发，提出了场域理论。⑨

　　在布迪厄看来，他所引用的这一研究方法，是将传统社会学的两种研究取向结合起来的中观研究范式，目的是打破当时知识界的客观/主观与宏观/微观的二元对立结构⑩。他在惯习（habitus）与资本（capital）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场域理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型购。”⑾

　　2、资本与场域的特征

　　场域是按照某种特殊逻辑建构的。在某个特定场域中，位置由资本决定，同时资本的分配也仰赖位置的高低。布迪厄所定义的资本主要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通常是由处于场域中的个体通过直接体验与间接体验累积而成，通常包括家庭背景、工作性质和遗产继承等等。场域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场域由特殊逻辑构建，这种逻辑是客观而非主观的，它是一个结构化了的空间；其二，场域的客观逻辑是一种固定结构，所有进入此场域的个体必须接受这一前提条件，但这种条件本身可能是隐蔽的，通常作为特定场域的“常识”出现；其三，场域的常态是持续竞争，这种竞争包括对于资本的争夺，还有对于场域内部规则的制定权的竞争；其四，场域是一种内在不定常场，外在定常场。场域的内部规则具有历史性，是不断更新变化的结果，这种结果通常来源于场域之中的竞争。此外，场域与场域之间的规则通常是不可通约的。⑿

　　3、新闻场

　　布迪厄在1996年座谈法国巴黎一台，做了《关于电视》和《记者场与电视》两个讲座，并同年整合为一本小册子《关于电视》出版。在这本不长的著作中，布迪厄在总结电视场与新闻场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场（Media Field）的概念。新闻场作为媒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媒介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主要指代新闻场的相关研究。

　　布迪厄对于媒介场的研究重点落在“符号暴力”的形成机制上。简单来讲，就是指在新闻场中，资本与位置都会变成一种象征符号，对整个场域的运行规则、运行状态以及运行结果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符号暴力”。布迪厄指出，较之其他的场域，新闻场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新闻场更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并且利用娱乐化、共谋、舆论监督、反映民意的名义同时干预其他相关场域的自治。

　　三、近代新闻场中“文人论政”的幻象

　　1、中国近代新闻场的特殊性

　　在中国近代语境中，宏观的政治权利是不可忽视的，对于新闻场内部的参与者的身份分析也应该加入进来。近代新闻场中的社会阶层分布集中于文化知识分子阶层，大多数成员是传统中国士子、乡绅阶层经过西学东渐的洗礼而转变过来的，多有留洋经历。因此，比起西方新闻场中的成员，中国近代新闻场域中的参与者身上留下了中西两方的文化痕迹。这体现为他们在文化场中的立场是公平民主自由，而在现实之中又会由于人情、利益以及强权压迫等等因素，不得不放弃新闻场中的游戏规则而选择政治场靠近，本身的身份认同处于矛盾之中，因此有些人因为忍受不了对现实的绝望而选择自杀。

　　2、“文人论政”幻象

　　烽火连天，军阀割据混战，列强欺侮，人民生活得痛苦不堪，这就是近代中国的最真实写照。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众多新闻人和革命者。他们大量进入了新闻场，想要借此传播新思想新观念，警醒国民，救亡图存。在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合法民办报刊、非法民办报刊以及官报和各种政党报纸也全部都进入了新闻场，借由不同的报人、时评家、革命家以及爱国文人的笔锋，坚信可以借此改变国家与自身的命运，为了这一目标，很多人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新闻场激烈的搏杀争夺中，其实质是在争夺超越这一场域本身规则的力量，那就是占领新闻场中的制高点，制定新闻场中的规则，并分配更多有利于宣传自己主张的资本。

　　但是，对于人类而言，生命尤为宝贵，死亡意味着永恒的沉寂。为何他们甘愿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本文暂且不谈民族大义与个人道德境界的问题，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个自古以来的清议传统，“文人论政”幻象。

　　“幻象（illusio）”一词，布迪厄在研究媒介场的时候就曾使用过，它是源自拉丁语的ludus，意为游戏。他认为，游戏的意思就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在某一时空范围内进行；游戏规则是游戏参与者自愿接受的，但又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它以自身为目的，而且伴有一阵紧张、愉快的情感及对于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⒀从这一定义中总结有以下三点：（1）游戏其实等同于场域中的竞争，玩游戏的过程就是竞争的过程，它必须决出胜负；（2）游戏的运行有不可抗的规则，但是参与者可以自愿选择接受或不接受；（3）不接受规则的游戏者，就是规则和秩序的破坏者，有可能受到惩罚或是被流放于场域之外。

　　“文人论政”是一个幻象，也是一种新闻场域中的“游戏”。但是这一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却是权利与资本：有可能是新闻场内部的，也有可能是来自外部的，比如说政治场，经济场等。近代报刊，一方面受到各方军政权力的逼迫，另一方面也要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获得自生的生存。

　　支持他们继续这一游戏的，就是“文人论政”这一新闻思想。新闻场的运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一场域浮动在众多场域之间，被影响或者施加影响，这使得新闻场有时候看起来可以超越权利与资本的游戏规则。⒁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其原动力在于他们相信新闻场内的拼斗是有意义的，胜利者可以获得改写历史的权利，并因改变国家与自身的命运而永垂史册。 　　对于他们而言，“文人论政”这一思想代表的是自古以来的士子“清议”的风骨，他们相信，自身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一个革命的先驱者，一场救亡图存运动的领导者，他们肩上担负的是民族的希望和使命，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书写的是明天的历史，他们唤醒的是麻木的国民，他们建设的是民主自由富强的未来中国。这就是“文人论政”的终极目的，立言参政。这种蓬勃的历史情怀，这种沉肃的历史使命感，这种强烈的爱国愿望迫使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揭露黑暗，鞭挞丑恶，臧否人物，怀着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渴望，为理想献身，这是他们终极的追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新闻场中的个体会不顾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约束和限制而摸索前行。

　　他们的探索不是没有意义的。场域中的幻象与惯习并非消极被动的被场域决定，它们还会主动地去改变场域规则。今天的底层游戏者在谋得高位之后，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者⒂。近代报人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不但是警世的长钟，激发了国民的爱国图存的情怀，还为后来的中国新闻实践带了颇多的启迪，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