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精神弱化的四个样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63-02

　　关于新闻精神的概念，学界、业界五花八门，似乎没有定论。笔者以为，新闻精神是新闻媒体价值观的现实反映，是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态度、目标宗旨、职业素养和理想追求，是新闻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核心属性。作为社会的“航标灯”、“风向标”、“警戒哨”，新闻媒体要塑造并坚持与之匹配的新闻精神，比如敢于质疑、独立判断、勇于担当、人文情怀等。然而，现实中，不少主流媒体往往为新闻以外的因素所干扰，没有坚持应有的新闻精神。这个外部因素除了网络自媒体“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带来的话语权焦虑，还包括来自媒体自身及其阵营的利益纠结。这里，笔者试从四个新闻样本，分析检讨一下当下主流媒体的新闻精神。

　　一、“老外扶大妈遭讹”事件――不少主流媒体轻信、盲从，缺乏质疑精神

　　2013年12 月2日，北京街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双方是一名骑摩托车的外籍男子和一位过马路的中年妇女。事件引发公众关注并迅速传播，“老外街头扶摔倒大妈遭讹1800元”，“中国大妈碰瓷老外”等这样一边倒的报道（图片）出现在各大主流新闻媒体的网站、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后，“老外被讹”图片拍摄者通过某报官方微博，公开发表道歉信，承认未全面了解事实真相，伤害当事人，误导了读者。

　　质疑是新闻记者的职业天性，质疑是新闻真实性的保障。《纽约时报》普利策新闻奖获奖者Howell Rains说：“我们不应放弃新闻记者那种愤世嫉俗的怀疑精神，我们的职业是探究真相，不是去当啦啦队；我们的责任是告诉人们事实，而不仅仅是赢得公众的热爱。[1]”一些主流媒体之所以成为各种假新闻的帮凶，症结就在于媒体不自觉的看客心理，于是，在围观“扶不起”的热闹当中，丧失了宝贵的质疑精神。在快节奏的新闻流程下，主流媒体害怕被动和落后的焦虑可以理解，适当追求社会关注度也可以理解，但是，因此失去新闻精神的本能和自觉就不应该了。

　　当天，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官博”编辑也在第一时间获悉了这个新闻，但是，并没有马上编发，一个念头就是，这是真的吗？一个基本判断是，我们中国人怎么可能都“扶不起”呢？就此一问，使河南人民广播电视台避免了一条假新闻。

　　面对主张多元、真假莫辨的舆论环境，公众并非情愿随波逐流，对主流媒体、权威声音的倚赖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

　　数据显示，70%的人会利用传统媒体验证网络信息的准确性。因此，主流传媒不能不以质疑精神来把握新闻的真实性，最大程度上还原复杂的、过载的中国现实。

　　二、“记者陈永洲被刑拘”事件――部分主流媒体站队、跟风，缺乏独立判断

　　2013年10月，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跨省刑事拘留。《新快报》在头版头条呼吁《请放人》，一时间《新京报》等几十个主流媒体大篇幅关注，在真相尚待调查的情况下，一边倒纷纷声援，表现了不正常、不客观的偏向性。连沉稳的中国记协也数次公开表态，呼吁司法机关应对记者慎用刑事司法程序。结果，一个关乎舆论监督的严肃讨论还没有展开，就演变成了一场所谓“黑媒体”、“黑记者”（股民语）与“水军”、“五毛”（媒体语）之间的口水之战。

　　从新闻专业角度看，这些媒体被愤怒蒙住了眼睛，失去了独立判断的能力和自觉。除了“警方跨省追捕”之外，事件本身还有很多疑问，比如，中联重科作为一个企业是如何动用警权的？《新快报》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此案？央视在法院没有最终判决前，采访嫌疑人并公之于众，是否合乎相关法律？遗憾的是，包括《新快报》在内的许多媒体却似乎没有打算抓住这些要害，反而幻想通过舆论压力达到目的，就像一个受了委屈而哭闹的孩子。保持独立判断和客观理性，是新闻客观性的要求，媒体应始终“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能人云亦云，哪怕是新闻界同行的说法或主张；始终保持，自觉站在真相、真理一边，而不是争论中的某一派、某一边。

　　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体有自己的立场不奇怪，甚至是必须的。社会学家伯纳德?拉什科认为所有新闻都有双重来源：“新闻既是社会化的产品，反映了人们要弄清社会上发生的事件的努力；新闻也是组织化的产品，反映了新闻机构决定对其进行的处理。[2]”经过新闻媒体组织化的新闻毫无疑问也是有立场的。问题是，这个立场是基于客观真相还是基于主观情绪？是基于社会公益还是基于行业焦虑？在陈永洲这一事件上，新闻界立场之所以如此“团结一致”，恰恰说明这里面有媒体自身的利益考虑。毕竟记者被“跨省”的风险从未远离，舆论监督记者与囚徒之间并不遥远。

　　三、“央视东莞扫黄”事件――有的主流媒体妥协、沉默，缺乏担当勇气

　　2014年2月，央视曝光了东莞多个娱乐场所的卖淫嫖娼现象，不仅引发当地政府的迅疾整治，也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造成了舆论漩涡。扫黄打非，本是正义之举，也是媒体职责攸归，却受到质疑甚至嘲弄。网络舆论场几乎一边倒地“吐槽”央视，一时间，舆论朝着娱乐化、恶搞化的走向发展。令人诧异的不是网络上的奇谈怪论，而是国内其他主流媒体的不作为和胡作为。

　　在这个新闻事件上，除了新华社、央广、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大媒体力挺央视之外，其他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中很大部分选择了不合作，更有甚者，还参与围攻央视。比如《某某都市报》评论官方微博发文：东莞挺住！媒体人秦某某在微博发文《为什么中国记者喜欢举报小姐？》等，一时间舆论咻咻，不辨是非、黑白、美丑、善恶。 　　“东莞扫黄”是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是大非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一些主流媒体选择沉默，说到底，还是害怕网络舆论战火殃及自身。是一种丧失新闻精神的无原则妥协。作为社会舆论的“风向标”，主流媒体除了真理之外，不能屈从于网络民意等任何势力。况且，网络民意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人民群众。上海交大谢耘耕认为，“网络舆情与现实舆情依然存在较大差别。主流媒体需要关注网络舆情，但还要深入实际，采访、体验各阶层的主张和诉求，还原社会真实意见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在整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指引、需要价值抉择的时候，特别是当舆论发生情绪性、导向性、趋势性失控时，就越需要主流媒体保持一份清醒和坚持，该发声时就发声，该沉默才沉默，决不向非主流意见妥协。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这方面，作为主流思想舆论的主流媒体责无旁贷。在关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认知问题上，在关乎我们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共识上，主流媒体必须始终保持那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勇气。

　　四、“代表抱怨工资没有保姆高”事件――一些主流媒体傲慢、偏见，缺乏人文情怀

　　2014年两会上，有个代表问大学生村官冼润霞的工资有多少，听到她的答案后惊讶地说，“哎呦，还没有当保姆的工资高。”冼润霞纠正道，“不对，应该更正为，还不到一个保姆一半的工资”。对此，一些主流媒体报道全部引用这一表述，作为新闻标题，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回伤害保姆这个群体感情，而且，无意中宣扬了公务员应该高人一等的错误观点。社会效果可想而知，有一个网友微评说：为什么保姆挣的多过大学生村官就不行？保姆与大学生村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拿保姆说事儿？请这位大学生村官人大代表向保姆道歉！

　　客观讲，在这一新闻事件中，一些主流媒体的立场和认知是有问题的，缺乏基本人文关怀精神。“新闻媒体人文精神的缺失，常常表现在主导性的议题设置，对于社会生活面貌的展现，大多选择前景美好、前途光明这样的硬性基调。[3]”而这一套“限制性代码”，使媒体对于社会下层人民群众不太美好的生活状态，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选择性、比较性忽视。人大新闻学院喻国明认为，“媒体应该站在全社会的角度，对于利益的多元化表达起到一种平衡的作用，使社会不至于由于多元化的某种倾斜而颠覆，这就是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和追求。”

　　人文关怀精神是新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远不是新闻采编技术的简单反映，也不是新闻语言色彩和温度的问题所能涵盖，而是文化意识深层次的主体自觉。相对于新闻精神的其他方面，人文关怀似乎更难以把握，但却是丈量新闻人、新闻媒体的良知与品格的标尺。人文关怀精神不能凭空而来，需要我们新闻人设身处地、细致入微地去感知、体验中国社会各阶层原生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和社会思潮，演绎好中国梦这个宏大的中国叙事的“核心文本”。

　　五、结 语

　　值得深思的是，是什么造成了新闻精神的弱化？一个解释是，经济快速成长和社会的急剧变化深刻地改变了媒体生态。新闻媒体价值观被各种利益关系所扭曲、打破甚至颠覆，随之，新闻媒体的阵营排列、论战方式也被打破和异化。那么，如何解决呢？除了重塑新闻精神之外，媒介生态是不是该部分地去“市场化”？媒介关系是不是该部分地适当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