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件网络流行语的构建和扩散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流行语已经不止是单纯的俏皮话、新鲜话这么简单，其背后隐含更多的是网民通过网络平台表达个人观点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可以称这类起源于新闻事件，通过网络进行广泛传播的，可以表现现实社会、表达个人观点的语言形式为新闻事件网络流行语。本次研究之所以以“我爸是李刚”为例，是因为其流行度和社会影响力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笔者通过对大众媒介中新闻性报道和言论性报道两方面的文本分析，解释不同类型的媒体在流行语构建和扩散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阐明大众传媒通过什么方式来汇聚和传播民意，其次通过调查法对行动主体进行深入调查，对媒体的内在表现动力、对扩散过程中的背后动因进行解释，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采用多学科交叉、相互借鉴的方法对项目问题进行分析。

　　一、流行语的构建

　　在流行语的构建过程中，媒体对“我爸是李刚”这个新闻事件的报道主题大致分为五种。

　　第一种是以“官二代”为主题的，这种报道多以评论为主、新闻为辅，在报道过程中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在题目中将“官二代”作为噱头吸引读者的，比如南方网上2010年10月19日发表的题目为《河北“官二代”校园撞死学生亮出爹：我爸是李刚》的新闻，文中并没有对李刚真实身份做任何考证，只是说李刚是官二代，叙述过程也只是记录了李启铭在撞人后说了一句“我爸是李刚”，并没有对当时的语境进行重现。另一种是文章内容围绕“官二代”阐发议论和分析的，《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19日发表的《对“我爸是李刚”的思考》，就是围绕官二代的作风是官一代对子女教育引起的这一话题进行分析讨论。

　　第二种是将报道主体落在“拼爹”时代话题上的，这个相比于“官二代”的主题范围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官二代”，也发展到“富二代”等一系列问题引出的时代问题上，这类文章也以评论为主、新闻为辅。评论文章以2010年10月22日发表在《新京报》上的一篇《“我爸是李刚”背后的权利骄横》为代表，深度探讨拼爹时代背后的权利骄横，和由此引发出来的种种权利问题。

　　第三种是将报道主体落在对新闻事件发展的探究问题上，这类报道以评论为主、新闻为辅，但是相比较前两种，新闻的数目已经大幅度增加了，以这种角度为报道主体的大多是追踪“我爸是李刚”这件事情发展过程的。如2011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名为《“我爸是李刚”语境值得追问》，虽然是一篇评论文章，但是内容是对事件真实性和当时语境还原的探索，是对新闻事件本身的提问。

　　第四种则是以社会问题为报道主体的，这类报道突出了“我爸是李刚”这件事情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并以此为吸引点来吸引读者。比如《乌鲁木齐晚报》2010年11月13日发表的文章《“我爸是李刚”乌鲁木齐版：官二代逃避检查与交警飙车》，这篇文章题目凸显了“我爸是李刚”这例新闻事件，将“我爸是李刚”这句流行语作为一个系列事件的类型典范。这类报道多以新闻为主、评论为辅，以突出其流行性为主，对背后的讨论较少。

　　第五种则是一些无法具体归类的文章，并不具有典型性，多从纵向层面上比较。关于“我爸是李刚”这个新闻事件的报道多以评论为主、新闻为辅，以评论引发的社会问题为主要讨论点，对事情发展进行追踪报道，但是其深度不够明朗，而从横向层面上比较，不同类型媒体对于此事件的报道角度却有很大不同。网络媒体、社区论坛多以评论为主，评论事件背后引发的问题，而传统媒体，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为代表的则是既对新闻事件的发展进行报道，也对其背后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探索。这些报道的信息结构不够合理，网络搜索显示数量虽多，但信息的来源多为《新京报》、中新网等媒体，报道不过是在各个小型的网站上进行转发而已，信息来源趋于单一，按照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公正全面要求，信息来源的结构并没有处于平衡的状态，而网民对“我爸是李刚”网络流行语的构建主要是通过反讽和质疑的表达方式。反讽主要对于“我爸是李刚”这一离奇的说法感到讽刺，大肆感慨拼爹时代“官二代”“富二代”等人的横行，其反讽的内容已经超出了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上升到了对于一个时代权利公平性的质疑。许多网友在李刚事件发生后，将目光集中到了相关联的“拼爹”事件上，在同类事件“我爸是李双江”等出现后，将一个个特殊例子联系成为一个一个普遍的时代特征。反讽成为网友表达个人不满情绪的手段，滋生了网民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他们开始质疑时代的公平性，质疑大众媒体的公信力。

　　二、流行语的扩散

　　新闻事件网络流行语的构建和扩散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论文格式在“我爸是李刚”这一流行语产生之后，在其扩散过程中产生的讨论和报道都对流行语本身的含义造成了相应的改变。“我爸是李刚”这一流行语构建之初是来自于新闻事件中主人公最后说的一句话，由这句话背后产生的对于李刚其人以及何出此言的质疑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而后大众传媒将这句流行语与“官二代”、“拼爹时代”以及“社会权利不公平性”结合到一起，让网友产生了对于这个时代问题的讨论和追问，并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来表达个人不满和对社会的无奈，在这些言论产生之后，“我爸是李刚”的含义就不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还蕴含了一个时代权利不公平的问题。而在大众媒体对于判定涉嫌交通肇事罪产生质疑并发出评论后，网民们又对其判处结果表示不满，试图造成舆论压力迫使政府进行重新的判处，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公民的发言人，站在公民的角度发出正义的诉求，发挥了媒体应有的作用，这时的“我爸是李刚”又有了一层新的、对于政府判处进行质疑的含义。

　　在流行语形成之后，许多了解事件情况的网友会通过修改腾讯QQ、微博等签名及应用流行语来表达自己对于该事件的观点，而不了解流行语背后新闻事件的网民会对这一流行语的产生原因感到好奇，于是会通过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键入关键词对相关信息进行了解，在了解新闻事件之后又会产生自己的观点，对流行语继续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是如病毒爆发一样迅速的，普及范围十分广泛，会在短时间内让大部分网民知晓这一流行语，并对其背后的新闻事件有一定的了解，许多网民还会将网络流行语在现实生活中口口相传。

　　三、媒体的基本立场

　　第一，履行舆论监督作用。

　　大众传媒的基本社会作用是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从而赋予了媒体对政府等相关社会问题的管理者、控制者的舆论监督的权利，合理使用舆论监督权利，是媒体对相应新闻事件进行报道过程中所要把握的基本立场之一。

　　（1）推动了新闻事件具体情况公开化。[论/文/网 LunWenData/Com]

　　在新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铺天盖地的信息让网民从多方面获取了相关的新闻信息，一味地遮盖、弥补已经不能阻止网民对于新闻事实真相的追问。大众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具体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此时新闻事件的主人公和处理问题的相关政府已经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媒体对于具体情况公开化的追问和要求更能引起政府的关注，政府会迫于舆论的压力，对于相关新闻事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公开，如政府试图用《河北法制报》的报道来对事实的真相进行辟谣，但是由于其辟谣的目的和方式并没有对调查的结果进行公布，导致其他媒体和公众并未对其说法信服，造成了更加恶劣的影响，而《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定涉嫌交通肇事罪是否源于“我爸是李刚”》则代表网民对政府的判处进行追问，希望得到合理的解释，这种追问既得到了网民对于媒体公信力的认可，又对政府的判处进行了舆论监督，迫使政府提供更加具体的情况，使新闻事件的真实信息得以公开化。

　　（2）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度讨论。

　　每一个能够产生流行语的新闻事件都不是表面问题，所蕴含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而媒体作为舆论的引导者应该对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问题进行剖析，为公众更直观地呈现新闻事件的内涵和深刻的新闻信息。“我爸是李刚”流行语产生后，新闻媒体不断地对其背后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追问，从“官二代”的产生到“官二代”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整个时代产生的质疑，如《南方都市报》发表的《80年代的“我爸是李刚”：“官二代”被正法》文章，以及《新京报》发表的《当日本首相之子酒驾闯祸，大喊“我爸是李刚”是否有用》一文，都是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方式将“拼爹”年代与其他国家、其他年代在相应问题上的解决方法进行比较，从而更直观、更深刻地表达了对于这个时代不公平性的不满。

　　第二，保障公民利益，宣扬正义。

　　媒体应作为正义的化身来保障公民的利益。在“我爸是李刚”事件发生后，当普通公民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社会公平原则受到挑战后，媒体在第一时间理智正确地站在权利受到威胁的一方，代表公众向政府提出正义的要求，制造舆论向政府进行追问，这一系列的行为正是媒体所应该保持的基本立场。

　　第三，缓解社会负面情绪。

　　流行语的产生大多是来自于网友们反讽式的恶搞，其中充满了趣味性，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其背后也承载了网民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个人见解，是个人意愿的表达形式。高节奏的现代生活给公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无形的压力，新闻事件网络流行语的形成则承载了这些无形的压力，因此新闻事件网络流行语很容易就成为公众通过网络进行泄愤、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媒体在这时要扮演好舆论引导者的角色，正确地把握基本立场，不让这种网络流行语变成网络暴力。媒体在运用网络流行语的同时还要注意对其背后新闻事件回顾性的报道和介绍，这样就不会使新闻事件网络流行语完全脱离其本质，变成言论攻击的工具。[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