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本位”到“事本位”-我国灾害报道观念变
［内容摘要］灾害报道，因其内容的特殊性，我国采取了特别谨慎的态度。纵观新中国50多年来的灾害报道，是遵循着一条特殊的发展轨道的。其观念和形式，在这期间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灾害报道的主要特点是以“人”为本位，追求的是一种教化层面的意义，后阶段转向以“事”为本位，追求的是一种信息层面的价值。
［关键词］灾害报道；观念变化
灾害报道，是指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事件的报道。 无论是什么国家，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有地震、台风、洪涝等天灾发生；也不论是什么国家，不论其科技多么先进，管理多么科学和完善，都不可避免地有沉船、车祸、失火等人祸出现。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些天灾人祸也不可避免地时有发生。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1979年“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1998年长江全流域发生大水，2000年北方出现沙尘暴天气，中原出现大旱，“6.22”武汉空难和柳州客车坠江等等。因而，对灾害的报道，构成了我国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
灾害报道，因其内容的特殊性，我国采取了特别谨慎的态度。纵观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灾害报道，我们不难发现，它是遵循着一条特殊的发展轨道的。其观念和形式，在这期间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我认为大体上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包括“文革”时期）的灾害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上海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概括当时我国关于灾害报道的观念是：“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1)王中教授这一概括是十分准确的。1957年2月上旬，上海遇到了有气象记载80年来罕见的严寒。新华社记者是这样报道这次灾害的：
这几天上海街头积雪不化，春寒料峭，最低温度下降到摄氏零下七点四度，上海人遇到了有气象记载的八十多年来罕见的严寒。十日和十一日， 出现了晴天下雪的现象。晴日高照， 雪花在阳光中飞舞，行人纷纷贮足仰视这个瑰丽的奇景。
“前天一夜风雪，昨夜八百童尸。”这是诗人臧克家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上海写下的诗篇《生命的零度》中开头的两句。这几天要比十年前冷得多，但据上海市民政局调查，到目前并没有发现冻死的人。民政局已布置各区加强对生活困难的居民特别是孤苦无依的老人的救济工作。为了避免寒冷影响儿童的健康，上海市教育局已将全市幼儿园的开学日期延至十八日。
这则名为《上海的严寒》的消息，对严寒只在导语中作了一句话的交待，接下来笔锋一转，浓墨重彩写的是：上海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不仅战胜了严寒，没有出现像旧社会那样“前天一夜雪，昨夜八百童尸”的惨景，而且人们还欢乐地欣赏着“晴日高照，雪花在阳光中飞舞”的“瑰丽的奇景”。
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这则消息这么采写，并不是某些记者、编辑偶然的随意之作，而是这个阶段灾害报道的一种模式。在这阶段，所有灾害报道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制作出来的。1961年，是我国3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翻开当时的报纸，关于具体灾情的报道基本没有，多是反映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抗灾救灾，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我们不妨对1961年1至3月《人民日报》关于灾害报道的标题作一粗略浏览：《灾区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引题）天津地区非灾区厉行节约支援灾区（主题）兄弟般的关怀鼓舞了灾区人民生产度荒信心（副题）》（1961.1.4）；《灾区力争夏季好收成（引题）丘聂生产队发愤图强管好越冬作物，丰台沟生产队妥善安排生活准备春耕（主题）》（1961.1.13）；《内蒙古部分牧区赶运饲料开辟水源管好牧场（引题）抗暴风大雪 保牲畜安全（主题）》（1961.2.6）；《江洲公社贯彻政策和运用社有经济力量发展生产（引题）战胜连年涝灾 实现粮食自给（主题）》（1961.2.16）；《面向困难坚持斗争 及早下手安排生活 贯彻政策大办副业 干部带头生产自救（引题）高辛庄队战胜灾害迎春耕（主题）》（1961.3.4）。
“文革”时期，我国灾害报道向着更加偏激、主观和模式化的方向发展。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市发生7.5级强烈地震，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统一电讯稿进行了报道，其标题为：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
导语对地震进行了简单介绍：“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了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而主体是这样写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人民群众十分关怀。地震发生后，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北京市委和震区各级党组织，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领导群众迅即投入防震抗灾斗争。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已带领有关部分负责人，赶到灾区指挥防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有关省、市卫生系统，已组织大批医疗队赶赴现场。大量医药、食品、食物、建筑材料等救灾物资正源源运往灾区。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已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监视灾情。灾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展开抗灾斗争。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这则消息，对地震情况报道较为简略，对人们最关心的受灾情况如房屋倒塌多少间、死伤多少人只字未提，只有一句“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重点是放在人与灾害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在标题制作中也是充分体现这一点。
产生于“文革”末期的这则消息，更加突出“人”的因素，空话、套话较多，其中许多是人为的拔高和“口号式”的议论。同时，这一时期的灾害报道，无论是内容（角度），还是形式（表现手法），都形成一种模式。
综观我国80年代初之前的灾害报道，具体有这么一些明显特点：
1. 立足于肯定人的战斗精神。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灾害发生了，人们奋勇抗战，保护财产和生命，这是灾情报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反映具体灾情、反映人们抗灾和救灾是灾害报道三大阶段性主要内容或事实。这3个阶段的事实，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在内容上也有层次性。按照新闻报道的规律，一般是按事件发生、发展的顺序和事件内容的层次，依次作出报道。而我国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不是站在“事”方位对事实作阶段性反映，而是站在“人”的方位对事实作整体审视。这样，“事”就不是报道的中心内容，它只是“人”斗争的对象。如唐山地震的报道，对灾情报道只有十几个字的概括陈述，这只是一个由头，由这个由头引出“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灾救灾”。同时，这个时期在肯定人的战斗精神时，总是作绝对的理想判断：在人与每场具体灾害的关系上，“人”总是一律的胜利者。
2. 只注重新闻的时宜性，不注重新闻的时新性。灾害报道，反映的总是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这些报道出来，总是会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一丝不悦，尤其是那些造成重大损失的和那些人为的灾害，报道稍有不当，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对这一方面考虑得较多，注重报道的社会效果，追求时宜性。因而，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中常常出现灾害发生几十天、几个月之后才报道的“新闻旧报”现象。如1979年11月25日，“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造成死亡72人、3700万元的直接损失。对此事件，新闻界在长达半年之久竟视而不见，直到8个月后的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才作出报道。
3. 追求终极性结论。在报道一些重大灾害尤其是人为的敏感性的灾害时，这个阶段的报道不是见事件就报，而总是要对事件有了明确定性结论后再作报道。如上面举到的“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新闻界之所以半年多迟迟不作报道，主要原因是对事件的性质把握不准，也即在等有关部门对事件作出最后的定性结论。
4. 追求最佳的宣传价值。灾害事件，一般来说，都具有新闻价值。但这一阶段的灾害报道，“不是任何灾害的情况都可以当作新闻向全国报道的，这要根据国内外全盘斗争 的利益，要看灾情大小、受灾时间长短、受灾地区重要不重要，以及它对国家和人民生活影响大小来决定，并且要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时机，决定讲什么不讲什么，如何讲法”(2)。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传者基本上是对符合自己意图的就报，对不符合自己意图的就少报、轻报或不报。如唐山地震将一座美丽的唐山城化为瓦砾，造成死亡24万人、重伤16万人和上百亿元的损失，而当时的报道中，是看不到这些内容的。又如还有一些灾害报道，只是写个百把字的消息放在报刊的一、二版中的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为了保证宣传价值，这个阶段的灾害报道还有一个特点是：统一口径，一律由新华通讯社独家采访发通稿。之所以这么处理，无非是传者认为：如不这般，就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有损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80年代以前这一阶段中，“文革”期间的灾害报道有其特殊性，它与前十七前和后几年的灾害报道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更强调人的“革命精神”，把人的革命精神拔高到无所不能的高度。同时，“文革”的灾害报道更加模式化、僵硬化，都是一个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如唐山云南两地地震的报道，连有些段落、句子都是一模一样。另外，“文革”的灾害报道中，“革命口号”式的语句很多，假、大、空成为其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