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分歧共存——“和为贵”中的沟通

构建和谐社会，中国古人以沟通处理分歧而追求和为贵，是一笔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本文拟对此作一发掘和探讨。

相互依存重于分歧

没有“不和”的现实，讲“和为贵”就是一句废话！它的提出，就是承认差别、分歧、冲突的存在，但认为有歧异的人应该和睦相处而不是斗得死去活来。和为贵，直言之就是与分歧共存。

与分歧共存的深层根基，是对相互依存重于分歧的认识。三国后期，在曹魏、蜀汉称帝之后，孙权也将称帝。派人来蜀汉要求双方以平等的皇帝名义交往，引起众多蜀汉大臣的不满，认为承认孙权为帝，就否定了蜀汉的正统地位。主张“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是这样说服群臣的：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我们对此没有计较，是为了求得他的援助。如果现在与之绝交，必然引起他深深的敌意。双方发生冲突，只会对曹魏有利。如果与他维持和好，“我之北伐（曹魏），无东顾之忧”，曹魏也不敢把对付孙权的军队，调过来进攻我们，这好处就够大了。“（孙）权僭（越）之罪，未宜明也。”

真是“如此诸葛方为亮”，只看他把相互依存重于分歧说得多么简洁：依存的好处大于容忍分歧的麻烦；或者，破裂的后果比容忍分歧更为严重；两者任有其一，或者兼而有之，都会决定与分歧共存——和为贵。孔明说服了群臣，还派使者到东吴，出席孙权的称帝大典！结果是双方重申盟约：“戮力一心，同讨魏贼。……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吴蜀联盟得到进一步巩固。①

消除与缓和分歧

与分歧共存，沟通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不好一概而论。至少可以说，对相互依存起破坏作用的分歧总是越少越好，沟通对消除其中的一个种类特别有效：因信息不畅导致的隔阂与误解。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取南京，三万六千元兵投降，“皆疑惧不自保”。朱元璋觉察到降兵的疑虑，从中挑选五百骁勇健儿，带到自己的营房，让五百人环绕自己睡觉。元璋解甲酣睡到天明，“众心始安”。②我对朱元璋很少好感，但这事做得实在高明。他是把信息传递置入一个高度紧张的情境，用地点、用行动制造新闻，给人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关于“和”，汉代的刘向有个重要见解：“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相亲）然，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③有些分歧是不能消除的，它们尖锐对立如同水火；但是，如果能找到一只鼎锅来隔在其间，阻止水火相克对抗，让它们发挥各自的作用指向共同目标：煮熟食物，调和百味。那么，势如水火的分歧也能缓和。说得抽象点，缓和分歧，也就是在分歧之中或分歧之外获得某些共识，用同一性来粘合歧异性。正如尼克松首次踏上中国大地所说的，“我们虽然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却能设法架起一座桥梁。”尼克松的桥梁就是刘向的鼎锅。

贞观八年，皇甫德参上书，修宫室，劳民；收地租，厚敛。触怒了唐太宗，说他诽谤朝廷。魏徵进谏：以前贾谊对汉文帝上书，说有些事可痛哭，有些事可为长叹息。“自古上书，率多激切（激烈、迫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打动）人主之心。”激切就有些类似诽谤了。只希望陛下详察他说得对不对。太宗醒悟过来，“非公无能道此者。”赏赐皇甫德参帛二十段。④

魏徵就是在异中求同，从臣子的角度看，采取激切形式也是合情合理，为国为君；从君主的角度看，注意内容就不必计较形式。双方应在说得对不对上获得共识，好不好听就忽略不记。至此，太宗君臣之间的歧异并没有消除，太宗也没有认为臣下就应该“激切”。但他至少能容忍这激切，不再把它等同于“诽谤”了。魏徵在君臣的歧异之间安装了一只鼎锅，隔断了水火的激烈对抗，从异中求得共识把分歧缓和了。

必须明确，面对势如水火的分歧，异中求同往往办不到，像前面讲的孙权称帝，再怎么缓和还是会否定蜀汉的“正统”。因而，诸葛亮干脆把分歧“悬搁”起来，他不纠缠帝不帝，而是设法异外求同，强调吴蜀联盟的“同讨魏贼”。超越分歧设定一个共同目标，不能手拉手往前走，至少肩并肩往前走。

回避分歧和稀泥

诸葛亮不纠缠帝不帝，反而派人出席孙权的称帝大典表示祝贺！就是说，他一边在缓和分歧寻共识，一边也在回避分歧和稀泥。回避，也就是“不争论”。沟通在这里不起作用，或者说，起作用的倒是停止沟通。分歧既无法消除又不能缓和，针对分歧去沟通只会使矛盾更加显露，双方更加疏远。不能言说的就保持沉默，给沟通划定界限，让它在敏感问题上止步，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中国人向来反对卖弄小聪明的“察察为明”，讲“水至清，则无鱼”，要“忍让是福”，甚至“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它维持了表面的和气，没有增加或尖锐双方的磨擦，让自己腾出精力去抓要务，出成果。“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说的是至理名言。

和稀泥，干脆说就是妥协迁就，不管你把它叫做“宰相肚里能撑船”，还是“装聋作哑”。甚至，稀泥要“和”在事态之前，对敏感问题，能不触及就不触及；实在回避不了，也是宜粗不宜细。唐宫廷有秦王破阵乐，歌颂唐太宗征讨四方平定天下之事。贞观十七年，太常卿萧瑀入奏，说这个乐舞太粗糙，要改写得更详尽。唐太宗说，我就是要“陈其梗概”，因为在朝将相，好多是过去的降将，“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拜谢：“此事非臣思虑所及。”⑤

抑制分歧升级

如果分歧都能靠装聋作哑回避，那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要命的是，有些偏偏回避不了，或者，你想回避对方却要紧逼。停止沟通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倒是打开沟通还起一种作用：抑制分歧升级（扩大或加深）。

从理性的角度看，只有那些自以为能从分歧升级中得到好处的人才会升级分歧。明了这一点，沟通就大有可为。通过信息传递，影响对方的收益预期，让他觉得升级分歧无利可图。三国时，传言曹操欲进攻东吴，孙权召来能言善辩的顾徽，说曹操有“异意”，你去北方出使，也探听一下消息。顾徽拜见曹操，“应对婉顺”，平静地说起江东近年的大丰收，说起山里多年的土匪刁民，都改恶从善，愿意当兵……

曹操聪明绝顶，当然知道这些家常话背后的含义。那是在增加“透明度”显示实力；他要进攻，就得付出高额的入场费！升级分歧无利可图，打不赢就和为贵，曹操乐得做人情：我与孙将军结为亲家，“共辅汉室，义如一家”，你说这些干什么？顾徽也回答得好，正因为“明公与主将义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想知道江东的消息，因此前来告知。曹操厚待顾徽使还。⑥

传递信息，使对方觉得无利可图，在挑衅行为的早期特别有效。因为寻衅的初期对挑战者是非常微妙的，在此期间，他如饥似渴地了解自己进展的信息，对最初的成功和挫折也很敏感。他倾向于硬把许多东西和初期的效果联系起来，并把这作为制订下一步行动的依据。因而，这时的他最容易受到影响。

但是，人不都是理性的，升级分歧除了理性算计外，往往还出于一些非理性因素。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抑制非理性的升级，沟通又起着一种作用：减压阀。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似乎被人忽视了这一面。郑国人在乡校那个公共场所议论朝政，发泄怨言。有人劝他拆毁，子产说，毁它干什么？人们闲暇时有个地方聚聚，议论执政的好坏，“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些话几乎得到古今一致的称赞，我总怀疑它的真实与可行。

当时的背景是子产搞改革，改了城乡经济、服饰制度的方方面面。一年后，民众编起小曲唱：好衣服藏起来不敢穿，把田亩查编又丈量。“孰杀子产，吾其与（帮助）之。”子产得知这个民谣怎么不把改革停下来，怎么不“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老实说，任何称职的首脑，都不会这样对待舆论。尼克松说：“领导是让他来掌舵的，不是跟着舆论跑的。”舆论最多能告诉你民众在想什么，却不能告诉你该干什么！“真正克尽职责的领导人，必须不怕有时处于孤立，至少在他规划道路的时候。”基辛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