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框架的倾向性研究

　　媒介偏见(mediabias)已经成为美国当代政治话语的热门话题。一方面，屡受媒介攻击的保守派已经成功地使“自由媒介”（theliberalmedia)这一说法成为美式英语中的一个重要词汇；而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认为媒介实际上强化了而不是挑战了保守的资本主义市场偏见。目前，关于媒介偏见的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选举领域,而关于美国政策议题报道偏见的实证研究却十分鲜见。

　　从现有的媒介偏见量化分析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情感色彩上，意在发现新闻报道的口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这些研究未能揭示影响报道偏见强度的更加具体的消息属性。例如，基于受众的既有态度，带有倾向性的新闻内容会如何被接收(不仅仅是研究者认为正面或负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倾向性报道是否会导致受众显著的恐惧、希望和好恶）信息的复杂性程度如何(是简单易懂还是纷繁复杂);信息的吸引力程度如何(正面或负面的报道会影响广大民众还是只影响较小群体)。当这些因素都被考虑进去后，我们发现，仅对报道表面上的正负情感倾向进行评价还不足以实现对新闻偏见的完全解码。要实现这一目的，研究者必须超越简单的正负二分，通过理论框架的构建来推进新闻报道的研究。

　　基于这一思想，本研究以2007年美国儿童医疗保险计划（SCHIP)的争论为个案，试图探究相关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偏见问题。我们考察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今日美国》以及来自ABC、NBC、CBS的三大夜间新闻节目中关于SCHIP的新闻报道。我们用于分析新闻中倾向性报道的理论框架，贝lj基于研究人们如何看待健康和其他政策议题，以及哪些类型的争论会影响公共舆论。

　　在SCHIP的个案中，新闻媒介似乎很难在自由主义偏见的讨伐声中为自己辩护。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记者的所谓自由主义情感会歪曲新闻报道的例证的话，唯此个案莫属。因为这一个案的核心就在于是否应该扩展这个深受公众欢迎的项目，以帮助那些没有保障的儿童。但是，对新闻偏见产生条件的理论思考却使我们对这一个案具有不同的认识。在笔者看来，即使在这一案例中，记者的个人观念也会让位于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如客观性原则。即使在最直白的信息表述中，记者也会尽量追求报道的平衡[7一8丨。同时，记者对那些有权操纵政策结果的精英人士的遵从，也进一步强化了媒介对总统及其发言人的日常性依赖[9丨。另外，还有一些决策偏见则源于新闻组织的商业利益和新闻工作者的专业准则。这个案例的另一个价值在于，有关这一议题的论战立场比较明确。政府坚决反对，而支持者则试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架构这场争论:“你要么帮孩子，要么害孩子。”

　　一、SCHIP背景

　　SCHIP作为《社会安全法案》的一部分，创建于1997年。这个联邦项目为各州提供资金，旨在为收入超过公共医疗补助资格限制又不够担负私人保险家庭的孩子提供医疗服务。每个州在管理这个项目上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大多数州将贫困线200%以上（四口之家约35000美元)设为参加这一计划的收入门槛。计划开始以后，SCHIP成为儿童医疗保险的重要来源，这个项目注册人数的上限大约为每年六百万儿童（在引起争议期间）[1(0。该计划在拥护群体、普通公众及州政府官员中非常受欢迎，甚至一些共和党议员也表示了支持。一个乔治城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90%的美国人（甚至包括83%的认同共和党的人）支持扩大该项计划|11]。一个NPR/Kaiser家庭基金民意调查也发现，该计划获得了大多数自称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支持1111。尽管该计划被广泛认可，小布什总统及其内阁却坚决反对这一计划的延续和拓展（“statementofadministrationpolicy”，2007年8月1日）。小布什政府提议在其后的五年内将在SCHIP计划上投入50亿美元，这一数字实际上比维持现有覆盖范围所需的数字少140亿美元。

　　二、SCHIP新闻的倾向性维度

　　Entman提出关于媒介倾向性或偏见的研究应该整合现有的议程设置、显化和框架效果研究。通过框架建构，政治人物促使受众更多地考虑某些议题（议程设置）以及被构建目标的某些特性（显化效果）在一个争论中，当新闻报道明显将一个群体（如政府）的首选框架置于另一方（如反对党）之上时，新闻倾向性随之形成。新闻倾向性（newsslant)和新闻偏见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在一段时期内，不论消息类别和传播媒介如何，新闻人对某一议题或政治人物一以贯之的有倾向性报道1131。

　　新闻倾向性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记者本身的政治观点只占一小部分。Entman认为，与意识形态相比，媒介在应对两党的竞争性框架策略时存在的非意识形态决策偏见对于塑造新闻倾向性更加重要。此外，要透彻理解新闻倾向性，就需要更多地了解公众通常是如何看待那些被媒介建构的议题、事件或人物的。基于研究者特定的观念和价值体系，那些对研究者来说被扭曲的报道，对普通大众来说也许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此，在考虑关于SCHIP报道中的倾向性之前，我们应该先考察普通受众是如何处理此类政策信息的。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公众怎样看待医疗政策和社会福利计划。Goldsteen和其他研究者引用了Kaiser家庭基金会在1992年和1993年所作的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公众对政府介入医疗改革表现出了广泛支持(克林顿医疗计划的失败也恰逢其时）的态度。他们还指出，民众的支持情绪与美国人惯有的个人主义以及对政府计划的普遍怀疑主义之间存在矛盾。这一矛盾源于一个有争议的前提，那就是美国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会决定他们对其他事物的评判标准1141。总体上看，美国人似乎对福利状况缺乏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态度，他们拥有的是一系列“部分一致的反应”：在一些情况下支持它，在另一些情况下反对它。

　　不幸的是，对于倾向性报道的哪些层面会真正改变民意，现有研究并未提供直接答案。因此，对于倾向性报道的有效维度，我们只能进行推断。基于已知的美国人对医疗问题的态度，以及哪些言论可能左右民意的相关研究，本文分析SCHIP报道倾向性的理论框架将会超越媒介公开支持哪一方的基本问题。具体来说，本文的理论框架包括三个不同的信息维度：谁是政策的受益者;争论背后的推理基础是什么（是经济、意识形态、效率，还是道德基础）争论的复杂性如何。

　　(-)全民的/集体的对特定的

　　前人研究的一个共识是，美国人的政策偏好并非仅由个人利益所决定，社区意识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尽管选民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信念和自我依靠意识，他们在对待候选人的政策立场时，仍然会考虑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而不是只在乎他们自己的钱包。的确，与个人利益相比，人们对集体或社会整体福祉的关注往往能够更好地预测他们的选举偏好和政策立场。具体到医疗政策，Allen和Taylor发现上述社会取向似乎比个人利益更容易影响公众的态度。

　　由美国人政治态度中的社会取向特征可作出如下推断：媒介对一项政策的受益者或受害者的界定将会影响公众支持，这使得该信息维度对于评价新闻的倾向性十分有用。那些暗示所有“美国人”将从某个政策中获益的言论，将比利益锁定特定群体的言论更容易引起公众特别是犹豫不决的受众成员的好感。这种影响反过来也可能受到公众对特定群体的态度的左右。例如，Gilens发现当媒介将福利计划受益者呈现为黑人(大多数白人认为不值得受益）时，公众对这些计划的支持会受到严重动摇。Corrigan也指出，克林顿医疗计划的公众支持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项目被认为是花中产阶级的钱而让穷人得到好处。尽管SCHIP可能区别于大多数社会福利计划，因为孩子是其主要受惠者，但若媒介将其架构为帮助‘贫困家庭”或者“穷人”这一范围更小且通常不被信任的群体则可能减少公众对该计划的支持。

　　(二）推理基础

　　政治文化中的主流态度和价值将会决定美国民众如何应对医疗政策提案。根据早前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期待，那些与政治文化中主流价值观念相一致的言论较容易与选民产生共鸣，并将更有效地左右摇摆不定的公共舆论。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上一致的言论能够影响被选举官员对公共舆论的感知和预测。因此，SCHIP报道中正负评价的逻辑基础应该成为理解倾向性新闻对受众影响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对相关报道的初步审视发现，支持或反对SCHIP的言论大体上基于四个主要方面：道德、经济、意识形态和效率。

　　1道德

　　Westen主张，煽情言论是极其有效的修辞工具，比枯燥理性的逻辑推断更有威力。Westen用戈尔和小布什第一次总统辩论作为例子。戈尔在这场辩论中阐述其医疗观点时，作了一次基于事实、数据和充分理由的雄辩。小布什是如何回应的呢？他说戈尔列举的不过是一大串“令人头晕的数字”。就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比喻，共和党成功地将戈尔描绘成一个没有感情、冷酷、过分理智的机器人[24丨。Jerit认为，候选人常常故意利用言论在选民中激起恐惧、焦虑、愤怒等情绪[25丨。强烈的情感诉求使候选人强调共有的价值观念，这不仅有利于强化原有支持者的忠诚，还能有效地吸引独立人士的支持。同时，媒介在新闻报道中对戏剧性情节的偏爱也是与这种情感诉求相一致的。这不是说所有道德言论都是煽情的，也不是说所有煽情的言论都和道德有关。不过，既然SCHIP的延续事关儿童，争论的双方很可能在其言论中使用情感的诉求方式。这种道德维度区别于其他推理层面的一个特点在于，同样的表述可以被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完全不同的解读：SCHIP的支持者会主张保护更多儿童是件善事，而反对者也可以为批评这一计划找到他们的道德依据。因为道德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只有在‘道德”被明确提及时，我们才能认为某种说法是基于道德基础的。

　　2经济

　　即使广大选民能够把他们的个人经济利益放在一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在评价医疗政策时仍然要考虑经济的影响12(6。Blendon和Brodie发现，不愿意作出牺牲或支付更高税款是国家医疗保险计划得不到支持的三个原因之一(另两个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在某个特定国家计划上缺乏共识)|27。Blendon与其他研究者还发现，美国人并不太关心国家的总体花费，相反，他们更关心自己的保险支出、免赔额度、自付额度、医院费用和处方药价格。因为政府医疗计划的任何扩张都意味着某些税收的增加，考虑到美国人大体上对税收的厌恶，那些强调税收增加的新闻报道将会削弱公众支持1261。所以，我们不难发现，那些SCHIP的反对者大量反复地在其言论中强调该计划的税收后果。然而，2007年SCHIP提案中明确涉及的增税领域仅限于烟草行业。因此，只有吸烟者这个目前在美国日益萎缩的少数群体会直接受到影响128。

　　3意识形态

　　Braman和Ensley发现，对那些在自我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冲突的人们来说，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①我们注意到，对“庞大政府”的怀疑是当前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主流观念。于是，一些新闻报道将SCHIP项目的扩大等同于“政府接管”、“医疗系统的联邦化”、“社会主义医疗”，或象征性地将其比作“希拉里医疗制度”，或者干脆给这个计划贴上“民主党”的标签。这些手段对那些犹豫不决的民众，甚至是那些并不认同共和党的选民来说，可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克林顿医疗计划为我们提供了用来说明政党或意识形态标签如何影响公众支持的一个绝佳的例子。1994年初《华尔街日报》和NBC联合组织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7%的受访者支待‘克林顿计划”。但当访员只是介绍该计划的主要内容而不提及克林顿时，76%的同样的受访者认为这个计划很有吸引力或比较有吸引力。根据这一调查，未作标记的“克林顿计划”实际上完全击败了共和党的提案。

　　4效率

　　当谈到政府介入医疗领域时，美国人有许多担忧，包括太多的繁文缛节，太少的选择，太差的护理质量，以及政府在他们和医生之间的插足。本研究将会考虑各种缓解或加剧这些担忧的新闻表达。同时，另外一个反对SCHIP扩张的观点认为这个计划已经过度膨胀，超过了它最初的意图。反对者声称如果这个计划继续扩张，它将无法正常运行，其质量也会下降。支持者认为，这个计划目前来说运行良好，服务了许多受益者，因此值得扩展到更多儿童身上。

　　(三）简单对复杂

　　支持SCHIP的言论需要解释这个计划怎样运作，为什么应该扩大，因此自然会比反对者的言论更加复杂。这也许会对反对者的框架建构更加有利，因为要证明扩大一个昂贵计划的必要性必须依赖众多事实和数据，而要反对它，“只需要想出一个简单的、能够与广大民众产生共鸣的言论。Entman最近提出了一个政治传播中的“两级限定”原则。这一概念认为，由于大多数公众依靠简单的直觉来引导其政治评价，他们通常不愿理会要求两个认知步骤以上的政治言论这两步为：首先理解，然后再接受某一对象与其特征之间的关联。当其他条件等同时，推理越详尽，效果往往会越差。当改变一项政策的反对者比支持者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时，学者们不难发现，负面言论不论简单或复杂，其说服效果往往会胜过正面言论。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试图测定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ABC晚间世界新闻、NBC晚间新闻和CBS晚间新闻中，针对美国儿童医疗保险计划延续和扩大的报道是否存在明显的新闻倾向性。选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彻>，是鉴于其崇高声誉和“敢于挑战政府的记录。选择《今日美国〉是因为它的读者面较广，发行量居全美之首。传统电视网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新闻来源，因此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也被囊括其中。为了更清晰地阐述问题，大多数分析都综合了以上这些媒介渠道。

　　文章选自Lexis-Nexis数据库，搜索关键词包括“SCHIP”、“S-CHIP”、“美国儿童医疗保险计戈丨J(StateChildrensHealthInsuranceProgram)”或“儿童医疗保险（childrenshealthinsurance)，，。2007年8月2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SCHIP扩大的参议院提案版本:“2007年儿童医疗保险重新授权法案，，(ChildrensHealthInsuranceProgramReauthoiizationActof2007)8月1日，众议院通过了该议案的众议院版本，“2007年儿童医疗保护法案”（Children’sHealthandMedicareProtectionActof2007)。Lexis-Nexis搜索的时间范围被确定为参议院投票前一个月(2007年7月2日）和众议院投票维持小布什总统的否决之后一个月（2007年11月18日）之间。在这一时间段内，相关争论引起了媒介广泛的注意。搜索结果显示，《纽约时报>>发表了6篇相关文章，《华盛顿邮报>>75篇，《今日美国》40篇，三大电视网一共播出18个报道。读者来信未计算在内。

　　每一篇文章都被区分为段落或案例，从而构成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段落的编码依据为是否包含涉及SCHIP的正面或负面的主张。按照Entman等学者的定义，主张是指“一个独立统一的论点或思想，它可能包含多达三个独立(物理上相连或有关）的句子”®。之后，研究者对每一个主张进行编码，以确定其消息来源(政府、共和党、民主党、记者等）、立场(正面或负面)、推理基础(三种不同的信息维度）、复杂程度(简单或复杂)，以及政策效果涉及全民还是特定群体。此外，因为以往研究已经显示出“赛马”式报道在政治新闻中的主导地位,为了评估这种模式的报道的普遍程度，本研究也对段落是否包含这种竞争性的“过程”框架进行编码。

　　为了提高编码员之间的信度，第二个编码员接受严格的编码训练，并完成了10%文章的编码任务。除了推理基础的编码信度（Cohen’sKappa,0.70)较低之外，其他所有编码信度均超过0.80。考虑到本研究及其编码方案的复杂性，这样的编码信度处于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可靠性得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另外，Dardis认为，尽管编码员之间的微小分歧可能导致信度降低，更详尽的文本解读却有助于提升数据的效度。因此，虽然读者应警惕其他研究者可能对相关文本和结论有不同的解读，但本文的分析可以说是有得有失的。

　　四、研究发现

　　总体上，新闻报道看起来更倾向白宫，而反对SCHIP。表1显示了不同新闻媒介中所发现的正面和负面主张的总数。我们使用QDAMiner软件对总共3036个段落进行了分析。其中，1377个段落包含实质性的主张(基于四个方面之一的正面或负面表述)，或竞争性过程框架，或两者兼有。在618个实质性主张之中，279个是正面的，339个是负面的。也就是说，这些报道有45%正面，55%负面，显示出一种不利于SCHIP扩大的负面的报道倾向性。尽管一些人会把这看做是相对平衡的一种体现，但10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放到选举中的话，将是决定性的胜利。除〈华盛顿邮报》外，每种媒介上负面主张都多于正面的。

　　表1还显示，超过60%的段落包含过程（赛马/竞争)框架，而不是讨论切实议题的内容框架，这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13(0331。在SCHIP报道中，被编码为竞赛框架的段落基本没有为受众带来实质性的关于政策本身的信息。相反，这些段落的焦点在于票数统计、逼近让步、党派辱骂和政治策略。即使这样巨大的悬殊可能仍然低估了竞赛框架的比例，因为竞赛框架没有采用与实质性正负主张相同的方法编码。比方说，一个段落可能包含多至五个独立的实质性主张，每个主张都会计算在内，而那些包含竞赛框架的段落，不论竞赛框架有几个，都按一个计算。因此，很有可能赛马式报道(如果按照框架的数量来测量的话）比以上结果显示的更加突出。

　　然而，媒介之间的区别显示了评估新闻倾向性的复杂性。《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报道是相当平衡的（分别为51%正面对49%负面，48%正面对52%负面）。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电视网晚间新闻节目的观众或《今日美国》的读者想从这些媒介中寻找一些正面报道的话，他们可能会感到失望，在《今日美国》和三大电视网的新闻报道中，负面对正面的比率超过3:1。对广大公众来说，这些非精英媒体是更重要的新闻来源，其报道基本可以代表其他主流媒体的新闻倾向性。

　　正如前面讨论的，新闻倾向性并不停留于报道的整体特性。为了清晰起见，从各个方面进行编码之后的段落按四个维度予以呈现。表2显示了每个维度在正面或负面主张中被提及的次数。每一个正面或负面的主张可以归属于多达三个不同的维度。因此，表2中的总数与表1有所不同。

　　通过分析言论的类型，特别是新闻记者对双方话语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论战各方是如何试图架构这一法案的。我们发现，支持者主要强调该计划运行如何有效，以及其扩大对公众健康可能带来的益处;反对者则更多地关注该法案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

　　令人惊讶的是，道德言论几乎不存在(仅有11个正面，0个负面)。考虑到政治气候以及公众对‘价值观念”和“道德问题”的看重，民主党人和其他SCHIP支持者本应利用更多道德上的言论来支持该法案的通过，但从新闻文本的实际情况来看，事实恰好相反。Westen认为，制造煽情的道德言论会帮助民主党人赢得舆论支持丨24,这也许是对的，民主党人也确实尝试过使该议案人性化，比如宣传SCHIP的一些受益者，如Frost家庭(该家庭12岁的Graeme还对布什总统的每周广播讲话进行了回应)。但是，这些都没有在新闻报道中予以呈现。

　　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SCHIP的支持者在媒体上彻底打了败仗。反对者指责该法案是“社会主义医疗，是走向“医疗系统联邦化”的一步，甚至将会导致庞大政府。这些负面表述以156对35的比例压倒了正面主张，而且在这156个负面主张中，有超过半数（81个）的主张明确指出该计划是“社会主义医疗”、“医疗系统联邦化”、“政府垄断的医疗”或“希拉里医疗制度”。这些主张浅显易懂，只需要两个步骤(从负面符号到与之相关的意见客体，这里是SCHIP)即可达到效果，因此很容易迎合美国公众对于庞大政府的怀疑情绪而减少该政策的公众支持。除了简单，这些主张的论断还具有普遍性，因为类似“社会主义的”、“政府垄断的”这些表述在美国意味着所有人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于是，这些简单的、普遍性的主张很容易引起公众共鸣，也很可能影响精英们的政治盘算。

　　关于该法案经济影响的主张也是负面主张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反对者声称该法案会通过提高烟草税给公众带来负担，会通过鼓励人们参与政府医疗计划而对私人保险业带来冲击。从财政意义上讲，该计划也是不负责任的。所有这些负面主张都成功地彰显于主流媒介的报道之中。令人好奇的是，该法案的宏观经济影响基本未被提及(仅发现一个相关主张)。有学者曾指出，全民医疗制度实际上可以节省财富，因为如果大量人群都没有保险的话，常常会导致更多看不见的代价。根据医学研究院2003年的研究结果，这些代价包括医疗服务能力的降低、急诊医疗的过度使用以及地方经济的削弱。考虑到美国公众对医疗政策的经济影响还是十分关注的，SCHIP支持者对于政府介入医疗领域的宏观经济益处的强调应该是吸引公众支持的有力手段。同时，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选民在作决策时，很多时候会把自身利益放在一边，所以，基于这种集体意识的经济诉求应该是一种有效的说服策略。

　　许多SCHIP支持者的确采用了这种宏观经济诉求，但媒介最终的新闻报道却未能体现这种诉求，其原因就在于媒介对简单内容的偏爱。由于人们在认知或情感推理的过程中通常具有所谓的“两级限定”原则，这种决策性而非意识形态性的偏见对于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新闻机构来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种看似没有意识形态倾向的决策偏见，在这个案例中却实际上对共和党有利，而对民主党无益。

　　关于该计划的总体效率，正面主张超过了负面主张，原因在于该法案应该覆盖更多儿童的主张在支持者中十分流行。事实上，在支持该法案的各种说法中，这一说法最为主流。对于反对者来说，他们所纠缠的则是该法案是否已经超出了最初的意图。由于各州可以自主管理他们自己的SCHIP计划，而且一些州已经开始将其延伸到成人，因此法案的最初意图成为争论的焦点。大多数共和党人把该法案看成是民主党实现其全民医疗计划的又一小步。

　　有学者认为，政府享有在某个问题上设定主导框架的优势，因为政府是媒介所依赖的一个主要信息来源。表3中显示的数据支持了这一说法。政府言论在各大媒介上通行无阻，准确地说，在所有主张中，共有183个来自政府（其中180个是负面的）。这揭示了一种压倒性的“总统信源偏见”，虽然Entman更喜欢将其称为权力偏见的一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07年的国会掌握在民主党手中，来自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仍然成为媒介偏爱的信息来源。当人们普遍认为新闻记者的自由主义偏见决定报道立场的时候，人们或许会期待，势均力敌的政府权力结构会促使消息来源也更加平衡，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除了政府信息来源的频繁被引之外，当言论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时，政府和共和党来源的负面主张以266比47的比例压倒民主党的正面声音，力量悬殊超过5:1。当民主党来源被引用时，其观点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统一，这通常是民主党所缺乏的一个特质。同时，民主党从来没有作为负面言论来源被引用，尽管共和党的言论中不乏少数零星的支持观点。

　　另一方面，来自记者自己的言论以3.5:1的比例倾向于支持该项目。记者发出的主张以正面为主，但这并不支持任何自由主义偏见的推断。如表4所示，大约有一半被编码为记者的正面言论来自评论，而评论较少受到新闻准则如客观性的约束。总体来说，评论的立场也以正面为主，91%为正面，9%为负面。对于《纽约时據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精英报纸来说，在儿童医疗保险问题上的评论采取相对自由主义立场不足为奇。

　　与评论相比，新闻报道中的主张也以正面较多，约为2:1。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报道中引用的政府负面声音太多，记者试图在自己的言论中多一点正面主张，以确保更加平衡的报道。根据表2大多数正面主张建立在该计划的效率方面，如计划运作良好，对公众健康总体上效果良好，并且在它的最初意图之中。表2中的236个基于效率的正面主张中，来自新闻记者的占据了158个。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声称这一计划有效运作时，特别是该计划与促进儿童健康有关时，记者认为没有必要提供明确的消息来源。这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的消息来源中，没有谁认为SCHIP会伤害儿童。如表6所示，没有一个来源于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主张指责SCHIP侵害儿童健康。争论更多的问题是，这次重新授权会不会改变该计划的最初意图，使成本超过健康收益。

　　除了言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这一简单属性之外，很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影响SCHIP报道的倾向性。前文提到的复杂程度就是其一。如表5所示，简单、负面的言论占了报道的多数。简单言论以72=28的巨大差距超过了复杂言论。虽然这个比例看起来很高，但并不奇怪。在一个环境政策新闻报道的研究中，Entman发现包含具体细节来支持观点的段落(也就是本研究所界定的“复杂”言论)与没有细节支持的段落相比，处于绝对的弱势。另一个可能影响新闻倾向性的因素是，议题涉及广大群体还是某个特定群体。在支持SCHIP的正面言论中，强调该计划将使所有人受益的主张应该比强调只有一部分人受益的主张更加有效。但是，SCHIP确实直接服务于儿童，从而为那些追求比“儿童”或“黑人儿童”更大群体的利益的说辞提供了借口。表6显示，负面主张的推理更多基于更广的群体因而比正面主张更强调每个人的利益。毕竟大部分市民或者没有孩子，或者即使是扩大的SCHIP也不会将他们的孩子保护在内。在147个涉及受影响群体的正面主张中，只有37%(54个)谈到了全民利益。而在215个负面主张中，近乎半数（103个)建立在全民利益的基础之上。这个结果展现了反SCHIP新闻报道中的另一个微妙层面。

     五、结论

　　本文关于新闻倾向性的研究超越了报道正负属性的一维分析，测试了一个对新闻倾向性进行实证研究的更好的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关于SCHIP重新授权和扩大的新闻报道决定性地倾向于白宫。对该法案的新闻报道在众多信息层面都呈现出负面倾向，驳斥了美国新闻界的自由主义神话。对于这一儿童医疗法案，参议院和众议院皆投票支持。NPR/KAISER家庭基金会的一个民意调查也显示，67%的受访者(包括大部分的共和党成员、民主党成员和独立人士)表示，政府在保护没有保险的儿童方面还做得不够。这样的政治环境使得人们期望媒介对该法案的报道如果不是大力支持的话，至少也应该是客观平衡的。但是，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其他力量使新闻报道倾斜了。一方面，权力偏见展露无疑。记者更倾向于依赖执政党，也许是因为在这个或其他许多案例中，总统否决权将最终决定结果。另一方面，当时小布什支持率极低，在推行其国内立法议程方面困难重重。这似乎预示布什政府得到的媒体尊重应该比本研究中发现得要少，至少不是以5:1的优势压倒其民主党对手。这表明管理新闻的技巧可能扮演重要角色。也许只是共和党领导在提供简单的、文化上引起共鸣的修辞技巧上较民主党更胜一筹，以至于更能迎合记者们的决策偏见。至于媒介呈现的支持SCHIP的观点，大部分来自记者，而不是民主党。也许批评家们会将这些未注明来源的主张视为媒介自由主义偏见的体现，但如果记者有意且有能力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他们只需引用更多的民主党或自由派消息来源，而不是一再强调共和党的消息来源，以达成更加平衡的报道。国家主流媒体的记者致力于遵循平衡原则，为了部分补偿他们认为必须报道的所有共和党人的负面主张，他们会自己传递一些正面的声音，只要这些正面主张是来源于无争议的事实。因此，新闻记者的这些正面主张与其说反映的是意识形态偏见，不如说是事实的证据，那就是SCHIP在这次扩大议案之前的确表现良好。对这一事实，甚至共和党反对者都不曾争辩过。

　　反对SCHIP的主张总体上比支持的主张简单。SCHIP新闻报道不仅在总量上呈现出负面倾向，而且负面报道中大部分主张诉求于集体利益，并且更容易被广大受众理解。基于我们的理论模型，我们期待这种报道倾向会反映和强化议员们对于民意的估算。如果他们支持某个频繁被媒介贴上简单的、象征性标签的计划(如本研究的“社会主义医疗”）时，他们会在选举来临时坐立不安。尽管SCHIP报道的倾向性没有阻止少数共和党人支持该法案，但可以推测它的确帮助了小布什维持否决结果。由于新闻报道的倾向性，很少有共和党人会认为反对该议案是一件政治上危险的事情。

　　本研究表明，与批评家的论断相反，新闻倾向性的很多重要来源是超越记者有意识选择之外的。在这个案例中，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在媒介市场上不需要复杂政策言论的相对单纯、政治冷漠的受众，使SCHIP扩大的支持者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与之相混合的是媒介对于官方信息来源的依赖，以及媒介对于这些有权操纵结果的政府官员的偏向。

　　正如引言中所说的，本案提出的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新闻应该如何报道？如果国会和大众都支持一个特定计划，新闻报道是否应该给予争议双方同样的分量？或者关于SCHIP的新闻报道是否应该明确倾向民主党立场，以配合大多数人的意见？在本案以及许多其他例子中，至少有三种观点可以用来支持倾向性新闻的合法性：更好地反映精英观点和公众态度;与政府对新闻框架的操纵相抗衡;更好地反映政策议题的现实，在本案中即扩大一个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运作良好的计划。以上每一种观点本身都要依赖其他的规范性和经验性前提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何种观点可以用来证明亲政府新闻倾向性(pro-administrationslant)的合法性。作为新闻决策偏见和媒介操纵者新闻管理技巧之间互动的产物，亲政府新闻倾向性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找到合法性:一是新闻决策偏见对于公共领域的持久价值，二是帮助总统确立领导权的各种好处。如果这种合法性不能成立的话，我们就需要思考现有的新闻运作方式是否需要改变。尽管目前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新闻倾向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却值得学者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