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标签化”现象探析

　　一、引言

　　自2013年4月15日以来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复旦学生投毒案”成为网络上绝对热门的话题。名校高材生、舍友相弑、少见的剧毒药、“琐事不合导致杀人”的动机，这些引人注目的元素牵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随之,全国其他高校学生相残事件纷纷曝光,在窥私欲主导的媒体的关注下,过分的夸大与炒作愈演愈烈,一时间，大学生也无可避免地被贴上“自私’、“冷漠”的标签，甚至出现“大学生这个群体太恐怖”的可笑结论,仿佛所有事发皆因“大学生”这个响当当的标签。

　　悲剧之后,及时关注事态进展是媒体的职责,各个层面的发问和反思也在情理之中。但在报道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大学生自私冷漠’、“名校高材生是危险品”之类的标签论却无异于在“复旦投毒案”事件上第二次投毒。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媒体如此热衷于“贴标签’张扬跋扈、口出狂言的一定是“富二代”’年轻位高、火箭提拔的就一定是“官二代”。“蚁族’白富美”“暴发户”、“屌丝”“钉子户”……不仅仅是称谓，甚至“蚁族也想成为体制内”、“富二代不掩饰热爱超豪车”等带有明显标签化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媒体这种不从实际出发、化繁为简的标签认知，不仅会扭曲事实，误导舆论,而且极易助长不满情绪，因此,新闻报道中标签化现象的泛滥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二、如何认识新闻报道中的标签化现象

    “所谓标签化是指一种自发的认识归类方式,将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一个人物自发地归为一类事件或一类人物。例如，只要提到城管与管理对象发生冲突,不问具体的导火索与原因，就是城管粗暴打人。只要车祸与富人有关,就是富二代以富欺人。在治安案件中,只要与公务员有关,就是以势压人。”

　　(一）新闻报道的标签化现象是经验主义错误从哲学角度来看，新闻报道中的标签化现象是—种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而标签化的新闻报道则是一种意识在先“先入为主”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错误。

　　一些媒体在突发新闻事件的报道中，不从新闻事实出发,而是根据固有的印象与经验甚至是传说，简单判断并进行报道，这极易引发公共事件，造成恶劣的影响。以近日河南济源的毕娇事件为例。2013年5月24日下午，有媒体报道称,河南省济源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市民毕娇驾车擦碰一小学生，因态度恶劣并踢打受害人母亲，引发行人不满、围观、砸车。随后，网上传出毕娇在争执中声称自己“钱多后台硬”，引发舆论轩然大波。随之，其他媒体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纷纷以“河南济源女司机毕娇素质极为低下口出狂言后台硬“河南现嚣张后台女毕娇”为题进行了报道。更有媒体发消息称“河南女司机毕娇被拘留后台攀上副市长”言之凿凿地指出毕娇的后台是其姐姐毕娟，济源市副市长何雄儿媳。

　　一起原本普通的交通事故，因无中生有的一句“后台硬”被媒体贴上了“官员背景”的标签，事件的焦点立即转移到了‘‘钱多后台硬”这句话上，敏感的标签强烈地刺激了民众‘‘仇官’、“九富”的心理，一时间,微博转发量和评论量达4万多条,此次交通事故也迅速成为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公共事件。“毕娇”这个名字迅速被百度收入“百度百科”中，成为一个类似“我爸是李刚”的符号性名词。

　　5月28日，新华社记者在拘留所采访了毕娇,对于是否说过“钱多后台硬”这样的狂话，毕娇情绪很激动，哭着说：“我用人格、良心说我没有说这话。我现在才26岁，还没结婚,我上电视了,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路走这么绝？我保证从当天到现在没说过一句张狂的话，当时车上还有一个副驾驶的同伴,她一直在调解,也没有说过过分的话。”

　　在记者对争执双方当事人及一些目击者进行采访时,他们均表示未曾听到过“钱多后台硬”这样的话。济源市警方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毕娇家庭共有5名成员，其父亲和母亲均已退休,哥哥和嫂子均属在职工人,并无“硬后台”。

　　沸沸扬扬的毕娇事件最终以类似于闹剧的方式收场,原本普通的交通事故竟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和声讨，不可否认的是，媒体的标签化报道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不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传闻和固有的印象和经验给毕娇贴上“钱多后台硬”的标签,此种失实的报道行为不仅背离了客观、真实的新闻原则,对毕娇造成了极大伤害,对公众的愤怒情绪也是一种践踏。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体长期“贴标签”的影响下,公众已经对各类标签背后的形象产生高度认同，这无疑扩大了“贴标签”对社会所能造成的影响。

　　(二）新闻报道的标签化现象源自认知的懒惰

　　从对事物认识的角度来看，认识事物的规律是由事实推出结论,标签化的新闻报道源自认知的懒惰,是对事物进行简单地归一。‘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易于枯萎,在对方以及自己的思维极端化的背后，是认知的懒惰，以及对一劳永逸教条式的渴望。”

　　以辽宁省东港市副市长董海涛为例，自2012年10月份上任起，董海涛引起了大量媒体的“热切关注”。针对她的上任，有媒体发稿称《辽宁丹东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受关注晋升犹如坐火箭》,更有报道称“个子高挑、脸蛋精致、长发披肩的外貌怎么能跟严肃的官员形象联系起来呢？”

　　因为之前曝光过年轻干部因家庭背景而火箭升迁的个案，因此,面对年轻的董海涛快速升迁，一些媒体在认知上产生了懒惰,不再愿意探究事实真相，而是简单将其与之前的问题升迁个案归为一类，轻率地认定美女干部的升迁必定有猫腻、有关系、有黑幕,先入为主地为董海涛打上‘‘火箭晋升”“必有背景”等标签。

　　媒体贴上的标签是可怕的，由此引发的‘‘灰色”想象使董海涛深陷舆论漩涡，各种质疑之声随之而来:这其中是否有‘‘潜规则”？有没有违规晋升的内幕？当事人有无背景？……甚至出现了非理性的议论和骂战。紧接着，董海涛的年龄、简历、学历、背景甚至家庭成员都被人肉搜索般地翻了个“底朝天”。最终,历经“选拔是否符合规定程序’、“学历有没有造假’、“亲属是否施加影响”等重重调查,董海涛没有如之前那些官员一样倒下，事实证明这些“标签”不过是空穴来风的“猜想”。

　　尽管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提倡干部年轻化,但一些媒体却逢提必疑,不论青红皂白统统打上“火箭官员”的标签。其实，抛开董海涛“80后”‘‘美女”以及“火箭官员”的标签,她只是一个工作出色的青年,代表着干部年轻化的趋势,只要她能够为群众谋福利，与美女不美女,70后还是80后又有何关系呢？

　　媒体舆论监督在情理之中，但唯有理性的监督才能促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如此先入为主式地贴标签，进行“有罪推定”式监督,不仅偏离了民主监督的本意，而且还歪曲了事实真相，消费了公众的情绪，轰轰烈烈的“彻查运动”之后“美女市长”饱受的伤害谁来负责呢？

　　(三）新闻报道的标签化现象是媒体“双重封建化”的产物

　　从媒介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现状来看，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政治力量与经济利益的双重影响和制约,标签化的新闻报道是媒体“双重封建化”的产物“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令人尴尬的是，中国传媒领域的封建参与未尚完全消除,再封建化的问题却已出现。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经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

　　首先,从政治层面上来看，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的新闻报道工作与宣传工作还没有严格地被区分开来。在很多政治新闻的报道中，新闻已然成了宣传。新闻与宣传至今没有完全分离，而迷信宣传灌输者仍不乏其人,依然在新闻传播中坚持单向灌输,否认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和权力制衡作用，对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控保留了法制盲区和人治特区。有的地方官员依然相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不时以“正面宣传”为幌子堵塞言路,并且将媒体变成了为其歌德与礼赞的工具。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媒体出于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愿意去迎合政治,献媚于权力，不惜以扭曲事实为代价进行宣传报道,这是新闻标签化报道产生的重要原因。

　　如此以来，新闻报道与政治权力形成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和谐”局面，因此，新闻报道中才会出现诸如开会一定是隆重的，闭幕一定是胜利的,讲话一定是重要的，进展一定是顺利的，成就一定是巨大的,工作一定是扎实的,效率一定是显著的等标签化的报道。

　　当然，与此类标签化报道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新闻报道也值得注意。在传统的封建思想及当今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政治人物或政治活动已被“官员化’、飞夭魔化”，媒体对其的认识，也难逃标签化的影响。在标签化认识的影响下，与已有的标签化认识不符的事实反倒有了新闻价值。诸如“副市长骑车送女儿上学”“交警给警车、特权车贴罚单”、“医生拒收红包”曾成为令人盛赞的新闻，引起不小的轰动,仿佛“副市长用公车接送孩子上学”“警车、特权车理应享受特权”，“医生收红包”才是正解。标签化的观念之下，标签化的新闻报道也就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其次，从当前新闻媒体的经营体制和经济利益来看，当前大多数新闻媒体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媒体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广告收入,而广告收入又与媒体的发行量、收视收听率有很大关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迫于生存压力，部分媒体一味迎合受众猎奇心理的需要,片面追求新、奇、异,挖空心思为新闻贴上醒目的标签,采用夸大新闻事实、策划独家新闻等手段来吸引眼球，以增大发行量或提高收听收视率,进而获得更高的广告利润。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标签化的新闻报道泛滥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三、如何防止新闻报道中标签化现象的泛滥

　　防止新闻报道中标签化现象的泛滥，总的来说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实事求是，力求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要求当前的新闻媒体单位及从业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新闻事实出发,尊重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避免经验主义错误。

　　从新闻媒体单位来看，首先要着力提高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媒体从业者是新闻事实的传声筒,其职业素养直接决定了新闻报道质量的高低、传播质量的好坏以及媒体形象的树立。提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要及时加强对媒体从业者业务能力的培训,使其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在新闻传播活动中遵循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等专业原则。其次,新闻媒体单位尤其要注重提高自身公信力，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意识，自觉抵制新闻报道中乱贴标签的现象。最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单位还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只有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

　　从新闻从业者来看，新闻从业者要自觉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在采访报道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一切从新闻事实出发，遵循新闻基本原则。同时要强化自身责任意识,在新闻报道中不乱贴标签,不做社会不良情绪的助推者。

　　从外部监督来看，新闻受众的监督在规范新闻报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构建良好的‘群意反馈与责问渠道'让群众参与到传播的工作中来，形成良性的互动,促使新闻媒体的转变和发展。网络的产生和大众化也为这种监督模式提供了可能，在重大新闻事件中，网络的监督效果尤为明显，网络的行政和社会生态监察功能及观点加速器的功能都得到了有效的实现，恰到好处的运用网络可以让传播工作不断得到优化。”其次,对新闻记者的法律监督必不可少,尽管《民法通则》、《刑法》中也有涉及传媒的内容，能够对新闻从业者的不当作为产生法律约束,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因此,我国应加快立法进程,为传媒的外部监督提供专门的法律依据。当然,记者同行之间的相互监督也能够推动新闻标签化报道现象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