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关键词： 新闻学 研究进展 年度报告 文献 综述 中国

[摘要]：2007—2008年

　　2007—2008年中国新闻学研究从宏观维度上，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新兴的传播学与传统的新闻学齐头并进的势头日渐明显，“新闻—传播”双核结构的学科内部整合研究、交叉研究成果丰硕；二是围绕典型重大新闻事件所进行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边缘研究成为热点，出现了热点话题 论文 “井喷”现象；三是批判性研究与感悟式发现继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主潮，并且产生了较有理论深度的成果。微观维度上，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民生新闻、“政府新闻”和舆论监督等方面的研究有较大的深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新闻学界2008年召开了一系列纪念改革开放的学术会议，发表了一批学术文章，体现出一种鉴往知今的历史纵深感和批判反思的现实厚重感。

　　2007—2008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特点明显，使得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论文数量多，学术会议不断，而且学术水平总体上有所提升，本文将结合以上两个维度和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侧重对2007—2008年新闻学研究做一个鸟瞰式的回顾，同时就笔者认为重要的领域和有意味的话题做适度开掘，挂一漏万之处，祈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齐头并进，“新闻—传播”双核结构的学科内部整合研究、交叉研究成果丰硕

　　通过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 网络 出版总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关键词检索，2007年，关键词中包含“新闻”的学术文献1371篇，包含“传播”的学术文献1498篇；2008年，关键词中包含“新闻”的学术文献为1210篇，包含“传播”的学术文献则达到1450篇。通过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进行主题检索，2007年以“新闻”为主题的文献23283篇，以“传播”为主题的文献21374篇；2008年以“新闻”为主题的文献22138篇，以“传播”为主题的文献21220篇。综合两年的数据，可以得出结论，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已经出现了齐头并进的局面，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在其内部，新闻学分支与传播学分支的 发展 总体上是协调的。回溯到2006年、2005年、2004年和2003年的情况，以“新闻”为主题的文献和以“传播”为主题的文献历年分布情况如下表：

根据统计，新闻学与传播学分支由新闻研究多、传播研究少到新闻研究与传播研究平衡发展的趋势显而易见。

　　2007—2008年，不仅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齐头并进，论文数量继续增加，而且学科内部的整合研究、交叉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关于新闻传播学交叉研究趋势的相关论述，见屠忠俊：《传播研究中的学科交叉跨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 版）/2008/1）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政府新闻的研究从普及到深入，从实践探索、经验感悟到理论思辨，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展开。

　　有学者（纪海霞：《论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4/2008/9）认为，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起步、发展的，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内、国际大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加快，2003年的“非典”疫情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已建立中央、省部级和地方三级新闻发言人体制。虽然我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和不足，有必要进一步规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李希光发表文章（李希光、孙静惟：《记者是你的朋友？敌人？还是……——如何做专业新闻发言人（五）》，8/2008/1）对“如何做专业新闻发言人”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他引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的讲话指出，新闻发言人应该记住的是：记者不是你的学生；记者不是你的部下；记者不是你的朋友；记者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的挑战者和合作伙伴，新闻发言人与记者的共同目标是让公众了解到更多的事实，并且让这些事实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

　　随着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的全面建立，政府新闻学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有学者（詹绪武：《建构“政府新闻学”的基本问题》，12/2008/5）从“华南虎照”这一个重要的媒介事件出发，阐发了“政府新闻学”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认为政府与新闻传媒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这一趋向尚处在“防火、防盗、防事故、防记者”的防范型应对向主动公开信息、接受传媒检视的运用型应对的转型关节点上，需要进一步提升其内涵，创新政府运用新闻传媒的机制。

　　关于政府新闻学的属性与价值，论者认为“政府与新闻传媒的关系大致包括两个层次：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调控和政府作为报道客体在新闻传媒中的呈现”。政府对新闻传媒的应对和利用，是中外皆然的一种社会现象，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应对和运用。西方的新闻传媒以“第四势力”自居，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命，把传媒的独立运作奉为圭臬，但实质上，他们是难于在真空里运作的。自从2003年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以来，我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凸显了新的维度。有人认为，政府新闻学是新闻传媒作为政府职能延伸传统的一种变形，是一种实用的政府行为。由于各级政府更容易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被问责，所以，导致了他们对媒体的公关和应对。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重要的另一面是，应对不是对抗，实际是一种博弈中的合作策略，目前的政府新闻学突破了依靠行政手段的老模式，具有以新闻手段应对新闻传媒的趋向。而且，政府宣传开始从制度和机制上向新闻传播 规律 的趋近，是政府与媒体关系理性调整所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媒体应对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其积极意义不可忽视。新闻传媒作为社会的中介，在其社会能量输出的底端和后端，是各种社会力量博弈以及围绕新闻传媒博弈的宏大背景。导演着新闻传媒表演的是各种个体和组织的运用行为和取向。在现实的语境中，新闻传媒被创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府和公众运用的结果。而作为社会实体的新闻传媒的出现，已经具有了人格化特征，在社会的总场域的内容传播维度上成为政府与公众的伙伴。因此构成了政府、传媒、公众的三角关系。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公民追求自身幸福的愿望，都对新闻传媒提出了各自的要求。理性化的社会，是通过以新闻传媒为主要渠道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塑造和规范政府的理性行为，达成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互动、理解、和解和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传媒是一种 政治 资源和社会资本。政府和公众对新闻传媒的科学运用，是新闻传媒健康运作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政府是新闻传媒的最大新闻源之一，利用新闻源本身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宣传。而现在很多拙劣的宣传就是浪费和毁损政府对新闻源的利用能力所致，造成新闻性的内容极端短缺，无效的宣传性内容大量过剩，使一些主流媒体不断向边缘滑落，政府的新闻宣传也陷入被动和空洞化。政府在对新闻媒体的调控管理的基础上，在内容上建构和媒体与政府相对间离的一种平等关系，提升对新闻传媒运用策略，这是一种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的新维度，也是借鉴了国际通行规则，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雏形，这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2008年4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发布后，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运用方式都会发生很大的转变，如何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建构政府与媒体的和谐关系，需要政府与媒体的共同努力，关键还在于政府对新闻传媒的理性运用机制的创新。

　　有学者对2007年出版的《政府新闻学》一书给予了高度关注。叶骅（《当代新闻学的重大创新性成果——评叶皓的〈政府新闻学〉》，南京社会科学/2008/1）认为在“媒介化生存”时代，基于新媒体的“媒介镜像”的“制作”主体，已不仅仅是可控的传媒体机构，还有无数“隐身人”——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大众。新闻学如何应对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容、研究方式发生的变化？新闻的管理部门、管理者又如何应对传媒管理方式的变革以及本领危机？在现有的新闻学、传播学、公共管 理学 、公共关系学诸多学科体系中，尚没有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的系统研究。而《政府新闻学》及其配套的《政府新闻学案例》，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开辟了政府与新闻媒体关系这一全新研究领域，对信息时代政府如何积极服务媒体、应对媒体、引导媒体，还在于立足多学科的学术制高点上，建立了“政府新闻学”这一全新的学科体系。

　　笔者则认为，政府新闻学是否能成立，还有待商榷，其现实成长更需假以时日；因为其主体——政府是否在本体论意义上已经成熟尚可存疑。况且新闻就是新闻，新闻学就是新闻学，不存在政党新闻学、政府新闻学、 企业 新闻学、非政府组织新闻学等等。之所以目前没有人提出企业新闻学、非政府组织新闻学，而独独提出政府新闻学，只不过是因为目前的“强势政府”掌握着更多的资源，更可以在学术研究上给予资助。按照这样的思路，跨国集团因为其势力强大，是否也可以创立一个跨国集团新闻学呢？

　　民生新闻与政府形象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研究得到普遍重视，主题开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化。

　　由于近年来党和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重视，关于民生新闻的研究仍是2007—2008年较集中的一个课题。这两年讨论较多的是民生新闻如何克服低俗化、庸俗化，提高质量和品位，确保民生新闻健康发展。时统宇（《努力提升民生新闻的质量和品位》，3/2007/5）指出，新闻的世俗化和平民化追求，不能成为庸俗化和游戏化的挡箭牌。有学者强调民生新闻必须优化品质，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只是需要关注吃喝拉撒，千万不要只沉湎于日常的琐碎的鸡毛蒜皮之中，必须看一看远处，这才是媒体更重要的职责所在。有人指出，民生新闻虽然以百姓生活点滴为报道的基点，但同时应兼顾国家的大背景大环境，以此增加新闻的权威性和厚重感（王立纲：《新闻民生化之忧》，13/2007/6下；柴素芬：《民生新闻该选些什么》，13/2007/6下）。

　　有学者（董天策：《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6）对民生新闻重新解读，认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的独特内涵主要包括：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容，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当前要处理好两个问题：其一是科学对待民生新闻与社会新闻的关系，尤其是科学看待民生新闻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其二是正确认识民生新闻传播范式与其他新闻传播范式的异同，特别是要弄清民生新闻与公共新闻的关系。如果着眼于本体性层面，可以发现民生新闻传播范式具有三方面的独特价值：一是开拓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空间，二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闻创新路径，三是建构了一种富有中国文化底蕰的新闻理论。

　　有学者（张慧：《论电视民生新闻中的人文关怀》，重庆 交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指出，应高度重视民生新闻的人文关怀，民生新闻的我国民生新闻随着中国媒体人文精神的复苏而兴起。进行人文关怀是民生新闻的功能定位和社会责任，也是受众的期望需求。民生新闻因为降低了镜头的视角，贴近群众、生活和实际而满足了受众对知情权与话语权的渴求，体现了媒体的人文关怀，受到观众的喜欢，但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内容零碎、避重就轻；负面过多、导向“灰度”；报道肤浅、缺乏深度；庸俗猎奇、欠缺品位；主体偏斜、忽略大众等方面。应把握“人文关怀”的核心，从生活关怀、理性关怀、生命关怀、开拓报道领域、进行舆论监督等方面加强民生新闻中的人文关怀。

　　还有学者（张书省：《初级阶段的民生新闻与民生新闻的任重道远》，5/2008/4）指出，民生新闻所存在的问题，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初级阶段的时代特性和民生新闻本身的刚刚兴起的新生特性有关，作者对《中国电视节目市场报告2007—2008》中被捧为精华解读或曰十大发现的第六条“其六，关注受众需求，强化平民视角，民生新闻发展进入相对成熟阶段。”提出异议，认为并未真正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因为，“我们国家整体上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的初级阶段，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还处于刚进入社会科学的相对稚嫩的学科阶段；电视民生新闻经过一段磨合、一段红火，日下正遇尴尬困惑，采访民生新闻的记者也处于茫然亟需提高的时刻……”电视民生新闻的诞生固然是应运而生，民生新闻由于贴近实际生活和人民大众而格外受到观众青睐……但也正由于不适当地过度强调收视率，过度地迎合观众的趣味，以至于低俗庸俗粗俗的内容和画面愈来愈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有识之士的指摘。题材上过分追求“新奇特”以至“星腥性”，盗窃、抢劫、强奸、凶杀、血腥、恐怖、扭曲变态、第三者插足、街头打斗、 自然 灾害等等充斥荧屏。主题上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就事论事、缺乏新意，只图一时痛快，不问后果影响。制作上只求刺激，不去推敲，不分青红皂白，不顾社会影响，甚或移花接木、现场模拟、肆意偷拍、实用主义等等，有些问题已经发展到严重地步。这些都有待于重新认识、认真思考、慎重对待、努力提高，有待于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寻找更新更好的有效表现途径，这大概与“相对成熟”还有相当的距离。

　　另有学者（牛瑾：《民生新闻的社会定位》，12/2008/7）指出，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新闻事业来说，“民生新闻”是一个刚刚出炉的崭新概念，仅仅不足四年的时间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其流行的速度是极其惊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让人来不及思考的速度，使民生新闻的发展出现了偏离轨道的倾向。因为在“民生新闻”满天飞的情况下，却很少有人能够确切说出其实际内涵。为此，作者特撰文对民生新闻的内涵作了梳理和辨析。指出，民生新闻，实际上是以受众范围和传播效果决定其归类的。它更多地表明的是一种态度，一种立场，一种风格上的追求和手法上的运用。就像我们经常会说到的那样，同一个题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而做出风格迥异的成品。用平民化的眼睛观察到的、用百姓喜欢且容易接受的方式传达出来的、能够引起市民喜怒哀乐等情绪共鸣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就是民生新闻。

　　此外，围绕党报民生新闻与和谐舆论、民生新闻与和谐社会建设、民生新闻与宣传思想工作、民生新闻与三农问题等，学者们发表了一批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

　　二、围绕典型重大新闻事件所进行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边缘研究成为热点，出现了热点话题 论文 “井喷”现象

　　2007年有多起突发事件发生，太湖蓝藻事件、河南淹井事件、凤凰塌桥事件……面对这些众多突发事件，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跟踪研究。通过对太湖蓝藻事件的分析人们得出结论：坚持透明报道，满足受众“兼听则明”的需求；对河南淹井事件的报道研究，人们提出，要集中报道，抢占舆论先机；在湘西凤凰塌桥事件的研究中，人们提出对事件真相和事故原因记者有责任追问。

　　在对突发事件进行表层扫描之后，研究者围绕这类事件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层的讨论，认为这类事件涉及风险社会、公共管理等领域的许多问题。2007年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呈现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是围绕政府、媒体、公众三大主体展开。对政府而言，要加强危机管理和舆论引导；对媒体而言，要注意强化责任意识，同时注意维持公众利益与媒体利益间的平衡；对公众而言，是提升危机认知能力，同时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满足。第二是借助“传播流”、“新闻专业主义”、“组织传播”等多个理论概念，采用问卷调查、 文献 分析、 历史 研究等多种方法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进行全面研究，成果颇多。

　　在2007年中，由于频频发生的突发事件牵动人们的心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继出台也使“透明政府”、“信息公开”、“媒体责任”再度成为新闻学术界使用率不断提升的关键词。对这两个新法规的解读成为这一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研究者敏锐地观察到《突发事件应对法》二审稿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介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的条款，认为这可视为 政治 理念新走向的象征，它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面的肯定。学者们在研究中梳理了信息公开原则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认为删除后的二审稿体现出政府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同时赋予传媒对突发事件及时报道的权利，使人民的知情权得到制度上的保证。也有学者指出，二审稿中的“统一发布”一词日后很容易成为对事故负有责任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封闭不利消息、掩饰错误、逃避责任的借口，还须进一步修订。

　　因为2008年是奥运年，也是 自然 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多发频发的一年，所以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研究成为2008年新闻学研究领域突出的亮点，呈现出论文数量多、研究视角广、学科跨度大等特点。

　　2008年年初， 中国 南方部分省市突遭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给国计民生造成了空前巨大的损失，对我国政府处理突发自然灾害、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是对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的重大考验。事实证明，“在雪灾的促发和激励下，媒体真正发挥了其环境监守功能，并最大限度地沟通和引导了民众。”论者（李玲、熊欣：《雪灾对媒体的考验》，13/2008/4）认为，监守（守望）环境是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大众传媒向受众发布和传播各种新闻信息，但是传媒的作用远不仅仅如此。社会的公共事业和 经济 情况属于社会环境，此次冰雪灾害则是自然环境，它们都属于大众传媒关注的对象。诸如雪灾之类的突发事件也成为了考量媒体的一个契机，从中可以看出媒体的环境守望功能究竟如何。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次雪灾的考验中，媒体给人民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雪灾来临之前，媒体对天气情况报道的频率增大，起到了一定的预警作用。伴随着大雪的降临，新闻报道中直接关于雪灾的消息明显增多，各媒体派出的记者及时奔赴受灾严重的地区，并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在大雪持续的过程中，在全国上下抗灾救灾的过程中，各种媒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最大地发挥了环境监守作用。

　　当然，也有学者（董天策、何裕华：《自然灾害报道:媒体的实践与反思——以2008年中国南方雪灾报道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4）对这次自然灾害报道进行了反思，文章以2008年中国南方特大雪灾报道为例，从自然灾害的产生过程出发，认为“自然灾害报道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及时做好预警报道；其次，重点做好救灾抗灾报道；再次，适时做好反思报道。这是灾害报道的三个基本要求或基本原则”。对照以上原则，文章分析了媒体在这次雪灾报道上的成功、进步与不足。在这次雪灾的预警报道和反思报道方面，媒体既有很大的进步，又存在着某些不足。一方面，部分媒体的预警报道相当及时。另一方面，部分媒体不再拘泥于灾后反思的传统思维，在灾害发生与救灾过程中就发表了反思性的评论。但是，灾害报道的首要关卡——预警报道在总体上还不够及时，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不足。另外，尽管有些媒体意识到同步反思的重要性，并且发表一些言论，但大多数媒体都在消极等待，似乎要等雪灾过后才来反思，鲜有及时的反思报道。倒是 网络 论坛 、个人博客等新媒体，在冰雪灾害过程中发表了不少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反思性评论。文章认为，如果传统媒体更加思想解放一些，选择性地报道网络媒体这一公共平台表达出来的民众意见，必能提高灾害反思报道的公共参与性和整体影响力。

　　有感于网络等新媒体在雪灾报道中的出色表现，有学者（王清颖：《媒体新闻报道融合创新的成功尝试——从新华网等十家网站联合直播南方雪灾说起》，中国编辑/2008/3）进行了“媒体新闻报道融合创新”的系统思考，认为在这次雪灾报道中网络媒体的联合行动，是媒体新闻报道融合创新的一次成功尝试。探究这次策划成功的原因，主要有六大创新。一、网网融合、报网融合——新闻信息传播更全、更新、更及时；二、气象信息增值服务与抗灾战况报道融合——气象信息与新闻信息传播更有针对性、实效性；三、专业与非专业融合——网络视频使受众身临其境，新闻冲击力直逼感官；四、手机媒体与网络媒体联袂——“草根记者”彰显功力；五、新闻性与 艺术 性融合——图表新闻让新闻立体化、直观化；六、受众与受众沟通、受众与传者互动——新闻信息传播凸显受众主体作用，也使受众媒介素养走向更高的层次。

　　如果说中国媒体在雪灾报道中的表现还算令人满意的话，那么，在对拉萨3.14事件的报道上则大大地失分，有更多的教训需要吸取。陈力丹（《突发事件报道贵在“先声夺人”》，9/2008/3）认为，这次我国发布关于拉萨事件的新闻，初期是滞后的，只有一句话报道：“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之简单，与事件实际造成的广泛影响很不相称，以致让西方传媒的报道先声夺人。虽然接着报道了较为详尽的真相，但那是事件发生后一星期的事情了，西方传媒已抢得先机占据了国际舆论阵地。我们虽然抓住了一些传媒报道不真实的有力证据，但是，实际上担当的是一种被动的揭露、抗议、解释的角色。我们在抢占国际传播的制高点上，起步慢了，一步跟不上，以后扭转局面就显得非常被动。突发性事件发生之时，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做到先声夺人显得十分重要。除了我方主动、及时的报道之外，让外国人直接报道其目击的情况，有时比我方的报道更具有说明力。拉萨事件之初，其实应该让外国记者留在那里进行报道，他们的报道中可能会带有某些偏见和歪曲，但他们毕竟是专业记者，也会有职业规范的制约。而现在所有发生在我国境内的信息均来自我方，即使我们的报道全部是真实的，在传播学上，单方面提供的信息，对于外部来说，被怀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信息报道需要外国记者给予适当平衡。但是这次事件发生后，我们基本没有这类信息，就显得被动了。“一个事件发生了，先声夺人很重要，这是对话语权的最有利的控制机遇。”

　　围绕拉萨事件报道研究的文章，大多为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分析批判，有的论者（蔡敏:《帝国心态与后殖民叙事——也谈西方媒体关于拉萨事件报道》，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3）认为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是根深蒂固的帝国心态在作怪，有的论者（刘派：《浅析西方媒体的偏见以及失实报道——从cnn对拉萨3.14事件的失实报道说起》，4/2008/7）认为源于西方媒体对中国问题的偏见，有的学者（罗艳华：《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评西方主流媒体对西藏“3.14”事件的歪曲报道》，人权/2008/5）认为歪曲报道透视出西方主流媒体在人权问题上秉持双重标准，也有的学者（刘海明、褚亚玲：《从拉萨事件看西方“新闻自由”的实质及我们的对策》，14/2008/6）认为这暴露了西方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但是也有学者主要从我们自身应该吸取的教训角度切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李娟（《媒体的失职、失察和失策——反思“3.14”和“5.12”两个事件的媒体行为》，15/2008/10）认为，2008年3月14日由藏独分子制造的拉萨暴乱和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动中国，震惊世界。新闻媒体在这两次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不同表现和不同效果，发人深思，值得研究。提出有闻不报是新闻媒体的失职；热点冷报是媒体的失察；大事小报是新闻媒体的失策。论者认为，与随后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相比，3.14事件的报道可吸取的教训更多。

　　对中国新闻界来说，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大洗礼。中国新闻界经受了考验，理论界围绕对这次特大地震的报道所作的学术研究也可圈可点，不乏有见地的新论。学者们对地震报道与信息公开、灾难报道的媒体自律和人文关怀、灾难报道的最小伤害原则等问题开展了比较集中的研究。（毛永晖、韦文康、汪湃：《确立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观：人文关怀》，5/2008/8；汪宴卿：《人文关怀——灾难报道的灵魂》，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 版）/2008/6；万磊：《以人为本——抗震救灾报道稿件选择的关键词》，新闻爱好者（理论版）/2008/7；李琴：《灾害新闻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新闻窗/2008/5；京林、石慧敏、牛新全：《心灵家园重建的媒体责任》，政工研究动态/2008/12；陈昌凤、王雪冬：《灾难报道请恪守“最小伤害”原则》，13/2008/18；陈涵、明丽、罗梦：《超越与遗憾并存——“汶川地震”电视报道的启示》，网络财富/2008/11；杜骏飞：《汶川地震的新闻学启示录》，视听界/2008/4）。

　　林爱珺（《5.12震灾报道与信息公开》，2/2008/6）撰文认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政府在救灾上的迅速反应、积极投入和公共信息的即时公开，让国际瞩目；中国人民在巨大灾难面前闪现的人性光辉，令世人赞叹；媒体报道的即时、全面、深入，以及以人为本的报道视角，也让人看到了新闻传播的一个拐点。5.12，不仅是一个沉痛的地震纪念日，还应该是一个信息迅速公开的纪念日，希望能从此改变一些新闻传播的观念，并改写一些新闻传播理论。作者 总结 5.12地震报道的成功经验有：“媒体报道及时、全面，立体化、多层次，灾情保密成为历史”；“灾难报道以人为本，彻底抛弃‘泛政治化’的宣传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充分公开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常态和制度性安排”。

　　皮传荣（《汶川地震媒体报道之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8）认为，汶川大地震报道是中国突发灾难事件报道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媒体在地震报道中的表现迥异于以往任何一次突发灾难事件的报道，其快速反应、较强的专业性、较强的人情味和不顾危险、深入灾区采访的敬业精神，博得了西方媒体的高度评价。但是，当我们开始冷静、理性地思考这次地震报道时，不难发现仍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一是新闻娱乐化阴影犹存，如渲染“朱坚强”以娱乐受众，炒作“范跑跑”而有失严肃；二是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受长期养成的习惯思维的左右；三是媒体人文关怀有待进一步提升。文章指出，本次地震报道，相关管理部门对媒体的管制并不是十分严格，舆论环境相当宽松。但是，我们的媒体已经习惯于设置议程，习惯于按照相关管理部门往常的要求和指示来采访和选择报道主题，媒体报道的这种议程设置是媒体长期的习惯性思维造成的。文章对《南方周末》对地震灾难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报道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南方周末》的报道内容是当时绝大多数媒体基本没有报道的，而《南方周末》没有虚构和捏造事实，也没有夸大事实，只是把灾区的部分事实以原生态的形式披露出来，这种事实是残酷的真实，令人心酸的真实。但这种报道内容突破了以往报道此类突发灾难事件时议程设置的内容，这是本次地震报道的一个重大突破。论者指出，媒体在采访报道时，应该对报道对象给予人文关怀，特别是在巨大的灾难来临时，媒体更应该如此。应该说，在本次的地震报道中，媒体在对采访报道对象实施人文关怀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但是，媒体报道的人文关怀缺失，并没有因为某些进步就得到彻底地改变，以往一些不规范的采访报道方式和不规范的言行还是在采访报道中不知不觉地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报道大于一切；（二）媒体煽情；（三）媒体轰炸；（四）媒体逼捐。这些不良倾向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应该加以矫正。

　　苏虹（《“灾难报道”背后的灾难——对“5.12汶川大地震”灾难报道的一些反思》，1/2008/4）以5.12地震报道为例子，分析了灾难报道背后的灾难，认为从“集体失语”到“媒介盛宴”，中国新闻灾难报道完成了一个美丽的转身，有关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验证了这一点，不过转身背后依然存在许多“次生灾害”，危及新闻事业的健康 发展 。这些次生灾害包括灾难报道恐怖化、媚俗化、娱乐化、商业化和随意化等。

　　2008年，媒体的奥运报道在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