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芳探胜的学术之旅
关键词: 新闻 公关 广告 董天策
近年来,董天策教授在他发表的许多论文中,令阅者印象最深的亮点之一是他对“新闻策划”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最近,他和他的学生又推出了一本新作,名为《新闻•公关•广告之互动研究——对“传播交叉领域”的学理审视》。书名虽长,但意思很明白。作者是在为这一组研究专题“定调”:一是把三者视之为“传播交叉领域”和彼此之间存在着“互动”;二是要对新闻、公关和广告这三种带实务性的专业行为予以“学理审视”。这也就是说,作者并不满足于或不局限于原先探讨的“新闻策划”这一基本上属于新闻实务领域的议题(最多也只是媒体—主要是报业—的内容产品的制作和营销的宏观策略);而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学理上审视相关的众多现象。他试图梳理出这样一条思路:新闻、公关、广告三者互为犄角,产生互动关系,并形成了“传播的交叉领域”。这一重要理论视角,不论能否得到认同,至少说明了作者正努力在学术探索上走出一条新路。这种努力,可称之为寻芳探胜之旅。
对这个主题,董天策教授在“导论”中告诉我们,“新闻、公关、广告属于不同性质的传播形态,具有各自的规定性”,但“无论中外,新闻、公关、广告这些不同的传播形态在发展过程中总是紧密相连,协同发展,相互促进”。[1]而且“问题在于:当代中国的新闻、公关、广告在紧密联系的过程中已逐渐超越‘联系’的范畴,进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境地,产生了传播实践中的交叉领域。”[2]这也就是他称之为“传播交叉领域”的理由。wWw.lw881.com
在传播实践中,公关和广告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有时这种联系甚至还很紧密。在这个时候,“你中有我”,或“我中有你”的情况出现,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比如,公关活动虽有多种多样,可以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广告宣传始终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在广告中,早就有一种名为“公关广告”的品种,干脆来个“我中有你”。此类广告不同于一般宣传消费品或劳务的广告,而是径直地宣传企业自身。同时,在美国,许多企业都是公关和广告合着开办一间公司的。其原因可能是广告运作属于实体性的行为,而公关则属于策划性或一揽子的计划与执行。前者属于硬性推销,后者更近于软性促销,两者机构“雌雄同体”,也许会相得益彰吧。
如今,“新闻”作为重要而基本的元素介入其中,问题也就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凸显,也更有深入探讨的价值。对此,董天策教授在“导论”中从两个角度提出了他的看法。一是“传播文本交叉,产生了某些新的文本形态”;二是“传播行为交叉,出现了某些新的传播行为”。
他首先集中审视了新闻与广告二者交融而出现的新文本:即“新闻性广告”或“广告式新闻”,它指的是“新闻寓于广告之中,广告通过新闻的形式而起作用”[3]。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本最初是受到媒体正面肯定和倡导的,后来才一再被明令禁止。在此情况下,又派生出仍然是新闻与广告交融的“形象广告”。形象广告和新闻性广告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因为后者仍是媒体利用新闻手法和形式为客户刊登树立其形象的广告。这两类广告,尽管至今仍与一些媒体藕断丝连,但在政策和法规(《广告法》)上都属于禁用和处罚之列。在此情况下,董天策还关注到新的替代性概念——“软广告”或“软文”。他认为,也许提出“新”概念的做法,更具包容性,更加巧妙、迂回和隐蔽。他发现,如果把这些传播文本形态放在一起加以研究,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家族相似性”。据此,他归纳道:“从理论上说,本质上是‘广告文本’与‘新闻文本’(当然还有科普知识等)杂交而成的新型传播文本”。[4]
接着,他从公关与新闻接壤之处分析了它们的传播行为。在公关界,“制造新闻”已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但由于这种理念和实践“同新闻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准则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与冲突,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5]因而公关界改变话语策略,代之以“新闻策划”。而“新闻策划”这一概念不久也为新闻界所接受和应用,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议。后来,在新闻实践中,“新闻策划”又发展为“新闻炒作”这一带负面含义的词语。在肯定新闻策划或报道策划的人们眼中,这是新闻与报道策划的异化。而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布尔斯廷和郎氏夫妇等,就曾经深入研究过与此直接相关的所谓“假事件”(或“伪事件”——pseudo-event)。可是,在当时更多的是归咎于公关界这个始作俑者;人们未曾料想到于今越演越烈的却是某些媒体的专业人员!
董天策教授对此也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从新闻、公关、广告的互动来看,‘传播交叉领域’既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还有游走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而且,在他看来,“大多数现象都游走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6]
笔者认为,这一重要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他认为:“只要按照‘形象广告’的本来面目——广告信息的传播活动去做,就是合理的”。可是,他在批评某些形象广告的不合理之处,指出:这其实是有意模糊新闻与广告的界限,混淆受众或消费者的视听。作者的本意是对的,这些看法并无不妥。其“游走”现象的出现,则说明了很值得我们要继续深入予以研究。
本书在“导论”之后,展开了三个单元的详细论述。一是“新闻传播策划的多维审视”;二是“公共关系与新闻报道的互动研究”;三是“游走在新闻与广告之间”。第一单元是董天策有关论文和著作中相关内容的汇集,体现了作者对新闻传播策划的学理认识。如果再仔细分析的话,这8篇论文中直接阐述“新闻策划”的有5篇,论述新闻与公关互动的有3篇。
可能作者意识到第一单元文章内容较为分散,因而在第二单元再次集中、深入地说明上述主题。这一单元的特点是试图应用多种相关理论去解释或分析公关与新闻报道的互动关系,所以读来并不感到重复。
首先,作者企图在回顾公共关系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引出它与新闻报道互动的问题。然后再分别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作指导,探讨社会组织向媒体提供公关新闻素材的动因,以麦克马那斯提出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去分析新闻机构自身生产公关新闻的动因,并提出了中国新闻生产的模式。同时,还引用传播模式中的“噪音”概念去揭示公关对新闻信息流通的干扰。作者并不以此而止步,还提出了对公关效果和新闻报道可量化的评估。最后,又插入“边际效用递减”这一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去解释社会组织实现公关目标的效果和新闻报道量之间的关系;以“博弈论”探讨实现公共关系与新闻报道(实际上是社会组织与新闻传媒)达致双赢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从传播理论的角度看,作者无疑作出了很大努力,力求对复杂的公关与新闻的多重关系作出科学的解释,以提高本书的理论含金量。这种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有价值的。特别是阐述“使用与满足论”和绍介麦克马那斯模式时结合实例所作的解读,深文周纳,条分缕析,令人深思;也是某些粗糙、空洞的宏观大论所远远不及的。
本书的第三单元深入剖析游走在新闻与广告之间的“软文”,集中解决的是报纸的“软性文章”现象。不过,给人的感觉是,这一部分的结构与行文类似时下的许多毕业论文,不太像专著的写法。作者对报纸“软文”所关注的四个重点,除了第二个重点,即符号学分析和话语分析功力较弱外,总的看,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末段指出规范“软文”的出路在于按“法律+资本+权力”运作,这无疑既适用于我国目前媒体“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体制,又对妥善解决“软文”现象大有裨益。
总之,这本新作结合新闻传播实践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深入地“游走”在新闻、公关和广告之间进行探索。这将有利于拓宽学术视野,深化研究课题,启迪创新精神。笔者热切地期望学界和业界的广大读者都来阅读这本颇有新意的新作。
当然,本书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有的问题仍有商榷余地。比如,本书内容一致但章节结构并不统一。有的是论文集纳,有的则独立成篇。对前者,如能打散重组,相信效果会更好些。又如,“制造新闻”之说,在新闻界基本上处于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但为什么“在公关的意义上是一种合理的传播行为”?其原因恐怕不仅仅是公关界和新闻界的理念或价值取向上的不同,而是在客观上应有判断二者正确与否的统一准绳。再如,作者历数“有偿新闻”的种种问题和危害,但却又从“学术角度”上认为“有偿新闻”概念十分笼统,是“一个所指游弋不定、界限模糊不清”的概念。[7]笔者以为,问题似乎不在这里,无论介入有偿新闻的个人或组织,他们的认识是明确的,哪有拿了钱不清楚钱是怎样来的?他们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和政策和漏洞去打“擦边球”。
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看,本书做得是比较好的,但也要注意,使用多种理论观点去分析或论述同一现象时,要考虑这一做法是否确有必要。这些理论之间能否兼容,尤其对是不同学科的理论见解的引用更要审慎,况且用“药”过多不一定能药到病除。
最后,我很欣赏作者的这一见解:“学术研究所努力呈现的是真理性的认识,这是一个并不平坦的过程;而真理性的认识要为社会所接受,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8]冷静而客观的理性,正是做学问的人所应当持有的。
[注释]
[1]董天策等(2008).新闻•公关•广告之互动研究——对“传播交叉领域”的学理审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第2页.
[2]同上书,第2页。
[3]同上书,第3页。
[4]同上书,第7页。
[5]同上书,第8页。
[6]同上书,第14页。
[7]同上书,第18页。
[8]同上书,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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