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传播作用解读

摘要 在城市文明的传播中，农民工有着双重的传播角色，通过不同的传播行为影响了传统束缚下的农村社会，对农村信息平台的构建有着先导和示范作用。但同时由于农民工自身的局限性和社会传媒环境的制约，其传受有一定的混杂性和低层次性。如何更好的发挥农民工的传播作用，建立一个有效的农村信息平台，这需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引领构建作用以及政府机构的协调管理职能。
　　关键词　农民工　边缘人 信息平台 大众传媒
　　
　　农民工是现阶段我国社会转型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是我国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产物。由于他们的家庭、亲戚等主要社会关系仍在农村，因此他们会定期返回；同时由于他们进城务工，在城市中生活，自然会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或多或少会发生一些变化。在这个层面上，对于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民工来说，既适应传统生活方式，又能接受现代生活方式，是传统乡村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的享用者和沟通者。农民工的这种循环流动模式形成了农民工进城后的“受者”与返乡后的“传者”角色，对打破传统的、封闭的、依附于土地的农民生活方式和构建农村信息平台具有示范效应和先导作用。
　　
　　一、农民工：多种传播状态下的双重角色
　　
　　传播学理论认为，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代表先进力量能够推进历史进步的文化有一种优势扩散的趋势，越是先进、发达、文明程度较高的文化，越容易得到传播和扩散，反之亦然。这种有着较强传播力的优势文明文化，一旦找到适合传播的平台，就会很快地为人们所接受。城市文化是处于先进地位的文化形态，因此城市文明的优势吸引着那些渴慕现代文明，又刚刚走出封闭家门的农民工，他们对城市文化有一种仰视。在接纳的过程中，农民工用自己的方式尽情地汲取着城市文明。
　　农民工进城后，不断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里上做出各种调适，从而顺应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这种社会层面的自我调适，使农民工的行为特征、语言特征等方面发生了转变，具有城市生活参与的主动性和低层次性，或多或少的打上了都市人的印迹。在农民工返乡后，他所吸纳的城市文明就会通过不同的传播方式体现出来，从而给长期封闭的农村环境起到一定的传播影响作用。因此，在城市中，农民工是城市文明的“受者”，而其返乡后，在与村人和亲友的互动中，成为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传播者”，这种循环流动性使农民工有了“传受”双重角色，在传播城市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行为传播，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向城市的生活方式靠拢，首要的改变是其言行衣着逐渐的城市化。我们知道，最表层、最简单的适应就是日常生活方式的模仿。从服饰上的变化来说，农民工进城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服饰上与城市人拉近距离。除了穿着，农民工在走路、坐、站等行为上都发生了变化，语言方面，农民工也有意无意的模仿城里人。其消费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外部形象的模仿在本质上反映了农民工观念上的变化，城市行为方式模仿展示了农民工生存上的更高需求，也表明了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主动性。在他们返乡后，他们外部形象的改变对那些仍然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民来说是一种最为直接的触动。
　　其次是物质传播。表面存在的物质的东西通过外部展示传播一种有效的信息，从而达到改变受者物质追求上的改变。农民工进城以后，面对着城里的高楼和一些时髦的家俱摆设充满向往。因此在他们赚到钱后，回到家乡之后，首要的就是改变自己的住房条件，这种情况在农村很是普遍。他们在农村盖起小楼，房子的设计成他们在城里见到的样子。从以上看，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农民工“回流”到农村以后，卫生习惯、饮食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努力与城市保持一致，将给封闭落后的乡村注入一股新的生机和活力。
　　再者，现阶段我国农村传统的传播方式主要还以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为主。返乡后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看的多，见识广，使他们成为乡村传播中的舆论领袖，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成为老乡们的示范；他们所带回的现代社会文化。在与传统乡村文化的冲突碰撞中使乡村社会获得了现代文明的启蒙，并蕴藏着发生深刻社会变化的因素。返乡后的农民工的人际传播，在农村的建设中点燃了现代文明的星火。并迅速扩散到农村建设的各个方向，从而加快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另外，农民工外出务工在促进自身家庭脱贫致富的同时，也为返乡的农民创业提供了资本积累、技术支持、管理经验和市场信息，尤其是农民工的经营理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利用外来技术形成一种产业，推动了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工进城打工，通过耳濡目染、亲身体验，打破了他们在农村中养成的一些陈旧观念，也培育出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现代意识，当他们返乡后，就成为了周围人的意见领袖，把大量的新观念、新信息、新技术带给了乡里人，启迪了他们的观念。其中部分受过较好教育、素质较高、头脑灵活、有一定的经营能力或拥有一定量创业资本的农民工返乡后，成为带动一方的能手，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这种产业组织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现代文明进入新农村的更好的途径，也是建设性最强的方式。通过农民工规范的组织，形成的比较大的产业，一方面是对现代经营理念的运用，另一方面也使农民不出城就可以转移剩余劳动力，体验到现代的管理方式和技术。在此农民工的“意见领袖”地位在组织传播中发挥出很强的作用，也使农村的影响力在组织中变得一下子正规起来，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小城镇的发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大众传媒：构建农村信息传播平台
　　
　　1　制约农民工有效信息传受的因素
　　尽管农民工在城市文明传播中处于“传受者”的双重角色，但由于他们“边缘人”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他们城市社会的融入度。城市文明对于农民工来说，有一种天然的优势，但在接受这种文明传播的时候，农民工是被动的，或者说。农民工在与城市对话过程中往往是失语的，并且他们的行为往往引起城里人的误读。
　　这种弱势地位也导致农民工的社会生活公共空间相对封闭，社区生活几近缺失。现代都市的公共生活空间不断拓宽，而农民工的社交范围大多囿于“都市里的老乡”，在老乡、亲属、朋友等初级群体中交流获得信息、共享社会资源、共渡闲暇时间。农民工有限的交往范围以及该群体整体素质的有限性制约了农民工对都市文明的理解、接受和思辨能力。这种居住空间的区隔和生活圈子高度的同质化，致使农民工与市民间的情感互动很少发生，更多的是农民工群体阿封闭的人际传播。
　　大众传媒诸如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有关农民工的报道有待加强。从当下城市流行的印刷媒体来说。晚报、早报等都市生活类报纸发展迅猛，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至少一两家面向城市市民的报纸。但却几乎没有面向城市农民工的报纸；而城市流行的杂志，多面向城市的白领、公务员等中产阶层。广电媒体中。以都市白领、大款、成功人士为服务对象的栏目较多，为农民工服务的栏目较少。即便是具有广泛性的网络媒体，因其高科技设施现阶段主要在城市运行，商业网站的定位有着更为明显的城市化、年轻化、白领化倾向，电脑价格和网吧收费等原因也使收入菲薄的农民工们望而却步。由此，当代各种都市媒体传播的信息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绝大部分是为了满足城市主流人群的需要，而农民工急需的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知识信息以及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方面的信息较少。
　　
　　2　发挥大众传媒引领构建作用
　　其一，农民工是现代化发展下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游离于城乡之间，在城市中生活在社会底层，较少进入大众和媒体视线之中。面对这种情况，媒体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给农民工一个充分的媒体空间。农民工尽管作为弱势群体，但也有致富的带头人、能手等，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加强对他们的宣传，引领农民工去正确认识自己在城市建设中的价值，增强其自豪感。这无疑对打破落后的农村经济方式有重要的触动作用。这种正面的赋予一定地位的影响力比较大，也有助于农民工团队的形成。
　　其二，媒介在设置议题改变农民工形象，关注农村文化经济建设，规范农村发展报道的同时，还要对出现偏差的社会行为起到规范作用，从而正确引发引导社会舆论。
　　在对农民工所遇到的问题时，如拖欠工资等，要有正确报道观念，为农民工创造一个说话的条件和平台，促进政府建立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
　　其三，大众传播具有作为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大众传播这种“麻醉作用”，使受众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中，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大众媒体在长时间对农民工的某些忽视和片面报道，使城市人对此群体产生了一定的刻板印象，如农民工的大批进城扰乱了他们的生活，抢走了他们的工作，甚至是瓜分了城市的公共资源。这些负面作用使他们与农民工之间产生一种疏离，不利于城乡之间的交流，更不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3　充分发挥政府机构的协调管理职能
　　农民工是农村信息平台构建过程中的传播主体，发挥着“意见领袖”的重要作用。然而他们在都市中却还是容易被主流社会遗忘的社会群体。他们对城市文明的理解、接纳有些是浅层次的、表面化的。在与城市的对话中，单向的传播是他们接纳的东西多是快餐文化，他们在城市中的某种失语。无法使传播产生互动。因此，政府对此应加以疏导、协调、管理。对进城工作的农民工不仅仅从道义上、生活上加以关注。更应该为农民工搭建起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其一，协助农民工在其相对的区域范围之内建立相应的农民工学习机构，由政府牵头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农民工宣讲国家的大政方针及有关政策。并组织有关专家答辩解难，提高农民工的政策水平。
　　其二，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对农民工进行普法教育，协助农民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其学会依法办事。
　　其三，建立农民工培训教育机构。利用城市教育资源，采取夜大学、网络教育等多种灵活方式，分期分批分层次对农民工进行政策形式、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专业技能的培训，是他们尽快融入到城市生活和工作中去。
　　其四，开辟农民工文化娱乐场所。应当开辟相应的场所，适时组织相关文艺团体为农民工进行演出。活跃其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