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策略的应用

　　1传播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30多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近十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并且关于传播学是否需要中国化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以陈力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还是反对传播学中国化的提法，他的《关于传播学研究的一些想法》中写到，对于传播学中国化的提法要谨慎，他认为传播学中国化的提法就意味着是中国的传播学，这样很难。比如我们在一些理科的提法上不能说中国的化学或者中国的数学，那么也没有必要非要提出中国的传播学。

　　1.1学科性质的要求

　　通过分析传播学的学科性质，可以发现这种提法不是那么全面。对自然学科来说，很多公式、公理可以适用于很多方面。但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现研究课题、确定研究对象、选择研究方法以及表述研究成果都与和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背景有关。因此，研究成果的普遍性常常要考虑所研究地区环境的特定性。传播学是边缘学科，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它所研究的人不仅具有自然性，又同时具备社会性，研究者的情况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性。基于对不同于西欧的地区文化进行考察后，文化人类学家米德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民族都存在的特定的传播方式，并且都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发生的，而且与环境塑密切相关。”因此，一国或者同一种文化下的传播学成果不可能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中国化是其学科性质的必然要求。

　　1.2文化差异的必然

　　从文化差异性来说，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不仅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源远流长，而且底蕴深厚，今天很多中国文化都逐渐被西化，但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源头上有着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就像台湾著名传播学者余也鲁教授在《在中国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性》报告中指出，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知识积累，前人们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关于传播学研究应该是有着巨大的空间和领域，并且只有我们自己可以研究，因为我们和外国人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即使很多外国人学会汉语，但是他们要真正读懂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的书籍里面更深一层的含义还是很难的，毕竟我们生活的环境也造就我们思维方式的不同。

　　2传播学中国化的途径

　　既然论述了传播学中国化是有必要的，那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传播学中国化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所要思考的，笔者认为通过以下对心理学中国化研究重点、方法及成果的有益借鉴，提出了三种可能性途径。

　　2.1充分挖掘中国古代的传播学思想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辉煌的历史积淀，特别是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个国家只有在长久的历史中才能酝酿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传统文化，它的特色体现着极强的民族性，并且特殊性也是区别着其他国家文化。所以我国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提供无比丰富、博大精深，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传播学思想将为我们传播学的发展带来非常宝贵的资源。

　　关于这一点，澳大利亚传播学家奥斯邦的一段话让我觉得受益匪浅，他说道到：“基于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自己的传播理论的国家，一个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认真研究本国的传播史，从传播学史过程中发现该国传播形成的独特过程，从中发线本国传播的目标和方法。”奥斯邦的这段话或许能为为我们在传播学中国化发展提出一些方法上的意见，为我们传播学中国化的发展找到一个可以挖掘的新方向。

　　2.2以中国的当代社会情况为背景，并通过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去寻求本土化的构念与假设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是及其浓墨重彩的，它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可以为中国的传播学发展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但是经过传播学在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来看，只局限于对传播史实的整理和概括上是不够的，从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传播学中国化，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的研究，还可以把范围扩大到对中国近代文化、当代文化的研究，因为中国近代、当代文化也极具特色。日本的传播学本土化在这个方面的一些研究值得我们借鉴。日本人在除了沿袭外国特别是是美国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之外，它会根据日本当代文化特色和传播特点，日本主要提出了社会参与论，其主要内容强调发展了受众有权直接参加传播过程，并且还提出了实践优先于理论。

　　武汉大学梅琼林教授在他的一篇论文中也说过：“欧洲大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的一些观点理论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斯图亚特·霍尔、费斯克等人从属于英国传播学中的文化研究学派，他们关于文化研究的一些内容，其中包含的很多都是当代文化为我们提供的理论资源。伟大的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利用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对日常生活“神话”的解构，他的这一视野也被很多学者运用于传播学中。”这些都足以证明，当代文化中虽然以普通生活为主，但是却包含着重大的理论张力。

　　2.3西为重用，借鉴西方先进传播学思想

　　传播学是与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这些传统学科相比，它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不独立的学科，特别是他还没有建立起一系列普遍系统理论和概念去描写和分析各种传播现象，更没有形成“普通传播学”理论体系。目前传播学中许多所谓的理论，如效果理论(比较著名的有议程设置，依赖模式，知识沟，沉默的螺旋)。其次是受众理论 (魔弹论，两级传播论等等)还有控制理论，媒介传播理论和内容理论。(把关人理论，拟态环境理论等)它们的一些理论或只是只是只适用于局部，目前为止还是相互分离的状态，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传播学科发展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挖掘和累积，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中国现有的国情，一方面借鉴外国先进理论，一方面注重从汲取传统文化有用的方面。同时在借鉴外国的传播理论和概念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把传播的知识原封不动的搬过来，最主要的是了解国外学者是如何提出以及为什么提出，并且思考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这样才可能在研究传播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3结论

　　通过对心理学中国化的有益借鉴，我们发现传播学中国化是有必要性的，它的可行性主要一方面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依靠我国博大精深的 历史文化积淀，充分挖掘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另一方面，以中国的当代社会情况为背景，并通过研究中国当代文化，去寻求本土化的构念与假设，同时充分利用我们当代文化资源，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一要发扬我国传统传播文化的精髓，同时考虑我国当代的实际情况和传播新问题，最后还要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些西方传播理论进行分析，找出其反映传播规律的优秀成果作为建设我国传播学的营养物，剔除和抛弃与我国国情不符的糟粕，中西结合，西为中用，争取在此基础上实现具有中国特色传播学的框架。

　　参考文献

　　[1]马广海.社会心理学对传播学的影响初探.文哲史，1998(1).

　　[2]余也鲁.中国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性.新闻学会通讯，198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