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像力[1]

关键词： 中国 社会 科学 中国传播学 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乌托邦

[摘要]：在简单回顾中国传播研究 发展 历程与 历史 背景的基础上，本文着重探讨在 经济 、生态与文化的三重危机下，中国传播研究如何重建历史的、整体论的和批判的理论视野，通过回归历史与社会来探寻当代中国的主体与价值，并重塑传播研究的人文精神与想像力。

　　一、危机与转型的时代

　　与改革开放后“西学东渐”的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一样，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和繁荣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一是文革之后到1980年代末期人文领域通过各种思想文化运动逐渐建构的新的 现代 化思维和“发展主义”观念；二是19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的逐渐形成和各种西方社会科学范式在大学中的制度化[2]。从思想基础来看，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将文革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告别革命”的语境下追求“思想解放”的“封建/反封建”的二元思维转换为“传统/现代”这一新的二元思维[3]。先锋小说、第五代电影、“85新潮”等连续不断的文化事件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反思运动”。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们对革命历史的理解和对中国这一文化 政治 共同体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理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现代化的想像与对西方的想像逐渐耦合在一起，形成了至今仍没有褪色的“彼岸情结”。然而，与人文领域不同，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仍然处于质疑和否思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段，西方社会科学的建制尚未成形。正如苏力的描述，这个时代“人文学科可能还好一点，还有些传统；社科大致可以说是一片空白”[4]。1990年代，大学与研究机构中的学科界限渐渐明晰，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开始被大规模引入，学术评估也越发繁琐和严格。加上“科教兴国”的国家政策，前期在人文领域内所形成的现代化与发展思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科学界。与此同时，新的学科分化和聚焦微小实践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推动了技术理性的复归。

　　对于新闻传播研究来说，这些思想、制度转变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改革开放前后传播思想的变化率先体现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修正和改造上，即新闻思想的“拨乱反正”上。在1980年代初期的新闻改革中，“最流行的一个观点是新闻媒介有其自身 规律 , 它不为人们的意志所转移, 不被任何暴力所动摇。新闻工作必须遵循新闻媒介的规律”[5]。随着中国与西方知识界沟通渠道的建立，中国新闻界对新闻规律的自发探讨立刻与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建立了关联，并深受其影响。这两种思想体系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在“意识形态终结”的前提下，淡化权力概念和社会历史背景，将新闻传播视为价值中立的信息过程。对于抛弃了“工具论”和“阶级斗争”话语并希望建立学术相对独立性的中国新闻学界来说，实证主义传播学中的“传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馈”等概念所隐含的科学主义色彩不但有吸引力，而且在当时具有学术政治上的解放性[6]。例如抹掉价值因素的“信息”概念后来成为新闻改革中强调新闻面向市场的服务功能的出发点。政治宣传内容之外的“纯信息”[7]和读者、观众的信息需要被不断地强调和重视。又如，与市场调查和收视率买卖联系在一起的“受众”概念也基本上颠覆了政治意义更鲜明的“群众”概念[8]。这些观念细节的转变随后带来了一整套重新理解传播问题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作为一种“翻译过来的现代性”，这些“去政治化”的传播思想为传播实践中市场机制的引进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已经在高校中制度化了的传播学科也成为媒介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由此，高校 教育 的改革与媒介市场化改革形成互动，使得1990年代形成的各种传播观念至今占据着传播研究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市场需要”带来了新闻传播研究内部的迅速分化，传统的新闻史论和新闻实务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而新兴的传播研究内部则繁衍出市场调查、广告营销、媒介经济、新媒体、科学研究方法等众多领域。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学者们似乎越来越难找到可供相互沟通学术与思想的共同话语框架。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学科状况使得传播学难以加入其他人文社科领域就共同面对的中国现实问题而进行的各种讨论。除了“市场需求”有增无减，传播研究的学术尊严与学科地位面临危机。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切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主义和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做法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和生态效应就已经引起了国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警觉。“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生态问题”、“社会分层问题”、“腐败问题”等不断走进各个学科知识分子的视野当中。各种反思和质疑的声音首先来自最早建立“传统/现代”思维的人文领域，王晓明在十年前发表的文章颇能代表部分“80学人”的忏悔与追问[9]：

　　当时的知识界是如何热烈地呼吁经济“现代化”：“政企分家”、“价格闯关”、“打破大锅饭”、“砸碎铁饭碗”，大街上悬挂出“效率就是金钱”的标语，学者们更一个劲地鼓吹“转变所有制”⋯⋯效益至上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欧美化 …… 可是，谁能想到，还不到十年，这些响亮的吁求和口号都纷纷褪色，甚至严重变质了，非但丧失了当初大部分的正面意义，有的反成为某些垄断势力侵蚀社会的堂皇借口 …… 目睹这样荒谬的现实，再回想八十年代知识界的热烈鼓噪，我实在是感到羞愧。怎么会那样一厢情愿，竟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市场化”，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市场化”，整个社会就能够逐步获得全面的解放?

　　同样的反思也逐渐出现在社会学、法学，甚至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的幻象”已然被中国知识分子大胆地提出，而强调跨学科和回归人文精神的“公共性”问题也越发引人注目。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社会科学的视域、方法和价值都开始面临质疑，一位社会学家甚至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脱离现实问题的状况进行了这样的讽刺[10]：

　　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微小实践”；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

　　如果说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是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念的累积效应，那么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则进一步突显了发展转型的紧迫性。更重要的是，当下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且是生态和文化层面的。它不仅关涉平等、民主等传统议题，更是直接影响到人与 自然 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包容与和谐问题。这样的“三重危机”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当下世界历史现实。阿芒•马特拉(a. mattelart)曾经指出，在历史上会出现一些“关键时期”，它们“特别期待那些针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11]。对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来说，这样的“关键时期”已经迫近，传播问题和中国发展问题越发成为解释全球性危机和探寻出路的两个关键领域。一方面传播业不仅自身构成了资本积累的重要场域，而且成为全球 金融 体系和生产体系加速扩张的重要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中国传播业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以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在大众传媒中的表达都是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这一过程的重要体现[12]。我们急需回答的是，大众传媒在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社会阶层分化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城市/乡村的二元社会结构如何凭借城市中心的文化传播得以维系，这种结构又如何适应全球市场体系转而维系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传播业内部的生产过程遵循何种逻辑进行劳动控制与内容生产，这种生产逻辑与文化领导权的塑造之间有何关联？传播资源在中国社会中的分配是否与维持现存发展模式的政治经济结构相适应，这种分配模式与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有何关联 …… 总之，传播在当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赋予了传播学者重要的学术使命[13]。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中国传播学者在理论创新方面更是任重道远。然而，主流中国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精英民主政治诉求、现代化理论框架和工具理性导向在完成了其“告别革命”和为传媒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流行提供学术合法性的使命后，已无法使本领域在“三重危机”下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作为。如果一场危机可以像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创造一个有利于某些新思想传播的环境；创造一些围绕着国民发展的整体后果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14]，那么对于传播研究来说，它就是真正的“危中之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时机去推动超越和转型。

　　二、回归历史与社会

　　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与范式的转变并非单纯自发反省和发展的结果，它是全球政治经济转向中的重要一环。沃勒斯坦曾经提出一个谜题：“正是在二战期间，在物 理学 内部牛顿世界观在其基础方面饱受攻击之际，在社会科学内部，这种世界观的影响却达到了极点”[15]。欧洲 哲学 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向来与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然而当耗散结构理论和相对论对平衡一律的世界观念形成巨大挑战的时候，为什么主流西方社会科学却专注于挖掘各种脱离时空的恒定与普遍的发展规律？这种对发展与规律的热衷又如何被推广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过程与同时发生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否存在关联？

　　一些学者回到冷战的历史背景中来回答这一问题，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 参考 。例如，柯文（p. a. cohen）曾经指出，将第三世界的近代历史分割为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模式源自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它适应了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现象的解释。同时它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传统’社会如何演变为‘近代’社会”[16]。美国学者雷迅马（m. e. latham）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一书中更是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冷战时期美国为了与苏联革命范式的发展模式争夺第三世界国家而在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界构造出“现代化理论”的过程[17]。作为在这样的知识/世界权力关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冷战社会科学”[18]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主流传播学成了斯姆普森（c. simpson）笔下的“胁迫的科学”（science of coercion）[19]。无论这些解释的说服力如何，他们回归历史与社会权力场域来认识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都是十分具有创见的。中国传播研究几十年来正是在试图发现抽象的发展规律的努力中不但悖论式地成了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构建者，而且在现有发展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失去了对其从宏观历史与重大而又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进行反思与创新的能力，从而也逐渐远离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

　　我们所说的回归历史并非仅仅指重视新闻史、传播史的研究。当然这部分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它们有助于在时间的维度上阐明当下的各种媒介与传播问题。然而，我们更愿意强调的是将传播的研究放回到中国人探寻其独特现代化道路的漫长历史中来加以审视的一种思路。这是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观，它一方面排斥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强调在传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分析问题，另一方面也强调在内外互动中来理解中国革命与发展的历史，将中国传播问题看作是世界体系结构与意识形态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沿着这样的思路，在中国传播的语境下至少有两个“历史”问题值得重视：

　　首先，正如林春所言，重新回归历史意味着对中国反抗殖民历程和社会主义遗产进行价值重估[20]。尤其重要的是，这种价值重估影响到对当代中国国家角色的认知，从而涉及到如何理解今天传播领域内的各种原则、现象与问题。霍布斯鲍姆（e. hobsbaum）将20世纪称作“极端的年代”。在这一时期，民主、平等、民族主义等启蒙思想已远播到第三世界，民族自觉与摆脱殖民的革命斗争高潮迭起。刚刚经历辛亥革命失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欧洲内部持续不断的战争烽火和走下神坛的西方文明，开始探寻自己独特的现代化出路。资本主义世界边缘的反体制运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演变为一场寻求底层力量支援的农民战争，这使得中国革命既具有扎根基层的群众路线又具有政党领导并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组织原则。不仅如此，建国后的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技术理性和官僚结构也不断面临各种社会运动、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挑战和修正。这样的复杂历史过程绝不容得任何对国家角色和革命历程的简单认定。正如汪晖所言，“在当代情境中，近代传统——包括社会主义传统——事实上有可能被转化为一个批判性的传统，一种重构新的历史想像的资源”[21]。在传播领域，从五四到延安一直得到推行的群众路线（工人报刊、记者下乡、通讯员制度、群众办报）与奉行至今的“党性原则”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逐渐替代和变形？自由主义、专业主义、技术理性等作为指导新闻传播实践的各种意识形态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又有何种实质的诉求？当代中国传播业的发展怎样放在内部的改革和外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互动中来考察？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如何在当代的传播活动中再现？近年来《集结号》、《色戒》、《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等媒介文本不断引发争议，他们都在试图以不同的理解来书写和解释历史。与此同时，将“六十年代”钉在原罪的耻辱柱上的简单做法也开始受到挑战。福柯式的知识与权力关系命题[22]让我们必须重视这些文化传播现象，而如果不回溯到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谱系中，我们就很难解释，甚至很难察觉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离开历史就意味着丧失了重要的政治敏感。

　　其次，重新回归历史不仅意味着回溯过往来理解和关照当代，它也意味着以一种动态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与传播问题，借此为知识分子发挥超越现实的想像力提供机遇。随着20世纪革命与冷战年代的渐渐远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念与后现代的消费文化都在试图抹去历史的痕迹。“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的呼声大行其道，它们不仅在呼唤一种“遗忘”，更在阻碍一种“参与”。这种“去政治的政治”强大到足以关闭人的自由意志为另类理想社会进行的任何想像。如果有人说，“五四”以来，中国年轻学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缺乏参与历史建构的意识，恐怕不会引起什么异议。“有没有用”甚至已经成为衡量各种思想和知识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艾伦•伍德（e. m. wood）对这种社会思潮的讽刺似乎能给我们一些警示：“它与任何整体的、系统的、结构的、过程的‘宏大叙事’为敌。这种敌意延伸到否定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批判的观念。然而这却并不妨碍这些思潮将‘市场’看作一个普世的和必然的自然法则，并自相矛盾地阻止任何对这一整体权力的批评。后现代的碎片化和偶然性在这里与‘历史的终结’这一‘宏大叙事’诡异地联接在了一起”[23]。总之，回归历史意味着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时空脉络，并将各种现实问题放入这个脉络中来理解，这是所有批判思想扎实的根基和来源，也是个体寻求自身主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回归历史不仅意味着将传播问题放置在时间的连贯承袭中来认识，它还意味着回归社会的空间场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一种整体性的政治经济取向对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正如戈尔丁和默多克（p. golding & g. murdock）所言，这一取向“将大众传播过程的各个层面与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的核心要素连接起来”，它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传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与更广义的社会财富、权力的分配不平等状况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平等状况的合法化过程；最后，社会抵抗与政治斗争的源泉，以及挑战与收编的辩证关系”[24]。在传播研究中，无论是行政研究的取向还是批判研究的取向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社会的重要性[25]。这突出地体现在聚焦“制度”、“结构”的抽象演变规律和“国家/市场”的二元论等思维模式之中。一个积极的、蕴含变革力量的社会很难进入传播研究的视野。近年来，国内外的理论家们将社会的视角带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 burawoy）提出并 总结 了一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这种思路将社会置于一个与国家、市场相依存但又殊异于国家、市场的首要地位，它综合了葛兰西（a. gramsci）和普兰尼（k. polanyi）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葛兰西创见性地发掘了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市民社会提供了一个巩固阶级关系和挑战资本主义的重要领域。普兰尼则详述了市场扩张对社会的威胁，并预见了一个应对危机，重新构建自身，并孕育社会主义民主萌芽的积极的社会[26]。在

　　三、探寻主体与价值

　　用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分析视角来认识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结构主义的思路专注于传播业内外的权力体系，特别是媒介的所有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及其对 政治 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在这些论述中，国家、市场与资本力量常常成为天然的主角，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和人的群体、人的实践则往往被悬置和忽略[27]。在一个动态的全球社会中，在宰制的力量越发强大，而抵抗的力量也积极萌发的历史条件下，行动者的重要性理应得到重新重视，作为社会主体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多地回到了批判知识分子的视野和书写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具体到中国的社会中，究竟哪些群体，哪些阶层被当作社会的主体和行动者？在文化传播中，在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主体是如何被建构和再现的？

　　今天，欲求去阶级化的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而不得的中国传播学人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虽然“阶级”话语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中退场了，但是“阶级”问题本身并没有在现实中消失。相反，“中产阶级”成为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热衷构建的主体和“市民社会”主人，而为工人和农民作为“阶级”主体存在的政治空间与传媒空间基本消失了[28]。在有关政府部门与一家电视台2009年合制的以“保护农民工健康，防治职业病”为主题的宣传画中[29]，著名电视主持人倪萍身着白绿相间、靓丽整洁的服装，满面和蔼可亲，微笑着端坐在七个身穿黯淡的蓝色工作服，头戴安全帽，脸上、身上沾满煤污，但却同样面带微笑的矿工中间。在煤矿工地的背景下，倪萍与矿工们亲切地恳谈，画面的一端写着“保护农民工健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贵州卫视牵手倪萍倾情关怀”。这则公益广告的表面用意 自然 传达得准确，然而带给我们更大冲击的却是隐藏其中的对不同阶层之间社会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体现为画面的“主角”（倪萍和通过倪萍来表达关怀的官员、媒体、都市中产阶级）与散落在她周围的“配角”（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沟通当中，这种沟通以身份、财富、私人生活、社会地位的差异为前提，而沟通的主题则是“我们”对“他们”的“关怀”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只要稍稍对中国媒体社会新闻报道和评论有所关注的人就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叙事模式和社会认知。我们想要追问的是，这种“主角—配角”，“主体—关怀对象”的结构是如何在中国的传播与文化实践中构造的？宪法中的领导阶级，如何在现实世界和媒介世界中变成了“弱势群体”？将大城市中产阶级塑造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媒介与媒介从业者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场域中，他们为何如此认识中国社会？

　　当然，本着“人文关怀”的精神来关注“弱势群体”至少还让下层劳动者出现在了都市中产阶级的媒体当中。伴随几十年媒介商业化过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农民、工人被隔绝于传播渠道之外，大量面向他们制作的媒介产品也难以为继，纷纷下马的状况。当然，在国家与市场夹缝中也出现了主流媒体之外的另类传播活动，例如大量工人与下层知识分子的 网络 表达，甘肃农民自办的《金钟》杂志等等。可以说，在现实的传播领域中，各种关涉文化领导权的行动远没有停滞，问题是传播研究者是正视和关注这些现象，还是也深陷在主流媒体构造的以都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文化世界当中，不断忽视那些“被沉默”的大多数。如果在一个所谓“中国的时代”，国际化了的中国传播研究不想再局限于为西方的全球媒体和高等 教育 产业提供智力补充和合法性基础，而是希冀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的中国”[30]，那么研究者们就急需超越他们的精英意识和阶级局限，不囿于在全球市场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关注那些作为消费者和“公民”的新崛起的都市中产阶级，而是重新将目光聚焦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群体的工人和农民身上[31]，将他们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而非接受“人文关怀”的“他者”和“弱势群体”。

　　一个更广义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不仅关涉阶级意识和不同社会利益表达这样的维度，它还涉及到生存的意义、生活共同体（community）与共同价值的问题。作为应对 现代 社会各种危机而提出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样的概念不仅意旨某种社会与政治的组织类型，也包含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描述。正如赵文词（r. madsen）所言，一个完全建立在实用契约关系和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必然是不稳定的。从涂尔干到托克维尔，很多社会理论家都强调过前现代社会的宗教与政治传统在维系现代社会稳定、团结和道德原则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却从未解决如何让现代市场与前现代道德传统和谐相处的问题”[32]。

　　当然，对意义、生活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某种本质化了的族群身份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回归。当代中国，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出现了大量回归传统的文化传播实践。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今天的所谓“传统”完全是在与“现代”的对话中产生的，这决定了它也仅仅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纯粹的古董。正如张旭东所说，“根本没有所谓‘传统’这种东西，只有传统的‘效果史’，只有当代人对‘传统’的不断的重新发明的历史。这个‘传统’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生成、不断再生产和重新制作的”[33]。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不但是无法成立的，也有可能成为限制知识分子想像的桎梏。试图通过“恢复”中国传统带来社会和谐，甚至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努力更是难以和文化的外部可能性直接划等号，甚至有可能成为压制其它现代文化想像的霸权。

　　除了“恢复”传统的努力，中国社会中多种多样的寻求意义与价值的努力都应该纳入到传播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来进行讨论。例如，互联网上愈演愈烈的有关中国历史和发展方向的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各种争论；网络世界与中国社会中各种民族主义的表达；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和思维方式的重新复归；各种宗教和类宗教活动在中国城市和 农村 中的重新兴起甚至国际化等等。总之，在一个共同的宏观物质条件下，新的生活共同体需要把自己重新作为意义的基本单位塑造出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传统”原封不动的复归[34]，也不应有封闭的规矩和统一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少谈主义”、“价值中立”等社会 科学 立场非但不会消灭争论，其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我们固然可以对各种文化身份认同的具体政治内涵进行批评，但是愈演愈烈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不会根除人类对共同归属和集体记忆的需求，正是这些对意义与价值的追寻帮助人们认识他们的历史、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他们的未来[35]。北京的摇滚歌手汪峰在2009年新创作的专辑里，已经开始呐喊“空空如也”，追问现代的都市生活“有意思吗”？并开始希望回到1980年代美好时光的“春天里”。我们只是希望这种追求另类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不要又成为一种布尔乔亚的波西米亚，不要重复王晓明所描述的那种“思想解放”，而是放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语境下重新认识我们的处境和共同面对的问题。

　　四、重现乌托邦

　　尼采尝言，真理是一个价值事件。而将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并将事实塑造成一个客观、中立的范畴，这仅仅是近代思想的产物[36]。脱胎于欧洲启蒙思想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对于我们系统地认识人类社会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技术理性成为一种“规训与惩罚”的霸权，将“科学/非科学”的认识框架强加给知识分子和整个人类社会时，我们就必须反省“启蒙辩证法”的课题[37]。如果“科学无法脱离价值”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乌托邦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处在不同社会场域的人们只不过是提出了不同的乌托邦想像而已，例如自由市场乌托邦、科学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乌托邦等等。诚如东欧理论家齐然克（s. Žižek）在分析了此次资本主义 经济 危机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所论，“与其说意识形态乌托邦时代已经过去了，毋宁说，资本主义不受挑战的霸权是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恰当的乌托邦核心维系的。掌权的乌托邦（the utopia in power）驱除了另类世界乌托邦，并把自己伪装成实用现实主义”[38]。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要重建乌托邦，而是要在认识到历史并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也没有终结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历史与社会，在对人类共同体所面临的“三重危机”有强烈的焦虑感和对华语学人在人类知识共同体中应有的贡献与担当有充分自信基础上，重新讨论我们应以什么样的乌托邦来建构我们的学术想像和学术实践。沃勒斯坦对此做出过乐观的展望：“知识世界已经面临着基本的认识论挑战，即克服“两种文化”的人为划分并且创造一种新的、重新统一的科学/ 哲学 （scientia / philosophia）的认识论。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中，这会成为知识世界的核心理性问题，它不仅会导致新的理性建构，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新的知识结构和彻底修正渗透学院生活的文化”[39]。齐然克则在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多重矛盾之后，旗帜鲜明地宣称：“communism，again！”[40]。

　　承接前文有关历史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将“重新发现乌托邦”特别地指向一种在全球反殖与反资运动中所形成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思想和对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期待。这同时是一种自省式的学术努力，它坚持解释“一种试图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人类劳动的力量与一种将劳动降格为市场交换商品的力量的正在进行的斗争”[41]。这种斗争不仅存在于广义上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当中，也存在于学术界内部。包括中国学人在内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坐拥上百年的革命历史资源，共享着建设另类社会成功与失败的丰富经验，今天仍然在文明互动和压迫反抗的世界中寻求意义的生产，他们曾经是、也应该继续成为替人类寻求出路的关键群体，是世界主义批判思想复兴的希望。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超越抽象乏味的“中国文化”的教条，避免将文化本质化，避免将文化多样性的想像限定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我们如何避免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同一游戏规则内部进行零和游戏的层面上来认识所谓“中国崛起”的现象。这种乌托邦想像不仅关注传播制度和传播产业的问题，它还历史性地将人的主体、人的生活经验、传播实践、社会想像和他们对霸权的反抗一同纳入分析的视野。

　　总之，回顾近30年来的中国传播学研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近乎完全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体验放置在割裂的、专门化的西方知识体系当中。我们既缺少在自身经验内部寻求关联和统一解释的努力，也缺少将西方知识体系还原到其自身历史语境下的意识。在这样的研究状况下，我们很难产生独立的理论想像力和创新能力。我们要么把西方知识作为普遍真理，作为一种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或“形式”接受下来，然后再想自己如何造出一个“摹本”或“摹本的摹本”；要么作为文化市场上的符号资本用来进行功利性的交换[42]。在 工业 商品的交换中，我们是生产者，西方是消费者；而在知识和文化的交换中，西方是生产者，我们成了消费者。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创造的一个没有时空维度的，终结了历史与意识形态的“同一个（平的）世界”掩盖了我们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体察，也让我们失去了追求另类价值的文化想像力。面对一个危机与转型的时代，能否回归历史与社会，找到社会的主体与价值，从而重新发现解放性乌托邦是大时代赋予我们的考验与使命。康德说，人类有希望的义务。面对经济的、文化的和生态的危机，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能否提供一种新的理念和出路而不是陶醉在“大国崛起”的迷梦中？中国的传播学界到了反思与行动的时候了。

[注释]
[1]本文缘起于赵月枝已发表的两篇 英文 文章以及2009年12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