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渴望——媒介叙事中的“上海形象”

关键词： 现代 性 上海形象 媒体建构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报纸、电影、广告和图书等大众媒介热衷于“上海想象”，以文字、图像和影像等不同形式建构“上海形象”，报纸、电影和广告等媒体所建构的“上海形象”深刻影响并建构了读者对上海的认知，本文即考察以新闻报纸和纪实摄影为主的大众媒介，如何叙述、形塑和想象上海，建构符合媒体需要的“上海形象”。

　　最近二十年来，随着城市的 发展 ，关于上海的叙事层出不穷，各种出版物、广告、影像和文字都热衷于叙述“上海”，尤其是2010年的“世博会”在上海召开，更是点燃了不同媒介想象上海的热情。无论是真实的新闻叙事，还是虚构的文学和电影叙事，大众媒介的上海叙事包含了一个基本看法，即上海曾是 中国 最现代的“摩登都会”，它被看做是最接近纽约、巴黎这样西方城市的城市，张英进在其著作中这样评价上海：“上海在100年的时间里，逐渐获得了一系列含义，其中包括流动、变迁、不稳定、转瞬即逝、幻想、光怪陆离、沉醉、幻灭。这些含义中的“时间”主题，说明人们对中国这座最现代的都市的感觉和体验都有了根本变化。”[1]

　　张英进所说的“时间”主题就是一个“现代性”主题，本文即考察改革开放年代以来，以新闻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是如何叙述、表现和建构上海的城市形象，表达对上海“现代性”主题的认识。《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和《申江服务导报》等报纸是上海的主流媒体，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报纸关于上海的新闻报道通常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展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上海城市的巨大变化，突出上海现代、摩登的城市风貌；其二，对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都市怀旧；其三，将“上海”置于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探究上海与西方以及西方城市的认同关系。

　　一、现代性的追求

　　先看第一个方面，上海的媒体报纸是如何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的现代化巨变，这样的新闻报道和新闻故事比比皆是，占据着报纸的主要版面。例如1997年3月30的《新民晚报》的“市井故事”，3月27日的“今日浦东”都从不同角度报道上海的变化。《解放日报》还从“地铁”入手，欣喜地回顾上海城市的迅速变化：“上海地铁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驱动器’。……在地铁沿线，莘庄、彭浦、闵行、嘉定汽车站、松江大学城、张江高科、虹桥枢纽、五角场、浦江镇、安亭、江湾新城这些新城、新镇、新居民区、新产业中心等。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地铁延伸到哪里，那里的 经济 发展和城区建设就会跃上新台阶。”“地铁作为一种现代化 交通 工具，本身就是现代城市物质文明的一个标志。在上海，地铁更成为了引领城市精神文明的‘先行者。’”[2] 2008的《文汇报》还特地出了一期主题为“1978-2008，变革中国——《文汇报》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主题专刊”。刊登了一位老摄影徐裕根手中照相机镜头里两组不同的“上海形象”：一组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上海”，另外一组 自然 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上海”，栏目的编者特地加了这样的“按语”：

　　30年，一个婴儿可以进入成家立业的而立之时；而30年，对于社会发展、 历史 演进来说，只是短暂一瞬。

　　只因邓小平带领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8，这短暂一瞬就变成了精彩纷呈的一瞬，翻天覆地的一瞬。

　　与孩子天天在一起，有时会感觉不到他（她）在成长，而只要和几年前的照片对比一下：“哦，他（她）大多了！”

　　同样，生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我们，可能也会因“熟视”而“无睹”。这时候，翻翻老照片，也会有恍然隔世的惊叹之感。

　　今天，本版请来的就是一位拍过许多老照片的人——业已退休的文汇报原摄影美术部主任徐裕根。前段时间，他在整理30年前拍摄的老照片时，不禁触景生情，感慨万端，又背起相机前往当年拍照之处，频频按下快门……

　　这些今昔对照的照片可以形象地告诉读者：改革开放30年，给上海这座城市和她的居民带来了什么……[3]

　　报纸意图很显见，告诉读者通过“今昔对照”的照片，“你”便可以解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现代化的“伟大成就”。编者特意在每幅照片下面加上了解释性的文字，例如在1981年改革开放初期的“南京东路”和2008年“南京东路”对照图旁边，文字是这样说明的：“改革开放之处的南京东路，车水马龙，行人被挤在两边，路边建筑物显得十分陈旧。”突出“过去”的“落后”；还有一组照片突出了市民居住状况的前后变化图：“改建前的普陀区药水弄，与潘家湾、潭子湾、朱家湾合称‘三湾一弄’，是上海最有名的大片棚户区。图为药水弄居民生活场景。（摄于1988年）”“经过大规模改建，在原药水弄旧址矗立起了上青佳园（右侧）、长寿新村（左侧）等住宅小区。目前，上海成片的棚户区已基本改造完毕，居民环境和条件大为改善。”[4]

　　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对照”，每组照片都试图借助于纪实摄影来告诉“读者”，时代在不断进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上海的现代化成就巨大。并且报纸告诉“读者”，正是“现代化”，让上海市民过上了更美好的生活，《文汇报》的另一组图片新闻《30年巨变令人感慨万千》同样通过“今昔对照”反映城市巨变，而且编者也特地加了注释，强调新闻照片“忠实记录了30年来上海在经济建设、城市面貌等方面的历史性变化，观后令观众心潮激荡，感慨万千。”[5]

　　像这样今昔对比的摄影照片，报纸上比比皆是，这些照片的真实性自然毋庸置疑。但英国的摄影理论家彼得•汉密尔顿告诉人们说：“摄影新闻，不论是报纸的、杂志的或书籍的，其‘纪实’本质从根本上都是解释性的。摄影家生产的各种表象牵连到他或她个人对事件和题材的解释，而这些事件和题材也是他或她选来放在照相机镜头前的。”[6]任何真实的图片，都包含了摄影家和编辑的解释，当摄影家选择马路、街道、居民来作为新闻摄影的对象时，实际上已经对它们作了解释。其实住在弄堂“棚户区”的市民，或许并没有认为搬到新的高楼住宅里就有多好，可摄影家和编辑却赋予了这些图像以新的意义，声称人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而这也是“现代性”的思维在媒体中的体现，按照吉登斯的理解，长久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人们可以按照一条‘故事主线’（story line）来描绘历史，这条主线把杂乱无章的人类事件规划在一幅井然有序的图画之中。”[7]这种进化论的线性思维模式，同样支配着许多媒体对于改革开放历史的叙述，徐裕根所拍的前后对比的摄影图片，即代表了《解放日报》等主流媒介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上海形象”变化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这些报纸都特别强调“时间的价值”，2006年《社会 科学 报》特别介绍了一次“共享上海”为主体影像展，报纸刊登了不同时期上海的照片，这些照片都被纳入到了一个时间主题中，那就是随着时间流逝，人们见证了“上海巨变”：

　　2006年5月11-17日，于上海图书馆第二展厅举办的，以“共享上海”为主题的影像展，即是一条贯穿过往今朝的时光隧道。它以各个阶层不同人群的不同视角全面纪录上海的变迁，让心系上海的人们在影像、图像、珍贵历史 文献 与收藏中，重温上海世纪之交的十年巨变，并在回味往昔的光辉中开启对于上海未来十年的新知。[8]

　　尽管每个人其实在这个城市中的命运并不相同，但上述的文字却将所有人都纳入到时间性的宏大叙事框架中，被赋予上海历史巨变的“见证人角色”。但其实上海的变迁在不同的摄影家眼里被赋予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南方周末》的一篇图文新闻的作者则表现出了对上海现代性的双重态度，同样，这则图片新闻是通过今昔对比的方式，展现上海变化，不过，这次作者尔冬升主要选择了自己两次俯拍浦东的景观：一次是90年代，一次是2010年，而将这两组照片放在一起，作者既感到“幸运”，同时又感到“不幸”：

　　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摄影师，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和这样一座城市，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对上海城市变迁的记录。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的摄影师，因为在我的周遭终日是工地的轰鸣和都市的喧嚣。在过去的20年里，我目睹了太多老房子消失在人的视野里，一同被湮灭的还有老上海人传统的生活方式。[9]

　　作者感到幸运是上海的城市巨变，但又感到不幸是上海城市发展太快，令人“头晕目眩”，上个世纪90年代浦东虽然已经矗立起东方明珠，但其周围还是“大片空旷的土地”，但2010年作者再来这个地方时，却被满目高楼和多姿多彩的世博场馆所“击晕”，“让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是产生了视觉上的强烈震撼，我想只有用‘景观爆炸’这个词能形容我的感觉”，作者对于上海现代性显然是矛盾的，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困惑。

　　而摄影家胡杨的《上海人家》（1994）则向公众展示了上海现代化过程中另外一些“纪实照片”。从1994年开始，胡杨前后大概拍摄了500多张总的主题为“上海人家”的纪实摄影图片，这些摄影照片以纪实的名义，记录上海繁华的外表之下，形形色色人群的生活状态。与徐裕根的照片相比，胡杨所拍摄的空间场景有很大不同，徐裕根的摄影照片主要以街道、马路和建筑等公共空间为主，但胡杨的摄影照片则是以家为主的日常和私密空间。以家为代表的私密空间似乎隐喻了上海大都会的内部世界。在胡杨看来，“家”这个日常的、私密的空间，不仅能反映生活在这个城市人的本真状态（高兴、悲伤、孤独和幸福等等），而且也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本真状态”：

　　目前的上海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但是，生活在上海的人们的生活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看到了很多为北京奥运会而修建的“水立方”和“鸟巢”的美丽图片，这些也许非常宏伟壮观，但它们不代表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人们只有在自己家里才会最真实、最放松，才会除去社会的属性，呈现出本我的状态。[10]

　　城市中每个人的职业、性别和阶层关系，乃至人的物质状况和精神面貌均通过“家”这个狭小的城市空间被揭示出来。其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是反映一位下岗女职工的生活和精神状况，她无聊地躺在家中床上，狭小的房间四周墙上贴满了商品广告，花花绿绿的商品所表现出的城市物质极大丰富的现象，与主人公下岗后的贫穷、孤独以及主人公狭窄的居住空间，形成了鲜明对照，极具有反讽意味。这些纪实摄影令人震撼，还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英国《泰晤士报》在报道胡杨的作品后特地加了这样的“注脚”：“生活富裕的占少数，过着小康生活的人居多，还有一些人生活得非常艰辛：这就是上海这座亚洲最令人兴奋的城市的生活状况。摄影家胡杨向人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11]

　　胡杨的摄影图片提供了主流新闻媒体现代化“宏大叙事”之外的城市日常生活场景，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世界。这些摄影图片说明，“现代化”也不等于一切，物质、财富、阶层与人的精神状况也并不完全化等号：“财富与幸福并不成正比‘富人有富人的烦恼和痛苦；穷人有穷人的潇洒和快乐；中产阶级也时常忧愁和发呆。’穷人的居室狭小凌乱，但它们济济一堂，打牌下棋，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富人生活舒适，家居环境宽敞，但却透出刺骨的清冷、孤寂，主任形单影只，忧郁不展。”[12]其实，2009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蜗居》也描绘了上海大都会繁华外表下的另一种城市景观。这部电视剧以上海为背景，深刻地展现了上海的“两面性”：一面是摩登、时尚、富裕的城市景观，一面却是破败、狭窄和贫穷的城市景观。电视剧第1集就是三位主人公关于城市的对话，当海藻问姐姐和姐夫是喜欢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时，海藻的姐姐和姐夫这样回答她：

　　你家有大型博物馆吗？

　　你家有 音乐 会吗？

　　那你家有世纪明珠塔吗？

　　……

　　姐姐和姐夫用反问的方式给了海藻当头一棒。在小城市面前，大城市在物质和精神上完全占据了上风。而这也说明上海（电视剧中的江城）吸引了无数移民的原因，那就是它的现代、繁华。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很幸福、快乐。与上海摩登时尚、富裕繁荣的形成对照的是，普通人去不起音乐会、电影院和摩登商厦，更买不起房子，只能在这个城市里“蜗居”。而城市的摩登、繁华，反而改变了人们的心理，使得来到这个城市的人，最终都为了过上体面、繁华的生活，而被金钱和物欲所控制，“赚钱”成为了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所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都在为物质欲望而奔波，并且在物质欲望的支配下，走向了堕落和毁灭。每个人的疯狂也使得这个城市最终变得不再是“天堂”，而是埋葬人的“地狱”。这个城市到处是诱惑和被诱惑，海藻在金钱、权力和房子的诱惑下，成为了宋思明的情人，反过来，她自己也是这个城市诱惑的一部分，是这个城市绽放的“恶之花”，她让从来都很理性的宋思明禁不住其美丽躯体的诱惑，最终也走向了毁灭之路。

　　终究而言，这个城市并不是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所宣扬的那样，高速的现代化发展意味着给人们带来美好、光明和幸福，相反，现代化也可能带来贫穷、罪恶和毁灭。

　　二、想象“老上海”

　　关于大众媒体对于“上海形象”的构建，另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媒体对“老上海”的都市怀旧思潮，特别是对1949年之前上海的“城市怀旧”，成为摄影、电影、图书和新闻报纸等大众媒介的热点议题。例如电影方面以“老上海”为题材的就有《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艺谋，1995）、《风月》（陈凯歌，1996）、《海上旧梦》（陈逸飞，1993）、《人约黄昏》（陈逸飞，1995），《阮玲玉》（1990，关锦鹏）、《长恨歌》、（关锦鹏，2005）、《美丽上海》（彭小莲，2003）以及最近贾樟柯所拍的《海上传奇》（2010）等等。这些电影都以不同时期的“老上海”为怀旧对象，展示老上海的“都会摩登”。当然，本文并不想讨论关于“老上海”电影中的“城市怀旧”（其实这些电影怀旧尽管有共同特点，但是大陆、 台湾 和香港等不同地区，不同导演的“老上海怀旧”其实有很大差别）。在此处，我主要是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等新闻报纸为解读对象，考察报纸媒体是如何对“老上海”展开城市怀旧与都会想象，解读其怀旧背后所隐含的深层话语结构。

　　孙玮在《“发现上海”》（2008）一文中，借助爱德华•索亚的空间理论，深入解读了《申江服务导报》“发现上海”栏目（1997-2007）的文化意义，她认为“发现上海”这个栏目通过对上海历史、空间的再生产，重绘了上海地图。重新建构了一种“上海人”的集体想象。[13]的确，“发现上海”并不意味着上海失踪或不存在，而是意味着需要重新认识“上海”，从老的建筑、马路和街道里面，建构出新的“意义”。另外，“发现上海”主要不是发现今天的上海，而是“老上海”。虽然“老上海”没有“老北京”那样到处是令人怀旧的“古都景象”，但上海在20世纪上半世纪曾被誉为是“东方的巴黎”——亚洲最摩登、时尚的大都会，在媒体看来是值得怀念的。所以“发现上海”，其实一方面是对上海现代性以及中国现代性起源的探究；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将“新上海”与“老上海”重新连续起来，为“新上海”的发展提供“样本”，并建构市民对于上海的城市认同。在都市怀旧的思潮下，除了《申江服务导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也纷纷开辟类似栏目，例如《解放日报》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摩登、时尚），她们提供了当代人探究和认识老上海的最佳“路径”，例如《老马路，风情徐徐》是这样介绍“绍兴路”、“衡山路”和“思南路”等“老马路”：

　　漫步于如思南这样富含历史感的马路上，从街边角角落落里洋溢出的风情，令人不由得对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充满了想像。

　　这条路一直保持着某种神秘，配合着百年历史老建筑上斑驳的颜色，像每一位路人述说着这个城市的历史。

　　衡山路浓密的树荫下掩映着太多的历史钩沉。老墙砖、老铁门，仿佛都在风中喃喃私语，诉说着不知名的故事。[14]

　　“老马路”成为当代人通向“老上海”的通道，“读者”在这里也被看成一个具有偷窥癖的男性，他正通过“老马路”窥视老上海（女性）的秘密，“老上海”成为了被看的对象，当代人试图要从老马路、老城墙身上看到什么呢？媒体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邀请读者去“想象”。正是在想象中，“老上海”成为了一个令人着迷却又神秘的对象，“过去”虽然形象模糊，但却充满魅力，而且“过去”并没有“死去”，还在与“今天”对话：

　　离老城墙距离不远，是上海时尚地带淮海路，大厦林立，霓虹耀眼。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老城墙黛色的墙砖与新大厦华丽的玻璃幕墙有趣地共处于同一时空，这种对峙，初看突兀，细品和谐。

　　……

　　走进老城墙，我们了解上海的过去，走出老城墙，我们珍视上海的现在。[15]

　　报纸有意识地让“老城墙”所代表的“老上海”与以“淮海路”为代表的“新上海”互相参照，进行对话，这种对话自然包含了某种企图，“新上海”的繁华时尚是“老上海”的延续。《老码头新故事，情节总摩登》的题目就揭示了“新”与“旧”的共同点，那就是无论是“新”，还是“旧”，老码头、老马路都代表着“都会的摩登”：“漫步于‘上海老码头’，是很惬意的事情，亦中亦西的景观水池在老建筑的环境下格外醒目，而四周的老建筑也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开发中更加彰显海派文化的韵味。‘老码头’里每日上演的新故事，情节总摩登。”[16]即使在天，她们仍然和上海的新建筑共同演奏“现代性”的主题。

　　《文汇报》也曾刊登大量关于“老上海”的文章，例如2008年12月29日的《文汇报》上有一篇《老上海的建筑•名人•轶事》的文章，这篇文章通过一个主人公的游览，重绘了“老上海地图”，在这里，“马路”被文章叙述者当作探究“老上海”身体秘密的一个重要路径，叙述者正是通过马路，熟悉了老上海的身体和精神。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面，叙述者所提到的马路竟有十几个，如“崇德路”、“济南路”、“巨鹿路”、“淮海路”、“长乐路”、“富民路”、“陕西南路”、“茂名南路”、“东湖路”等等。通过“马路”，叙述者让“老上海”身上的每一个建筑、风俗、文化和人物“死而复活”，向读者讲述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而且，正是通过“马路”，本来互相毫无关联的事物（建筑、街道、文化、遗迹和历史名人）之间有了联系，他们共同构成了鲜活的“老上海形象”，而且这些马路不仅是供“我”行走的道路，通过它，本来跟“我”没有联系的事物与“我”以及读者有了密切的联系。这些道路让“我”了解了上海，知道了自己的来源，自己与那些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从而建立了“我”与“上海”这座城市的认同关系。

　　总之，通过“老城墙”、“老马路”和“老码头”、“老场坊”、“老建筑”，《申江服务导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上海媒体努力重绘了老上海地图，建构“老上海形象”，当然，这个“老上海形象”不同于北京媒体所建构的“老北京”，老北京的形象的特点是“古都景象”，但“老上海形象”却是“摩登时尚”，这是媒体有意而为之的媒介行为。即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上海”，在《文汇报》所登的这篇文章的“叙述者”看来，仍然代表着一个摩登、时尚的大都会：

　　我们去巨鹿路，是因为有一个老师的家在那里。准确地说，那是一位优雅漂亮的女老师，而且教我们 英语 ，相比化学老师、语文老师，英语老师不知为什么总是带了一些洋气，从举止到服饰。我们哥几个都对她颇有好感，我们就跟踪她回家，或者到她家门口的马路对面，看一会那扇窗，期待她在窗前梳理她那长长的秀发。[17]

　　这个场景不仅让人想起在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那个在文革中“游手好闲”的形象。男孩马小军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游荡，并跟踪性感的女青年。但与马小军所跟踪的性感女性有所不同的是，同样游手好闲的“我们”所跟踪的女性不仅青春漂亮，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她的英语老师身份，从举止到服饰都很“洋气”，正是“洋气”也就是西方化的女性身份吸引了“我们”，让我们对其“颇有好感”。进一步而言，这个西方化的“女性形象”，何尝不是“老上海”城市形象的化身？

　　正是通过“老马路”、“老城墙”、“老码头”还有“老建筑”，“老上海”现代、摩登、时尚和女性化的城市形象被大众媒体不断发现和构建出来。前面我们说过，大众媒体希望借助于这样的建构，重新塑造市民对上海城市的身份认同，而且这种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西方化的身份认同。但要指出的是，仅仅指望零零散散的“老马路”、“老城墙”、“老码头”，就重绘一张完整的上海地图，构建一个完美的老上海形象其实是不可能的。“老上海”本身就是复杂多样，并不仅仅是由几条马路、几个街道和几座建筑构成，“老上海”内容也是复杂的，可能是最时尚、最摩登，也可能最贫穷、最黑暗。历史学家熊月之就在香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批评媒体和学术界对“老上海形象”的单一建构：

　　近些年来，关于上海历史研究的成果出奇地多，相当一部分集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讲到二三十年代，不少论著、怀旧文字都聚焦在那时上海如何高楼林立、街道整洁、灯红酒绿，如何先进、繁荣，如何摩登、时尚，这很容易让那些不明历史真相的人以为这些就是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全部内容。我将从大众文化角度切入，旨在说明近代上海是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贫富悬殊，是个极为混杂的城市。[18]

　　其实，现代性本身就是混杂的，按照卡林内斯库的理解，现代性本身就是由多样面孔组成，既有现代主义、先锋派，也包括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19]关于上海的现代性形象也不可能是单一的，不可能总是摩登、时尚。

　　三、中与西：上海的“身份认同”

　　关于上海媒介报道的第三个特点是媒体喜欢把上海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将上海与西方以及西方城市进行对照。前面已经提到，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对于上海的叙述往往特别强调其摩登性、时尚性和 现代 性特征，特别强调它与西方而不是 中国 本土的关联。《南方周末》曾引用了一位外籍人士对北京、上海进行比较后的结论，即相比于北京，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20]同期的报纸还邀请几位专家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几位学者探讨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著名学者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

　　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21]

　　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宣扬上海与西方的联系。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媒体更是纷纷造势，突出上海与西方的关联、突出与国际接轨成为媒体新闻的重要主题。在“世博会”举办之前，《解放日报》等报纸就连篇累牍发表文章，阐释上海与世界的关系，而且还通过一些具体事件，说明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的魅力。例如2010年4月15日的《解放日报》就报道了一些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快乐生活，还直接通过媒体传达外国对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感受，在“世界屏息静静地等待上海”这句话中，上海被描绘成一个即将朝世界怀抱奔去的伟大城市。同年3月号的《新华月报》也用一个专版探讨“上海世博”的意义，专版的主题便是“上海世博：中国与世界对表”。“融入世界，与世界对话”不仅被媒体鼓吹成是上海乃至中国的渴望。甚至借助于“世博会”，媒体期望上海，不仅是融入世界，而且要引领世界潮流，扮演世界潮流的“领头羊”，例如《南方周末》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就这样写道：

　　今天，尽管可能大多数人不会记得曾经提供给它们展示机会的城市，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创新重于一切，更何况因为这些创新，那些举办世博会的城市已经证明它们曾站在世界 发展 的潮头。引领着整个人类。[22]

　　“世博会”举办不仅是一种盛会，更是被媒体赋予了民族主义色彩，上海不仅要成为世界重要城市，而且要承担“民族复兴”的使命。文章还回顾了中国人在西方面前，曾经遭受的文化自卑和文化恐惧心理：“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代人曾经被‘创新’吓过。那个时代人大多记得一个经典的对比：一个小如米粒的象牙塔雕刻下了唐诗三百首，展现中国传统工艺的高超境界；另一个是容纳成千上万的电路、比人的小拇指肚还小的集成电路，展现的是当时世界最高的科技技术。这种对比带给人最大的恐惧，不是这两件器物之间在工艺、技术上的差距，而是理念、境界上的落差。相信直到今日，这种恐惧依然萦绕在那一代人心间，挥之不难去。”但“世博会”的召开一下子就让这位评论员恢复了“民族自信”：

　　幸好，此次同台竞技已是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或许能够让我们不必杞人忧天般地重新想起曾经的恐惧。5月1日正式开幕的上海世博将呈现怎样的洞见与创新呢？我们愿意拭目以待。[23]

　　罗丽莎在其《另类的现代性》一书中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现代性如此强烈的渴望和迫切，“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这种排斥旨在建造起一种欧洲中心的普遍主义的现代性。中国社会主义的力量部分地来自于其半殖民地 历史 和对中国成为强国的道路的探索。这一延迟的渴望一直存在着。现在成为了当今中国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动机。”[24]她的话一语中的，重返世界舞台，与世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这一直是现代中国的梦想。因而作为曾是中国最现代、最繁华、最接近西方的城市，上海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被媒体委以重任，要它必须成为中国重返世界的代表性城市。所以对于许多媒体而言，上海的中国特色和本土传统并不重要，但悖论的是，上海要担负“民族复兴”的责任，但其“现代性”却又常被媒体描述为与中国本土毫无关联。

　　当然，有许多人其实也意识到，上海是中国城市，它无法完全与中国隔绝。所以也有不少媒体在报道上海开放、摩登、现代的一面同时，也努力探讨并寻找上海快速发展的本土源泉。例如海派文化研究者吴福辉在《上海社科报》上撰文在强调海派文化不怕“西化”的同时，特别指出海派文化的母体是“中国大陆文化”，而不是“西方”：

　　海派文化是在东南沿海商品 经济 最发达地区产生的，它要害的问题是逐渐远离母体，变成一个在外游荡的子弟。我二十年前碰到过许多聪明伶俐的老上海市民，他们谈起天下大事，似乎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在话下。但仔细一打听，他刚刚到过苏州、无锡，远一点是宁波，别的地方都没有去过，现在的上海青年市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了，但离了解中国还有不小的差距。难道内地的人民就了解中国吗？那也不是。但上海是中国先进的地方，先进地方的人有更大的责任和可能来了解中国落后的所在。[25]

　　历史学家熊月之也强调了上海和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许多来上海的移民“往往离土未离乡，身离魂未离，因此，他们大多保持着对家乡与上海的双重认同，回到家乡是上海人，住在上海是外地人。他们在上海说家乡话，吃家乡菜，听家乡戏，守家乡风俗。娱乐文化也是如此。在新世界、大新、永安、先施、大世界等游乐场里，就有各种地方戏的演出……”，所以他指出上海是“一头连着东西洋各国，一头连着中国各地。”[26]另一位上海文化的研究者曹伟明更明确地指出：“人们通常认为上海是近代由上海滩突然发展起来的，其实它却有着悠远而多彩的历史源流。人们一般只知道上海的母亲河是黄浦江，殊不知最早横贯上海东西的主要水道，乃是吴淞江（苏州河），其实，上海的历史并非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浅薄，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上海的历史同样悠久而丰富，只不过没有为人们所挖掘罢了。”[27]

　　结语

　　总之，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面镜子，大众媒体对于上海“现代性”的认识，其实反映了大众传媒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态度。无论是渴望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还是沉浸在“想象老上海”，媒体都渴望通过对上海的叙述，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另外，从媒体的叙述可以看出，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现代性形象”，充满了多种可能。

[注释]
[1]张英进：《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