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早期新闻宣传思想探析
发布时间：2015-07-01 16:50
【摘要】：周恩来的早期新闻宣传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印记，是我国工作者从事新闻宣传活动的工作指南。学习、领会和实践周恩来的早期新闻思想，对于我们搞好当前的新闻工作很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周恩来的新闻工作经历，力图追寻其早期新闻宣传思想及其价值。
【关键词】：周恩来；新闻宣传；舆论；报纸；实事求是。
周恩来作为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与新闻工作结缘长达六十二年，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周恩来自身便是新闻写作的大家，长期的新闻实践经验,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对马列新闻思想的学习，为他新闻宣传思想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其从实践经验当中萃取的新闻宣传思想精华，更是我国新闻宣传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笔者认为，周恩来的早期新闻宣传活动,是与他的政治、军事革命活动密切相连的,也是他一生新闻宣传活动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是他与报刊媒体接触最为频繁,领导和主编报刊最多、最集中的一个时期,也是其新闻宣传思想逐渐产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重要时期。因此,对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般研究者习惯把周恩来的学生时代，也即从1914年10月周恩来主编的《敬业》杂志创刊到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结束在法国主编杂志《赤光》的工作这一时间段，称为周恩来报刊活动生涯的“早期”。本文也延用这一说法，对周恩来在这一时段的新闻思想进行探讨与分析。
在这一时期，周恩来逐渐由一个激进的革命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丰富的办报实践又使其这一时期的新闻思想萌芽并发展开来。在早期的新闻宣传实践中,周恩来的新闻宣传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新闻宣传应以事实为基础，面向大众，惩恶扬善。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代代相沿的优良传统。也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根本判断依据。这一点，周恩来在17岁时已有所认识。1915年9月中旬，周恩来在其文章《<校风>报传》中明确提出：“传闻记实，宣之众者，谓报也。”这个报纸的定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报纸是传播真实新闻的工具；二是报纸是面向广大受众宣传的。寥寥数语便道出报纸的主要特征，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报刊的认识之深。不仅如此，周恩来在此文中还把报纸分为三个等级：
守正不阿，严于褒贬，秉董狐之笔，执春秋之义，上报也；惟善是彰，惟恶是隐，持一见，虽败勿悔，刃锯加身而不惧，中报也；至传闻失实，随声附和，则自哙以下矣。
这个等级标准从新闻伦理出发，强调报纸宣传工作中应恪守的伦理道德标准，即在从事宣传工作时能够公平正直，不讲情面，不因为各人的好恶或利害关系，而捏造不实言论的报纸为第一等报纸；不畏强权，专门宣扬真理正义，抨击丑恶势力，坚持自己宣传论调的报纸，由于没有做到态度客观，故为第二等报纸；而捏造新闻、附庸强权的所谓报纸，则是最下等的报纸。周恩来判断报纸好坏的标准无疑在向我们昭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在面向大众从事新闻宣传时应做到恪守事实，客观公正，惩恶扬善。
1.2新闻宣传工作应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报。
在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因此，新闻宣传工作理应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传达人民的呼声。周恩来联系群众办报的思想发端于其担任《校风》杂志纪事主任时期。1916年9月4日，《校风》杂志第36期刊登《本社启事》8则，其中1、2、3、5，4则为周恩来撰写，署名为“飞”。第1则这样写道：
盖凡属爱阅本报之人，即无不欲知校中之事。虽该门专司有人，而耳目不周，难免遗漏。职是之故，从本期起，敬推校中职员诸先生为本社特别赞助员。各班班长，各会会长（如会长或因事繁另推职员充任者亦可）为本社访事员。至各斋各宿舍访员，则由各斋各宿舍各公举二人充任。从此集众广闻，吉光满幅，东鳞西爪，巨细无遗。本社乐观，谅亦阅者诸君子所乐闻也。
在周恩来的领导策划下，《校风》杂志通讯网的访员遍布学校的各个角落，收到了“校闻特多”、“各门稿件遂有所积压”的良好效果。《校风》杂志通讯网的建立也表明，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就已经重视报刊的群众工作，进而依靠群众办报了。
其实，早在1915年，周恩来就在《说报纸之利益》中提出：“盖报纸本集多数人之意见，发为公正之言论，确当之事实，非谩骂揭私可比”的观点，这足以证明周恩来同志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报刊宣传工作应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报，真实、公正的表达群众的意见和想法，为人民所用。
1.3重视新闻宣传在党的事业中的作用。
周恩来一贯非常重视运用报刊宣传来为革命斗争和社会解放事业服务。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明确提出，要“集世界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引着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选择各种有关世界新潮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1]”。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对新闻宣传功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报纸称作一种利器，一种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锐利武器。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一文中写道：
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演讲、报纸”，全是表现我们学生思潮了结晶。现在学生的演讲，已经实行两个多月，报纸还没有组织，求社会同情的利器终久不算完全。
本着“革心”和“革新”的主旨，周恩来及其同仁利用报纸和演讲这两种利器，一方面改造社会，一方面改造自己；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在改造自己的过程更好的改造社会。改造自己自然也包括改进自己的新闻宣传思想在内，这反映了五四时期周恩来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改造自身新闻宣传思想以推进革命事业发展方面的自觉性。
在这里还有一点有必要作出分析，即周恩来对报纸宣传在革命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周恩来在《说报纸之利益》一文中曾详细探讨了报纸宣传的重要作用：
倡报章之利益，足以疏通风气，开化顽蒙，为当务之急，不可不创办也。于是有为报馆生涯者，庚子以还，日渐发达。人民之智识渐启，世界之观念稍具。风俗通，民情习泰西之智，科学赖是以输。亚东之文化仗斯以明。日居斗室，而国事尽知。足未出户，而地理均明。道吾人之所不能道，知吾人之所不能知。一字之褒贬，胜于斧钺。数版之文字敢比春秋。报纸之利益如上，诚吾人终日不可缺之物，亦开通民智必要之事也。
虽然，此犹其小焉者也。吾闻之欧美，其执政者恒视舆论之可否，为行政之方针。故总统大臣，常退为报馆之主笔。非文豪、政治、教育等博士，不能为主笔。其严格如此．盖 诚恐不学之徒，借以为其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以淆人听闻也。故泰晤士舆论，有转移全世界之能力。虽议院议员之发言，其效力尚不如是速。影响之大，利益之广，可谓伟哉！
周恩来认为，报纸宣传在及时传播信息、内容多样性和丰富性、宣传思想的战斗性、受众的广泛性以及影响的巨大性方面有着演讲（议院议员之发言）不可代替的作用，这可能也是周恩来热心办报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1.4机关报的新闻宣传必须与所属机关保持“一致始终”的思想。
1919年7月12日，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一文中提出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二十条原则。其中第一条宣称“本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所以必须同联合会一致始终”。明确提出机关报与所属机关是“一致始终”的关系。所谓“一致始终”，具体指什么，周恩来没有作出具体的阐述，但就其此前“社员对于报社有职事之责任，而报社对于其所存在之机关，尤负完全其所应负之责任。[2]”、“校中阅者且以是长其爱校之心，旁观者亦深其信任学校之念。中学校学生自由出报，域内殆未之或先[3]”等言论来看，我们可以将“一致始终”理解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必须在思想上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始终保持一致，在言论上不得唱反调。
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周恩来这里所谓的“一致始终”，并非是指机关报在进行新闻宣传时要被动的、消极的追随其所在机关的言论、思想。他在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二十条原则中的第七条还指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对于联合会有建议的责任。”由此可见，周恩来所提倡的“一致始终”的思想是客观辩证的，是主动、积极的。
1.5重视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
周恩来认为,报刊的职能之一,就是对政府和社会生活的监督作用。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一文中明确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宗旨之一就是“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并注意在编辑活动中着力贯彻这一点，他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代表全体学生的舆论”。而舆论监督在这里就变得十分重要起来，舆论监督是文明社会、法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又是文明社会、法治社会一个重要方面的体现。对此，学生时代的周恩来就已经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实施人——新闻工作者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素质：“吾甚望置身舆论界者，秉董狐之笔，为春秋之言；毋阿私，毋寻隙；勿为报纸之贼，勿作文字之蠹，则吾华庶几能受报纸之利益也哉。[4]”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对当时北洋政府压制新闻自由、迫害进步学生报刊,收买新闻界的黑暗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19年8月，周恩来连续撰写《评现今社会舆论界并问<益世报>》、《再问<益世报>》两篇文章,对“外交内政的风云日急，国人的热度日减，舆论界的论调，忽然也跟着消沉”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把矛头直指天天纠缠于“奉吉斗争”而对巴黎和会、山东群众运动、北大学生被捕等读者真正关心的事件置若罔闻的《益世报》，对安福部收买报界、创办御用报纸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大声疾呼报界应担当起社会责任，认真监督时事舆论以慰读者。
周恩来强调新闻媒介监督作用的观点,是与他重视运用报刊宣传手段为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服务的思想紧密相连的。这一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这些宣传主张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北洋政府，但却有很大的普遍适用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对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6重视报刊的日常业务管理。
周恩来在早期的新闻宣传活动中,多次参与报刊业务的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在主持《校风》杂志期间曾将报刊组织分为编辑部与经理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其中经理部就主要负责“印刷、发行、校对、招致广告数事”的业务管理事务。但周恩来认为，“然即此数者，已足操《校风》生死之权。”足见其对报刊日常业务管理的重视。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积极参加对报刊日常事务管理的活动，从以下资料中我们可以对周恩来报业活动早期管理报刊日常事务的情况有所了解：
嗣后祈与社员等同担职务，望事无大小，凡举措之有关所辖所悉者，务希随时记录，投礼堂前投稿箱内，或直接口述、函达，均无不可。惟授稿时乞关于校务者，交周恩来君收。（《校风》第36期《本社启事》第2则）
本报出版以来直到现在，已经六十二号，天天总在奋斗里讨生活。贡献社会的能力薄弱，那是不用说的，然而自问精神良心，总是尽我们力所能做的去做，不想中间忽经此波折。我想杨以德既不用警察厅名义封我们报，并且不允许我们立案，那印刷局的不印，当然不成问题。我们现在仍然竭力去同别的印刷局商量，一定可以继续出版。现时不过做为休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紧要启事）
虽美勿录。然亦有因佳者之愈多，置合法于未登之弊，此过则记者祈阅者与作者两谅之。至在班中名列稍次而有见鲜独到之处之文，但以评者之关系，亦不能强为颠倒而录之。前期仓卒抄录，未能将斯意表出，今志之如此。
周恩来志
（《课艺选录志》）
直至本年夏令，重将此稿翻检出来，经又新印字馆刊印，才算告成。但因震侯事忙，未得详细校对，错落之处甚多，甚望阅者按着勘误表改正以后再阅，免得字句之中，间有费解之处。（《检厅日录》序）
虽然报刊工作繁重而琐碎,需要周恩来为之付出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又经常受到杨以德为首的反动政府文化部门的打击、迫害，但他一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表现出非凡的工作能力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后来周恩来在主持《[1]新华日报》工作时,曾要求大家“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错字少,印得清”[5]，这可谓是对其新闻业务思想的准确概括。
2.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形成与特色。
周恩来同志早期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10年中孕育与发展起来的，它深受多方面思想的影响，主要可分为两大派系，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
2.1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形成。
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周恩来受梁启超影响较大。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梁启超。如下：
《校风》之设，才经旬耳，溯其既往之外，他无足述，然余按其命名之义，殆取梁任公命《国风》意。惟清季《国风》出任公之主张，乃能应之。（<校风>报传》）
任公先生（吾国舆论界之泰斗，亦近代文豪也）上月三十一日，应校长张先生之请，来莅吾校。阖校师生特开欢迎会于礼堂，丐其教言。先生慨然登坛演讲，历时约一钟有半。气度雍容，言若金石，入人脑海。笔之于簿，退而记之，约四千余言。惜余不文，未克以生花之笔，达先生之妙谛，仅述意焉耳。阅者苟深思之，寝馈其中，傥亦他山之助乎。（《梁任公先生演说词志》）
晚读《饮冰室文集》，重有感，苦思未来事，恍然有悟。
晚间我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要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学还没有求到门，竟真正是有愧前辈了。（1918年1月23日《旅日日记》）
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话：”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1918年2月6日《旅日日记》）
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梁启超对周恩来早年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是其走上利用报纸宣传救国救民思想道路的启蒙者。此外，一部分进步报刊对周恩来影响也比较大，诸如《新青年》，也是周恩来早期文章中所反复提及的：
晨起，致乃兄信，劝其读《新青年》。（1918年2月6日《旅日日记》）
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加着我那时候正犯着研究“汉学”兼“模仿古文”的二个大毛病，那有心肠去用在这些改革的想头上呢。等到我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云弟给我一本《[新]青年》三卷四号，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1918年2月15日《旅日日记》）
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前]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确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1918年2月16日《旅日日记》）
当然，《新青年》对周恩来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方面，后期随着《新青年》杂志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及周恩来留学法国从而深受法国劳工运动影响，周恩来逐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中国革命问题，观察新闻现象，分析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并创办党的报刊。《少年》、《赤光》杂志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担任主编的周恩来在《<赤光>宣言》中将“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作为本刊的主旨，宣称“我们这种鼓吹，也决不是武断的主张。”并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在此之前1922年，周恩来已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共产主义果与中国无缘么？他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作救时的良方？”这说明此时的周恩来思想已转向共产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
周恩来1919年7月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时，我国第一部由国人著作的新闻学书籍还没有诞生[6]。也即是说，我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研究还没有起步。而就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而言，1920年，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出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刊物刚刚诞生，系统的新闻学研究根本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新闻宣传思想所显示出来的丰富内容和特色显得尤为可贵。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所具有的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求实性与创新性。
求实是周恩来新闻宣传思想中最显著的特色，他不仅强调新闻要真实、客观，而且指出这是唯物史观提出的要求。在他早期有关新闻学的论述中，有关于此的论调比比皆是。除以上文中列举的例子不再赘述外，其对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的论述还可在下列文字中窥见一斑：
则主其事者，当然益之以丰富，考之以真实，有闻必录，无所偏倚，以求洽合于阅者。（《本社之责任观》）
若溯其根源，求其真相，判其去路，斯盖不得不演为长篇，分其类别，虽曰繁琐，要亦国内有心人士所急欲知晓者也。（《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
里大的消息传闻于外的非常之少，道听途说的话，我既不便据以为真，凑为通信材料。若要将里大的内情，知道较为详细点，看得较为清楚点，除非[我]也跑[到]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里住上些日子，是决不会得知真相的。（《介绍一篇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之参观记》）
我们纵因说实话而引起你们反感，但我们还要告诉你们：这就是唯物史观论者强似唯心论者之最大真实处啊！（《实话的反感》）
我是真实主义之御用人，我为拥护真实，我不怕得罪一切，唯贵会谅之！（《为周道事答湖南学生会书》）
在重视新闻宣传真实性的同时，周恩来还注意在真实性基础上的创新。纵观周恩来早期的新闻宣传思想，创新性始终贯穿其中。如在《<校风>报传》中对报纸三个优劣等级的划分，对报纸宗旨提出“革新”与“革心”的要求，对机关报和所属机关要保持“一致始终”要求等，都表示出他的创新性。
2﹒2﹒2群众性。
群众性是周恩来新闻宣传思想的又一大特色，这一点在他的相关新闻论述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在《本社之责任观》就注意从群众中获取支持。他首先宣称：
逮集社员而成社，聚众人之言论理解付梓以成报，某也为编辑，某也为主任，更某也为经理，此法定机关矣，在法律谓之为法人。社员对于报社有职事之责任，而报社对于其所存在之机关，尤负完全其所应负之责任。
《校风》吾校机关报也。使其内容仅为传达校事而设。
基于以上认识，他不仅注意从各个班级选举校报工作人员，而且注意在日常的报刊业务中求助于校内师生和校外人士。希望“全校师生，校外阅者，不以吾《校风》为弃材，严以督之，厚以济之。”在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时候，他又提出：“我们学生思想、学识的程度实在不敢说办报，不过拿我们的意见贡献于社会，与大家讨论。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与此同时，他在提出的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20条原则中又对求助于社会的具体措施加以解释：
一联络各新闻纸同各通信社，交换新闻消息。
一联络各地团体同个人，征求各种稿件。
一联络各地学者，求其学术上的辅助。
一代表全津学生的舆论。
一职员由学生联合会新闻科随时聘请，额数不加限制
以上各条，也正是以周恩来为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部在处理日常报务时所严格遵循的。
2﹒2﹒3兼容性。
兼容性是周恩来新闻宣传思想的有一大特色，这表现在其新闻宣传思想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判结合。
一方面，周恩来的的新闻宣传思想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尊重。他时常用我国古代的名言警句作为自己论述新闻宣传的论据，如“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本社之责任观》），又如“秉董狐之笔，执春秋之义”；另一方面，他又紧跟时代潮流，注意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吸取营养。他在《<校风>报传》、《<觉悟>的宣言》等新闻宣传思想论著中都对西方报业、民主运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灌输世界新思潮”等办报主张，引领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狭义国家的界限，为苦难中的中国寻找解放的道路。再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后，他又义无反顾的创办、主编《少年》、《赤光》等杂志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无一不表现出他新闻宣传思想的兼容并包性。
周恩来在早期的新闻宣传思想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新闻思想一样，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印记。它的产生与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的宣传战略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刻高举党的旗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新时期党报的历史使命。学习并贯彻好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著作中的精华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搞好新闻宣传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书籍】
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潘梓年：《新华日报的回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ƒ郑保卫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1]《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
[2]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校风>报传》(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说报纸之利益》(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潘梓年：《新华日报的回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6]我国第一部由国人编写的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出版于1919年12月。
【关键词】：周恩来；新闻宣传；舆论；报纸；实事求是。
周恩来作为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一生与新闻工作结缘长达六十二年，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周恩来自身便是新闻写作的大家，长期的新闻实践经验,加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对马列新闻思想的学习，为他新闻宣传思想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其从实践经验当中萃取的新闻宣传思想精华，更是我国新闻宣传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笔者认为，周恩来的早期新闻宣传活动,是与他的政治、军事革命活动密切相连的,也是他一生新闻宣传活动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是他与报刊媒体接触最为频繁,领导和主编报刊最多、最集中的一个时期,也是其新闻宣传思想逐渐产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重要时期。因此,对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般研究者习惯把周恩来的学生时代，也即从1914年10月周恩来主编的《敬业》杂志创刊到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结束在法国主编杂志《赤光》的工作这一时间段，称为周恩来报刊活动生涯的“早期”。本文也延用这一说法，对周恩来在这一时段的新闻思想进行探讨与分析。
在这一时期，周恩来逐渐由一个激进的革命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丰富的办报实践又使其这一时期的新闻思想萌芽并发展开来。在早期的新闻宣传实践中,周恩来的新闻宣传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新闻宣传应以事实为基础，面向大众，惩恶扬善。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代代相沿的优良传统。也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根本判断依据。这一点，周恩来在17岁时已有所认识。1915年9月中旬，周恩来在其文章《<校风>报传》中明确提出：“传闻记实，宣之众者，谓报也。”这个报纸的定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报纸是传播真实新闻的工具；二是报纸是面向广大受众宣传的。寥寥数语便道出报纸的主要特征，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报刊的认识之深。不仅如此，周恩来在此文中还把报纸分为三个等级：
守正不阿，严于褒贬，秉董狐之笔，执春秋之义，上报也；惟善是彰，惟恶是隐，持一见，虽败勿悔，刃锯加身而不惧，中报也；至传闻失实，随声附和，则自哙以下矣。
这个等级标准从新闻伦理出发，强调报纸宣传工作中应恪守的伦理道德标准，即在从事宣传工作时能够公平正直，不讲情面，不因为各人的好恶或利害关系，而捏造不实言论的报纸为第一等报纸；不畏强权，专门宣扬真理正义，抨击丑恶势力，坚持自己宣传论调的报纸，由于没有做到态度客观，故为第二等报纸；而捏造新闻、附庸强权的所谓报纸，则是最下等的报纸。周恩来判断报纸好坏的标准无疑在向我们昭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在面向大众从事新闻宣传时应做到恪守事实，客观公正，惩恶扬善。
1.2新闻宣传工作应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报。
在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因此，新闻宣传工作理应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传达人民的呼声。周恩来联系群众办报的思想发端于其担任《校风》杂志纪事主任时期。1916年9月4日，《校风》杂志第36期刊登《本社启事》8则，其中1、2、3、5，4则为周恩来撰写，署名为“飞”。第1则这样写道：
盖凡属爱阅本报之人，即无不欲知校中之事。虽该门专司有人，而耳目不周，难免遗漏。职是之故，从本期起，敬推校中职员诸先生为本社特别赞助员。各班班长，各会会长（如会长或因事繁另推职员充任者亦可）为本社访事员。至各斋各宿舍访员，则由各斋各宿舍各公举二人充任。从此集众广闻，吉光满幅，东鳞西爪，巨细无遗。本社乐观，谅亦阅者诸君子所乐闻也。
在周恩来的领导策划下，《校风》杂志通讯网的访员遍布学校的各个角落，收到了“校闻特多”、“各门稿件遂有所积压”的良好效果。《校风》杂志通讯网的建立也表明，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就已经重视报刊的群众工作，进而依靠群众办报了。
其实，早在1915年，周恩来就在《说报纸之利益》中提出：“盖报纸本集多数人之意见，发为公正之言论，确当之事实，非谩骂揭私可比”的观点，这足以证明周恩来同志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报刊宣传工作应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报，真实、公正的表达群众的意见和想法，为人民所用。
1.3重视新闻宣传在党的事业中的作用。
周恩来一贯非常重视运用报刊宣传来为革命斗争和社会解放事业服务。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明确提出，要“集世界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引着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选择各种有关世界新潮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1]”。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对新闻宣传功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报纸称作一种利器，一种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锐利武器。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一文中写道：
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演讲、报纸”，全是表现我们学生思潮了结晶。现在学生的演讲，已经实行两个多月，报纸还没有组织，求社会同情的利器终久不算完全。
本着“革心”和“革新”的主旨，周恩来及其同仁利用报纸和演讲这两种利器，一方面改造社会，一方面改造自己；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在改造自己的过程更好的改造社会。改造自己自然也包括改进自己的新闻宣传思想在内，这反映了五四时期周恩来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改造自身新闻宣传思想以推进革命事业发展方面的自觉性。
在这里还有一点有必要作出分析，即周恩来对报纸宣传在革命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周恩来在《说报纸之利益》一文中曾详细探讨了报纸宣传的重要作用：
倡报章之利益，足以疏通风气，开化顽蒙，为当务之急，不可不创办也。于是有为报馆生涯者，庚子以还，日渐发达。人民之智识渐启，世界之观念稍具。风俗通，民情习泰西之智，科学赖是以输。亚东之文化仗斯以明。日居斗室，而国事尽知。足未出户，而地理均明。道吾人之所不能道，知吾人之所不能知。一字之褒贬，胜于斧钺。数版之文字敢比春秋。报纸之利益如上，诚吾人终日不可缺之物，亦开通民智必要之事也。
虽然，此犹其小焉者也。吾闻之欧美，其执政者恒视舆论之可否，为行政之方针。故总统大臣，常退为报馆之主笔。非文豪、政治、教育等博士，不能为主笔。其严格如此．盖 诚恐不学之徒，借以为其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以淆人听闻也。故泰晤士舆论，有转移全世界之能力。虽议院议员之发言，其效力尚不如是速。影响之大，利益之广，可谓伟哉！
周恩来认为，报纸宣传在及时传播信息、内容多样性和丰富性、宣传思想的战斗性、受众的广泛性以及影响的巨大性方面有着演讲（议院议员之发言）不可代替的作用，这可能也是周恩来热心办报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1.4机关报的新闻宣传必须与所属机关保持“一致始终”的思想。
1919年7月12日，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一文中提出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二十条原则。其中第一条宣称“本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所以必须同联合会一致始终”。明确提出机关报与所属机关是“一致始终”的关系。所谓“一致始终”，具体指什么，周恩来没有作出具体的阐述，但就其此前“社员对于报社有职事之责任，而报社对于其所存在之机关，尤负完全其所应负之责任。[2]”、“校中阅者且以是长其爱校之心，旁观者亦深其信任学校之念。中学校学生自由出报，域内殆未之或先[3]”等言论来看，我们可以将“一致始终”理解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必须在思想上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始终保持一致，在言论上不得唱反调。
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周恩来这里所谓的“一致始终”，并非是指机关报在进行新闻宣传时要被动的、消极的追随其所在机关的言论、思想。他在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二十条原则中的第七条还指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对于联合会有建议的责任。”由此可见，周恩来所提倡的“一致始终”的思想是客观辩证的，是主动、积极的。
1.5重视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
周恩来认为,报刊的职能之一,就是对政府和社会生活的监督作用。他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一文中明确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宗旨之一就是“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并注意在编辑活动中着力贯彻这一点，他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代表全体学生的舆论”。而舆论监督在这里就变得十分重要起来，舆论监督是文明社会、法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时又是文明社会、法治社会一个重要方面的体现。对此，学生时代的周恩来就已经认识到舆论监督的实施人——新闻工作者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素质：“吾甚望置身舆论界者，秉董狐之笔，为春秋之言；毋阿私，毋寻隙；勿为报纸之贼，勿作文字之蠹，则吾华庶几能受报纸之利益也哉。[4]”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对当时北洋政府压制新闻自由、迫害进步学生报刊,收买新闻界的黑暗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19年8月，周恩来连续撰写《评现今社会舆论界并问<益世报>》、《再问<益世报>》两篇文章,对“外交内政的风云日急，国人的热度日减，舆论界的论调，忽然也跟着消沉”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并把矛头直指天天纠缠于“奉吉斗争”而对巴黎和会、山东群众运动、北大学生被捕等读者真正关心的事件置若罔闻的《益世报》，对安福部收买报界、创办御用报纸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大声疾呼报界应担当起社会责任，认真监督时事舆论以慰读者。
周恩来强调新闻媒介监督作用的观点,是与他重视运用报刊宣传手段为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服务的思想紧密相连的。这一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这些宣传主张虽然是针对当时的北洋政府，但却有很大的普遍适用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对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6重视报刊的日常业务管理。
周恩来在早期的新闻宣传活动中,多次参与报刊业务的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在主持《校风》杂志期间曾将报刊组织分为编辑部与经理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其中经理部就主要负责“印刷、发行、校对、招致广告数事”的业务管理事务。但周恩来认为，“然即此数者，已足操《校风》生死之权。”足见其对报刊日常业务管理的重视。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积极参加对报刊日常事务管理的活动，从以下资料中我们可以对周恩来报业活动早期管理报刊日常事务的情况有所了解：
嗣后祈与社员等同担职务，望事无大小，凡举措之有关所辖所悉者，务希随时记录，投礼堂前投稿箱内，或直接口述、函达，均无不可。惟授稿时乞关于校务者，交周恩来君收。（《校风》第36期《本社启事》第2则）
本报出版以来直到现在，已经六十二号，天天总在奋斗里讨生活。贡献社会的能力薄弱，那是不用说的，然而自问精神良心，总是尽我们力所能做的去做，不想中间忽经此波折。我想杨以德既不用警察厅名义封我们报，并且不允许我们立案，那印刷局的不印，当然不成问题。我们现在仍然竭力去同别的印刷局商量，一定可以继续出版。现时不过做为休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紧要启事）
虽美勿录。然亦有因佳者之愈多，置合法于未登之弊，此过则记者祈阅者与作者两谅之。至在班中名列稍次而有见鲜独到之处之文，但以评者之关系，亦不能强为颠倒而录之。前期仓卒抄录，未能将斯意表出，今志之如此。
周恩来志
（《课艺选录志》）
直至本年夏令，重将此稿翻检出来，经又新印字馆刊印，才算告成。但因震侯事忙，未得详细校对，错落之处甚多，甚望阅者按着勘误表改正以后再阅，免得字句之中，间有费解之处。（《检厅日录》序）
虽然报刊工作繁重而琐碎,需要周恩来为之付出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又经常受到杨以德为首的反动政府文化部门的打击、迫害，但他一直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表现出非凡的工作能力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后来周恩来在主持《[1]新华日报》工作时,曾要求大家“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错字少,印得清”[5]，这可谓是对其新闻业务思想的准确概括。
2.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形成与特色。
周恩来同志早期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10年中孕育与发展起来的，它深受多方面思想的影响，主要可分为两大派系，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
2.1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形成。
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周恩来受梁启超影响较大。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梁启超。如下：
《校风》之设，才经旬耳，溯其既往之外，他无足述，然余按其命名之义，殆取梁任公命《国风》意。惟清季《国风》出任公之主张，乃能应之。（<校风>报传》）
任公先生（吾国舆论界之泰斗，亦近代文豪也）上月三十一日，应校长张先生之请，来莅吾校。阖校师生特开欢迎会于礼堂，丐其教言。先生慨然登坛演讲，历时约一钟有半。气度雍容，言若金石，入人脑海。笔之于簿，退而记之，约四千余言。惜余不文，未克以生花之笔，达先生之妙谛，仅述意焉耳。阅者苟深思之，寝馈其中，傥亦他山之助乎。（《梁任公先生演说词志》）
晚读《饮冰室文集》，重有感，苦思未来事，恍然有悟。
晚间我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要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学还没有求到门，竟真正是有愧前辈了。（1918年1月23日《旅日日记》）
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话：”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1918年2月6日《旅日日记》）
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梁启超对周恩来早年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是其走上利用报纸宣传救国救民思想道路的启蒙者。此外，一部分进步报刊对周恩来影响也比较大，诸如《新青年》，也是周恩来早期文章中所反复提及的：
晨起，致乃兄信，劝其读《新青年》。（1918年2月6日《旅日日记》）
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加着我那时候正犯着研究“汉学”兼“模仿古文”的二个大毛病，那有心肠去用在这些改革的想头上呢。等到我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云弟给我一本《[新]青年》三卷四号，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1918年2月15日《旅日日记》）
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前]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确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1918年2月16日《旅日日记》）
当然，《新青年》对周恩来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方面，后期随着《新青年》杂志思想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及周恩来留学法国从而深受法国劳工运动影响，周恩来逐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中国革命问题，观察新闻现象，分析新闻工作中的问题，并创办党的报刊。《少年》、《赤光》杂志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担任主编的周恩来在《<赤光>宣言》中将“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作为本刊的主旨，宣称“我们这种鼓吹，也决不是武断的主张。”并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在此之前1922年，周恩来已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宣称：“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共产主义果与中国无缘么？他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作救时的良方？”这说明此时的周恩来思想已转向共产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者。
2.2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特色。
周恩来1919年7月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时，我国第一部由国人著作的新闻学书籍还没有诞生[6]。也即是说，我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研究还没有起步。而就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而言，1920年，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出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刊物刚刚诞生，系统的新闻学研究根本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新闻宣传思想所显示出来的丰富内容和特色显得尤为可贵。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所具有的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求实性与创新性。
求实是周恩来新闻宣传思想中最显著的特色，他不仅强调新闻要真实、客观，而且指出这是唯物史观提出的要求。在他早期有关新闻学的论述中，有关于此的论调比比皆是。除以上文中列举的例子不再赘述外，其对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的论述还可在下列文字中窥见一斑：
则主其事者，当然益之以丰富，考之以真实，有闻必录，无所偏倚，以求洽合于阅者。（《本社之责任观》）
若溯其根源，求其真相，判其去路，斯盖不得不演为长篇，分其类别，虽曰繁琐，要亦国内有心人士所急欲知晓者也。（《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
里大的消息传闻于外的非常之少，道听途说的话，我既不便据以为真，凑为通信材料。若要将里大的内情，知道较为详细点，看得较为清楚点，除非[我]也跑[到]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里住上些日子，是决不会得知真相的。（《介绍一篇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之参观记》）
我们纵因说实话而引起你们反感，但我们还要告诉你们：这就是唯物史观论者强似唯心论者之最大真实处啊！（《实话的反感》）
我是真实主义之御用人，我为拥护真实，我不怕得罪一切，唯贵会谅之！（《为周道事答湖南学生会书》）
在重视新闻宣传真实性的同时，周恩来还注意在真实性基础上的创新。纵观周恩来早期的新闻宣传思想，创新性始终贯穿其中。如在《<校风>报传》中对报纸三个优劣等级的划分，对报纸宗旨提出“革新”与“革心”的要求，对机关报和所属机关要保持“一致始终”要求等，都表示出他的创新性。
2﹒2﹒2群众性。
群众性是周恩来新闻宣传思想的又一大特色，这一点在他的相关新闻论述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在《本社之责任观》就注意从群众中获取支持。他首先宣称：
逮集社员而成社，聚众人之言论理解付梓以成报，某也为编辑，某也为主任，更某也为经理，此法定机关矣，在法律谓之为法人。社员对于报社有职事之责任，而报社对于其所存在之机关，尤负完全其所应负之责任。
《校风》吾校机关报也。使其内容仅为传达校事而设。
基于以上认识，他不仅注意从各个班级选举校报工作人员，而且注意在日常的报刊业务中求助于校内师生和校外人士。希望“全校师生，校外阅者，不以吾《校风》为弃材，严以督之，厚以济之。”在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时候，他又提出：“我们学生思想、学识的程度实在不敢说办报，不过拿我们的意见贡献于社会，与大家讨论。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与此同时，他在提出的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20条原则中又对求助于社会的具体措施加以解释：
一联络各新闻纸同各通信社，交换新闻消息。
一联络各地团体同个人，征求各种稿件。
一联络各地学者，求其学术上的辅助。
一代表全津学生的舆论。
一职员由学生联合会新闻科随时聘请，额数不加限制
以上各条，也正是以周恩来为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部在处理日常报务时所严格遵循的。
2﹒2﹒3兼容性。
兼容性是周恩来新闻宣传思想的有一大特色，这表现在其新闻宣传思想所体现出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批判结合。
一方面，周恩来的的新闻宣传思想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尊重。他时常用我国古代的名言警句作为自己论述新闻宣传的论据，如“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本社之责任观》），又如“秉董狐之笔，执春秋之义”；另一方面，他又紧跟时代潮流，注意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吸取营养。他在《<校风>报传》、《<觉悟>的宣言》等新闻宣传思想论著中都对西方报业、民主运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并提出“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演讲”、“灌输世界新思潮”等办报主张，引领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狭义国家的界限，为苦难中的中国寻找解放的道路。再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后，他又义无反顾的创办、主编《少年》、《赤光》等杂志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无一不表现出他新闻宣传思想的兼容并包性。
周恩来在早期的新闻宣传思想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新闻思想一样，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印记。它的产生与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的宣传战略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刻高举党的旗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新时期党报的历史使命。学习并贯彻好周恩来早期新闻宣传著作中的精华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搞好新闻宣传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书籍】
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潘梓年：《新华日报的回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ƒ郑保卫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1]《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
[2]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断趣》(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校风>报传》(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周恩来：《周恩来早期文集·说报纸之利益》(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潘梓年：《新华日报的回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6]我国第一部由国人编写的新闻学著作——徐宝璜的《新闻学》出版于19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