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研究的理论分析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023-03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全面、客观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到1935年的历史，重点阐述了六届四中全会年到遵义会议前党内历次错误路线的表现，并且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它凝结了全党智慧的结晶。
　　2000年以来，关于《决议》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理论成果。其中专门研究《决议》的期刊论文约14篇，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指《决议》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比较研究）约10篇，但是相关专著还未产生。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推动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决议》形成的过程研究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方法阐明国家的性质，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等。他的思想在党内产生强烈影响，但是党内在指导思想上还存在分歧，容易使党员干部产生错误认识。所以有学者提出：“为了实现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统一，1942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最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在此基础之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对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1]简言之，《决议》的发表是为了总结经验，统一全党思想。
　　关于《决议》的形成过程，以往的研究认为，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样、任弼时、康生、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简称《结论草案》或《历史草案》）为基础进行编写[2]。任弼时于1944年5月完成第一稿，即《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经过胡乔木、任弼时、张闻天再次修改，毛泽东又七易其稿，最终在1945年4月15日改出了交六届七中全会讨论的新的修改稿[3]。但是现在许多学者都强调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对《决议》仍然继续发表意见。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后，中央任命任弼时再次负责组织对《决议》的修改。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过的《决议》，并正式把它作为党内文件印行[4]。所以，我们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所看到的《决议》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但实际上是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最终表决的，六届七中全会只是“基本通过”。而在一般的中共党史学书中并未详细说明，同样，目前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也并未指出。
　　二、党内重要人物与《决议》关系的研究
　　（一）毛泽东与《决议》的关系
　　毛泽东对《决议》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10年，国内学者对毛泽东与《决议》形成的关系，主要从以下几方面阐述。
　　第一，毛泽东所起草的《结论草案》成为《决议》的蓝本，毛泽东还数次亲自参与《决议》的修改工作。《中共党史第一卷》中提出，这个决议是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结论草案》为蓝本，并在其领导下，从1944年5。
　　第二，《决议》突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及毛泽东思想。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已基本形成共识，即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7]。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做的突出贡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8]。关于突出毛泽东的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原因，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首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才得以确立。其次，与当时国内斗争需要密不可分。国民党在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共产国际也在1943年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利用这个时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中共针对顽固派的恶劣行径，进行政治和军事反击，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保存，但是这件事也提醒了共产党人需要尽快树立自己的政治领袖，有自己的统一思想。再次，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外部影响，也是《决议》突出毛泽东地位的重要原因。1938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不但肯定了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而且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打破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夺取领导权的企图。共产国际的解散也为中共独立自主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最后，离不开毛泽东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决议》是在毛泽东的《结论草案》的基础上写的，又经过他本人的多次修改最终确定[9]。
　　第三，《决议》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往都是论述毛泽东对《决议》的影响，然而近年有学者反向思考，探讨了《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主要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决议》勾画出这一理论成果的基本轮廓，并且为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10]。
　　（二）任弼时与《决议》的关系
　　任弼时对《决议》的起草和确立功不可没，但是近年对任弼时是否“主持”起草了《决议》存有争论。一种观点是说，1944年5月，由任弼时主持，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11 ]。还有学者认为任弼时是“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的召集人和具体主持《决议》起草工作的人。
　　（三）胡乔木与《决议》的关系
　　学界研究胡乔木对《决议》形成的作用，是从两方面来论述的。一方面，继任弼时之后，胡乔木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稿》，其整体框架和写法比较接近后来《决议》正式稿；另一方面，胡乔木协助毛泽东多次修改《决议》[16]。
　　而近年存在较大争论的是胡乔木到底有没有写《决议》。有学者提出毛泽东在1971年夏说过：“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17]但是有学者质疑并考证了这段话，认为这段话是误传和虚构的。而事实是1971年8月28日晚，毛泽东在长沙同广州军区负责同志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话题涉及胡乔木在延安编“党书”，即编《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毛泽东回忆编书经过，对胡乔木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说：“在延安整风时，提出要编书……，后来，……就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搜集了那样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18]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说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胡乔木）一写，就写出来了”这句话。
　　三、《决议》的版本研究
　　这里主要说的是1953年的版本研究，之前的版本在前面具体过程的研究中已论述，这里不加赘述。1953年版的《决议》，大部分是在胡乔木的著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中的有关论述上，进行的总结概括或者用新的史料再次印证书中的说法。《决议》在1953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又进行了修改，修改内容如下：
　　第一，删除和修改“毛泽东思想”这一表述。凡是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一律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一方面毛泽东本人不赞同与马恩列斯并列，主张他们是先生，我们是学生；另一方面苏联不予认同。
　　第二，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的分量，原来一些没有提斯大林名字的地方，都添上了“斯大林同志”，有几处还加了他的引语。
　　以上两点突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贡献。“毛选版”《决议》淡化了毛泽东思想，强调马列主义和斯大林，这些修改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1945 年，《决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加强本土化的重要一环。但是，苏联共产党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苏联报刊对它也绝口不提。苏联报刊在发表中共文件时，凡是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也都删掉了。苏共之所以这么做，与其大国沙文主义有很大关系。
　　第三，在讲第三次“左”倾路线时点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名。对此，胡乔木认为：“犯路线错误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已在文件中点了名。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比瞿、李要严重得多，不点名，对这些历史问题摆不平。”
　　第四，将左倾路线的“左”字，全部加上引号，即一切改为“左”倾路线，此后党的文献采用了此法。
　　此外，还有一些用语和文字方面的修改，如将“苏维埃运动”改为“红军运动”，将“苏区”改为“根据地”，将“暴动”改为“起义”，将“与”改为“和”[19]。
　　四、《决议》与党史学关系的研究
　　《决议》与党史学关系的研究，本身视野就比较新颖，它跳出了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模式，从“文本”对学科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决议》的价值。
　　有学者是从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方面来看的。积极方面表现在：党史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评价方法必须坚持一分为二。同时，既要重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又要突出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消极方面则表现在：在总结党的历史方面，重点阐述历次路线斗争，造成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史研究的方向性误区。另外，《决议》浓墨重彩地刻画毛泽东，使得党史工作者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将党史诠释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史的理论依据[20]。
　　五、两个《决议》比较研究
　　有学者对《决议》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比较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了阐述，可谓成果丰硕。
　　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视角，对两个《决议》的文本进行解读，认为两个《决议》虽然起草的时间长、参与人员多、处理的关系复杂，但两个“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都体现了民主的原则，在对犯错误的同志的评价上、在民主建设的论述上都体现了政治民主的发展[21]。
　　有学者从是认识论的角度指出两个《决议》的认识论基础都是实事求是，中共向来倡导和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 的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22]。
　　还有学者从正确对待党、对待旗帜、对待领袖、对待人民、对待成绩、对待错误、对待过去以及对待将来等八个方面，比较了两个《决议》，视角独特，结构严谨[23]。另外，有学者（进程中两个决议比较）指出了两个《决议》的许多相似点，表现在：都是为纠正“左”倾错误，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而作的总结；都科学正确地认识了毛泽东思想，制定前都各自经历过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在指导方针上，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待历史问题上，都坚持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24]。有研究者从两个《决议》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及其内容的分析中，着重阐述了两个决议与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及其在理论上的重大意义和贡献，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党[25]。
　　六、《决议》今后研究的展望
　　（一）党内其他历史人物对《决议》的贡献研究
　　就目前来看，研究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毛泽东、任弼时、胡乔木三人身上，而党内其他领导人对于《决议》的作用几乎还未涉及。比如说张闻天对《决议》也进行了修改，那么他的贡献目前还没有研究。
　　（二）《决议》与党史学研究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挖掘
　　目前学界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党史学关系的研究上出了一些成果，然而对《决议》与党史学关系的研究成果很少。中共党史学研究本身是党史学科研究的基础领域，但是近些年对于史学本身的研究较少，因此把史料与中共党史学研究联系到一起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研究角度上要有突破
　　比如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决议》的产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出台的每一项政策背后都必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反映当时的社会实践水平、意识形态，进而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以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决议》的产生，还可以从社会群体的角度考察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内一批理论家作为一个工作群体，他们的协作精神、情感交流、个人价值实现等等是如何反映到《决议》的产生过程中的。
　　参考文献：
　　〔1〕刘仁华，张宁.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两个决议的比较[J].毕节学院学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