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发布时间:2015-07-02 14:07
[ 论文 关键词]大众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文化 工业 ;伯明翰学派
[论文摘要]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不同 历史 时期,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截然不同。20世纪30一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西方大众文化是2o世纪初期在美国伴随着大众媒介的日渐发达而最早兴起的一种文化形式,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蔓延至欧洲大陆乃至包括
二、伯明翰学派:从“批判”到“理解”
20世纪50年代是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市场高度完善、资本走向国际化,福利制度和物质生产的丰富在技术上消灭了饥饿和贫困, 工业 制造和 科学 技术的高度 发展 对物质世界的支配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末有的地步,物质流通和信息传播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物质的丰富和制度的弥补消解了过去社会中的主要冲突形式。与这样的时代相呼应,后 现代 文化形式诞生了。
20世纪5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使得讨论“大众文化”的 历史 语境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体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面临“批判”的尴尬。此时人们会发现,过去所说的“大众文化”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文化彻底走出了“象牙塔”。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即从20世纪上半叶的“批判”视角转向了“理解”的视角,从彻底的否定转向了接受和融合。在理解和接受的立场中,颇有代表性的是以威廉姆斯、霍尔等人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
伯明翰学派是指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尔特·霍尔为代表人物,他们主要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方面展开研究,建议将传播活动同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该中心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可以说,伯明翰学派引领了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代新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着眼于大众文化的“异化”不同,他们的研究更加关注文化与意义的关系,强调大众文化的“能动”,认为在大众文化活动中,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也是在利用和改造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不只是大众消费、接受的对象,更是大众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和材料。大众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利用以及利用的程度,体现了大众在文化活动中的积极能动性。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引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将“文化”的概念从威廉姆斯的“整体的生活方式”改造成“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领域”。霍尔把大众文化看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对抗、谈判的领域。并进一步指出,大众对大众文化的解码、接受本身是一个复杂、多样、异质的过程,其中既包含意识形态结构对大众传媒意义的编码的介入和作用,也包含受众在解码过程中对结构的抵抗和解构。然而,大众接受和欣赏大众文化,其过程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文化的 经济 本质和政本.其结果也并不一定是大众对大众文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完全认同,从而接受其意识形态的控制。
三、结语
两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转换。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缺乏精 英文 化的那种批判维度,也缺乏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否定的维度,而且大众文化在无声无息中施行着一种全面的文化控制。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具有骗性、操纵性,大众文化并不是大众的文化,而是资本主义文化业的产物。
伯明翰学派最大的批判价值在于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强调大众面对大众文化时批判性接受的主体能力,从而扭转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主体性的偏见,这样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再 自然 延伸到文本生产领域,各种声音可以在文本中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锋。这正体现了伯明翰学派的民主与人本的思想:弱势群体可以经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发言,从而到达 政治 与社会实践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伯明翰学派完成了对法兰克福学派“无望的救赎”的救赎。
[论文摘要]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不同 历史 时期,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截然不同。20世纪30一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西方大众文化是2o世纪初期在美国伴随着大众媒介的日渐发达而最早兴起的一种文化形式,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蔓延至欧洲大陆乃至包括
20世纪50年代是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市场高度完善、资本走向国际化,福利制度和物质生产的丰富在技术上消灭了饥饿和贫困, 工业 制造和 科学 技术的高度 发展 对物质世界的支配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末有的地步,物质流通和信息传播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物质的丰富和制度的弥补消解了过去社会中的主要冲突形式。与这样的时代相呼应,后 现代 文化形式诞生了。
20世纪5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使得讨论“大众文化”的 历史 语境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体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面临“批判”的尴尬。此时人们会发现,过去所说的“大众文化”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文化彻底走出了“象牙塔”。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即从20世纪上半叶的“批判”视角转向了“理解”的视角,从彻底的否定转向了接受和融合。在理解和接受的立场中,颇有代表性的是以威廉姆斯、霍尔等人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
伯明翰学派是指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尔特·霍尔为代表人物,他们主要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方面展开研究,建议将传播活动同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该中心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可以说,伯明翰学派引领了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代新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
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着眼于大众文化的“异化”不同,他们的研究更加关注文化与意义的关系,强调大众文化的“能动”,认为在大众文化活动中,大众不只是在消费文化商品,也是在利用和改造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不只是大众消费、接受的对象,更是大众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和材料。大众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利用以及利用的程度,体现了大众在文化活动中的积极能动性。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尔引入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将“文化”的概念从威廉姆斯的“整体的生活方式”改造成“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领域”。霍尔把大众文化看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对抗、谈判的领域。并进一步指出,大众对大众文化的解码、接受本身是一个复杂、多样、异质的过程,其中既包含意识形态结构对大众传媒意义的编码的介入和作用,也包含受众在解码过程中对结构的抵抗和解构。然而,大众接受和欣赏大众文化,其过程并不完全取决于大众文化的 经济 本质和政本.其结果也并不一定是大众对大众文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完全认同,从而接受其意识形态的控制。
三、结语
两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转换。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缺乏精 英文 化的那种批判维度,也缺乏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否定的维度,而且大众文化在无声无息中施行着一种全面的文化控制。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具有骗性、操纵性,大众文化并不是大众的文化,而是资本主义文化业的产物。
伯明翰学派最大的批判价值在于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强调大众面对大众文化时批判性接受的主体能力,从而扭转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主体性的偏见,这样统治阶级的意志不再 自然 延伸到文本生产领域,各种声音可以在文本中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锋。这正体现了伯明翰学派的民主与人本的思想:弱势群体可以经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发言,从而到达 政治 与社会实践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伯明翰学派完成了对法兰克福学派“无望的救赎”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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