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英国分析哲学

　　近年来，以分析哲学为正统的英美哲学正在悄然经历着变革，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后分析哲学”时代的来临与英美－欧陆哲学对话的深入。[1]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分析哲学特别是英国分析哲学的现状，2006年9月至10月，我们在英国进行学术访问，与多位英国哲学家讨论相关问题，并专门拜访了牛津和剑桥的两位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爵士（1925－，michael dummett）和珍·希尔（jane heal）教授。作为英国分析哲学的领军人物，达米特引领了20世纪70、80年代英国分析哲学的发展，在弗雷格哲学研究、语言哲学、数学哲学、逻辑哲学、形而上学、投票理论等领域成就卓著，并于1999年被授予爵位。退休后，晚年的达米特仍然笔耕不辍，发表了《真理与过去》（2004）[2]、《思想与实在》（2006）[3]等著作。希尔是剑桥大学哲学教授，曾任圣约翰（st. john）学院院长，1997年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院士，主要研究领域是心灵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哲学。从年龄结构、学术地位、研究领域来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了英国老一代的和中年的分析哲学家。

　　一、从分析哲学到后分析哲学

　　访问者：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分析哲学的起源》中给分析哲学下了一个简洁而著名的定义：分析哲学认为，通过对语言的哲学考察能够实现对思想的哲学考察，而且只能以这种方式实现全面的考察。[4]20年过去了，现在您如何看待这个定义呢？

　　达米特：我仍然认为这个定义适用于直到最近的分析哲学，因为语言哲学是分析思想和分析通过语言表达的意义的最佳方式。弗雷格、逻辑实证主义和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前后期维特根斯坦也都坚持这一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弗雷格是分析哲学之父，摩尔是叔父，那么，考虑到维特根斯坦的前期思想的确影响了分析哲学，但由于他的后期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分析哲学的继父。但是，现在一些属于分析哲学传统的人却拒绝接受我所提出的分析哲学的基本原则，即语言分析先于思想分析，而坚持直接分析思想或独立于其表达方式而分析思想的可能性。因此，按照我的定义，这些人就不属于分析哲学家了。我也非常愿意接受这种直接分析思想的方法，但我不会使用它。这些哲学家属于分析哲学传统，他们研究分析哲学或者现代哲学，比如弗雷格、罗素、蒯因的哲学，而并不或者主要不研究欧陆哲学家，例如我的学生伊文斯[5]就是我最早的反对者之一。他们深受分析哲学传统的意义理论或者语义理论的影响，但力图将这些理论直接运用于思想而不是语句。我想说的是，尽管他们在分析哲学传统内，但已不属于我所谓的分析哲学家了。我仍然坚持我对分析哲学的定义。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可能喜欢更复杂的定义，我不在乎这些，我仍然认为我的定义概括了分析哲学的核心特征。当然，几乎所有的分析哲学家，包括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也都试图告诫这种危险，即过于直接或过于自然地依赖自然语言中的许多表达，他们都谈到了被貌似相同但实际上具有不同语义结构的语句所误导的问题。这的确是个问题。然而，他们并不愿意直接关注独立于语言的思想结构或者思想本身，他们认识到形式化的语言表达方式所面临的危险，但他们认为可以避免这样的危险。这也是我的想法。

　　访问者：希尔教授，您如何界定分析哲学的特征呢？

　　希尔：我的一个同事最近写了一篇关于分析哲学起源的论文，我们也讨论了“分析哲学”的特征究竟是什么，但发现很难清楚明白地总结出来。在20世纪初期，人们在思考和谈论时将“分析哲学”视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类型，一些哲学家被看作“分析哲学家”，他们有一些独具特色的学说，并形成了他们所赞成的论证风格。摩尔、罗素及其同时代的其他人所倡导的这些学说，都和将概念“分析”为更简单的概念的可能性有关，与此相关的思想是，寻求陈述的真正的逻辑形式，因为这些形式隐藏在令人误解的外在形式下。这些思想在20世纪的后半期遭到了质疑，与早期分析哲学相伴随的经验主义和原子主义在重重压力下寻求发展。现在英国的哲学家很少有人会说他们正在做的研究是“概念分析”。那么，将“分析哲学家”维系在一起的是什么呢？什么使得他们成为“分析哲学家”了呢？可能主要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强调清晰性和严格性的思考方式，怀疑宏大的哲学图景，对修辞话的哲学表示不满，而认为以逻辑概念为工具有助于澄清思想，并且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处理任何主题的问题。以前分析哲学家所青睐的那种哲学观念被极大地改变了。一位哲学家可以是整体论者或者是原子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或者是理性主义者，二元论者或者物理主义者，伦理学的客观主义者或者主观主义者等等。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更分散，将“分析哲学家”联结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具有相似的教育经历，阅读同样的经典作家（笛卡尔、休谟、康德、蒯因、克里普克等），而且经过同样模式的写作实践和论辨训练。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正在借鉴欧陆哲学家的思想，以拓展视野，尤其是胡塞尔、梅洛－庞蒂等人，因为英美的心灵哲学家越来越觉得，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而且是重要的问题。

　　访问者：达米特教授，心灵哲学在20世纪90年代突然成为显学，一时间似乎所有的英美哲学系都成了心灵哲学的天下。例如您的学生麦克道尔去了美国，并成了心灵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有人认为心灵哲学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源于对您的语言哲学纲领的反动，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如何看待心灵哲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

　　达米特：我认为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可以为其他种类的哲学奠基，而心灵哲学不是。我坚持认为，传统分析哲学分析思想的方法是通过语言哲学，通过分析思想的表达方式来认识思想的结构，而有一些人如我的学生皮科克（christofer peacoke）反对这种思路，寻求独立于思想的表达来描述思想的结构，他们也借用了关注语言分析的语义理论，只是颠倒了语言分析和思想分析的顺序。如果试图独立于语言进行思想分析，就必须描述构成思想的概念是什么。皮科克等人不关注通过语言来实施的交流，仍然坚持非常个体化的解释，这样一来，他们必须解释个体如何根据其思想意识把握概念，而不是根据其如何与他人交流把握概念，但这是非常危险的思路，容易滑向心理主义。我自己并不赞同这种哲学路向，我坚持分析思想的正确道路是通过语言分析。而他们仍然拘泥于弗雷格所设定的框架，试图以弗雷格分析语句的方式去直接分析思想，这可能就会导致取消分析哲学。实际上，这种思想哲学路向的危险在于存在私人性的思想。假定单个人具有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如何被共享呢？弗雷格认为思想应该是可交流的，而不是私人的，但这种路径忽略了交流的重要性，可能这种思路的根本错误就在这里。他们通常会通过关注行为来避免这种倾向，然而，这完全消除了与他人互动的社会联系，我认为这十分错误。当然，我也不认为与其他人的互动完全是通过语言进行的，但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方式。

　　现在来谈谈心灵哲学，我还是认为心灵哲学不是根本性的，当然，心灵哲学也关注许多重要的问题，但是，做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不能为其他哲学奠基，它仅仅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根本，它和（比如说）时间哲学一样都是哲学这棵大树上位居高端的分支。可能有些人认为心灵哲学可以提供另一种基础，如果你要回到心理主义，它的确能够提供一种基础，如果你认为通过描述心理学的精神活动可以解释概念，那么这就是心理主义。这样的话，你可以说心灵哲学是根本性的，但是我完全反对这种看法，我认为心灵哲学的热潮是一种糟糕的倒退。

　　访问者：达米特教授，您认为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那么您如何看待逻辑哲学呢？

　　达米特：逻辑有许多分支，但基础逻辑是语义学和意义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也是语言哲学的一个部分。但我认为不必要学习现代逻辑理论，比如数理逻辑中的高阶逻辑，不需要掌握那些，这些并不是根本性的。尽管基础逻辑包括了一阶逻辑，也需要了解一些包含量词关系的二阶逻辑，因为我们在自然语言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需要对量词关系有一般的把握，但是不需要了解太多，只需要具备二阶逻辑的一般知识就够了，无需深入把握它。

　　访问者：您认为语言哲学是一种形而上学吗？

　　达米特：我先说两个问题，首先，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是其纲领的核心主张，但这是一个错误。其次，形而上学似乎是非常基础性的，但我并不这么认为。通常认为，对实在的思考和追问引起了哲学问题，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可以被称作形而上学。正如心灵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我认为形而上学无疑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我同时认为形而上学可以区分为不同的部分，即基础的和非基础的。基础部分的形而上学与意义理论密切关联，因为这一分支与真理概念相关，形而上学关注实在的结构，实在由事实所决定，事实是真命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与意义理论相关联，从而涉及形而上学的基础性部分。所以我认为形而上学（当然不是全部形而上学）与意义理论或者语言哲学密切关联。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将意义理论应用于哲学，却试图将意义理论应用于数学或逻辑。逻辑实证主义的强纲领是证实理论，他们自觉地坚持它。蒯因总是反对分析和综合的区分，但我根本不想反对这一区分，我考虑的是其应用范围的问题，也就是说，数学命题只能通过推理来获得，但是我们谈论和思考的大多事情既依赖于观察，也依赖于推理或者推论，因此这是一个适用范围的问题。任何证实都要包括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是通过证实来诠释的，但是，把握意义并不只是把握意义的表达是如何被证实的，还需要更多，例如，对一个真语句来说什么是好的论证呢？论证可能包含了一些你没有掌握的概念，但至少你应当知道那些只包含基本概念的论证会表明哪一个陈述是真的。因此，这是逻辑实证主义错误地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原因，他们在意义理论以及理解陈述方面的理论不够完善。

　　访问者：有人说20世纪70年代之后分析哲学衰落了，此后可以被称为后分析哲学，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达米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可能原因之一是这种哲学路向的转变，即从语言哲学转向了直接分析思想的哲学，对思想的分析不是通过语言分析进行的，但是也有一些哲学家仍然坚持语言哲学的路径，比如戴维森。我对这种说法找不到其他理由了。但是，此外，我认为当今哲学，无论是分析哲学还是欧陆哲学都不是处在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当然，现在仍然有许多哲学家，或者比以前更多，做了许多课题，发表很多论文，整个状态还是活跃的，但好长时间以来没有出现非常重要的思想了。不过，我还不认为现在处于糟糕或者衰落的状态。

　　访问者：或许另外的原因是因为逻辑经验主义提出的一些核心原则被弱化了，比如科学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原则？

　　达米特：这就要提到蒯因了，实际上是他推翻了逻辑经验主义。通常会将维特根斯坦和蒯因进行比较，尤其是他们关于哲学本质的看法，蒯因的哲学是自然主义的延续，而维特根斯坦则将哲学看作一种活动。我认为二者没有什么可比性，维也纳学派无疑是经验主义，但我不认为分析哲学也是经验主义，弗雷格就不是经验主义者。我认为分析哲学不包括任何经验主义的成分。我认为任何哲学流派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分析哲学而言，它是一个富有生机的流派，当然在其发展中有许多变化和新的思想，会抛弃一些学说，但问题是分析哲学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形式化的数理逻辑真的那么重要吗？我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数理逻辑。在分析哲学的早期，数理逻辑是分析哲学的基础，这是一个鲜明的特征，数理逻辑对于分析哲学家很重要，他们都要接受这样的训练。我曾经问我法国的朋友，你学习哲学时学习数理逻辑吗？他回答，是的，但是学生们只是学学教科书而已，并不认为这和哲学有什么关系。

　　访问者：希尔教授，我们可以用“后分析哲学”这样的术语吗？

　　希尔：我想是可以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非常强调语言和逻辑，但是从20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6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的疆域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泛。比如，政治哲学领域关注现实世界中的许多问题，像民族主义、社群主义、普遍正义、财富分配原则等主题非常活跃，政治哲学已成为非常有生机的发展领域。

　　二、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话

　　访问者：达米特教授，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您谈到了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沟通问题，我们能将胡塞尔划归分析哲学传统吗？

　　达米特：我的确从胡塞尔和弗雷格二者的相似性开始论述的，但胡塞尔显然更受布伦坦诺的影响，因此，如果讨论分析哲学的起源，我们也要谈论现象学的起源。但是，我认为没有人会说布伦坦诺和胡塞尔是分析哲学家，我要强调的是，在那个时期很难把胡塞尔哲学的主要特征和弗雷格的哲学区分开来，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分野是后来的事情了。当时的情况是，胡塞尔写作《逻辑研究》时，几乎没有人认为他和弗雷格属于两个十分不同的学派，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持一致的观点，弗雷格是反心理主义者，胡塞尔也因他而变成了反心理主义者，因此问题是，为什么后来这两个传统分歧如此大呢？我写那本书时的意图是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回到这个裂痕出现之前，我们会如何重新思考这两个学派呢？但是我不敢确定这是正确的或不可质疑的方式。

　　访问者：您认为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是一种学说方面还是风格上的差异呢？如何看待最近这两个传统之间的互动？

　　达米特：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分野并不是流派的问题，因为流派更多地和学说有关，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学说，而这两个传统几乎都是有关风格的差异，也就是做哲学的方式。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提供何种答案，要到这里寻找分析哲学不同于欧陆哲学的地方。据我的了解，二者更多的是风格上的差异，而不是学说上的不同。最近20年这二者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多了，这是好事情，但仍然还不够。这两个传统之间形成了一个鸿沟，这是很大的遗憾。的确，我愿意看到分析哲学家研究比如说胡塞尔，但我并不认为他们研究海德格尔是一件好事，我对海德格尔没有任何好感，人们认为他是上个世纪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在我看来他是一场灾难。但是，胡塞尔不是灾难，他是非常有趣的哲学家。历史地看，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割裂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那之前，英国哲学家读许多德国哲学的著作，而在此之后就大不一样了。你要问牛津任何一个本科生和研究生是否阅读洛采的书，他们肯定回答说没有，如果真有一个，那我会感到奇怪。但是在19世纪牛津有许多人都读洛采。我们知道，19世纪黑格尔在英国非常流行，但在罗素和摩尔之后情况就不同了，黑格尔主义是他们所反对的。罗素尤其对弗雷格和迈农感兴趣，他们都是反观念论的。不仅如此，罗素对牛津哲学家也很有偏见，他曾经说：“牛津有人懂逻辑吗？”罗素对斯特劳森的哲学非常不认同。因此，我认为英国哲学家阅读德语哲学著作的习惯在一战之后就消失了，在20世纪早期是由于种族主义反对犹太人，使得德国哲学失去了英国的读者。现在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弗雷格，但当我最初开始阅读和写作弗雷格的著作时可不是这样的情况，那时每人都知道弗雷格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没有人阅读他的任何东西。

　　访问者：正是您的工作第一次使哲学界真正发现了弗雷格。

　　达米特：是的，我的确在那个方面非常有影响。不过，阅读德语文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不流行了。就维特根斯坦而言，你既可以阅读其英语著作，也可以读德语，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既用德语也用英语写作，魏斯曼就在牛津举行英语讲座。无论如何，如果我没有开始研究弗雷格，可能就不会有弗雷格的英语译著。我关于弗雷格的书出版之后，的确是将弗雷格推进了哲学圈。

　　访问者：现在这两个传统正在缩小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鸿沟，你为此感到欣慰吗？

　　达米特：是的，的确是，他们比以前能够相互理解了，问题是他们究竟如何相互理解对方。在欧洲大陆也有一些重要的分析哲学家开始对胡塞尔感兴趣，我相信这种互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他们可以相互讨论和交流。当然，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间仍然存在着裂隙，如果你想推进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分析哲学的范畴会有用，但无疑他们仍然是不同的学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意大利有分析哲学的学会，也有许多分析哲学家，而且也召开分析哲学的会议，实际的情况是仍然有分析哲学和非分析哲学的区分。

　　访问者：希尔教授，您如何看待分析哲学与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对话？

　　希尔：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分野确实不像20或30年以前那么重要了，那时，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欧陆国家做哲学的风格非常不同于英美。我明显感到，在过去的20或者10年间，受英美分析传统训练而对欧陆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人数正在急剧增加，他们对胡塞尔、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等等感兴趣。因此，分析哲学中，比如在我的研究领域（心灵哲学）中，哲学家和经验心理学家的互动越来越多，大量研究集中在成长中的儿童、大脑损伤、神经生理，以及大脑如何与行为相关联这样的主题。哲学家对心灵的赋身化（embodiment）问题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关注心灵如何实际存在于真实的生命体中，尤其是如何促成感觉、反应、思考等，所以心灵哲学的这些研究路向是非常先验化的方式，但为什么说它和欧陆哲学相关呢？因为欧陆哲学家，尤其是梅洛－庞蒂、胡塞尔、后期海德格尔，他们的哲学都关注这些问题，他们的著作推进了这种风格的哲学研究。例如，梅洛－庞蒂研究具象化[hdh1] 问题、自我的问题、自我与肉体的关系等问题。此外，一些政治哲学家也与欧陆哲学有一些联系。分析哲学背景的学者读英文的欧陆哲学著作，比如海德格尔的作品，而且这些著作正在影响着他们的哲学研究。我不确定欧陆传统中的哲学家是否阅读分析哲学的著作。但是，我认为，在英国现在非常活跃的20－40岁之间的学者们，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将自己明确划分为分析或者欧陆哲学的阵营，他们更倾向于说自己受到了分析哲学的训练，重视这样的一些特征，关注分析的传统，我认为他们并不愿意将自己与所有的欧陆哲学家完全划界，这很好。反倒是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分野仍然非常明显。

　　访问者：您认为这两个传统之间互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希尔：为什么会发生二者的互动呢？我想分析哲学需要找到解决这些批评的办法，分析哲学被指责正在变得非常狭窄、枯燥和无意义。可能这不是哲学问题本身的转变，而是由于某种专业原因或者社会原因而发生的变化。我想专业原因或许是正确的，学者如何能够被资助，或者可以得到何种基金的研究项目，这些都会影响到这个问题。例如，在过去的20或者30年间政府资助的项目大幅度地倾向于鼓励各学科间的交流工作，比如认知科学直接和哲学交叉。政府不仅鼓励每个学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展，而且希望各个领域相互对话，在各门学科的互动中才能产生新的思想，不仅对科学研究者如此，哲学家也要表明已经在与其他学科交叉。如果你想要得到升职，进行一个独特的研究项目非常重要，它应该既体现自己的创造性思想，但又不能太离谱，另一方面，也不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容，这些课题就是代表欧陆哲学风格的伦理学和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

　　访问者：1992年，剑桥大学要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希尔：那时德里达在文学界非常有影响，一些英语系的学者提议授予其学位，剑桥的哲学家没有参与提名的事情。而当德里达被提名时，分歧很大，一些人联合起来坚决反对。如果今天再次提议，是否会遭到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我表示怀疑。一些当年反对德里达的人还在剑桥，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退休了，他们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弗雷格、维特根斯坦都是欧洲大陆的，但也是分析哲学家。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的分野实际上开始于二战之后，因为一些哲学家们移民到了美国和英国。所以，或许这种分裂的原因是政治原因。战后欧洲大陆的哲学家重建秩序，在德国、法国、西班牙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间更多地联系，他们形成了欧陆风格。另一方面，英国和美国通过分析哲学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分析的风格，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惯例，为推进英美之间的联系做了许多努力，比如许多奖学金和基金都是用于英美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的。

[1] 详见韩东晖，“后分析哲学时代与英美－欧陆的哲学对话”，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 dummett, m.., truth and th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dummett, m.., thought and re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 dummett, m..,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london: duckworth,1993, p. 4. 作为演讲，该书的内容发表于1987年。

　　[5] 牛津的伊文斯（gareth evans, 1946-1980）如同当年剑桥的拉姆塞一样，都是英年早逝的年轻哲学家。麦克道尔编辑了他的遗著《多样化的指称》（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其论文集发表于1985年（collected pap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