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是一个老而常新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每一个挫折和每一次失败之后，这一问题总会被提出来加以思考。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于1923 年，这时欧洲革命相继失败，第二国际的理论已经彻底破产，卢卡奇正是在反思这一历史状况时，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作为他全部思考的落脚点。

　　1989年，随着苏东剧变的出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一次经历了一个重大挫折，在这一事件渐渐被人忘却了的时候，理论的反思却未见公认的成果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回顾一下卢卡奇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其意义可能就不仅仅限于学术方面了。当然，卢卡奇所面对的是革命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却是具有着普遍意义的问题。

一.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如何可能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从哲学上思考总体范畴，是要探讨一条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宿命论的，也不同于伯恩施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伦理思考的道路。那就是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和历史主客体关系的状况，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历史意义，揭示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统一。

卢卡奇是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

　　根据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提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是理论能否掌握群众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卢卡奇认为，仅仅停留在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上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为什么理论能够掌握群众、理论怎样掌握群众以及理论掌握群众对于历史的意义加以提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代表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的基本方面。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严谨的理论探索和无产阶级的一切积极的实践活动，都可以视作解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的尝试。理论与实践是相向互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任何偶然的和暂时的联系，都在理论和实践各自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渴求时，被必然联系的形式所取代。

　　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问题。但只有当理论完全掌握了群众，使群众不再受历史中偶然因素的驱使，不再追求那些属于非历史主流的目标时，才可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卢卡奇说：“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目的来自人的意志，但不取决于人的任意妄为，也不是人的精神发明的) 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成为实际可能时；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这个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时；只有因此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1]

卢卡奇认为，理论并不神秘，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复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其本质而言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革命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会在这个理论中被客观地记录下来。因此，这一理论可以概括和提升出科学的结论，可以被传播和被广泛地接受，可以被用来指导实践和在实践中发展。卢卡奇说：“由于理论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2] 形而上学往往把思考的对象看作固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思考只不过是对这种对象的直观，因此，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与实践无缘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把对象的流动性，即历史过程作为自己的客观内容；把社会的整个发展作为总体加以考察；把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纳入自己的视野。所以，它在自身中包含着走向实践的冲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3]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对总体的认识中揭示社会发展过程的真正趋势，能为改造现实世界指明道路。

二.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怎样可能

　　卢卡奇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总体的观念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前提。卢卡奇批评那些想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在考察社会-经济现实时， 由于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因而一旦提出行动的问题时，就必然要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伦理要求上去。破坏了对总体的考察，就必然会破坏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所谓实践，无非是改变现实的活动，然而如果没有一种理论对现实作总体的把握，那么就根本谈不上对现实的真正改变。一切有着具体目标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由理论为它提供改变现实的可能性的，理论愈是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过程，就愈加紧密地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为实践活动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指出实践活动努力的方向。

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无产阶级意识，指出，无产阶级意识是在资产阶级理论衰退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卢卡奇说：“同一过程，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解体的过程，是一场持续的危机，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同样是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力量的积聚，是走向胜利的起点。”卢卡奇高度估价了无产阶级意识生成的意义，认为“对反映了资产阶级长期垂死挣扎的社会本质的越来越深刻的洞见，对无产阶级来讲就意味着是力量的不断增长。对无产阶级来讲，真理是取得胜利的武器；越是义无反顾，就越能取得胜利。”[4]“对无产阶级来说， 正确地洞见到社会本质是首要的力量因素，甚至也许是决定性的武器。”[5]

　　在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资产阶级无疑在各个方面都占居优势，但无产阶级却有着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拘泥于历史的个别事件，不单纯受个别的历史事件所驱使，而是从总体上抓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起决定性影响的核心。“面对在思想、组织等等方面都占优势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优势仅仅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6]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由它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如果不废除阶级社会就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揭示社会本质的联系，建立起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统一。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与其阶级意识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化，在资本主义的物化关系中，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必然会产生某种分离，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分离是不应该的，但在现实中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必然会出现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个别因素和整体的辩证矛盾。庸俗马克思主义往往把这种分离夸大化和作为既定的事实加以接受，因而，他们或者为了当前的直接利益而放弃最终目标；或者为了最终目标而牺牲当前的直接利益。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应是“把个别因素纳入到对过程的总的考察之中，只有和最终目标联系起来，它才能具体地和有意识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才是革命的”[7]。

　　因此，无产阶级自觉地把一切为追求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纳入到对最终目标的追求中，把对资本主义社会局部的否定纳入到对总体的批判中。这种阶级意识自身就是一种实践的力量，至少，使认识社会的总的发展趋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一部分。

三.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根源

　　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理论和实践的对立是由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所造成的。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集中体现的近代哲学中，主要是以认识论的形式出现的，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从全面系统的怀疑论，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经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走过了一条笔直的发展道路。它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多端的题目则是这样一种观点：因为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以及只要认识的对象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末它就是能够被我们认识的。”[8]

　　事实并非如此，整个近代哲学只是理性的部分性体系，诚如康德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种理性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综合的、构造对象的命题，它的任何原理都不可能同事实的整体相联系，至多只能与经验事实建立起偶然的关系。这就是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理性主义必然要求建立体系，而另一方面，一切体系又都会遇到尴尬的自相矛盾，为了摆脱自相矛盾，任何体系都不得不摆脱那些容易导致矛盾的问题，因而使体系变成不完全的部分性体系。

　　然而，任何时候，哲学都不能放弃把握总体的要求。既然这种要求无法在对象中实现，就只能走“向内”发展的道路，去寻找那个思维的主体，并把这个主体设想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用主体去融合客体，以便在理性中消除经验中存在的主体-客体的二重性， 在主体的既定性中达到对同一的主体-客体的理解。在这里，客体的可理解性是由于它是被创造的。

　　当然，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打破了主体和客体之间一成不变的、形式的僵硬对立，认为主体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

等等都在运动中处于相对的关系中。

　　由于黑格尔哲学用逻辑来突出事物的秩序和联系的辩证过程，因而他遇到了一个新的实体，那就是历史。黑格尔具有以往哲学无与伦比的总体观，所以在通向历史的道路上，他抓住了逻辑必然性。这样一来，历史的变化就不再是认识的障碍了，反而成了理解历史的正确途径。然而，黑格尔的历史概念仅仅是把资产阶级哲学推到了顶峰，实际上，黑格尔并未能够从历史本身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客体。所以，他依然站在历史的彼岸。 他虽然苦苦地搜寻解决以往哲学困境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却是只具有抽象特性的“世界精神”。因此，黑格尔并未在现实中解决主体-客体的对立，他的概念神话只是合理地解决了历史理解上的问题， 只是在体系自身中为资产阶级哲学画上了一个园满的句号。

　　卢卡奇认为，综观资产阶级哲学，自始至终处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9] 如果说它最终达到了发现辩证方法的伟大成就的话，那么也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徒有历史性的形式，而实际上与现实的历史毫无联系。要想使辩证的方法真正成为历史的方法，就必须依靠这样一个阶级来完成：“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 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0]

四.　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之路

与资产阶级哲学不同，“无产阶级的历史认识开始于对现在的认识，开始于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开始于对其必然性(即其起源)的阐明。只有当一方面人类存在藉以形成的全部范畴表现为这种存在本身的规定(而不仅是它的可把握性的规定)，另一方面这全部范畴的顺序、关系和联系表现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因素，表现为现在的结构特征时，起源和历史才可能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才可能纯粹是同一过程的因素。”[11]只要历史不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运行轨迹，而是现实的历史过程，那么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理论与实践都可以在历史过程本身中找到统一的根据。在无产阶级意识中，历史过程的辩证特性，每一个历史因素的中介性质都表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和真正的对象，所以说无产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是无产阶级对自己存在的辩证本质的认识。

　　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无产阶级的存在被迫以客体的形式出现，

劳动力与工人相分离，成了可以出卖的商品。由于工人出卖了他的唯一的商品，他就必须把这个与他的肉体不可分的商品放入到商品运动的客观过程中，直接地、完全地置于客体这一边。对无产阶级来说，他自身的分裂赋予了他受奴役的形式，不得不承受客体化造成的受压迫的状况，他觉得自己直接地就是社会劳动过程的客体，而不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主动者。

　　因此，无产阶级有能力认识自己被客体化的实质和根源。从逻辑上讲，是由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使物化达到了顶点，因而必须走向自己的反面。所以无产阶级被历史必然性驱使着去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和克服主体-客体僵硬的对立。就现实而言， “工人变为生产过程的纯粹客体，虽然客观上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奴隶制、农奴制不同)而实现的，即通过工人被迫违背他的整个人格而把他的劳动力客体化，并把它作为属于自己的商品而出卖。然而因为主体性和客体性之间的分裂恰恰是发生在把自己客体化为商品的人的身上，正因此，他的这种地位就变得可以被意识到了。”[12]这种意识是关于客体的意识，同时又是主体的自我意识，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个东西。

　　无产阶级通过这种意识觉醒了，成了社会现实和作为阶级而存在，这个阶级就是历史的主体。但是无产阶级仅仅具有这种意识还不足以成为革命的阶级，这个层次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还没有脱离自在的统一阶段，理论(如果有理论的话)和实践至多只是在一些直接的当前利益问题上才表现出一致性。

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辩证

法，从而造成了一种全新的情况：历史本身没有绝对的界限，一切社会存在都表现为过程和被把握为具体的历史现象，它的不断变动就是具体的历史形态，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环节，历史在辩证地前进着。对于这个辩证过程来说，人的主动性每时每刻都是参与其中的。因而历史首先表现为不断地争取达到真理的更高阶段，即争取达到人的自我意识的更高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标明这个阶段已经到来。在这个阶段中，由于马克思不仅把以往较低阶段中的真理纳入到具体的全面的思想体系中，而且，思想运动也被客观地表述为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历史成了构成人的环境世界和内心世界，人力图从思想上、实践上和艺术上等等方面加以控制的各种对象性形式的历史。”[13]这种意义上的历史无疑是可以清楚地洞察和完全地改造的。因为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成了历史总体中相对存在的因素，一切都是根源于人的，人是历史辩证法的基础，是同一的主体-客体， 人不仅参与而且决定了历史的辩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