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和文学理论

1。前言2。小说思想方式

3。资料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4。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

5。文学体验和理论思维6。意识形态的表达和批评

7。社会介入和理论认知8。文学理论分类学

9。社会性规范和学术性规范10。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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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在结构主义“五巨头”中最初引起我强烈兴趣的不是哲学家福科和阿尔杜塞，而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文学家罗兰-巴尔特。1978年初读巴尔特写于1968年的“历史的话语”时，内心即产生了强烈的震撼。<野性的思维>是我翻译的第一部结构主义经典书籍(主因其关于历史理论的第九章)，“历史的话语”则是我翻译的第一篇结构主义代表性论文。而最初吸引我投入结构主义研究的这两部作品，均表现出了不同于历史哲学方法论的符号学历史理论风格。我确信文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就罗兰-巴尔特而言，他的文本修辞学分析技术其实比他的纯理论性论述更具独创性。虽然曾获得一般符号学理论家和文化符号学分析家的巨大声誉，巴尔特的“本业”是“文学”，是比英美新批评派理论家更贴近文学本身或一般文学现象的分析家：前者以20世纪现代派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企图在文化整体视野内渗透文学的“本质”。巴尔特企图从文学内部解剖和呈现“文学”作品的形成和作用的一般条件和方式。

在20世纪法国结构主义运动中我们看到另一种“文史哲不分家”现象。在广义人文学理论分析领域，文学理论占据首要地位，因为文学是诸人文学科中除语言学外与语言问题关系最密切者。语言学一方面是结构主义人文科学的原型和基础，但其“内容”是外在于文化世界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则必然面对着和包含着世界内容。文学研究和科学方法论的联系由来已久，而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是兼顾内容和形式的，或以内容和形式的结构关系为对象的；秉持着锐利的结构语言学工具，从而开辟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全新研究方向。巴尔特不仅是此文学研究方向上的先驱之一，而且还担负着文学“创作者”的角色，此即其“写作论”实践。巴尔特的分析和创作的有机结合活动，多方面地揭示了当代西方文学的特质，现状和趋势。巴尔特并非文学问题的最终解答者，而是文学问题有效地提出和探索者。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实践可以说包含者两个方面：直接的理论分析和间接的问题呈现。后者是通过其散文写作体现的。就其增深人们对文学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方向而论，巴尔特比二十世纪许多讨论文学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要更为重要。为了恰当理解罗兰巴尔特的文学符号学，我们须先了解二十世纪文学理论问题的一般背景。

首先应注意，为什么巴尔特总是要把文学和历史相提并论，实际上他把二者与其共同相关的叙事结构问题，以及话语和现实的再现关系问题，作为其方法论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对现实和对叙事的思考表明，巴尔特的文学观察是以两个世纪来的小说思想为主要对象的：文字叙事话语形式及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与俄国世纪初形式主义以来的文学理论思考一脉相承的。结构主义文学思想的世纪性转向预示了文学和史学的思考，从内容面向内容与形式关系面的全面转移，使我们进入文学和历史问题的深层理解领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批评以及与其相承续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性格上，都是以作品内容面的分析为特色的，其目的是把文学当作政治和社会活动计划的“手段”。在此文学成为实用主义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成为一种社会运作策略手段的一部分，其独立表达和认知的功能则大为削弱。文学思想成为政治意识形态运作的手段，其价值取决于此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功利需要。文学家也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目标的贯彻者。萨特曾成为此一传统的最新代表。在战后欧洲人文精神失落的背景下，萨特以其富有煽动力的哲学美学修辞术提出了充满意识形态特点的“为人生的”文学观，而其内容却具有明显的虚构性(有无论)。面对战后思想环境，罗兰-巴尔特则强调对文学本身的特质和可能性加以客观认知的必要：结果，文学理论不等同于用文学手段来传递意识形态的理论化借口，其目标首先在于剖析文学传递意识形态的方式及功能。在此，意识形态的讨论并不涉及其内容的正误，因为意识形态内容的正误问题，根本上是一个文学之外的知识性问题(善恶是非和行动方法)。作为吸纳和传递意识形态的文学家对于此意识形态内容本身并无现成的判断能力。



2。小说思想方式

如果按照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把文学当作“反映”和“影响”现实的文字手段，作家的问题首先是对世界现实的认知问题，也就必然涉及如何恰当“求知”的问题。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型思想家到了二十世纪无不面对着一种精神压力：如何求知以及如何处理认知和文学表现的关系？苏联的“灵魂工程师”文学观，不过是说文学家须以特殊文字媒介担负统一安排的革命任务，此任务及相关的知识基础则是已经由他力所先定的，文学家对此先定内容方向并无独立探讨之必要和能力。其实广义而言，古典型小说家均是既定意识形态的传承者，但不同的是，小说表现形式与十九世纪综合认知形式相互一致。这种一致性到了二十世纪受到多方面的挑战。首先，和现实主义绘画一样，小说叙事面对着时代广义“照相术”的挑战，作家“描写”现实的能力和必要性迅速降低。而照相术未能深入的内心世界表现力的问题，则受到另一种更严重的挑战：二十世纪知识和社会性质的革命性变革。古典小说所擅长的内心世界表现蜕化为“表现什么”的问题。西方二十世纪纯文艺小说，特别是英美小说的全面“内向化”，部分地源于同样的主体认知方式的压力，因为传统的知识型信仰(哲学)和社会性信仰(宗教)经受着时代科学知识的全面挑战。至于作为社会解剖家的文学家，其任务甚至更为可疑：如以揭示社会真相为目的，文学家的知识准备能否使其胜任其职？其所需知识来自何处？当人类的知识积累已为我们准备了远远超越先前的学术遗产之时，小说家能否只依其文史常识和社会惯习来为社会提供“诊断”和“处方”呢？一百年来小说家的一时成功作品内诸多“过时”和“不当”内容中，有多少是源于他们当初的知识未足呢？。事过境迁，他们仍然不反省当时为什么不努力求知而是勇于向大众授知；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不须学习现代各种相关知识即可成为人生智慧导师呢？结果，用“形像思维”表达的肤浅思想反因其运用了有感动力的“故事形像”而具有了永恒价值。社会不是按照作品的内在价值去评论得失，而是以其在社会历史文化市场中偶然获得的“值位”(知名度记载)去评价其得失。

萨特一类作家是“永远正确的”，彼时也有理，此时也有理。于是四五十年代如日中天的萨特的哲学式文学理论成为罗兰-巴尔特的主要反省和批评对象。在存在主义文学和所介入的政治运动之关系的问题上，巴尔特发现了存在主义文学理论中的内在性矛盾。巴尔特文学理论现象显示了两个不同方面：文学“本身”的内在结构研究(作品形成内部条件研究)和内容意识形态研究。后者却相关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而成为非独立性的方面。而在十九世纪小说世界，内容是前科学地直观形成的。别林斯基真以为他掌握住了通过文学反映的社会客观真理。托尔斯泰真的认为他深入了人生和人类问题。其实他们所留下的不过是自己的主观世界，客观描述不过成为表现主观愿望的手段或材料,他们却将其呈现为客观性认知，从而产生了种种模棱两可之论。二十世纪现代小说，不再以社会客观认知专家名义出现，干脆直接表现作者个人主观，以期探索更实在的精神世界。如果仍以十九世纪照相式小说为工作方式和目标，任务马上变得混杂起来：为什么在知识蓬勃发展时代还要用虚构故事的方式来表现和评价社会性现实呢？为什么不用表达客观真实的手段----科学描述和论断----来更有效地完成此任务呢？在百年来历史意识形态高度混乱之后我们多么需要一部扎扎实实的<曾国藩传记>，夹叙夹议，力求真实；我们为什么要用传记小说的形式来弱化此历史认知功能呢？在司马迁时代，历史记叙中穿插虚构部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对后世来说仍有一定意义。科学时代的“解释学”的条件已然根本变，用虚构故事方法去认识和表现社会则决难再与十九世纪小说相提并论了。



3。资料研究和理论研究

今日看来，如果巴尔特仅只是一位文学理论家(符号学，修辞学，叙事学)，其文学认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大概会逊色一半。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诸流派的蓬勃发展表现了现代西方学者对文学现象的理论分析兴趣已然相当普遍。巴尔特的“文学认识论”探索还包含着另一种非理论化形式，这就是他毕生作为“散文写作家”所体现的唯美主义写作实践。他以此“零度”写作方式(避免意识形态的介入)实践的文学观，间接地反映了现代文学和文化世界的整体情景。价值虚无主义是西方现代派文艺的普遍认识论基础。但是巴尔特并未参与“上帝死了”的世纪意识形态大合唱，而是企图干脆避免价值学的思想表现。这种避免“社会介入”文学观的修辞学实践本身，却反映了他对文化意识形态现象的观察和辨析效果，从而引生了认识论方面的价值。可以说，这是从文学“内部”对传统文学形式和功能进行怀疑的一种有效方式。当然，零度文学表达法，结果也可成为另类意识形态表达法。在选用时代社会学语词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仍然包含着他所批评的对手所采用的同一种语义色彩。但是其批评话语的价值是反向的，在此“资产阶级”不如说代表着人类生存中永恒的物质化追求倾向。而透彻的文艺家必定是金钱至上原则的永恒批判者。于是巴尔特对左派文艺阵线的同情和参与经历应在伦理学层次上而非在社会政治学层次上加以再理解。一般来说，左派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乃基于其伦理观，而非基于其社会历史观；他们在社会因果是非问题上的判断能力从来都不高明。对此巴尔特也是一样，其他结构主义者皆然。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是一种必要的“恶”，这个恶比起封建主义和原始社会中的恶要轻得多，而不是相反。在巴尔特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美学实践中，他较少直接诉诸意识形态评判本身，而是关注各种文化文学现象的形式主义分析问题。形式分析不是无关于内容，有时是更深入地涉及内容：所处理的是内容形成和作用的条件问题。许多现实主义派的文学批评家都未理解形式分析是内容分析的必要前提。语言学的形式分析也比传统的哲学和逻辑的形式分析更具“内在性”。一般来说，二十世纪人文理论中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研究比古典时代任何类似的研究更为深刻和准确。结构主义的特长在此，其中巴尔特的作用可以说最为突出，因为作为文学家，他同时在形式逻辑分析和感性美学辨析这两端间寻求着认识论的平衡。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观的认识论“革命”可归结为：话语的意义和价值的深层问题须首先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入手。这样的思考角度是钱钟书一代文学品鉴派学人不可能领悟的，当然也是海外汉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方式所难以理解的。尽管现在人们为了赶时髦而广泛地运用着新名词(包括结构主义名词，如文本，能指，话语等等)来表达着旧观念。

本文中我们对巴尔特学说的兴趣主要是在其文学认识论研究方面，而非美学实践方面。同时，我们的考查相关于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文学，二十世纪现代派文艺，直到英美现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背景。我个人从初中开始喜爱俄国文学，却从未对其苏联时代后继文学作品发生过兴趣，因为早在理论认知之前我已能感觉其作为政治宣传手段的工具性使其欠缺独立的思想和美学吸引力。很快我就认识到，文学的思想内容评价问题完全应该纳入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系统加以解决，而不可能仅在想象和虚构层次上直观地加以论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曲折过程中，不喜理论分析的中国前辈学者们，或者倾向于轻率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立场，或者倾向沉浸于语史资料性研究传统，而多不关心现代人文科学理论知识的准备。人们做学问不是为了追求有关因果关系的系统认知和价值根据的理性探讨，而是满足于对各种“文字古玩体”的品鉴和背景考订式研究，并在此过程中表现其“博闻强记”天赋。社会遂以学者博闻强记的程度来树立学术等级结构内的高低标准，并以此控导社会学术文化方向。结果，采取科学理性的科技工商可不断强化和产生其积极知识成果，文科学术却采取低理性程度的实践标准，而为各种资料型的(如把克服历史文本世界中因传统文字书写系统不规范而引致的读解技术性困难当成民族特有的高深学问之类)研究确立其权威地位。尽管各地人士彼此政治立场不同，国学学者在坚持传统保守学术方向上却能达成高度一致或默契。罗兰-巴尔特作为一种当代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与上述资料研究方向上的文学和历史理论研究根本不同，其目标在于提升和深化我们对历史，文化和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为此必须创发或改进理论工具(如其对结构语言学的运用和对传统修辞学的结构主义改造)。他的唯美主义写作实践和理论分析都是朝向着提升文化和文学理解的层级的。为什么要读巴尔特？是为了丰富和强化我们对典籍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的理解。反观我们二十世纪的各种文学研究和评论大师几乎都是采取非理论化方向的。不知道为什么人文学者和文学家如此容易自满自足，以为不需要学习现代理论知识即可正确认知文学现实和表达意见。他们的自信其实建立在一种功利观上：只要一旦被社会“承认”(发表和称赞)产生了影响，就可算作成功。而当此等级价值认定机制已经预先编码之后，学术成功遂成为按照固定程序进行操作的技术性行为。



4。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

(本节可比较于电影理论，艺术理论，历史理论，伦理学理论等等和其相应哲学思考之间的区分。)现在来谈一下当初编选翻译巴尔特文学符号学的背景。1984年自纽约返回北京后不知道有多少工作有待完成，计划中排在最前列的两个待介绍的西方学者就是胡塞尔和罗兰-巴尔特。一方面这种理论兴趣的搭配固然有其社会现实的针对性：向百年来理论探索严重不足的中国学界绍介最深邃而又最艰难的现代西方思想理论形态。另一方面，其中当然含有我个人的主观兴趣因素：我始终感觉到需要同时把握两种风格不同的理论思考方式(这使我的学术探索方向不同于西方较多受制于专业化训练的同行)。的确，巴尔特不为哲学家重视。我不记得美国罗蒂是否提到过巴尔特，我相信他是“读不出”巴尔特的意义所在的。值得注意的是利科这位最精通结构主义而晚年日益关注文学理论问题的法国哲学思想家对巴尔特的文学思想似乎也未能充分重视。我在完成关于弗洛依德和拉康的初步比较研究后，了解了利科与拉康的分歧所在，也就较易明白为什么即使象利科这样宏通的哲学家也不易进入巴尔特和克里斯丁-麦茨这类文艺理论思维方式了。正是“哲学训练”限制了他们对学术话语的意义领受幅度。哲学家们未充分注意到，百年来在现代派文艺创作，现代文学理论和现代语言学这三者之间所形成的理论思维互动关系，后者展示了一种新型的理论思维形态。其意义和价值并不限于文学研究本身，而是相关于整个人文科学。重要的是，这种认识论辨析的细致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古典理论和西方现代理论的互动成效问题。须知，为了把握西方思想的精义，也不能盲目信从西方专家。在哲学领域，胡塞尔现象学已经开辟了与康德，黑格尔根本不同的哲学研究方向，在认识论和心理哲学方面使哲学思维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利科是最透彻地把握住胡塞尔思想的非德国哲学家之一。利科也是能够最深入地把握住法国结构主义精神的少数哲学家之一，但是他总想给予各种人文理论以一种哲学性的最终解释，这种倾向恰恰限制住了他的理论品鉴的幅度。他的着名的为结构主义提供一种“所指者世界”(thereferent)的哲学中心论立场即为其例。

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实践有时会忽略某些“片面性研究”所含蕴的意义和价值。“片面性”，即论域之边界或条件的限定性，有时正是理性思维的内在要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再也不能去继续神化康德，黑格尔一类的“系统哲学”价值的原因所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一方面从哲学吸取滋养，另一方面则须探索文艺实践本身形成的理论问题，从而在一定领域内提供了另类理论思考。在此范围内，结构主义的“片面性”可达致进一步的可操作性主题：作品形式结构本身的分析。哲学家们(特别是关注美学的美国哲学家们)不知道，形式主义研究可能通向更深刻的思想内容面研究：它直捣内容形成的内在条件本身。有两种现代文学理论家或文艺理论家(更不必提所谓美学家)，一种是善于在文艺创作和哲学理论之间建立联系者。这类研究因运用哲学词语而貌似深刻，而实易沦为哲学教条主义表述。另一种文学理论家虽以进行作品文学特质分析为目的(文本解读)，却首先须探索相应而恰当的理论工具。对于文艺学和美学来说，后者之所以更重要，正在于其选择的理论工具是“适切性的(relevant)。而哲学家由于沉迷于论述的系统性和严格性而不注意此理论之论域适切性要求。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些哲学家对其思维“针对性”程度所作的微调还不够细密，并易于把理论话语本身的严整性与理论话语与其对象理论关系的适切性混淆起来。理论的“深刻性”必须是具有适切性特点的，否则难免成为空头理论。徒具抽象严整形式的理论话语其实恰恰是思维欠缺真正深刻性的表征。



5。文学体验与理论思维

在辨析了哲学思维和文艺理论思维之异同后，再来看文学理论本身内部的问题。对此我在本译文集的译者前言中已有所论述。由于并非文学专门而又由于跨学科研究需要而涉及文学问题，我想在此再谈一下当初急于译介巴尔特作品的个人理由。我个人人文兴趣发生学的顺序是先文学，再哲学，再历史。三者当然是在思想内容和方法理论方面是广泛重叠的。但文学是我的思想始源，是我最早组织我的认知和评价经验的场地和媒介。具体来说，先是按照古典小说内容(故事)组织社会和人生理解，然后是按照古典文学批评深化此经验。到了哲学兴趣阶段，我的文学兴趣在两个层次上经受了巨大变化：内容主题方面和思想方法方面。也就是从欧美古典时代文艺主题向西方现代文艺主题的全面转移，我们对古典主题的历史性领悟为一事(正如我们读古典诗词)，我们对感受时代生存体验的需要为另一事。相对于时代生活感受和认知，遂出现了感受和认知的“方法论”需要，也就是现代性的理论需要。二十世纪初俄国和英美文学创作和理论探索的交互并进，从两个层次上使我们进入了现代文学理论领域：创作的美学实验和理解的理论探索。就前者而言，有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范围问题，是以周遭直接环境为范围，还是以可深化人类生存理解的扩大环境为范围呢？前者是我们的具体行动场地，却不一定是可提供充分感悟和理解的恰当环境条件。就后者而言，针对任何行动实践目标而选择的“理论思想”为一事，针对把握理解时代社会人生根本问题所需的理论方法为另一事。然而两种“理论”实践往往被混为一谈。行动实践的性质和目的千差万别，相应的理论指导方法也就多种多样，结果“文学”可以成为达到任何行动目标的工具。表达媒介的同一性-----文字，反而易于混淆表达目标的歧异性。文学理论于是可等同于任何社会行动的指导原则，而后者其实主要相关于其它领域的认知问题，如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心理等领域内的理论工具知识。在这类混杂的文学理论讨论中，文学理论家应当首先具备各相关领域的专门知识。具有了专门知识然后才能有信心去指导读者如何去理解社会和人生。不幸，文学理论家们并非都有此自觉，他们往往以为凭借经验和直观智慧即可达到目的。于是他们形成了一种学科门类保护伞：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专科。(类似于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家的情况)。结果，他们所提出的道德批评和直观经验之类多只不过是表现各种社会关切的实用性思考。其身份的可疑性在于这类思考正应当由其它领域专门知识加以支持(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而非仅由所谓“文学理论家”来承担。传统型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家们，只不过是承担着社会意识形态的特定角色，其(阅读)博而(理论)未专的职业特点使其难以深入处理人生与社会的理论认知问题。



6。意识形态及其批评

文史考据和品鉴的研究当然属于文学本身领域，但其“科学性”身份只存于资料研究层级上(干嘉考据学和国故整理学均属此一层级)。文学的“外缘”性研究和作品的品鉴分析属于巴尔特所说的“文学性”范畴的纯技术性部分。巴尔特思想的一般倾向则是最终朝向意义和解释目标的，是首先去探讨既定学术操作规范和程序形成的因果、意义、价值，及其根据的。文学思想是相关于把握意义、价值、因果之寻索活动，而非满足于对历史典籍文句的排比和品评等经验性目标。巴尔特的文学思想的独创性则表现在前述两方面实践的协同运作上：摆脱系统化的伪理论形式和探讨作品美学的意义构成。既是针对作品的，又是理论分析的。巴尔特遂成为结构主义运动中文学思想的第一代表者。作为文学和文化作品意义构成和理解的分析家，巴尔特也触及各种时代意识形态问题。后者成为其意义分析的对象和“媒介”：表面上讨论意识形态的内容，实际上分析的是意识形态在作品话语中所起的特定作用。巴尔特所处理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意义”(思想内容)和其“隐含意义”(修辞术中的作用方式)在份量上是不一样的。他在提到时代话题(革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时的表面判断并无卓识，因为他也同样不是相关话题的专门家。但他在揭示这些概念及其俗常用法的修辞学和符号学作用时，托现出了它们的表意方式(含混，多义，深层意义等等)的问题。同样的，作为忽略社会性价值和行动的唯美主义作家，巴尔特对虚无主义美学的根深蒂固偏爱，似乎也只是在呈现其本人另类意识形态立场。实际上，巴尔特的意识形态话语可以说在处理着另类真理探索：通过揭露意识形态内容的混乱表现来呈现意识形态话语的特殊意指方式。后者在文学符号学层次上可归结为一种积极的结论：意识形态修辞术的运作方式问题。巴尔特是六十年代法国创发文化意识形态分析的主要思想家。克里斯丁-麦茨的电影符号学思想即为其直接发展之一。结果，巴尔特作为话语客观意义否定者反到导致一种肯定性的意义效果：他对具体历史话语的伪客观性的揭示，增进了人们对意义和所指的意指机制构成复杂方式的认知。实际上，巴尔特对客观确定存在的否定性判断反映着其心中存在有一种标尺确定性观念，其情形类似于尼采。对现实进行彻底的批评实践反过来证明作者内心存在有对批评标准明确性的要求。两人的动机、立场、方法，都是朝向现实认知的，也就是均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话语成了理性主义运作的对象。在此意义上，两人不仅与德里达不同，也与海德格不同，却与福科类似。可以说，巴尔特和福科对尼采的利用方式不同于海德格和德里达对尼采的利用方式。

这样，我们看到有两个罗兰-巴尔特形像：唯美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述者和对其进行意义构成分析者。前者使其参与“后结构主义”的或反理性主义的文学实践，后者使其对一切文化和文学话语表现进行理性主义的文学解剖。作为理论方法论家，巴尔特是符号学家，叙事结构分析家，修辞学家，意识形态批判家，作者论创立者，以及历史理论家。这一活动方向从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减弱。等到他进入法兰西学院后，理论分析的动力已成强弩之末。但是他三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实践已完成了上世纪最杰出的文学思考成就之一，并特别影响到人文科学的领域共同的基本课题：叙事话语的意义构成问题。他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各门科学，而是文化和学术的话语结构。在法语世界进行的具普遍意义的理论检讨，将可扩大应用到人类一切人文话语研究系统。例如在读解了“历史的话语”一文之后，我们还能对一切古典历史典籍照单全收么？巴尔特的历史理论是可直接与“古史辨”一派相衔接的。

7。社会介入和理论认知

我在1985年译出了“艾菲尔铁塔”之后，每次来巴黎时巴尔特的感受和观察方式遂不时浮现于心际。偏重人生现实的我之文学兴趣，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如仅举三人当是：托马斯-曼，劳伦斯和巴尔特。前两人的战前小说，巴尔特的战后散文。我从不喜欢萨特的哲学，也不喜欢他的文学。对我来说，巴尔特的朴素真诚和萨特的矫柔造作形成了明确对比。如此心仪巴尔特，我却迟了一步，未及直接请益(1982年我在美加先后访谈过克莉思蒂娃，托多洛夫和福科。直到1989年才见到列维斯特劳斯和保罗利科，但和他们早从1980年起就开始不断通信了)。我译出的小书<结构主义>1980年出版后，曾寄给多位法国“结构主义者”，而其时巴尔特斯人已逝。其实早在1979年初时即已应<哲学译丛>之约译出了“历史的话语”，不料由于某美学专家和副主编拒用而未能及时刊出。这样，我就没来得及在巴尔特逝世前向其致意(他如知道我译出了此篇文章，即可相信“吾道东矣！”)。法国的巴尔特和中国的顾颉刚这两位领域不同的历史思想家的共同之处是，均在选择的特定“话语自足域”内实行着分析方法论上的一致性运作(一以贯之)。思想的力度首先体现于文本读解中原则和程序运作一致性的感觉上，析读的水准不在于旁征博引，而是表现于对问题的选择和组织的方式上，从而才可引致较深、较高层次上的话语“可理解性”提升。文学理论首先是指有关对象形成条件的思维；既非仅指直接运用文本话语之思想内容，也非仅指对话语媒介进行美学性玩赏和技术性推敲。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方式主要为此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术必须超越其民族主义思维方式的道理所在。动辄责人“数典忘宗”者，实为民族思想进步的最大绊脚石。至於太空时代还留恋着“天地君亲师”之封建主义境界者，可谓不知今夕何夕，理论的想象力也未免太薄弱了。为什么这类时代落伍者可以在海外以先进自居？一是他们混淆了社会实际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二是他们欠缺自诚，惯于援引汉学家同事之族裔身份和汉学界之制度地位作为其巩固个人学术地位之“国际”依据。加以不论他们持什么政治态度，其带有西方标签的民族主义学术方向可受到两岸崇拜国际名势的学术权威的积极支持，故可左右逢源，足以收多方面之个人实惠，可谓世故之至。不知其应世智慧来自民族圣人老子乎？一个深刻的时代思想陷阱是：人们往往以某人思想内容和现实批评挂钩的直接性程度来掩盖其学术理论本身的单薄性。须知现实问题的构成，对此问题之批评性表达，以及学术理论的构成，是三件不同的事。你选择了现实问题作为讨论课题，此选择性既不等同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也不等同于你的学术准备程度。结果意见宣表本身成为学术水平的虚假标志。早年<观察>诸公对时局的强烈关切和他们的相关学理修养实为二事，虽然前者未必高明，却成就了以政论养学誉的“资本”。学者被要求“介入”，结果既介入不当，又荒疏本业。荒诞的是，因社会“介入”所赚得的名声转成学术专业成就的标志。这还包括负向的社会“介入”，由此引生的个人不幸经历到头来也可转化为本人学术资格的“储值”。在现当代中国社会和学术发展史上，这类现象比比皆是。似乎不管在什么方面(包括社会负向)取得的名声，均可随意(其后在正向上)运用于各个其它方面。先前甲方面的负向“名声”，其后可在乙方面辩证地转换为正向的知名度。学术和声名，不论正反，均可成为社会策略的工具，学术名实之间的全面不符是历史结构性的。



8。文学理论分类学

我们已经说过，巴尔特文学理论类型的意义和价值，须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研究史的整体环境内来定位。为此我们可以举出主要的文学理论类型如下：

——各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自十九世纪小说文学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二十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其主旨是在内容层次上进行社会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批评。这类批评活动可使我们直接思考文学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适用性，后者直接相关于二十世纪初发展不久的社会科学成果。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家的工作成效直接取决于所掌握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没有正确的历史，政治，社会等现代科学知识，是无法在意识形态内容上进行恰当描述和判断的。如果自己在认知上尚在不断“彷徨”，又怎么能去教导青年呢？难道是教导他们和你一起去彷徨么？

——现代派文学批评。随着世纪前后欧美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出现，英美文学批评提出了相关于现代派作品的文字美学品评分析研究，从而在二次大战前后形成了学院派新文学理论思考类型，并为现代派诗歌和小说积累了文本艺术品鉴技巧。新文学批评派是现代派“实验文学”的共生物，其论域自足性既是其杰出成就的根源，也是其认识论局限所在。

——战后存在主义的文学理论在观念层次上扩展了文学实践范围，成为按照哲学理论“运用”文学材料的手段。文学成为哲学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学理论不过是对此哲学式文学实践进行的一般性概括，而非对文学本身进行的专门研究。

——接着，通贯二十世纪的文学科学研究日益发展，其批评理论部分与若干哲学学派结合，渐成主流。哲学中心的(各哲学流派中心的)，心理学中心的，精神分析学中心的，人类学中心的，社会学中心的种种现代西方文学科学理论流派却显示了一个有关文学身份含混性的问题：文学和诸科学的关系问题。后者往往使文学成为诸科学研究的材料而已。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学科学研究成为文学专业主流，其直接效果是促进了人文学整体意识。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理论都是与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息息相通的。

——当研究者探索什么是文学自身时，此“文学自身”却在迅速变化之中。于是，我们须研究一个自身性质和边界均处于快速变迁之中的对象。这时自世纪初在俄国首先提出的形式主义诗歌语言理论及其后之若干发展，在战后法国显示了另一个更适切的思考方向：重新思考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即文学自身身份的问题。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结合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学术领域，一个文学研究的“最小域”，一个可以有效操作的平台。巴尔特就这样应运而生，并基本上做到了“尽其在我”。“文学本身”概念表面上是缩小了对象域，实际上此最小观察域，不仅是对象域，同时也是世界视角的重新设定。广义文学形式主义不只是研究文学的更严谨的方法论(试比较麦茨的电影理论)，同时也是以整理过后的这块文学自足域“基地”作为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巴尔特把文学批评扩展到文化批评的努力即为其例。我们特别以此指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于研究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所起的作用。

——后结构主义文学思想表现为结构主义的“发展”么？其风格性转向或话语性“颠覆”其实不是针对结构主义的，而是滋生于六七十年代西方整体文化环境的，显示了当代西方理性思维的困境。其原因固然不止一端，在我看来(与西方学者不同)，知识论上的原因才是最主要的：文学身份或边界的模糊性所导致的理论模糊性问题是一个人类文化整体内出现的问题。文学的讨论涉及到文化全域，传统文学的功能已分散到各个文化和学术领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我们如何还能用传统的文化现象分类学来作为思考的框架和单位呢？这样我们就必然来到了新一层次上的“文史哲(艺)不分家”，也就是人文科学的整体重组的新策略观。现代文学理论问题也就须分解地纳入此新的知识论格局内加以处理。在此阶段，所谓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不必视其为人文科学理论思潮内部的自然的或逻辑的发展，而可视之为虚无主义意识形态在商业化世界的准文学创作活动(如用理论话语形态表达的朦胧诗之类)的效用。学术理论话语成为学术商品市场运作的另一形态。

上述文学理论门类改述可简化如下：

——赏鉴派：-与传统文学实践一脉相承的作品品鉴法，其得在于扣紧文本美学和文字读解；其失在于未能深入文学之肌理及其环境关联，二者均须联系于现代知识准备。

——哲学派：与传统理论思维形态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论，其得在于探索作品思想理据和建立文学思维方法论系统，以及朝向美学价值根据问题；其失在于有沦为教条主义和忽略文学本身特质之虞。

——科学派：从科学因果观立论，探索文学与社会、文化、学术世界的关联性，古典考据学研究可划归此类；其得在于强化文学与世界的因果关联研究；其失在于侧重文学的外在关联考查而未深入文学本身之特质。

——符号学：文学符号学侧重文本本身的各种语义结构研究，提出文学创作的内在性条件问题。其得在于强化对文学实践本身形成方式及背景的思考，以从根本把握文学的性质和可能性；其失在于排除文学实践社会思想环境相关性思考，故不可能解决价值判断问题。符号学研究价值表达方式，却不及价值本身。但是，符号学是各种文学理论研究的第一基础论研究，即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研究。形式主义方法恰可使其具有广泛的可应用性。

当然，以上各种类型均不同程度地融入每一个别研究策略之中，而能将四者加以充分有效通贯的学术条件尚未形成。大多数综合研究都呈现出将诸种策略任意搭配的倾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新符号学观即是朝向于克服此缺点，并企求更有效地处理未来人文理论综贯性研究。



9。社会规范和学术规范：外成与内真

现在再来结合中国学术文化情况来看一下。相对于未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而言，首先应当建立有关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类型学观念，在适当规定的学术整体内为各研究类别确定其相关位置和统一的“学术性价值”标准。不同的研究类型间是有价值上内在的等级区别的。在此格局内可以按不同的判准来排定类型学的“科学性”等级序列。传统的做法是功利主义取向的，不是根据学理的内在标准，而是根据营造社会名势的竞争动机，以至于人为武断地规定文学评价的等级图表，从而限制了文学思考的多元化发展。在此趋向中，一方面历史资料性研究被封为最高典范；另一方面，空洞的理论话语任意铺陈，只要其可在文教制度内占有地位即可在“学术史”名目下永远延续下去，以至于成为不须具有有效说明力价值的理论话语制作术(即只需重复一种理论类型的话语以形成专业制度，而不须使其针对相关复杂对象客体来产生精确阐释效能)。在此意义上，我们在跨文化文学理论整合过程中首须形成一门新的“文学科学”框架，其性质是临时工具性的，但不是受功利主义目标操纵的。在此巴尔特思想虽仅只是框架内的一环，而其效用却可遍及框架全体；即它可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省视人文学整体分类学框架。巴尔特思想是一个折射器，虽居一隅，却可映现四维。

1)文学作品和时代条件

二十世纪所谓中国思想界主要指文学界，甚至于专指小说界。中国的思想家，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史学家，而是小说家。传自十九世纪欧洲小说传统的现代中国小说职业方兴未艾，遂成为表达现代中国思想的主要渠道和媒介，这一事实本身已可显示现代中国思想方式的内在不成熟性。其它学术思想方式，如文史哲研究，都是直接间接为此小说创作实践服务的。(电影界更是如此，而情形比较单纯，因其主体不自诩是在表现严肃思想，而只是提供娱乐)中国小说的创作基础和接受条件是全面受制于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即其效果和影响的价值是由客观社会结构预先决定的；也即其内容，方式和效果的可能状态是预先被“编码”的，从而表明其性质和方向的先天非自主性。如果我们根据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或按照权威认定的等级制度对其加以考查，所得结论已可从此社会固有规约中推出。当代中国小说思想界比世界其它地区文学思想界享有远为广泛明确的影响力一事，是值得称许的现象呢，还是值得忧心的现象呢？我们的确拥有几十年的独特社会经验，并有可对其进行适度批判的自由。仅只历史经验本身，特别是在其环境内形成的主观经验本身，就足以成为积极思想建设的充份根源么？小说思想方式是特别受到社会形态制约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说，凡得以在社会上流行和产生一定社会名声的学术思想，其内容都是经由社会认可的。与此同时，此类学术思想的性质也就是内嵌于社会结构方向之内的了：社会存在决定着学术方向。如果选择“社会认可”以便增加影响力，就必须按照社会规范而不是按照学术规范去调整学术方向。学者自须在此动机层上先进行其“元选择”。伦理学正是在此切入。

2)中国文学和西方汉学

为了建立全面健全的文学科学分类学框架，必须摆脱学术名势窠臼和偏见。首先须摆脱特殊形态的学术文化界“崇洋媚外”倾向：例如跟随汉学权威主义。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太多地受到外国汉学界的影响。其实须担其责的是中国学者本身，而非外国汉学界。由于功利取向，中国文学家和学者急于走向世界，遂须特意借助汉学界之助。中国文艺通过西方汉学走向世界，其进境亦必受其限制。甚至于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均会为其所制。同样这也不是因为汉学本身有何不对。其水平就是如此，并已足以担负西方对少数族裔文化研究的需要。这一倾向实源于中国学界自身。为了获取国际名利，捷径就是汉学界。中国学术文化也就须在逻辑上与国际汉学界逐渐齐平。二者结成互利合作关系。为了有效维持此学术交流关系，反过来中国学人也就须迁就汉学界的学术方向，后者在语言和理论两方面均有其内在的局限性。社会的民主化原则可掩护汉学界的先天弱点。原本理论上也先天不足的中国人文和文学理论界，出于功利取向，在国内可受到传统保守学术意识形态的保护，在国外也可受到基于同一社会民主原则而形成的“学术正确”原则的掩护(谁也不怕谁！)功利主义的学术方向必然导致此一长期发展趋向。因为，和自然科学不同，人文学术没有一致的客观标准，最易于成为功利竟夺的场地，理论探讨也就会易于转化为学术市场运作术。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学术理论的真实归趋和学术权威的运作都是彼此普遍失衡的(不幸，学术权威系统大多是在社会力势决定机制内形成的)。“思想实践”于是须指：思想者首先不在内心屈服于学术等级制度的制约。如利益至上取向，就必然在或左或右两端上顺从外在权势意图光谱而弱化或失去了其独立学术方向。



10。小结

文学现象，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当代“人文思想”的最重要表达者。在中国，这是指小说文化；在西方，这是指文学理论。所以文学符号学问题相关于“思想界”之主体。巴尔特文学符号学本来是对学术和文化话语进行的形式主义分析实践，而其内在的旨趣是朝向于在学术文化话语中清理含混、揭示虚假和追求真实之目标的。在此深刻的意义上，可以说巴尔特思想始终是朝向深层真理思考的，是为各种人文学真理探求提供分析工具和策略技巧的。其形式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使其特别适宜于应用到非西方历史话语系统研究中去。巴尔特文学符号学正象一面镜子，可折射出历史和现实中文化学术的结构和意义。为了有效地利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当然须首先处理有关社会中研究和思考条件限制的问题。巴尔特生存和活动于当代欧洲社会，其成果和经验自然不能直接应用于我们的学术实践。文学符号学反映和启示着人类普遍的文学情景，却不可能提供现成的指导。如何有效地对西方文学符号学资源加以利用，亦须“因地制宜”，另行探讨。希望本网站的相关资料可启发读者对此产生进一步思考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