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代东正教神学为生命神学产生的理论准备
发布时间：2015-07-02 14:14
摘要：当现代东正教神学为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其诸多神学家对生命神学的阐释，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奠基，作了重要的准备。东正教神学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伦理道德，世俗道德中的善、良心、正义、义务与原罪、得救、爱上帝、爱心以及和睦相处的宗教道德结合在一起，是生命伦理的主要内容。舍弃尘世的欲望、忘我牺牲、清淡寡欲、慈悲、博爱、朴实和为穷人做善功是最高的道德使命。传统东正教弃绝自然与生命，苦行生活是拯救灵魂的最好形式，隐修生活是灵魂的艺术，对基督的爱是生命的内在太阳，人应带着上帝的思想走自己生命之路；神性与人性不可分割，人的生命并非自己的生命，而属于激励它的灵。在圣三位一体中，圣子在生于圣父之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却在圣父那里得到了新的生命，这就是赋予生命的、永远住在他里面的圣灵。基督教只有是自由的宗教才会有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享有自由才是完整的生命
“罪过不是病态，也不是恐惧。人类最强烈的道德意志由于意识到存在中不可消除的罪恶事实而陷入绝望。然而，当人的灵魂陷入绝望，当它在悔过中感到悔恨的时候，它应该知道我的罪过所以会带来痛苦，只是由于我知道善才有此种可能。我所以在黑暗中感到痛苦，是因为我知道光明，是因为我不倦地渴望光明，是因为我全力以赴，以使我内心隐藏的光明有朝一日能光彩照人。”
伟大的斯拉夫民族从基督的存在中，感受生命，在痛苦的渊蔽中，追寻阳光。历史听到这个民族的声音：“起来吧，焕发出你的光芒，耶路撒冷。”
精神是神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结合，宗教是精神与精神的关系，神学使灵魂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意志和生命的主体。爱琴海不再沉睡，基督教的精神在行动，招叫了蔚蓝色的、神圣的拜占庭帝国和“第三罗马”莫斯科。从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走来，东方基督教民族以其特有的方式和信仰，以其悲情的品格，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大厦；东正教神学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为生命神学积淀了一份珍贵的理性遗产。
东正教神学家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伦理道德，世俗道德中的善、良心、正义、义务与原罪、得救、爱上帝、爱心以及和睦相处的宗教道德结合在一起，成为东正教道德的主要内容。舍弃尘世的欲望、忘我牺牲、清淡寡欲、慈悲、博爱、朴实和为穷人做善功是最高的道德使命。传统东正教弃绝自然与生命，苦行生活是拯救灵魂的最好形式，隐修生活是灵魂的艺术，对基督的爱是生命的内在太阳，人应带着上帝的思想走自己生命之路；神性与人性不可分割，人的生命并非自己的生命，而属于激励它的灵。在圣三位一体中，圣子在生于圣父之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却在圣父那里得到了新的生命，这就是赋予生命的、永远住在他里面的圣灵。
现代革新派神学家主张，平等与爱必须在人间得到显现，应关注迫切而重大的社会伦理问题，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的神人关系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关注妇女与生殖以及世俗经济伦理问题。神成肉身使基督接受人性及其历史内容；天国也可出现于此世，作为真理的见证。
列夫•托尔斯泰，俄罗斯的一面镜子，同时是俄罗斯革命神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对至爱与良善的苦求，不仅通过他文学话语的表达，还有他大量的神学著作。他一生中最后的转变是从一个唯美主义者变成一个宗教道德学家。他一生强调宗教的实践价值，努力使基督的学说在我们人的生活中彻底地贯彻，他对于东正教神学的反叛与颠覆，对于生命意义的肯定，影响了整个世纪。托氏的生命神学与哲学的核心在于把上帝理解为爱与至善；他认为：“上帝是爱，是对生命的爱，生命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生命到处存在，任何生命都有神圣性，生命是完整的，是统一的，上帝就是普遍的和永恒的完善。”泛生命论和泛生命伦理是他一生的追求；他发掘世界各民族有关生命意义的智慧资源，向俗世生活学习，反对《旧约》中的暴力伦理主张。托尔斯泰说：
“基督教义并非一种让人恪守的法则的教义，恰恰相反，它展示为一种全新的生活观而成为人的引导，正是在救赎之途中，人们才步入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新阶段。”
托尔斯泰试图寻找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和农民的生活中感受基督，但他却爱基督，把他作为真理来追求；由于这种矛盾，他挣扎并呼唤，摆脱自身生命的虚伪，离家漂泊，去探询生命的本源。
费奥多罗夫，一位传奇式的禁欲主义神学家，他以独特的思想解读生命与死亡，把基督教神秘主义与生命科学技术怪异地融为一起。他认为死亡是暂时的现象，它是依赖于自然的盲目力量，我们应复活死者的生命。复活所有死去的人，科学技术、宗教和哲学都是这项行动必经之路，在复活的伟大事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不可低估。“对物质元素及其力量的知识，可以把死去的人的身体重新组织起来，恢复原来的状态。”他对生命科学家寄予无限的希望，并号召整个社会所有人都来和科学家一起研究这个问题。费氏预示了基因时代的到来，并指明这是一项宗教的事业和宗教的理想，任何宗教都是复活的宗教，复活是神的吩咐；他说：“基督是复活者，因此作为真正宗教的基督教就是复活的事业，用复活来定义基督教是个准确的和完整的定义。”他指出，天国不在彼世，也不在人的心里，就在世界中，天国能够实现，但要靠人类的努力。
哲学是神学的基础与前提，神学是信仰的哲学；宗教哲学是神学与哲学之间的领域，俄罗斯宗教哲学是一种独特的神学性质的研究，是一种宗教哲学家自身的宗教体验。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对东正教传统的批判，是为建立一种崭新的宗教神学意识，使东正教神学研究到达一个顶峰；这个历史运动的开拓者，应该是索罗维约夫。他结束了俄罗斯没有哲学的时代，俄罗斯精神通过他得到深刻的表述，并传扬给我们这个世界，东正教神学与俄罗斯哲学的完美结合，使基督教神学完成了一次历史的渊化。索氏用特殊的语言重新定义宗教与人的关系，认为隐藏着的、作为启示的绝对原则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宗教就是上帝与人或世界联系的中介，这种联系就是作为过程的宗教意识；宗教性是个人的一种情感与爱好；基督教应从传统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并用现代科学知识、人类的各种文化遗产来加以论证，基督教意识应是科学、哲学与神学的有机综合。索氏把神学作为最高层级的知识，科学与哲学是神学的基础，神学是其目的，反对科学、无视于科学都是错误的。“上帝-圣父就自己的本质而言不可能没有道，这是它的表现者，也不可能没有圣灵，这是它的确定者；同时道与圣灵不可能没有第一个主体，第一个主体就是被其中的一个所表现的，被另一个所确定的，它是它们共同的根源和始原。”索氏指明，人既有人性又有神性，神性也属于人，人在此世的生命是有限而相对的，但也可以修炼成永恒；上帝可以化身为人，他可以外显于“道”给世界，人是上帝与物质的联系者，人是完整的、普遍的和个性化的有机体，他是神的有机身体的存放地，他是被造物的中心，又是神的原则的实现；他相对于上帝并成为自由之身，最终人类的原则将与神的原则结合为一体，人将达到神人类，即精神上的人类，或是精神上复兴的人类；神人类是人类的使命、目的和最后的信仰；敌基督是世俗的权力，它代表恶的力量，利用人的弱点，使人屈服于欲望的现实。索罗维约夫从《圣经后典》的《所罗门智训》中获得了“索非亚”的观念，索非亚是神的身体，是被神渗透的神的物质，是基督的标志，是世界的灵魂，是人类的原则，是包含在神的本质或基督中的人类；索非亚参与社会的创造，参与宇宙过程。神学、宗教与精神科学对神秘的探索，吸引了索罗维约夫；“神秘具有整个人类机体全部生命的最高本原的意义”，神秘居于形式与物质之上，生命只有通过神秘，与绝对始原的现实性即与上帝的生命，存在着最密切的联系。索罗维约夫写道：
“在任何有机体里我们都必然地有两个统一，一方面是作用于原则的统一，该原则把众多元素归到作为统一的自己身边；另一方面是已经被归为统一的多，它是该原则的确定的形式。于是我们拥有产生的统一和被产生的统一，或者作为原则{在自身里}的统一和在现象中的统一。”
到处是声音，到处是光，
每一股生命之流，都必须服从爱的律法，
万物共有的是一个根源；
我已看见了，我已听见了——
那不可见、不可听的世界。
叶夫根尼•特鲁别茨科伊是索罗维约夫的追随者、生命意义的探索者。他认为，只有基督教才能给出关于生命意义的肯定答复，人只有靠宗教才能寻找生命的意义。基督教是神人的宗教，作为神人的基督为生命意义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典范与希望；基督的复活彻底战胜了死亡，死亡是生命神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一元论认为上帝是绝对的，绝对只有一个；人的生命是相对的，但基督教把这种相对性消解了，把人与神、把世界与上帝用道成肉身完成统一；上帝把被造物作为朋友，他们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最终命运的权利与能力，这并未破坏上帝创世的计划，而且是这一完整行动的一个环节，在人的自由与上帝的旨意之间，惟有基督实现了这种统一。索非亚是上帝关于世界的计划，是上帝关于世界的构想；被造的世界与索非亚完全不同，即上帝的理念并未实现，这个理念是世界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被造物在世界进化过程中的选择是自由的，尽管他不是绝对的、无限的。
瓦西里•罗赞诺夫，性生命神学家。在生命的纵深处，他看到的是性，世界的一切问题是从性出发的，性是人行为的基础；性对基督教是一个禁区，性是基督教最薄弱的环节，必须建立性的神学与性的宗教，神学才是完整的；性不是功能、不是器官，已超越生理的范围，“性就是我们的灵魂”。
罗赞诺夫的性神学意识和理论被另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文学家和神学家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接受。梅氏超越了他人对性和宗教关系的研究，把性作为重要的神学课题，认为是人和肉身最主要的内容，宗教对性的压抑与贬低是错误的，性是人与先验世界的接点；他指出：“性是唯一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与‘另一个世界的接触’，是从自己的肉体走向他者的肉体，从我走向你，是从一的秘密走向圣灵的秘密的唯一的途径。”梅氏用神学的语言与思维解析性，进行神化、美化与圣化，以至推演出永恒的女性和作为爱的圣母将拯救世界，圣母的伟大体现在让我们在救赎和复活的世界里享受肉体的甜蜜与神圣。他的“肉体唯心主义”重视地上的欢乐，基督复活的意义就在于使人的自然个体变成神人的、绝对的个性。梅氏用圣母-圣灵的偶联来结束三位一体的教义，创造了一种新的神学逻辑，以女性主体作为新宗教意识的核心，他在区分圣灵的母亲和上帝之母玛利亚的叙事中，强调圣母拯救人类的力量。他精妙地建构神圣的世界生命三部曲，以此转换人的生命的三种历史形态：第一个人类是大西岛上的人类，他们经过大洪水的洗礼；第二个是我们历史上的人类，他们是用各各他的基督宝血洗礼；第三个人类是启示的人类，他们是用圣灵、圣火来洗礼；人类必须经过艰苦的链狱过程才能通达永恒，地上的奋斗对于人类来说是与神约定的，圣父之约、圣子之约与圣灵之约是信、爱、望的伦理之约定，这正是生命的约法。
歌德认为自己的一生是“生命的诗和真理”，别尔嘉耶夫正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者，他用自由主义哲学和东正教神秘主义织筑了一座精神的大厦；他一生不断追求探索生命意义的生活，解读自由、使命、生命的永恒、苦难与恶，认为人的思想应由生命的直觉提供营养；生命首先是运动，生命就是变化，生命的希望就在于超越，人在超越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生命的意义。给予是善的形式，医生比常人幸福就在于他把爱给予他的病人，他有机会获得这种给予；他说：“完成治疗病人工作的医生痛苦较少，而只能对病人同情却任何帮助也给不了的人比医生更加痛苦。”别氏以生命直觉为营养考察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并对肉体进行神化的同时，不可忘记人的个性与自由，即精神。他同时构造了世界三个伟大的神启时代：律法的启示（圣父），显现人的自然本性的神性能力；救赎的启示（圣子），人开始摆脱罪恶；创造的启示（圣灵），人具有创造本性，神的大能成为人的大能；他预告，上帝里产生人，人里产生上帝，新基督教与新时代就是积极创造的时代，创造是关于上帝的沉思，关于真、美与精神的最高生命的凝思，创造就是人的最高使命；这一切都以人的自由为基础。在自由中完成创造是别尔嘉耶夫生命的主题，更是他新宗教神学思想的核心，他把自由作为判断任何事物的标准，他认为：
“……没有自由既不能理解创世，不能理解原罪，也不能理解救赎。没有自由就不能理解信仰。没有自由，神正论是不可能的。没有自由，世界过程就是无意义的。”
基督教只有是自由的宗教才会有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享有自由才是完整的生命。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的理解是独特的、个我化的，他认为自由是非被造的，它根源于虚无，根源于ungrund；自由分为两种：原初的非理性的、超善恶的自由；第二种是理性的自由，善和真中的自由，这个自由既是起点与道路，又是重点与人的目的。精神的自由不仅是上帝的自由，更主要的应该是人的自由，人是上帝的形象与理念，人是非神性的，所以自由是绝对的；“上帝要求人的是精神自由，上帝需要的只是精神上自由的人。”人的自由是一种悲剧，这就是生命的悲剧，基督克服了自由中的恶，他代我们保有了自由本身，并启示了第三种自由，即超越理性的自由，是与神恩相联结的自由。人不能被动的，而应积极地努力去争取自由，自由是唯一的拯救。上帝对存在是全能的，但对虚无、对自由不是全能的，上帝拥有自由的完满，上帝在自由之中，而不是在必然之中，上帝创造世界与必然无关；上帝就是崇高的自由，上帝是解放者，他使人类和世界摆脱奴役；“上帝不是存在，上帝是精神，上帝不是本质，上帝是生存。”人的存在是对上帝存在的惟一见证，人是无限的存在物，是有限形式中的无限，是无限与有限的综合；上帝是世界的意义与真理，是精神与自由。别尔嘉耶夫用人的“个性”解决人生存的矛盾，解决人在自由中对创造的渴望；个性永远不应该服从整体的限制，个性是一个小宇宙，“个性是精神的-灵魂的-肉体的，它超越自然世界的决定论”；个性是人的行动、人的选择、人存在的中心；人的生命必须要有上帝的关照与参与，同时人也应参与上帝的生命过程。在生命创造过程中，人没有必要谦虚与恐惧，“人的使命是成为创造者，成为上帝创造世界和治理世界的事业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拯救。”别氏大声疾呼：“每个人都承担世界和人类的命运”；而且这一切“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马太福音》10：20）。上帝的创造远远没有结束，人的创造是上帝创世的延续，这是神人共同的事业，科学技术等世俗创造活动应与宗教结合，这一末世论的行为必须获得宗教的意义，才更加强烈地推动历史的进步；天国不仅在未来，而且还在生命创造的每一个瞬间，人只有积极地创造，才能体验和感知这些极乐与幸福的瞬间。
把绝对概念作为上帝的哲学探索是俄罗斯纯哲学的特性，因此这种哲学更接近于神学。尼•洛斯基和弗兰克可称为这样的哲学家。洛斯基把肯定神学作为相对神学，没有朝宇宙的原则，上帝可以不创造世界，人可以真正获得完满的生命，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是为人靠自身的自由进行新的创造。“聚和的创造”即宇宙和谐一致的创造活动，其中，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不仅相对于外部世界是自由的，人相对于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性格、自己的过去，相对于决定时间过程的内容之规律等都是自由的，甚至人相对于上帝也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存在物才能真正成为道德上的善，才能与上帝保持真正和谐的关系。没有和谐就没有善。洛斯基认为，每一个活动者都在不断地获得生命经验，并通过努力可以发展和上升到存在的更高层级，部分地是靠创造来实现，另一部分则靠模仿地接受生命的更高级生命类型，产生新的生命。而对弗兰克来说，生命的意义只能是宗教性的，宗教之外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绝对原则的寻找，而不是对偶像的崇拜，不是献身于偶像，为偶像而作牺牲，生命的意义的前提条件是：“上帝的存在和我们自己对上帝存在的参与，获得在上帝中的生命或上帝的生命。”
弗拉基米尔•洛斯基说，神学不仅是上帝的先验先知，而且是研究上帝的理论；人从神那里接受了生命，因此“他与父相等。”在这种对人与神的关系的思索中，列夫•舍斯托夫鹤立于20世纪，孤独而坚决地坚持同理性崇拜作斗争，反对普遍必然的知识对人的束缚，他有力地批判中世纪哲学家将信仰真理改造成知识真理、使雅典和耶路撒冷予以调和的努力；他认为，有关生命的启示真理来自于信仰，信仰不是知识，信仰不可用哲学基本原则或思维技术来解释；生命现实中的信仰和理性认知应该并行。阿那克西曼德早就认为，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就是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统一”，世界上是否存在不可克服的自然性，这在希腊人的理性视界内，是个不证自明的最后最高原则，但在伦理学代替本体论之后，普罗提诺却创造了一个唯一可见的道德世界，他背叛了理性，摆脱了束缚，获得人的自由和生命的自由，因为真理本身不需要强迫。舍氏认为，科学不是表明，而是判断，它不描述现实，而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创造真理，“科学乃是理性审判的生命”。关于知善恶树的果实同真理的比较，在苏格拉底之后分化成多种派别，但真理成为普遍必然的判断却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舍氏把康德、笛卡儿以及斯宾诺莎挑选出来，就是与有意规避圣经的黑格尔区别开来；他同时用普罗泰戈拉的话表书：“既然没有诸神，既然灵魂不是不死的，既然人的生存是以生开始以死结束的短暂生命，既然我们的存在不是由看不见的线和高于我们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一句话，既然世界万物都是有始有终的，——那么，有什么东西能够约束和有什么必要约束人的任性呢？”
当我们感受到东正教神学家的诸多深邃并充满探索勇气的神学思想时，不能忘记一位基督教辩证法大师、道德神学与性爱伦理心理学的尝试者——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维舍斯拉夫采夫。他从费希特的哲学中获取辩证法的启示，把辩证法与基督教进行结合，进而用当代心理分析学派的“升华”概念引入基督教神学意识。他认为，基督教完全是辨证的，它从始至终都在极限的概念里运动，基督教启示世人，并关注世界、生命与灵魂，我们应在基督教神学的悖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回答生命与人的各种难题。在心理分析学派的强烈影响下，他完成了令人震撼的《圣化的性爱伦理学》，他运用弗洛伊德的“升华”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讨论复杂的神学问题，追求改变人的本质，强调圣化的性爱就是被改变并升华的性爱。他认为心理分析学派缺乏宗教情感，而法律伦理学不合理，也不现实，并与爱发生冲突，它与恩赐伦理学或神恩伦理学对持，使徒保罗曾发现潜意识的存在，这个领域可以成为肉体领域；弗洛伊德的“利比多”过于狭窄，应以柏拉图的“艾洛斯”（性爱）来替代；圣经中《雅歌》就预示了性爱强大的升华作用。潜意识与性爱结合共同实现人生命的过程，它们使肉体与精神充满生机，并延续和进化下去。维舍斯拉夫采夫欲创造一种完全新的与道德主义和法律主义对立的新伦理学，即“性爱学”，这是一门宗教化的关于爱的艺术、爱的科学的学问，他这一以基督教意识和现代心理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新的创造伦理学，是化身的伦理学，是在“美”中产生的“圣化的性爱伦理学”，这是与法律伦理学对立的宗教的、恩赐伦理学。宗教神学与哲学作为研究生命与发现、感知上帝存在的工具，并通过心理科学缓解基督教与俗世的张力，使维氏成为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宗教思想家。
涅斯梅洛夫，一位把终生都给于神学人学研究的神学家，他建立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基督教人学体系，这位被东正教界认为神秘学者的人，凭借哲学家的深刻思想创造性地发见人的本质与非本质的两个“人的世界”的理论。他认为人的本质不在自然界里，只有精神的存在才是生命的本质存在，人不仅在此世存在，而且在彼世存在，这个彼世也是人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人对有限生命实现永恒目的的思考，就是通向基督教的道路，人生命的意义就是人存在的意义；原罪的实质是“人因迷信食用禁果而破坏了神的存在理念的真理，从而使自己的存在和整个物质自然界的存在都丧失了意义。”人没有放弃上帝，上帝也没有遗弃人，他仍旧让人返回大地；但他已失去永生，死亡是原罪引起的，人类由于食禁果而不能享用生命之树，使自己的精神生命受制于因果关系的物理法则；圣子化身是上帝降身为人，接受人的本质，救赎的事业也是人的事业，人应依靠自己纯洁的道德生活投身于救赎事业中来，用我们的生命荣耀天父；人和世界可以改变，人应用基督耶稣的学说为人建立新的生活，使生命有意义。复活就是人类的复兴，就是改变天、地、人的运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不是基督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生命的开始，也预设了人的生命正在发生巨大变革；旧约亚当是自然人类的始祖，新亚当是精神人类的始祖，它所生育的后代是完全的新人，新人具有新的本质。
塔列耶夫，被称为“俄罗斯神学中道德主义最极端的代表”。他为生命神学的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一生致力于把生命哲学参进基督教哲学之中，并以生命本质与意义的研究为重点，追问生命与自然、生命与世界、生命与上帝的关系。他把生命哲学划分为横向社会生命哲学和纵向的宗教生命哲学，前者研究人类普遍的道德规范与文化，后者研究人的个性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神学来说就是荣耀上帝，但是人又应如何理解自身的生命，人除从内在生活中显现虚无中的信仰和对上帝的爱，还应重视世俗的生命，因为他是神的生命的显现与折射，我们如此规定世界与人生，我们就成为完全的神的儿子，在我们渺小的躯体与精神之中无时无刻不反映神的伟大与万能。人是上帝创造的最高成就，创世的目的就是生命对虚无的胜利；他说：“创世的个别行为就是生命战胜虚无的一个连续的层次，直到在人身上理性和自由的生命与大地的泥土结合。”世界参与了上帝的荣耀，人参与了上帝对世界的创造，神的生命的载体是上帝，渺小中的生命的载体是人。塔氏不同意只有天上的东西和行动才是高尚的，地上的东西与行动也应表现上帝的荣耀，对上帝的爱就是一种自由生活，人的被造并没有结束神的生命在世界中启示的全部过程，上帝的创造计划并没有结束，人还不是最终目的；神的生命在世界中的启示的最高形式是精神生命；人的个性生命，即人对幸福与完善的追求，是与精神生命相对的；这种思想隐含着人的精神生命与上帝精神生命的融合，人应从心理-肉身生命完成向精神生命-宗教生命的过渡。基督给人类的生命带来意义，我们必须用行动参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给圣子以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和精神生命存在的目的。塔利耶夫的一生是一簇灿烁的火花，点燃了俄罗斯人的精神和催生了他们的民族意识的复苏。他坦然陈情：
“我们的精神生命是不大的火花，死后的生命还是这个火花，但已经燃成包容一切的大火了。”
东正教更重视精神生活和精神性，更重视圣愚与苦修的生活方式，它对天使式的伦理生命存在的理解常常使人敬畏。“东正教之心所领受的基督形象不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而是活在世间的温和谦逊的基督。”东正教没有舒适的此世之城，而是世间无家可归的永远的流浪者。布尔加科夫就是这样一位彻底的流浪者，他在漂泊中探索，在漂泊中沉思，在痛苦的精神炼狱和灵魂绞杀中，祈望解读宗教意识的本质、上帝、世界与人四大主题。他认为，基督是神之子，来到尘世，化身为人，他把自己的生命与我们人的生命结合起来，神成为人，这种神人之生命也赋予给我们。圣子没有自己的生命，他在生于圣父之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就是指他在圣父那里得到新生命的理由是足够充分的，圣灵给他受膏，在自己的爱中展现神的爱；布氏宣称：“爱就是这样：它在死去的时候才活着，在活着的时候则是在死去，对于它来说，存在不意味着在自己之中和为自己而存在，而是在他人之中存在和成为他人。爱使自己的实在面目对他人来说成为透明的，他在表现出最大力量的时候，却又仿佛自我隐藏起来。”人的创造活动只是在潜在性方面是绝对的，在现实中，人的创造是相对的；世界在六天被创造出来，这可以理解为，所有生命力量和生命的种子已经被完全留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继续从世界和人类的现实出发进行发展，不需要新的创造性进行干预；因此，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应是上帝允许的，改造世界、改造自己，都是全部拯救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
真理永远是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圣言永恒地与圣三共契。另一方面，圣父把自己的儿子派到世界上来，并亲身经历了他父爱之献祭。“圣父是钉十字架的爱，圣子是被钉十字架的爱，圣灵是十字架不可战胜的力量。”基督教让圣父以虚己的形式把儿子钉上十字架，让圣灵永恒地栖于圣子，赋予生命之灵、生活之灵、人类之灵，但在圣子死亡那一刻离弃了他；这其中有一个道德神学的原因，其奥秘的核心就是生命的神秘；对此，神性归于缄默，以等待那个伟大的安息日…。
“你们，我的琴声！我的歌
伴他而生，好似溪泉追随江河，
他想去的地方，我也得去，
迷途上跟着这位可靠的神。“…
“罪过不是病态，也不是恐惧。人类最强烈的道德意志由于意识到存在中不可消除的罪恶事实而陷入绝望。然而，当人的灵魂陷入绝望，当它在悔过中感到悔恨的时候，它应该知道我的罪过所以会带来痛苦，只是由于我知道善才有此种可能。我所以在黑暗中感到痛苦，是因为我知道光明，是因为我不倦地渴望光明，是因为我全力以赴，以使我内心隐藏的光明有朝一日能光彩照人。”
伟大的斯拉夫民族从基督的存在中，感受生命，在痛苦的渊蔽中，追寻阳光。历史听到这个民族的声音：“起来吧，焕发出你的光芒，耶路撒冷。”
精神是神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结合，宗教是精神与精神的关系，神学使灵魂成为一种精神、一种意志和生命的主体。爱琴海不再沉睡，基督教的精神在行动，招叫了蔚蓝色的、神圣的拜占庭帝国和“第三罗马”莫斯科。从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走来，东方基督教民族以其特有的方式和信仰，以其悲情的品格，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大厦；东正教神学对生命的体验与感悟，为生命神学积淀了一份珍贵的理性遗产。
东正教神学家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伦理道德，世俗道德中的善、良心、正义、义务与原罪、得救、爱上帝、爱心以及和睦相处的宗教道德结合在一起，成为东正教道德的主要内容。舍弃尘世的欲望、忘我牺牲、清淡寡欲、慈悲、博爱、朴实和为穷人做善功是最高的道德使命。传统东正教弃绝自然与生命，苦行生活是拯救灵魂的最好形式，隐修生活是灵魂的艺术，对基督的爱是生命的内在太阳，人应带着上帝的思想走自己生命之路；神性与人性不可分割，人的生命并非自己的生命，而属于激励它的灵。在圣三位一体中，圣子在生于圣父之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却在圣父那里得到了新的生命，这就是赋予生命的、永远住在他里面的圣灵。
现代革新派神学家主张，平等与爱必须在人间得到显现，应关注迫切而重大的社会伦理问题，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的神人关系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关注妇女与生殖以及世俗经济伦理问题。神成肉身使基督接受人性及其历史内容；天国也可出现于此世，作为真理的见证。
列夫•托尔斯泰，俄罗斯的一面镜子，同时是俄罗斯革命神学的先驱者之一。他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对至爱与良善的苦求，不仅通过他文学话语的表达，还有他大量的神学著作。他一生中最后的转变是从一个唯美主义者变成一个宗教道德学家。他一生强调宗教的实践价值，努力使基督的学说在我们人的生活中彻底地贯彻，他对于东正教神学的反叛与颠覆，对于生命意义的肯定，影响了整个世纪。托氏的生命神学与哲学的核心在于把上帝理解为爱与至善；他认为：“上帝是爱，是对生命的爱，生命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生命到处存在，任何生命都有神圣性，生命是完整的，是统一的，上帝就是普遍的和永恒的完善。”泛生命论和泛生命伦理是他一生的追求；他发掘世界各民族有关生命意义的智慧资源，向俗世生活学习，反对《旧约》中的暴力伦理主张。托尔斯泰说：
“基督教义并非一种让人恪守的法则的教义，恰恰相反，它展示为一种全新的生活观而成为人的引导，正是在救赎之途中，人们才步入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新阶段。”
托尔斯泰试图寻找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和农民的生活中感受基督，但他却爱基督，把他作为真理来追求；由于这种矛盾，他挣扎并呼唤，摆脱自身生命的虚伪，离家漂泊，去探询生命的本源。
费奥多罗夫，一位传奇式的禁欲主义神学家，他以独特的思想解读生命与死亡，把基督教神秘主义与生命科学技术怪异地融为一起。他认为死亡是暂时的现象，它是依赖于自然的盲目力量，我们应复活死者的生命。复活所有死去的人，科学技术、宗教和哲学都是这项行动必经之路，在复活的伟大事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不可低估。“对物质元素及其力量的知识，可以把死去的人的身体重新组织起来，恢复原来的状态。”他对生命科学家寄予无限的希望，并号召整个社会所有人都来和科学家一起研究这个问题。费氏预示了基因时代的到来，并指明这是一项宗教的事业和宗教的理想，任何宗教都是复活的宗教，复活是神的吩咐；他说：“基督是复活者，因此作为真正宗教的基督教就是复活的事业，用复活来定义基督教是个准确的和完整的定义。”他指出，天国不在彼世，也不在人的心里，就在世界中，天国能够实现，但要靠人类的努力。
哲学是神学的基础与前提，神学是信仰的哲学；宗教哲学是神学与哲学之间的领域，俄罗斯宗教哲学是一种独特的神学性质的研究，是一种宗教哲学家自身的宗教体验。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对东正教传统的批判，是为建立一种崭新的宗教神学意识，使东正教神学研究到达一个顶峰；这个历史运动的开拓者，应该是索罗维约夫。他结束了俄罗斯没有哲学的时代，俄罗斯精神通过他得到深刻的表述，并传扬给我们这个世界，东正教神学与俄罗斯哲学的完美结合，使基督教神学完成了一次历史的渊化。索氏用特殊的语言重新定义宗教与人的关系，认为隐藏着的、作为启示的绝对原则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宗教就是上帝与人或世界联系的中介，这种联系就是作为过程的宗教意识；宗教性是个人的一种情感与爱好；基督教应从传统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并用现代科学知识、人类的各种文化遗产来加以论证，基督教意识应是科学、哲学与神学的有机综合。索氏把神学作为最高层级的知识，科学与哲学是神学的基础，神学是其目的，反对科学、无视于科学都是错误的。“上帝-圣父就自己的本质而言不可能没有道，这是它的表现者，也不可能没有圣灵，这是它的确定者；同时道与圣灵不可能没有第一个主体，第一个主体就是被其中的一个所表现的，被另一个所确定的，它是它们共同的根源和始原。”索氏指明，人既有人性又有神性，神性也属于人，人在此世的生命是有限而相对的，但也可以修炼成永恒；上帝可以化身为人，他可以外显于“道”给世界，人是上帝与物质的联系者，人是完整的、普遍的和个性化的有机体，他是神的有机身体的存放地，他是被造物的中心，又是神的原则的实现；他相对于上帝并成为自由之身，最终人类的原则将与神的原则结合为一体，人将达到神人类，即精神上的人类，或是精神上复兴的人类；神人类是人类的使命、目的和最后的信仰；敌基督是世俗的权力，它代表恶的力量，利用人的弱点，使人屈服于欲望的现实。索罗维约夫从《圣经后典》的《所罗门智训》中获得了“索非亚”的观念，索非亚是神的身体，是被神渗透的神的物质，是基督的标志，是世界的灵魂，是人类的原则，是包含在神的本质或基督中的人类；索非亚参与社会的创造，参与宇宙过程。神学、宗教与精神科学对神秘的探索，吸引了索罗维约夫；“神秘具有整个人类机体全部生命的最高本原的意义”，神秘居于形式与物质之上，生命只有通过神秘，与绝对始原的现实性即与上帝的生命，存在着最密切的联系。索罗维约夫写道：
“在任何有机体里我们都必然地有两个统一，一方面是作用于原则的统一，该原则把众多元素归到作为统一的自己身边；另一方面是已经被归为统一的多，它是该原则的确定的形式。于是我们拥有产生的统一和被产生的统一，或者作为原则{在自身里}的统一和在现象中的统一。”
到处是声音，到处是光，
每一股生命之流，都必须服从爱的律法，
万物共有的是一个根源；
我已看见了，我已听见了——
那不可见、不可听的世界。
叶夫根尼•特鲁别茨科伊是索罗维约夫的追随者、生命意义的探索者。他认为，只有基督教才能给出关于生命意义的肯定答复，人只有靠宗教才能寻找生命的意义。基督教是神人的宗教，作为神人的基督为生命意义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典范与希望；基督的复活彻底战胜了死亡，死亡是生命神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一元论认为上帝是绝对的，绝对只有一个；人的生命是相对的，但基督教把这种相对性消解了，把人与神、把世界与上帝用道成肉身完成统一；上帝把被造物作为朋友，他们有自由决定自己的最终命运的权利与能力，这并未破坏上帝创世的计划，而且是这一完整行动的一个环节，在人的自由与上帝的旨意之间，惟有基督实现了这种统一。索非亚是上帝关于世界的计划，是上帝关于世界的构想；被造的世界与索非亚完全不同，即上帝的理念并未实现，这个理念是世界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被造物在世界进化过程中的选择是自由的，尽管他不是绝对的、无限的。
瓦西里•罗赞诺夫，性生命神学家。在生命的纵深处，他看到的是性，世界的一切问题是从性出发的，性是人行为的基础；性对基督教是一个禁区，性是基督教最薄弱的环节，必须建立性的神学与性的宗教，神学才是完整的；性不是功能、不是器官，已超越生理的范围，“性就是我们的灵魂”。
罗赞诺夫的性神学意识和理论被另一位著名的俄罗斯文学家和神学家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所接受。梅氏超越了他人对性和宗教关系的研究，把性作为重要的神学课题，认为是人和肉身最主要的内容，宗教对性的压抑与贬低是错误的，性是人与先验世界的接点；他指出：“性是唯一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与‘另一个世界的接触’，是从自己的肉体走向他者的肉体，从我走向你，是从一的秘密走向圣灵的秘密的唯一的途径。”梅氏用神学的语言与思维解析性，进行神化、美化与圣化，以至推演出永恒的女性和作为爱的圣母将拯救世界，圣母的伟大体现在让我们在救赎和复活的世界里享受肉体的甜蜜与神圣。他的“肉体唯心主义”重视地上的欢乐，基督复活的意义就在于使人的自然个体变成神人的、绝对的个性。梅氏用圣母-圣灵的偶联来结束三位一体的教义，创造了一种新的神学逻辑，以女性主体作为新宗教意识的核心，他在区分圣灵的母亲和上帝之母玛利亚的叙事中，强调圣母拯救人类的力量。他精妙地建构神圣的世界生命三部曲，以此转换人的生命的三种历史形态：第一个人类是大西岛上的人类，他们经过大洪水的洗礼；第二个是我们历史上的人类，他们是用各各他的基督宝血洗礼；第三个人类是启示的人类，他们是用圣灵、圣火来洗礼；人类必须经过艰苦的链狱过程才能通达永恒，地上的奋斗对于人类来说是与神约定的，圣父之约、圣子之约与圣灵之约是信、爱、望的伦理之约定，这正是生命的约法。
歌德认为自己的一生是“生命的诗和真理”，别尔嘉耶夫正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者，他用自由主义哲学和东正教神秘主义织筑了一座精神的大厦；他一生不断追求探索生命意义的生活，解读自由、使命、生命的永恒、苦难与恶，认为人的思想应由生命的直觉提供营养；生命首先是运动，生命就是变化，生命的希望就在于超越，人在超越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生命的意义。给予是善的形式，医生比常人幸福就在于他把爱给予他的病人，他有机会获得这种给予；他说：“完成治疗病人工作的医生痛苦较少，而只能对病人同情却任何帮助也给不了的人比医生更加痛苦。”别氏以生命直觉为营养考察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并对肉体进行神化的同时，不可忘记人的个性与自由，即精神。他同时构造了世界三个伟大的神启时代：律法的启示（圣父），显现人的自然本性的神性能力；救赎的启示（圣子），人开始摆脱罪恶；创造的启示（圣灵），人具有创造本性，神的大能成为人的大能；他预告，上帝里产生人，人里产生上帝，新基督教与新时代就是积极创造的时代，创造是关于上帝的沉思，关于真、美与精神的最高生命的凝思，创造就是人的最高使命；这一切都以人的自由为基础。在自由中完成创造是别尔嘉耶夫生命的主题，更是他新宗教神学思想的核心，他把自由作为判断任何事物的标准，他认为：
“……没有自由既不能理解创世，不能理解原罪，也不能理解救赎。没有自由就不能理解信仰。没有自由，神正论是不可能的。没有自由，世界过程就是无意义的。”
基督教只有是自由的宗教才会有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享有自由才是完整的生命。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的理解是独特的、个我化的，他认为自由是非被造的，它根源于虚无，根源于ungrund；自由分为两种：原初的非理性的、超善恶的自由；第二种是理性的自由，善和真中的自由，这个自由既是起点与道路，又是重点与人的目的。精神的自由不仅是上帝的自由，更主要的应该是人的自由，人是上帝的形象与理念，人是非神性的，所以自由是绝对的；“上帝要求人的是精神自由，上帝需要的只是精神上自由的人。”人的自由是一种悲剧，这就是生命的悲剧，基督克服了自由中的恶，他代我们保有了自由本身，并启示了第三种自由，即超越理性的自由，是与神恩相联结的自由。人不能被动的，而应积极地努力去争取自由，自由是唯一的拯救。上帝对存在是全能的，但对虚无、对自由不是全能的，上帝拥有自由的完满，上帝在自由之中，而不是在必然之中，上帝创造世界与必然无关；上帝就是崇高的自由，上帝是解放者，他使人类和世界摆脱奴役；“上帝不是存在，上帝是精神，上帝不是本质，上帝是生存。”人的存在是对上帝存在的惟一见证，人是无限的存在物，是有限形式中的无限，是无限与有限的综合；上帝是世界的意义与真理，是精神与自由。别尔嘉耶夫用人的“个性”解决人生存的矛盾，解决人在自由中对创造的渴望；个性永远不应该服从整体的限制，个性是一个小宇宙，“个性是精神的-灵魂的-肉体的，它超越自然世界的决定论”；个性是人的行动、人的选择、人存在的中心；人的生命必须要有上帝的关照与参与，同时人也应参与上帝的生命过程。在生命创造过程中，人没有必要谦虚与恐惧，“人的使命是成为创造者，成为上帝创造世界和治理世界的事业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拯救。”别氏大声疾呼：“每个人都承担世界和人类的命运”；而且这一切“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马太福音》10：20）。上帝的创造远远没有结束，人的创造是上帝创世的延续，这是神人共同的事业，科学技术等世俗创造活动应与宗教结合，这一末世论的行为必须获得宗教的意义，才更加强烈地推动历史的进步；天国不仅在未来，而且还在生命创造的每一个瞬间，人只有积极地创造，才能体验和感知这些极乐与幸福的瞬间。
把绝对概念作为上帝的哲学探索是俄罗斯纯哲学的特性，因此这种哲学更接近于神学。尼•洛斯基和弗兰克可称为这样的哲学家。洛斯基把肯定神学作为相对神学，没有朝宇宙的原则，上帝可以不创造世界，人可以真正获得完满的生命，上帝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是为人靠自身的自由进行新的创造。“聚和的创造”即宇宙和谐一致的创造活动，其中，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不仅相对于外部世界是自由的，人相对于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性格、自己的过去，相对于决定时间过程的内容之规律等都是自由的，甚至人相对于上帝也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存在物才能真正成为道德上的善，才能与上帝保持真正和谐的关系。没有和谐就没有善。洛斯基认为，每一个活动者都在不断地获得生命经验，并通过努力可以发展和上升到存在的更高层级，部分地是靠创造来实现，另一部分则靠模仿地接受生命的更高级生命类型，产生新的生命。而对弗兰克来说，生命的意义只能是宗教性的，宗教之外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绝对原则的寻找，而不是对偶像的崇拜，不是献身于偶像，为偶像而作牺牲，生命的意义的前提条件是：“上帝的存在和我们自己对上帝存在的参与，获得在上帝中的生命或上帝的生命。”
弗拉基米尔•洛斯基说，神学不仅是上帝的先验先知，而且是研究上帝的理论；人从神那里接受了生命，因此“他与父相等。”在这种对人与神的关系的思索中，列夫•舍斯托夫鹤立于20世纪，孤独而坚决地坚持同理性崇拜作斗争，反对普遍必然的知识对人的束缚，他有力地批判中世纪哲学家将信仰真理改造成知识真理、使雅典和耶路撒冷予以调和的努力；他认为，有关生命的启示真理来自于信仰，信仰不是知识，信仰不可用哲学基本原则或思维技术来解释；生命现实中的信仰和理性认知应该并行。阿那克西曼德早就认为，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就是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统一”，世界上是否存在不可克服的自然性，这在希腊人的理性视界内，是个不证自明的最后最高原则，但在伦理学代替本体论之后，普罗提诺却创造了一个唯一可见的道德世界，他背叛了理性，摆脱了束缚，获得人的自由和生命的自由，因为真理本身不需要强迫。舍氏认为，科学不是表明，而是判断，它不描述现实，而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创造真理，“科学乃是理性审判的生命”。关于知善恶树的果实同真理的比较，在苏格拉底之后分化成多种派别，但真理成为普遍必然的判断却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舍氏把康德、笛卡儿以及斯宾诺莎挑选出来，就是与有意规避圣经的黑格尔区别开来；他同时用普罗泰戈拉的话表书：“既然没有诸神，既然灵魂不是不死的，既然人的生存是以生开始以死结束的短暂生命，既然我们的存在不是由看不见的线和高于我们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一句话，既然世界万物都是有始有终的，——那么，有什么东西能够约束和有什么必要约束人的任性呢？”
当我们感受到东正教神学家的诸多深邃并充满探索勇气的神学思想时，不能忘记一位基督教辩证法大师、道德神学与性爱伦理心理学的尝试者——鲍里斯•彼得罗维奇•维舍斯拉夫采夫。他从费希特的哲学中获取辩证法的启示，把辩证法与基督教进行结合，进而用当代心理分析学派的“升华”概念引入基督教神学意识。他认为，基督教完全是辨证的，它从始至终都在极限的概念里运动，基督教启示世人，并关注世界、生命与灵魂，我们应在基督教神学的悖论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回答生命与人的各种难题。在心理分析学派的强烈影响下，他完成了令人震撼的《圣化的性爱伦理学》，他运用弗洛伊德的“升华”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讨论复杂的神学问题，追求改变人的本质，强调圣化的性爱就是被改变并升华的性爱。他认为心理分析学派缺乏宗教情感，而法律伦理学不合理，也不现实，并与爱发生冲突，它与恩赐伦理学或神恩伦理学对持，使徒保罗曾发现潜意识的存在，这个领域可以成为肉体领域；弗洛伊德的“利比多”过于狭窄，应以柏拉图的“艾洛斯”（性爱）来替代；圣经中《雅歌》就预示了性爱强大的升华作用。潜意识与性爱结合共同实现人生命的过程，它们使肉体与精神充满生机，并延续和进化下去。维舍斯拉夫采夫欲创造一种完全新的与道德主义和法律主义对立的新伦理学，即“性爱学”，这是一门宗教化的关于爱的艺术、爱的科学的学问，他这一以基督教意识和现代心理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新的创造伦理学，是化身的伦理学，是在“美”中产生的“圣化的性爱伦理学”，这是与法律伦理学对立的宗教的、恩赐伦理学。宗教神学与哲学作为研究生命与发现、感知上帝存在的工具，并通过心理科学缓解基督教与俗世的张力，使维氏成为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宗教思想家。
涅斯梅洛夫，一位把终生都给于神学人学研究的神学家，他建立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基督教人学体系，这位被东正教界认为神秘学者的人，凭借哲学家的深刻思想创造性地发见人的本质与非本质的两个“人的世界”的理论。他认为人的本质不在自然界里，只有精神的存在才是生命的本质存在，人不仅在此世存在，而且在彼世存在，这个彼世也是人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人对有限生命实现永恒目的的思考，就是通向基督教的道路，人生命的意义就是人存在的意义；原罪的实质是“人因迷信食用禁果而破坏了神的存在理念的真理，从而使自己的存在和整个物质自然界的存在都丧失了意义。”人没有放弃上帝，上帝也没有遗弃人，他仍旧让人返回大地；但他已失去永生，死亡是原罪引起的，人类由于食禁果而不能享用生命之树，使自己的精神生命受制于因果关系的物理法则；圣子化身是上帝降身为人，接受人的本质，救赎的事业也是人的事业，人应依靠自己纯洁的道德生活投身于救赎事业中来，用我们的生命荣耀天父；人和世界可以改变，人应用基督耶稣的学说为人建立新的生活，使生命有意义。复活就是人类的复兴，就是改变天、地、人的运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不是基督生命的结束，而是新生命的开始，也预设了人的生命正在发生巨大变革；旧约亚当是自然人类的始祖，新亚当是精神人类的始祖，它所生育的后代是完全的新人，新人具有新的本质。
塔列耶夫，被称为“俄罗斯神学中道德主义最极端的代表”。他为生命神学的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一生致力于把生命哲学参进基督教哲学之中，并以生命本质与意义的研究为重点，追问生命与自然、生命与世界、生命与上帝的关系。他把生命哲学划分为横向社会生命哲学和纵向的宗教生命哲学，前者研究人类普遍的道德规范与文化，后者研究人的个性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神学来说就是荣耀上帝，但是人又应如何理解自身的生命，人除从内在生活中显现虚无中的信仰和对上帝的爱，还应重视世俗的生命，因为他是神的生命的显现与折射，我们如此规定世界与人生，我们就成为完全的神的儿子，在我们渺小的躯体与精神之中无时无刻不反映神的伟大与万能。人是上帝创造的最高成就，创世的目的就是生命对虚无的胜利；他说：“创世的个别行为就是生命战胜虚无的一个连续的层次，直到在人身上理性和自由的生命与大地的泥土结合。”世界参与了上帝的荣耀，人参与了上帝对世界的创造，神的生命的载体是上帝，渺小中的生命的载体是人。塔氏不同意只有天上的东西和行动才是高尚的，地上的东西与行动也应表现上帝的荣耀，对上帝的爱就是一种自由生活，人的被造并没有结束神的生命在世界中启示的全部过程，上帝的创造计划并没有结束，人还不是最终目的；神的生命在世界中的启示的最高形式是精神生命；人的个性生命，即人对幸福与完善的追求，是与精神生命相对的；这种思想隐含着人的精神生命与上帝精神生命的融合，人应从心理-肉身生命完成向精神生命-宗教生命的过渡。基督给人类的生命带来意义，我们必须用行动参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给圣子以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和精神生命存在的目的。塔利耶夫的一生是一簇灿烁的火花，点燃了俄罗斯人的精神和催生了他们的民族意识的复苏。他坦然陈情：
“我们的精神生命是不大的火花，死后的生命还是这个火花，但已经燃成包容一切的大火了。”
东正教更重视精神生活和精神性，更重视圣愚与苦修的生活方式，它对天使式的伦理生命存在的理解常常使人敬畏。“东正教之心所领受的基督形象不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而是活在世间的温和谦逊的基督。”东正教没有舒适的此世之城，而是世间无家可归的永远的流浪者。布尔加科夫就是这样一位彻底的流浪者，他在漂泊中探索，在漂泊中沉思，在痛苦的精神炼狱和灵魂绞杀中，祈望解读宗教意识的本质、上帝、世界与人四大主题。他认为，基督是神之子，来到尘世，化身为人，他把自己的生命与我们人的生命结合起来，神成为人，这种神人之生命也赋予给我们。圣子没有自己的生命，他在生于圣父之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就是指他在圣父那里得到新生命的理由是足够充分的，圣灵给他受膏，在自己的爱中展现神的爱；布氏宣称：“爱就是这样：它在死去的时候才活着，在活着的时候则是在死去，对于它来说，存在不意味着在自己之中和为自己而存在，而是在他人之中存在和成为他人。爱使自己的实在面目对他人来说成为透明的，他在表现出最大力量的时候，却又仿佛自我隐藏起来。”人的创造活动只是在潜在性方面是绝对的，在现实中，人的创造是相对的；世界在六天被创造出来，这可以理解为，所有生命力量和生命的种子已经被完全留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继续从世界和人类的现实出发进行发展，不需要新的创造性进行干预；因此，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应是上帝允许的，改造世界、改造自己，都是全部拯救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
真理永远是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圣言永恒地与圣三共契。另一方面，圣父把自己的儿子派到世界上来，并亲身经历了他父爱之献祭。“圣父是钉十字架的爱，圣子是被钉十字架的爱，圣灵是十字架不可战胜的力量。”基督教让圣父以虚己的形式把儿子钉上十字架，让圣灵永恒地栖于圣子，赋予生命之灵、生活之灵、人类之灵，但在圣子死亡那一刻离弃了他；这其中有一个道德神学的原因，其奥秘的核心就是生命的神秘；对此，神性归于缄默，以等待那个伟大的安息日…。
“你们，我的琴声！我的歌
伴他而生，好似溪泉追随江河，
他想去的地方，我也得去，
迷途上跟着这位可靠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