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以前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发展动力思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西方哲学中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梳理
古希腊思想家们在探求宇宙存在发展之谜的过程中表达了他们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他们将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体，以自然观点解释社会的生成变化。中世纪时期，宗教神学思想逐渐统治了人们的精神王国，饱受苦难的人们开始相信人世间的一论文联盟http://切都是神的杰作，世事的沧桑变化、人间的冷暖沉浮都是全能的上帝的意旨。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对社会历史发展做了更为深入的、系统的研究，贡献较为突出的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家。
1 古希腊时期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
古希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便于汲取东西方各种文明的精华，希腊神话、巴比伦算术、埃及的宗教观念等等成为古希腊哲学丰厚的思想源泉。希腊人的哲学思考始于对宇宙的好奇，宇宙为什么存在？宇宙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宇宙存在是否遵循一定规律？这种规律是如何确定的？
在希腊人的概念中，自然和人是不分离的，自然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对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理解融贯在对宇宙之谜、自然之谜的探求过程中。在思考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古希腊思想家们采取的是向外探索的方式，向外在的自然界求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用自然变化的原因来解释历史发展变化，将历史现象归因于某种自然现象或是某种自然必然性，认为整个世界由自然元素或某种物质发展而来，受自然物质的性质和运动的推动。这个时期，人们尚未认识到自然运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质的差别，单纯以自然原因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
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眼中的万物始基就是事物运动的动力之义，因而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探究也就是追寻万物始基的过程。无论是泰勒斯的水本原说，还是阿纳克西曼德的“无定”说，亦或是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本原说，都将世界的始基界定为物质性的东西，而且指出了世界是生生不息、运动变化的。循着这一唯物主义的开端，赫拉克利特进一步追寻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提出世界运动变化有其必然性，根本原因是“逻各斯”—— 一团永恒的、不会熄灭的活火，火是宇宙变化之道。
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无力控制，产生了对自然力量的惶恐。对自然的无知导致人们开始将人类的意识、欲望比附于自然界的对象之上，将自然界拟人化，将自然看成是人间事物的主宰，是掌控人类历史发展的神秘力量，古希腊时期许多神话故事中都存在着原始的自然崇拜思想，这种思想也反映到古希腊哲学中。
古希腊神话中，神是天地万物和人间世事的主宰，而神是从自然中产生的。传说，大地女神该亚产生于宇宙混沌之中，该亚生了天空神乌刺诺斯，大地女神与天空神结合生了十二位提坦巨神，而后又出现了众多的日神、月神、黎明神等，众神各司一职，掌管天地万物的生长变化。在这些神话中，神还不是超自然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作为自然力量本身的显现，是自然的代名词。把自然物神化为主宰人的力量，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同时也体现了征服自然的愿望。
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将“神是万物运动的推动力”这样一种观点以哲学形式表达出来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对自然、世界的考察逐步深入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深化了前人的思想，把前人对世界本原的研究深入到对世界运动变化之源的探讨，认为整个自然、整个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是“潜在的现实化”过程，而产生运动的原因是“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是事物构成的原材料、载体，是事物存在的基础，犹如构成铜像中的青铜，质料因解释了事物何以在运动中保持存在。“形式”是
事物所以为此事物的本质，解释的是事物运动方式的特定性。“动力”是促使事物开始运动变化的根源，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推动者、制造者。“目的”是事物运动的方向和目标，解释了事物运动、变化的目标性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变化都是事物的潜能向现实转变的过程，是趋向于现实化的过程，宇宙中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一种最好地实现自己的潜能的趋向。亚里士多德认为，世间万物之所以不断运动变化发展，是因为存在一个推动力，即“动力”，无限追问事物运动的终极动因后，最终找到的答案是宇宙存在一个“第一推动力”，即“神”。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神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具有人格化特征的神，而只是“第一推动者”，是万物运动的根源。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是从有生命的自然界出发去研究哲学问题的，他所谓的“神”仍然是自然神，而非人格神。
古希腊哲人将直观的观察与不羁的遐想相结合，以自然观点解释社会发展，具有朴素性、直观性，在他们的论证中也充满了运动、变化、发展的辩证精神，成为那一时代思想的华美乐章。
2 中世纪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
早在古希腊末期论文联盟http://，神学动力思想就已经开始萌芽（这里指的“神”已不再是早期哲人们所指的“自然”，而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人格神）。生产力的提高使人们征服自然的力量增强，但随之而来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们对自然不再充满恐惧，但是在社会中却无法摆脱被剥削、压迫的困境，挣扎于苦难中的人们追寻受苦受难的原因，逐渐把目光从自然力量转移到了超自然的力量——神的控制，认为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掌控着世间一切，小到一个人生老病死、吉凶祸福，大至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都是由神的意志决定的，这个无所不能的神就是上帝。战争、饥荒、瘟疫，都不过是上帝略施小计的结果，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世间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存在的，宇宙的秩序、社会的变化无一不是上帝的安排。
奥古斯丁指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天地万物的变化都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上帝创造的世界由无中产生，没有借助任何外在于他本身的工具、手段，没有使用任何材料（包括时间、空间），仅用他的全能全善便创造了天地间的一切美好。上帝本身是全善的，但是其创造物却由于存在某些缺陷而有了恶的性质，人的“恶”在于滥用自由意志，违反了上帝的至善准则，因而遭到惩罚。他认为，自上帝创世以来，人类社会就分化为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上帝之国的人们热爱上帝、服从上帝，追求精神生活，向往善；人间之国的人们追求世俗生活，向往恶。这样，奥古斯丁就用人与上帝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受天命指引，是全能的神的意志，是神的救世计划的过程，其终极的目标是上升的、前进的过程，是上帝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现实的学说、“第一推动力”的学说并对之进行了发挥，推导出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世界运动变化的最终动因。他认为，运动是个不争的事实，事物都具有由潜在向现实转化的特性，一个事物之所以运动，在于另一个事物的推动；而这一推动者本身的运动又是受另一推动者的推动，这样无限上溯，必然追溯到一个终极的推动者，它的存在不依赖任何事物的存在，不受任何他物的推动，这就是上帝，是世界万物运动的最终动因。
在中世纪的西方思想界，神成了历史的主宰，人类历史被解释成上帝救赎人类的历程，人们看不到自身的价值、尊严，甘愿沦为上帝的忠实仆人，本来鲜活的社会关系被曲解成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对人的拣选、磨练和救赎的过程，上帝成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决定者。按马克思的说法，“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①人本身的价值、尊严、力量完全被湮灭于神学的幻影中，理性的光芒亦被神学的光环所遮蔽，但是神学的信仰终究没有湮灭理性的光辉，在神学思想家们极力论证神的存在和全善全能的过程中，理性的溪流日渐发展，最终人的理性复苏，以其不可阻挡的气势取代了神学的地位，人类逐渐摆脱宗教的桎梏，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力量，将颠倒了的神人关系倒转过来，人重新站立起来，走出了中世纪
神学统治的暗黑夜幕。
3 近代西方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
正如恩格斯所说，18世纪是“以法国为主角的论文联盟http://世纪”。②启蒙运动高唱自由、平等、博爱，高扬科学、理性的旗帜，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时代思想风暴。思想的解放使得人们推崇理性、科学和进步，敢于挑战一切权威，用理性思维对社会中原有的思想进行了一场无情的批判。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公开反对宗教，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打破了中世纪神学统治的神圣外衣，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探索。
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环境决定一切。他们从感觉主义出发，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感觉的变形，而人的感觉、品格、思想都来自周围的环境，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教育思想、宗教道德意识等社会环境都影响人的性格。爱尔维修认为人和周围的环境发生着相互作用，环境的差异造就了人的性格差异，人的全部性格包括人的缺点都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人的美德培养必须依赖环境的改善。既然人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那么社会环境应该如何改善呢？他们认为环境的改善要依靠教育的发展，教育让人的理性得到更好的发展，而好的理性才能制定出好的法律和好的政治制度。他们认为，社会环境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是法律，法律具有强有力的教育作用，因而要改变环境，必须通过教育来克服人的愚昧、偏见、无知等错误意见，因为这些错误意见往往是社会腐败堕落的原因。这样论证的结果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论的怪圈：一方面，环境决定人，决定人的思想、意见；另一方面，环境的好坏取决于“意见”的好坏。为了摆脱这种无望的循环，找到推动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他们最终只能寄希望于天才人物的出现，他们认为，只有天才人物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制定好的法律，好的社会制度，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对社会历史发展动力追寻过程中，法国唯物主义者由“环境决定人”走向“意见支配世界”，进而得出“英雄创造历史”的结论，最终还是没有走出历史唯心主义。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唯物主义者思想基础上继续发展，圣西门对西欧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圣西门在历史研究中发现，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所有制决定社会制度。在他的语义中，所有制就是财产关系。在对西欧历史的研究中，圣西门发现15世纪之前，欧洲的贵族占有土地这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占据支配地位，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掌握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他们通过各种斗争从贵族手中夺取政权。由此他认为，财产关系决定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圣西门也看到由于财产关系的不同所形成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经济利益的争夺，这种经济利益要求的差异必然引起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历史正是15世纪以来西欧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从15世纪厂主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到法国大革命，无不体现出对立阶级之间为取得各自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斗争。圣西门难得可贵地看到了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在他的思想中，物质生产并非社会发展的基础，阶级斗争也并非社会发展的动力，相反，理性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人类历史就是人的理性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因而，具有高度理性的天才人物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这样圣西门最终走向了天才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
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基佐在《法国史论丛》中曾指出，历史开始于人民而非显赫的国王，历史学研究的任务是描写人民的命运变化，阐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倾向，而不是为个别显要人物著述立说。此外，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还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提出的财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了重新阐释。从法国大革命中，他们看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在寻找阶级斗争的根源时，他们发现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在于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一切社会制度变革的动力和源泉，近代以来的一切争斗，都是为了真正的利益而战，其它的一切仅仅只是借口而已。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还着力研究了财产关系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指出财产关系是政治制度的基础，所有制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利益，并从政治制度中体现出来，从而推论出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而财产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对这一问题复辟时代的史学家用“征服”解释财产关系的起源及其变化。“征服”是为了占有别人的实际利益，而产生“征服”的动机在于人的天性中存在一种征服欲望，按照这个逻辑，在兜兜绕绕之后，他们又回到了“意见支配世界”这一历史出发点。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历史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激烈变革，西方哲学也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此时德国古典哲学登上了哲学舞台，一些思想巨擘开辟了哲学史的新篇章。黑格尔坚持了彻底的唯心主义一元论，将“绝对精神”（又称“绝对理性”）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观点、伦理观点、道德观点和智力状况等的决定者，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绝对精神”是客观的，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运动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就是绝对精神演进的过程。黑格尔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动力论思想，他发现历史不是完全按照人的目的性发展，人们的行动在取得目标性成果的同时，附带产生了一系列未预料的结果，历史的发展经常偏离人们预设的轨道，由此说明人的思想意识并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社会历史的最终动力，不应该从人本身、人的思想出发去寻找，而应该深入到人的思想、意志背后去探讨历史变化“动力的动力”。在他看来，隐藏在人的思想、意志背后对历史变化发生作用的是理性，人只是理性的工具。理性自身目的的实现需要借助人为工具，利用人的情欲使人们发生争斗，乘机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相比于以前的历史发展动力思想，黑格尔将历史发展动力认定为某种客观的不依赖人的意志的因素无疑是进步的，但由于其思想安放在唯心主义的地基之上，这种“无人身的理性”（马克思语）没有立基之本，头尾倒置，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黑格尔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却没有终结历史发展动力思想，黑格尔没有解决的这一历史难解之谜激起了马克思的研究热情，最终在与恩格斯的共同努力下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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