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管理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在中观和宏观层面，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人性假设前提上的“政治人”假设、整体主义的组织管理目标、德法兼备的管理方法等。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对构建内容更加丰富的现代管理伦理理论具有深刻的启示性价值。
　　论文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城邦；管理伦理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古希腊后期，社会混乱无序，这种状况催生了他试图挽救时局的治世之道。这些治世之道：仅包含着富有真知灼见的管理思想，而且蕴涵着深厚的伦理精神，是管理与伦理的内在统一。本文试从理伦理的视角对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的缘起；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特色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有益于现代管理伦理的建构。
　　一、亚里士多德管理伦理思想的缘起
　　诈为西方最有学识的思想家之一，亚里士多德被认为：巳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注重严谨实用，学术思想充分体现其治世之道。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希腊社会，政治斗争激烈，制度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人心涣散。这种社会背景，使亚里士多德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政制建构和平息纷争上，这是亚里士多德管理伦理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年的亚里士多德担任希腊城邦宫廷的王子教师，为教育幼君，他曾改编荷马史诗以总结历史教训。在给青年亚历山大讲述治国之道时，他广泛搜集希腊各城邦的政制和管理体制的资料，认真研究其得失，以期能找到维持公民的“优良生活”的政制。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政体是公民团体和个人生活的规范，所以判断城邦公民的生活方式的善恶标准同样适用于政体。亚里士多德针对当时希腊的混乱现状，研究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寻找化解因贫富悬殊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试图从体制上保障公民利益，保持政制的正义性，保持社会的健康活力。
　　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的另一个现实来源，是城邦国家之间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间长期争斗的残酷现实，或者说，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是对城邦国家之间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间长期争斗的一种理论总结。亚里士多德指出，统一的共和政体没有出现，这也与这“两邦坚持自己的政体：一个往往指使它所领导的各邦组织平民政体，另一个则就势力所及而树立寡头政体；两邦只顾本邦的便利而忽视各个属邦的利益”…有很大关系。亚里士多德通过对阶级斗争和统治集团间争斗的分析，认为因对平等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战争，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秩序的崩溃，要尽可能在有条件的城邦实行超越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共和政体，用各城邦内中产阶级的力量制衡平民阶级或寡头贵族阶级的贪欲，达到消弭战乱、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
　　二、亚里士多德管理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特色
　　所谓管理，就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对实现该目标的行为过程进行策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的活动”“。亚里士多德的管理思想不仅包括他的“家务管理”，而且包括城邦管理和整个希腊社会城邦之间关系的调节。管理伦理是管理与伦理的结合，是“在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在协调处理这些关系的伦理道德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其本质就是管理伦理的作用与管理实践的有机结合”。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微观层次就是他的“家务管理”中的管理伦理理论，中观层次则是他的城邦管理过程中所运用的管理伦理理论，宏观层次则是他对整个希腊社会的城邦之间伦理关系调节的理论反思。本文更注重其中观和宏观层次的管理伦理思想和实践。总的说来，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人性假设前提上的“政治人”假设
　　亚里士多德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对人的特性作了理论总结，提出了“政治人”假设，为他的管理伦理理论预设了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的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这就表明，作为劳动者在社会化中必须接受管理和组织，才能适应大生产的需要。只要有社会劳动的地方，就必然有管理。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就要不断协调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将管理有效融人生活过程，使每一个被管理者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并能互相协调，这与管理的组织目标、管理方法以及组织文化和工作理念息息相关。激励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达到组织活动的最佳绩效，要求对人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从而制定出符合人的需要的管理模式和激励方式，制定激励人的伦理导向、组织目标、管理方法、组织文化和工作理念。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假设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性中具有的天然的社会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他从单个人无法存活于恶劣的社会环境出发，推导城邦虽然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但在本性上却优先于个人和家庭，“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他指出，正因为人的本性中的这种合群的性情，使得人具有为整体服务的精神需要，人类在生活上互相依赖，也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情。二是作为“政治人”的公民与城邦休戚相关。一方面公民是城邦国家的主人，能够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分享政治权利，管理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公民自己也依赖于城邦国家的保护，为此他们有服从城邦管理的义务。公民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同时作为个人的公民还是血缘家庭与城邦国家的联系纽结，使两者的利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而趋于一致。“政治人”假设必然导致亚里士多德设置的城邦管理目标具有整体主义的价值导向功能，组织目标的整体性成为其管理伦理思想的一个很鲜明的理论特色。
　　2．整体主义的组织管理目标
　　所谓管理目标，就是指个体或群体行为的目的指向和所要实现的结果。在他看来，家务管理作为管理的微观层次，其目标是要使家庭和个人过上优良的生活，家庭所必须的各种物品，不仅要足够当时所需的数量，而且还得有适量的积储，以备日后的应用。这种致富方式和技术不但有益于家庭团体，也有益于城邦团体。…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肯定了人们通过管理来达到个人和家庭追求适度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并认为这样不仅对个人和家庭，而且对城邦国家也一样有利。在城邦和家庭的关系上，他认为两者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但城邦的利益优于家庭的利益。首先，个人的物质利益诉求必须通过集体满足的方式实现，每一个隔离的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大家都满足需要…，这就凸显了集体利益的优先性。其次，城邦的利益和荣誉比个人更重要。他说：“一种善或对于个人和对于城邦来说，都是同一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完满。一个人获得善值得嘉奖，一个城邦获得善却更加荣耀，更为神圣。”…再次，他还认为，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理解的国家整体利益就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公民积极参与城邦管理，使个人与城邦国家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这是亚里士多德对社会和现实作出的正确的理论判断。基于此，他认为城邦整体功能的发挥，必须要求其社会成员服从这种整体利益至上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亚里士多德也看到，社会上有的人“处于腐败状态而丧失了本性”，如果这种人成为管理者，其无耻贪欲将是城邦秩序安定的毒瘤。他认为，具有整体主义理念的个人和城邦利益高度结合，在政治成为实现人的利益的重要手段的环境中，人的伦理品质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要维护城邦的正义，使其秩序正常运转，就必须使人的追求目标与城邦的最高目标——善相一致。因此，建构以公正为主要价值的德性主义的组织管理目标，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依据和社会根源，而且更是其高超的管理智慧的体现。

　　3．德法兼备的管理方法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实现社会公正，维护共同利益，不仅需要依靠道德的力量节制人们的欲求，而且要“定立完整和良好的法规”“来约束人的不合伦理的行为。他说，幸福的城邦必然是道德上最优良的城邦，因为道德优良就意味着城邦的秩序井然，人们安居乐业。因而，要治理好城邦使其成为优良的城邦，就必须选择品德超凡的人来管理公共事务。他说：“倘使一个人业已具备充分的才能和忠诚两个条件”，也不一定能胜任公职，还需要有善德，因为缺少善德的人中很多是对“自己的私业完全了解，也很自爱，却总不好好料理他的家务”…，这种人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会处处疏失。同时，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公民具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重角色，这要求公民既要有管理者的德性，又要有被管理者的德性，只有城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践行公正、节制、勇敢、智慧等道德规范，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助的关系，从而减低城邦管理成本。
　　在强调德治的同时，亚里士多德十分注意法律作为调控手段在城邦治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城邦的管理首先必须要制订优良的法律制度。他认为，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惠和恶行。…”强调用法律的形式褒奖行善的人，惩戒为恶的人，威慑可能作恶的人，弘扬社会正气。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治与法治是有机统一的。他指出，法律的实际意义就在于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入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对于法律可能存在的不完备地方可以依道；惠精神加以补充。他说，“对于法律所没有周详的地方，让他们遵从法律的原来精神，公正地加以处理和裁决”…”；为了防止管理者违背伦理精神行事，“一切政体都应定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使执政和属官不能假借公职，营求私利。”…‘这种从经济制度安排上对公务员的立法监督，是制约权利腐败的大胆尝试。
　　三、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的启示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如忽视奴隶对城邦管理目标实现的重要作用，片面强调人对整体的依赖性而忽视人的主体能动性等等。但总体来看，亚里士多德的管理伦理思想有许多独特之处值得我们反思。
　　1．亚里士多德将人性理解为涵盖“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政治人”，益于克服企业管理中个人价值目标与整体价值目标的冲突
　　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作为管理对象的主体的求利欲望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更强调在习惯和习俗熏习下的管理对象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对自身私欲的克制。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能生产经济价值(或物质价值)，还在于他能够融人组织中学习组织文化，践行组织纪律，服从组织的整体价值目标，并在公共活动中创造精神价值。现代企业由于过多注重管理对象给组织带来的经济价值，较少强调对主体的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同时，企业整体组织的结构设置，也是专门为利益创造而设置的。其实，若将企业目标纯化为求利，不利于企业员工的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培养，更无法激发员工强烈的道德意识，会使组织与个人缺少精神上的紧密联系。特别是企业的规模越大，个人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的契合度就越小的情况下，如何将员工的个人与企业整体的利益增加结合起来，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难题。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政人”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我们克服企业管理中，个人价值目标与整体价值目标的悖论，只有将员工作为参与企业生产管理的主体，才能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员工才能将企业的命运与自身的前途联系起来考虑，从而从精神上加强企业与员工的内在联系。
　　2．亚里士多德强调整体效益的价值观念，益于企业文化建设
　　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主义，或许只是出于挽救希腊城邦而提出的价值目标，但站在企业文化战略的高度来考察，一个组织的价值导向直接决定该组织的行为规范的制定与操作，对企业员工具有规范与指导的作用。在管理对象与其工作的文化环境的互动中，企业的价值观对企业员工的价值观有着深远的影响。“理论”指出。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20年里赶上美国，并全面超过欧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日本企业的企业文化的整合力量，独特的价值观教育使日本企业中的员工与企业联系紧密，形成风险共担、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企业员工的忠诚对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的重大意义，已不是单纯的经济价值可以衡量。在某种意义上，企业被塑造成非求利形象的伦理型组织，为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优化企业的外部环境，实施长远的企业计划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法兼备的管理方法，益于企业管理方法的创新
　　现代企业的管理对象的核心已经由物转变为人，以人为本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如何更好的贯彻企业的目标，成为每个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企业的规章制度是刚性的制约力量，但单纯的刚性力量也有其达不到的管理“真空”。至于如何来评价员工的责任心，在一些智力因素占主导的工作中，标准是很模糊的。如一个软件开发人员到底要开发多少软件才能算合格呢?面对这样的难题，一方面要加大对员工工作的物质激励力度，另一方面还必须培养员工的价值观，把企业的价值目标内化为员工主体的道德责任感和风险意识，使员工能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工作理想。从根本上来讲，培养员工的责任感和忠诚观念，比培养员工的职业技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管理方法上的德法兼备，既要求企业在激励机制上建立明确的奖惩机制，又要求管理者具备刚柔并济的主体德性，能关心员工，公平公正，赢得管理对象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