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角度论述积极品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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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开始，西方学者积极推动积极品质的研究，希尔森和玛丽(1999)首次提出“Positive personality”的概念，西里格曼(2000)在《真实的幸福》中用“Positive character”取而代之。其后，经过狄、米哈伊、贾米森、西里斯曼等人的努力，积极品质理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对国内外学术界近20年的主要积极品质理论进行回顾与评析：第一，对积极品质研究的产生进行梳理与分析;第二，对积极品质研究的角度进行区分与分析;第三，对积极品质培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现行积极品质研究的缺陷以及可思考的范围。
一、态度的界限——积极与消极
在传统主流心理学研究中，心理学家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消极层面，更多地关注人类心理问题、心理疾病诊断与治疗方面，认为积极情绪是消极情绪的衍生物，消极情绪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远大于积极情绪。“积极(Positive)”一词在英文中是“正面、肯定”的意思，它来源于拉丁语(Positum)，原意是“实际的”或“潜在的”。弗莱德里克森(1998)提出拓延—构建理论假设，将人的情绪初步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部分，积极情绪有愉快、兴趣、满意和爱等，消极情绪有悲伤、焦虑、抑郁、愤怒等。他认为积极情绪的体验能拓展个人的瞬间思维——行动能力，这可以构建和增强人的生理、智力和社会资源，而消极的情绪体验则限制这种能力的发展;积极情绪的体验能建立心理弹性和产生向上精神，增进心理健康。自此，西里格曼等人开始倡导积极心理学这一全新的心理学理念，其目的是研究人类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开发人的潜力，激发人的活力，培养人的创造力，以此获得美好的生活。西里格曼更是明确指出“积极心理学的目标就是促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从修复生活中最坏的东西转移到建立正面的、积极的品质”。希尔森和玛丽认为人格特征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Positive Personality”存在两个独立的维度，一是正性的利己特征，二是与他人的积极关系;并认为积极的人格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压力。西里格曼在《积极心理学导论》中认为“Positive personal trait”由主观幸福感、乐观和自决等构成。两年后他起用“Positive character”(积极品质)一词，并认为美德和力量是个体积极品质的核心，具有缓冲器的作用，能成为战胜心理疾病的有利武器。在某种意义上，西里格曼是将美德和力量与积极品质等同看待的，对美德和力量的考察也成为积极心理学兴起后研究的重点。由此可见，积极心理学要求心理学家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和动机，强调从正面研究与界定心理健康，认为心理学的注意力应该放在研究和培养人类自身存在的诸多正向积极心理品质。积极心理学的作用是帮助人们发掘并利用自己的内在资源，进而提升个人的素质和生活的品质。积极心理学对消极心理学的回应，使“积极”能够打断“消极”的垄断地位，成为当代主流心理学关注的价值核心之一，而这一辩证的过程也使心理学对“积极”内涵的理解较以前深刻得多。
二、意志的体验——感受与特质
在关于积极品质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积极品质应该是主观层面上的积极体验，狄认为积极品质为积极的情绪体验，重点是对人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强调人要满意地对待过去、幸福地感受现在和乐观地面对未来;支持这一观点的国内学者不乏其人，蔡华俭(2008)认为幸福感是积极的情感体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感受，并且幸福感具有稳定性、主观性、整体性三个基本特征。另外也有学者关注幸福感这一积极品质的获得途径。严标宾与郑雪认为社会支持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但是，不同的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获取呈现不同的能力，家庭、恋人、室友、朋友之间关系对幸福感影响程度依次减弱(郑雪、严标宾，2006)。另外，社会关系网络也会影响主观的幸福感(郑雪，丘碧群，2006);而李静(2007)则认为异性朋友支持对幸福感的获取影响最大，其次为母亲和老师。郑宏志(2005)认为对于老年人，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各维度的相关性都达显著水平，即任何的社会支持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生活事件因素对幸福感获取的影响也广受关注。韩永红(2007)的调查显示，生活事件与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相关，并且生活事件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明显的解释力。王极盛等(2003)的实证调查却发现，初中生主观幸福感与生活事件总体上表现出显著负相关，与学习负担重、不喜欢上学、遭父母打骂、与老师关系紧张这四项生活事件明显呈现负相关。王平，王晖等(2008)对高中生的幸福感调查与王极盛的研究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学习压力致使高中生的幸福感降低。与这些学者关注积极体验不一样，一部分学者认为积极品质既不是归一的变量，也不是离散的变量，它应该由一系列积极特征组成的，是固有的、实际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是优点和美德。这部分学者又分别关注不同层面的特质表现。一是个体层面，主要研究个体的人格特质，包括乐观、交往技巧、美德、感受力、创造力、天赋、宽容、勇气、智慧等;积极心理学发展了西里格曼早期提出的“人格理论——乐观型解释风格”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和六七十年代的“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等概念结合起来，提出了24种积极人格品质，这些研究正方兴未艾。二是群体层面，主要研究宏观、中观、微观意义上的积极组织系统特质。宏观意义上如国家的方针政策、政治制度等;中观意义上主要涉及个体的交际圈与生活圈;微观意义上则主要研究个人的核心生活圈，即家庭组织系统特质。瓦兰特(2000)等人的研究显示，生活环境系统对个体心理防御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积极的生活环境系统促使个体形成与之对应的积极心理防御机制，而防御机制的成熟程度却与个体智商、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没有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另外，赖安德和德慈(2001)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探讨了人类的三种基本需要：归属需要、胜任需要和自主需要，而这三种需要的满足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环境系统，后者提供了特质标准与满足的方式等。但由于群体积极特质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的多个领域，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没有形成有效的系统理论。双虎(2009)根据2001-2008年在全国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据(关于积极品质的研究论文共203篇)统计也显示，积极社会环境的研究较少(共16篇)，只占总体研究的7.88%。不过，在积极品质的研究中，主观感受与特质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邱林，郑雪(2006)认为人格能够有效稳定地预测主观幸福感，他们发现外向性格是预测积极情感的主要指标，而神经质是预测消极情感的重要指标，情感平衡是外向性格和神经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而另一个特质，自尊，也被广泛地用于预测幸福感，两者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外显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吴明证、徐维东，2005;谢威士、张雯，2007)。与外显自尊相对的则是内隐自尊，当个体的外显自尊显著时，内隐自尊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而外显自尊水平处于低水准时，内隐自尊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三、学习的可能——先天与后天
19世纪末，关于人格的系统理论——精神分析理论才开始出现。弗洛伊德通过深入探索人格结构、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人格类型与人格障碍等形成了完整的人格理论系统。他强调遗传与本能对人格的决定性作用，人的心理发展进程是关于性的发展进程。同时，他也强调人需要将不愉快的能量释放从而获得快乐，当能量无法释放时，就会移置于其他领域或其他对象，导致新行为的产生;许多社会心理现象都以此形成，甚至一些艺术、宗教、科学成就等也被解释为满足特殊的性欲和一般生理需求的产物。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系统中，社会文化是本能宣泄的结果，而不是人格发展的影响因子。许多学者表示认同，斯通(1995)认为人格是由基因决定，人的一系列人格特征已经在基因中形成。雷德利(1996)发现遗传对人的性格有影响，人类的第11号染色体中存在着D4DR基因与人类性格有关，它决定了一种喜好追求新奇的性格。D4DR基因较长的人在敢于冒险、追求新奇方面的得分较高，这些人容易兴奋，善变，激动，性情急躁，喜欢冒险，比较大方。D4DR基因较短的人，与之相反。随后大量学者(e，1997;、，1998;，2007;陈晓娟，2009;任俊，2009;马甜语，2010)指出，随着人类基因的进一步解读，将有更多的人格基因被发现，个体是否拥有积极品质在出生一刻已经被决定。20世纪以后，随着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代表的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格天生”就一直被质疑，品质决定论也销声匿迹。费罗姆(1995)反对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能量移置理论，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心理的决定与制约作用。霍妮(1996)认为人的发展受环境所制约。沙利文(1997)的“人际关系”学说认为，人格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不断形成。卡丁纳(1998)主张文化观点，他认为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人格，对人格的评价也会因由文化而不同。福利特(2000)认为积极心理品质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并在临床心理学领域提出了设计环境因素以唤起积极行为等方法，以帮助人们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总之，他们强调外部环境对人格产生决定性作用，反对把人格单纯地看作是遗传与生物本能所衍生与驱动的生物人;强调社会角色、家庭环境、人际关系、亲子关系、文化模式与社会制度都对人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而积极品格更是源于社会文化因素，因为积极一词本身就是与社会互动才有意义的词语。
21世纪后，人格的研究开始综合先天与后天的作用，并且这一特点也逐步表现在“积极品质”的研究上。谢尔曼(2003)重新使用“品质”一词作为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认为积极是一个过程体验的行为。积极与个人处境有关，是指一个人选择一个最能适应的环境和发挥了最高潜能的行为，是一个人把所有力量都运用到了极限而问心无愧的人生态度。积极心理学对“积极”的关注和追求，促使心理学家多方寻找促进个体积极状态产生的各种内在因素和心理机制。
四、结语
综上所述，积极品质研究最早源自于心理学对 “消极—积极”的心理状态的研究，在不断的探讨中，积极品质的概念得到极大扩展，产生众多概念，而所有的概念都存在着以下共同点：(1)积极品质强调对品质的开发，而不是对问题疾病的治愈;(2)积极品质相信人类具有对美好的向往以及走向美好的能力;(3)积极品质的品质定义是多元的;(4)积极品质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在积极品质概念扩展的基础上，心理学开辟了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即积极体验、积极人格和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三大领域就感受与特质、个体与群体之间进行划分，但又相互联系。通过增进积极体验，个体才能够形成积极人格并得到良好发展，而积极人格的形成也会促使个体得到更多的积极体验。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一方面决定其自身环境的形成，另一方面为积极体验的获取与积极人格的培养提供外部环境的保护。积极品质一开始被认为是由基因决定。而后，行为心理学兴起，环境因素得到极大的提倡。现在，积极心理学更多地认为，积极品质的形成一部分由一定的基因条件决定，也有一部分由后天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事实上，由于遗传基因的无法改变，积极心理学更提倡通过后天的积极干预来形成积极品质。尽管积极品质的研究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但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1.国内外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鲜明的“问题视角”，其主张从个体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来进行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积极品质概念的拓展与测量以及对积极品质的培养。但，对积极品质的研究并没有对其自身的哲学假设进行讨论，即对人性本善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几乎没有做出探究。
2.积极品质的研究来源于国外，因此国内的研究也继承国外之理论与经验，大多是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主要针对积极心理学思想。也有一些探索方法的文章，但以宏观探讨居多。国内对于中国人积极品质的研究也多参考国外，但“积极”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会因文化而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说话委婉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是一种积极优秀的品质，但在西方文化的话语系统当中却不是。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总结中国人的积极品质特点与成长规律等是中国积极品质研究的重要主题与方向。
3.积极心理学已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有待进一步归纳、整理。虽然积极心理学只诞生了短短十余年时间，却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没有很好的总结，没有形成合理的理论体系，使得人们无法系统地了解积极心理学的全貌。关于积极品质培养路径也没有一套全面的体系。
4.尽管国内对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还缺乏纵向深入，有些甚至还只是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总结，一些结论常常只能在一种假设或在有限的横向比较基础上得出，积极心理学在个体实践中的运用不足。而纵向研究所获得的资料更丰富、更全面，得出的结论自然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但积极心理学几乎还没有经历过有重大影响的纵向研究，这就影响了这些结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