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背后的心理学
今年6月15日，中国股市从高位开始一路下挫，整个过程持续三周，“跌掉了10个希腊”（指总市值蒸发相当于希腊去年GDP的10倍）。无数人从赚钱的狂欢，陷入亏本的哀鸣。这轮下跌甚至还被认为可能造成经济危机，逼得政府连番出手救市。股市、金融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自有这些方面的专家去讨论，作为心理学家，我更在意的是其中显露出的国人心理。
警惕“过度自信”
股灾透视出的负面心理很多，羊群效应（从众心理）、过于贪婪、热衷归咎他人……还有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负面心理影响颇大：过度自信。国内舆论通常认为中国人是“不自信”的，还有人制作过一个视频“中国人为什么不自信”，引发广泛点击。但心理学家的科学调查结果却与这种成见相反：中国人不但没有普遍不自信，反倒普遍存在过度自信的问题。
早在1984年，美国心理学家弗兰克·耶茨就在北京做过一套“自信心理的客观测试”，通过询问人们对一些客观问题的回答，来间接推测其自信水平。例如，要受测者选择土豆在什么样的气候环境下成熟得更快一些，并要他判断对自己所选答案的自信程度。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表现出更强烈的“过度自信”倾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李紓教授曾对过度自信的问题做了进一步考察，他对比了新加坡华人和大陆国人的情况，发现产生过度自信的缘由并非是文化或语言，而是教育方式的结果：中国教育强调唯一正确的答案，使得国人不擅长从反证的角度去思考。
过度自信不仅表现在对知识、信息、趋势的判断上，也表现在自我认知的偏差。自信本身是一种正面心理，但过度自信则是罔顾客观规律的认知偏差——对成功的概率估计总是过高，对失败的风险估计总是过低，总认为坏事一定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股市一定发财，就是过度自信的一种表现。尽管许多人都知道短期股市只是零和游戏，有赚的就有亏的，但他们还是抱着投机心理入市——自己是来赚钱的，别人是来接盘的。当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时，建立在认知偏差上的自信就显得尤其脆弱，缺乏应对的准备，这也是股市大起大落的一个原因。
积极心理不可忽视
大多数人决策或日常生活所凭借的心理还是正面的。正面心理是人类成功、幸福、快乐乃至伟大的原因，尽管曾被心理学忽视，但它们的作用不可小觑。在中国早期股市捞到第一桶金的所谓股神，没有一个活过60岁，幸福感的欠缺恐怕是很重要的原因，以投机成功的刺激感代替普通人依托的幸福感，毫无疑问会失败。
积极心理学专业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正面心理，它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兴起的对传统心理学的一种反省。几百年以来，心理学对负面心理关注较多，其成果往往集中于焦虑、抑郁、自杀等疾病模式，主要承载治疗功能。而幸福、创造、道德……都属于正面心理，以往只是被当做哲学问题，积极心理学则以科学方法对之进行研究。
积极心理学隐含着一层潜在的价值判断——它总是试图肯定人类社会的传统价值。美国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就写了一本书，号召回归传统智慧：工业化、技术化、现代化让人类变得越来越物质主义，但是传统智慧可以帮助人们回归自然。当然，不是回归到贫穷、愚昧的状态，而是要回归到传统文化里比较好的一面——和谐、安静、天人合一。其实，这些不是传统文化，只是普世观念，“回归”、“传统”只是一种称谓，但积极心理学确实比较认同回归人性、回归自然，是对现代物质主义的纠正。
积极心理学帮人们建立对正面心理的科学认知，正如一个人对抑郁症存有正确的了解，当抑郁症出现时就不会产生过度的反应。
中国人的幸福感将继续增长
以探究幸福为主题的美国公开课大受欢迎，幸福感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重点。不同的心理学家，对幸福的定义稍有出入，我把幸福简单定义为“有意义的快乐体验”。这个定义包含三重要素，首先个体必须快乐，为伟大理想、宗教信仰把自己给炸掉了就不符合快乐要素；然后必须要体验，即有一种神经的、生理的物质基础，可以感受得到，说得出来，测得准；最后还要是有意义的，否则一个人吸大麻也同样是快乐的，神经化学递质也都能被检测到，但它毫无意义。无论怎样定义，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幸福，无论是采用问卷、检测心率血压等身体指标，还是测量神经递质或脑区测量，一定是可以被测量的。
我们在做一项针对社交网络的大数据研究，发现影响中国人幸福感的三大因素。第一个是主观的社会不公平感；第二个是生活压力，包括就学、就业和职业发展带来的；第三个是来自人际关系的压力，如缺少朋友、感到身边的人冷漠等。
当然，幸福这个问题是非常个人化、具体化的，每个地方、每个人处于每个不同阶段，影响他幸福感的因素都在变化。有的人最在意缺钱，有的人最在意他没有老婆，有些地方的幸福感明显受污染情况影响，差距很大，上述三大因素也只是相对而言出现较集中的因素。这些研究掌握了不少客观证据。譬如，基尼系数与不幸福感成正比；又如一个人朋友越少，与社会距离越疏远，去看病的次数越多。我们还证实了“拐点理论”——在社会发展初期，幸福感和经济状况线性相关，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幸福就变得跟经济状况无关了。我们找到中国的拐点是5万元人民币：在人均GDP低于5万的地区，越有钱，越幸福；过了这个拐点，有钱的边际效用递减非常明显。
放眼世界范围，我们的团队还对GoogleNgram收集的出版品也进行了大数据分析。GoogleNgram共收集了1800-2000年间，九种语言的出版物，大约占人类所有出版物的6%。我们发现在过去的两百年间，人类出版品中关于幸福感、关于意义感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发生逆转，出现反弹，这个时期，也刚好是积极心理学兴起的历史大背景。
我们的研究结论与著名心理学家史迪芬·平克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们人性中美好的天使》，认为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人类变得越来越善良、道德。平克举了四个方面的数据：一个是大规模的战争数量明显下降，现在即使还有战争，哪怕在阿富汗、伊拉克这样的地区，战争持续时间也大幅缩短了，因战争而死的人比以往少了；第二是犯罪率下降，全世界的犯罪率普遍下降，监狱里的人数也在减少；第三是科学发明越来越多；第四是财富普遍增长。
所以，冷战的结束实际上代表了人性的回归，人们受恐怖、愤怒、敌意这些心理困扰时间太长，现在开始超越这些，去追求共同的人性了。对中国社会而言，也是抛开了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阶级斗争观念，融入了历史潮流。
我们算得上是一族幸运的人，刚好在国际大势风向逆转，变得更加幸福时走入了这个大势。只要继续改革，保持开放，中国人的未来就会同全人类的未来一样走向美好。没有必要为目前的低幸福感太过忧虑，中国融入了世界，我们的幸福感也一定会融入世界，追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更没有必要对眼下的股灾太过担心，幸福感的增长是大势所趋，而今后再看这次股灾，只会认为是幸福长期增长曲线上的一朵小小波澜。
来源：凤凰周刊 2015年24期
作者：彭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