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青年政治意识表达的心理障碍分析

    伴随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发展转型与政治环境改变，以及全球化、现代性与网络技术等的推动，青年政治意识表达有了新变化。青年政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政治参与能力的不断增强，不仅为青年政治参与提供了微观社会基础，亦使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不但给青年发展带来了影响，也给共青团工作以及社会管理工作等带来了挑战。正如陆昊提出，共青团面临的挑战从本质上看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转变；二是青年的政治意识表达方式发生了新变化；青年在常态下政治意识淡化，但在有重大事件发生时会有集中表达；三是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发展对青年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交流方式和聚集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那么，青年政治意识表达新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何基本特征，又应该如何应对？本文拟就此做一初步探讨。
    一、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变化的具体表现
    青年政治意识表达作为青年政治参与的具体形式，它受整体社会发展环境、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以及国内外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近些年来，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具体表现在：
    1.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意识淡化明显
    政治意识是政治社会生活中比较稳定的观念形态，是政治主体对于社会与国家政治制度、政治集团相互关系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路线、价值观念以及行为理念等的认知，是政治制度、政治发展与政治行为的基础，其规范和指导着一个人的政治行为。自“文革”结束后，摆脱了全能主义治理模式的中国社会步入到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和任务的基本轨道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非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而非政治挂帅，日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常态。因之，日常生活去政治化趋向日渐明显，整个社会步入常态运行。革命政治氛围日渐褪色后，共产党人开始探讨如何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开始思索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下的执政党向市场经济下的执政党转变，开始思考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开始探索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与此相关的是，在后全能主义时代下，本对政治最敏感的青年群体，尽管其教育文化水平有所提高，国家整体政治发展不断改观，但其对政治的关注热情却反而下降。尤其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号角吹响全国之后，青年的关注点逐渐从政治生活转移到经济利益上来，市场主义逻辑而非阶级斗争传统日渐占据青年日常生活的主流。一切向钱看，以钱论成败，以金论英雄，日趋司空见惯。正是在市场主义逻辑等的冲击下，青年政治意识有所淡化。
    青年政治意识的淡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宏观政治性话题的兴趣下降。以农村青年为例，有调查显示：“当前农村青年主要是靠电视、网络和报纸杂志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只有35.1%的农村青年对于国家大事、领导人活动、时事热点等政治性话题感兴趣；37.8%的青年表示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所以平常不怎么关心……27%的青年则表示平时不太和别人谈论政治，但有时会在心里思考”[1]。二是对自身政治权利的认知下降。现实生活中，很多青年往往对自己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和理应承担的政治义务不够清楚，当他们遭遇侵害时，要么采取极端化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要么甘当政治冷漠者，对应有的政治权利不予重视。以我们曾经调查过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因受特定身份与社会位置的影响，他们既无法回到农村社区去实现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无法在务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权利与诉求，常常成为政治边缘人。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成为政治边缘人、政治冷漠者，这与他们既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又无法真正回归乡村，以致陷入“在扎根与归根之间”[2]的社会融入困境不无关联。也因此，在乡村社区换届选举中，新生代农民工常常缺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被”参与者。
    2.焦点事件中的政治意识表达“爆炸”
    在西方政治学界中，学者们常常将政治参与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认为政治参与程度高低与政治文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率关系。其实，政治参与对于政治文明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过高的政治参与也可能会导致“参与爆炸”[3]。以当下中国青年来说，尽管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意识淡化明显，然而在焦点事件中的政治意识集中化、极端化表达同样比较常见，这已成为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变化的主要表征。
    重大或焦点性事件中青年政治意识表达集中或者极端化，近些年尤为突出。按照发达国家发展的基本经验以及国际上的通例，国民收入在2000-3000美元时是一个国家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最好时期，同时亦是矛盾多发期。劳资关系冲突、土地征收纠纷以及司法腐败等等，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多发地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蓝皮书》显示，1993年到2003年，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由每年的1万起，增加到每年6万起，参与人数由37万人增加到307万人[4]。2006年全国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余起；而2007年则猛增至8万余起；2008年，群体性事件更是规模升级，数量增加，比较典型的如贵州瓮安“6·28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等；2009年，群体性事件继续呈现数量增多趋势[5][6]。青年作为政治意识容易松动的群体，其政治认知与政治态度不够稳定，在重大事件中难免被不法分子所煽动和利用。
    3.政治意识表达方式的复杂化
    21世纪是高科技时代，随着现代电子技术、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等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既给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也给人们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青年作为学习能力较强的群体，在网络时代更是主导性力量。青年不仅利用网络来方便生活与工作，而且通过网络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网络政治参与成为青年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
    飞信、QQ、MSN等即时通信工具，以及手机短信、视频聊天等电子平台的广泛普及与应用，给网络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以诸多新影响，使其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在传统组织化政治意识表达仍旧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因缺乏有效的网络政治参与 渠道，并缺失相应的表达机制与治理机制，使得青年的政治意识表达更加多样化与复杂化。青年政治意识表达方式的多样化与复杂化，除了青年政治参与由传统化方式向网络化方式的转变之外，青年政治意识表达的无序化、暴力化与内敛化亦时有发生。就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内敛化而言，个别新生代农民工在遭遇权利侵害时的以死抗争就是典型。正是传统组织化政治意识表达的不健全、现代网络化政治意识表达的不完善以及现实中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不完备，使得新时期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呈现出复杂化特性。
    二、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变化的基本特征
    青年政治意识表达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诸多新变化，这既是国际国内条件发生变化的结果，同时亦是青年群体自身变化的产物。总的来看，这种变化主要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1.政治意识表达的去政治化
    整体观之，20世纪初以来，中国民众政治意识历经了一个由政治冷漠到政治泛化，再由政治泛化到政治淡化，进而日渐理性化的过程。1919年5月4日，中华大地爆发了由先进青年所领导的五四运动，这掀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序幕，中国青年的政治意识也由政治冷漠转向了积极的政治参与。此后，无论是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青年政治意识表达明显地呈现出泛化的特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由阶级斗争为导向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整个国家结束了全能型控制，进入到常态社会。伴随政治环境的整体变化，青年的政治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不再是文革时期的政治挂帅，而是谁能赚钱谁英雄，青年人慢慢地从关注政治问题转向关心经济利益问题，青年政治意识淡化日渐明朗。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整体来看是一种去政治化。
    青年政治意识表达的去政治化，首先表现为他们不再热衷于政治，不再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予以热切关心；其次，也表现为他们政治参与本身的去政治化。亦即，尽管在一些政治活动中，青年有政治参与行为；但是，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并非怀抱政治目的，而是某种社会原因或是被动参与抑或动员参与的行为。而这，在当下中国乡村社区选举中表现尤为明显。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受整体就业环境以及社会压力等影响，当下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不只是无心关注政治，更是无力关心政治。在就业难与高房价面前，青年们的理想和追求慢慢地被现实所吞噬，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以及人民的幸福，而是揪心于如何能获得一份好的工作，如何能拥有一份好的收入。诸多研究表明，高房价不仅给青年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而且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这给青年的城市融入与身心健康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青年住房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急需引起我们的关注[7][8][9]。这同样是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去政治化的重要根源。
    2.政治意识表达机制的内卷化
    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亨廷顿曾经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要想维系高水平的共同体，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伴随着更强大的、更复杂的和更自治的政治制度的成长”[10]。可见，制度建设与政治制度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政治稳定和良性政治发展的前提。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然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迟缓，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待改革和解决。以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为例，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并没有考虑到青年的特殊变化，思想政治工作没有随着青年的变化而变化，使得青年的利益没有被充分关注到，思想变化没有被注意到，致使其进行政治活动时，即便是有相应的政治表达渠道，但是青年权益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这无形之中使青年政治意识表达陷入了一种内卷化困境。
    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内卷化困境之衍生，主要在于传统政治表达方式无法满足青年的需求，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近些年来，尽管部分地区在完善青年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但是，由于是在传统的政治意识框架之内设置，并受制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其仍旧无法完全满足青年群体的变化，尤其是青年群体本身的分层与分化。如何塑造出既适应青年群体变化，又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符的青年政治意识表达机制，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内容与主题。
    3.政治意识表达方式的无序化
    亨廷顿等曾论证认为：“一个社会中，政治参与的水平、形式和基础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以更高的价值”[11]。可以说，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为推进政治发展与确保政治系统有效运行，就需要政治参与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需要推进政治参与的有序化。有序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与政治运行的前提和基础。
    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受经济社会发展所限制，受政治主体教育水平所影响以及群体意识等的作用，政治参与常常呈现出复杂化特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虽然经济总量有所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整体政治环境大为改善。但是，这离广大群众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于矛盾凸显期的当下中国而言，青年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不够流畅，有损青年利益的情况常有发生。此时，如果不加以积极引导，青年政治参与很容易出现无序化境况。
    三、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变化的影响因素
    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发生变化，既有个体层面，即青年群体本身变化的影响与作用，也有中观层面如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的影响与作用，还有宏观层面如全球化等的影响与作用。
    1.就微观层面而言，青年群体本身正在发生分化是首要因素
    在考察社会运行时，社会地位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对于社会地位结构的考察，常可从静态，即社会分层角度去分析。所谓社会分层，指的是依据一定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社会分层体现着社会不平等[12]。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与社会分化的加剧，群体分层会越来越明显 。陆学艺等基于人们在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和制度分割中所处的不同位置，以及其资源占有的不同情况，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出十大社会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3]。
    有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对青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青年社会化、教育、人生观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14]。总的来说，青少年作为接触新事物、正处于成长中的群体来说，他们内部也存在分化，不同年龄、阶层和地位的青年，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关注话题等都有很大差异。其中，典型的如：“官二代”、“富二代”等与“穷二代”、“蚁族”之间就存在很大差异，其社会经历、思想观念与人生认识迥异。
    正是因为青年群体内部存在分化，使得青年政治意识表达也相应地表现出群体性特征，不同阶层的青年其政治意识不同，在对待同一政治现象时观点和看法迥异，其在参与具体的政治生活时、在进行政治意识表达时自然会体现出分层化、复杂化特征。青年工作和青年研究如何适应青年群体变化对青年政治意识表达的影响，如何适应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分层化的变化趋向，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
    2.就中观层面而言，则是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与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等的不足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国民经济总量相比新中国成立以前有了极大增长，人们生活正在从温饱向小康水平转变。与此同时，我国同样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各种矛盾、纠纷层出不穷，社会分配存在不合理现象，贫富差距较大，社会戾气普遍存在，社会泄愤事件时有发生[15]。这些，极可能为青年政治意识表达极端化营造社会基础。
    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频发，其根源在于公民权益维护机制、利益表达机制与矛盾化解机制的缺位，公民缺乏相应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青年作为社会责任感较强的群体，容易被社会敏感问题与焦点事件所调动情绪。在其合法权益缺乏相应的表达机制之时，除了部分人选择以自杀这种“以命抗争”的方式来表达外，部分青年容易成为焦点性事件的参与者和组织者。
    3.就宏观层面而言，全球化与现代网络技术等是主导力量
    全球化以现代高新技术为动力，通过现代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等形式，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全球化在给世界经济发展以极大影响的同时，亦给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重大影响，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而言都有着重要影响。在全球化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模式中，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不利影响，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借助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通过经济手段和其他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广他们所极力倡导的自由主义，毫不顾忌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大国，更是试图继续用西化、分化思维来对待中国，搞两套标准，极力诋毁中国的建设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青年的有序政治参与。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现代高科技和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成为青年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部分。很多青年不仅日常生活离不开网络，他们亦通过网络来了解世界、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有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青年通过网络来进行政治意识表达，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权益。网络作为一种现代科技，固然有其积极性的一面；但是，作为匿名度极高的一个参与平台，如果利用和治理不好，不仅容易造成政治参与的爆发，也容易出现各种网络群体性事件，而青年又极可能是主体。
    四、如何应对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变化
    总之，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发生新变化，是宏观的国际环境、中观的社会环境，以及微观的个体环境所综合影响与作用的结果。青年政治意识表达出现的新变化，给和谐社会构建、民主政治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应对和适应青年政治意识表达的诸种新变化。
    1.创新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与机制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法宝，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毛泽东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他论述了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论述到：“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6]。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将思想政治工作当作生命线来论证和倡导。青年期作为一个人思想认知形成、人生价值观念生成的重要阶段，接受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体制变革的加速以及思想观念的更新，传统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已经越来越不符合青年的特点，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越来越不适应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在传统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中，以组织为依托所进行的工作较为常见，组织往往是思想政治工作得以实现的载体。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很大一部分青年不在组织之中，传统的以组织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难以覆盖全体青年，一些游离于组织之外的，或者被排斥于组织之外的青年常常不在传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涵盖之中。
    思想政治工作要想继续发挥作用，就需要适应青年特性的变化，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既要从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吸收养分，也要积极地创新思想政治工作体制机制。要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地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坚持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2.建立多层次、全方位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与权益维护机制
    有研究表明，我国青少年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存在法制建设滞后、人力财力投入不足以及 工作方式不科学等诸多问题[17]。针对青年群体本身的变化、青年政治意识表达的变化以及其青年权益易受侵害的事实，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践行科学发展观，必须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青年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与权益维护机制。要针对不同的青年群体建立相应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尤其是，针对弱势青年群体(伴随社会分工的精细化，青年分层和分化越来越明显。青年既是年轻、活泼和有活力的群体，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处于社会分层低端的青年也常常成为弱势群体的代名词。比如，新生代农民工、穷二代以及蚁族等等，这些人相对其同龄中的官二代、富二代等而言，他们处于绝对弱势。即使是一些所谓的“凤凰男”，在现有体制与社会环境下，也常常位处弱势)的社会处境，更要建立全方面的利益表达机制与权益维护机制。具体地说，既要根据青年群体本身的变化，构建多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照顾到不同青年群体的利益；也要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党情与社情，构建多层次的利益表达机制，充分发挥党委、共青团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的作用。
    3.拓宽青年政治参与渠道、扩大青年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程度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政治参与制度化有利于社会政治稳定。青年作为政治参与意识较强、政治参与能力较高的群体，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以及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之间的脱节，其政治参与陷入了困境。要使其顺利地走出政治参与困境，就要拓宽青年政治参与渠道、扩大青年有序政治参与。扩大青年有序政治参与，不仅要提高青年政治参与的素质和能力，引导青年走向正确的政治参与之路。也要营造良好的政治参与环境，要以青年乐意接受的方式来创新政治参与的方式，要以青年喜好接受的形式来改善政治参与的环境，既要包容青年，也要引导青年。这样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