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平淡美发展脉络浅析——兼论梅、欧、苏、

摘　要：平淡美是宋代诗人对诗歌的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宋人对诗歌平淡美的追求，肇源于梅尧臣，欧阳修倡导之并将其凝结为文学思想，而成熟于苏轼、黄庭坚之诗论与实践。梅、欧初步明确了平淡美这一美学发展方向，而苏、黄从审美情感和艺术表现方面，进一步丰富了平淡美的内涵。

关键词：平淡美；审美理想；美学思想
　　平淡美是宋代诗人对诗歌的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已有论者从宏观的角度指出：“中国古典诗歌的平淡美，作为审美理想而确立于成熟的理论自觉之中，应该说，是自宋代开始的。”p52平淡美可以说是宋代诗学的主流思想，处于宋人诗说的重心位置。
一
　　宋人以平淡论诗，发端于梅尧臣。针对唐五代以来文坛虚空浮艳之弊，梅尧臣提出“平淡”的主张，力倡平实朴素之风，认为作诗要“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如见赠述诗》），主张诗的价值不在于藻绘的包装形式，而在于质朴的实际内容。后世对其评价甚高，如刘克庄曰：“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龚啸赞曰：“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
　　梅尧臣之所以有开山祖师之誉，是由于他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进步理论，指出了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要求诗歌回复风雅传统，一定程度上遏制晚唐至宋初的浮靡之习。他在艺术风格上提出平淡论，在《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一文中写道：“其顺物玩情之为诗，则平淡邃美，读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趣尚博远寄适于诗尔。”又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平淡”是梅所极力追求的艺术境界。所谓“平淡”，并不意味着平庸和浅易；恰恰相反，他是主张以极其朴素的语言和高度的写作技巧，表现出作品的内容。
　　梅尧臣为宋诗坛吹入一缕新风，正式拉开宋人追求平淡美的帷幕，受到文坛领袖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及苏轼的交口称赞。他不仅在理论上推崇诗歌平淡美，而且在创作中也极力追求平淡。宋人方回评价说：“若论宋人诗，除陈、黄绝高，以格律独鸣外，须还老梅五言律第一可也。虽唐人亦只如此，而唐人工者太工，圣俞平淡有味。”“宋人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平淡而丰腴。”梅尧臣的诗歌创作生涯，不仅为其诗歌“平淡美”理论的构建奠定了丰厚的实践基础，而且本身就是追求平淡的艺术风格和境界的过程。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指出：“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可知其风格多变，但仍以平淡为底色，早期诗风的“清丽”之平淡，经历了一生创作中激发、感兴、锤炼、融汇等一系列磨练和发展的环节，最终达到晚期诗风的“老劲”之“平淡”。
　　梅诗的平淡对改变宋初浅切浮华的模拟诗风有其独到贡献。但也应该看到，梅之平淡论是散乱的，并未系统化，再加上梅本人诗歌创作水平的限制，他的平淡论影响是有限的。
二
　　苏轼推崇平淡美，承梅、欧而来，宋诗那种诗意平淡而内含隽永风格的真正形成应以苏诗出现为标志的，而苏轼的平淡诗美观又与其生存状态、人生态度、审美趣味密切相关，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处穷和嗜陶。在苏轼看来，诗人“处穷”乃“天欲成就之”，因包含有苦难与坎坷，包含有较深层次的人生体验，故其情感在经历磨砺之后便具有内在的力量和深蕴，才能自然平和，无牢骚之辞、苦寒之语、蔬笋之气，见出其“高风绝尘”，“处穷而能超然淡泊温厚平和”。经过了几十年的宦海沉浮，到了晚年，苏轼更喜好超然自得、简古淡泊之诗风。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他对李、杜的英玮绝世既推重而又深感有所欠缺，而更推赏“陶、谢之超然”，推赏“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以及司空图“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的诗味说。
　　苏轼在艺术意境的创造上，发挥了梅尧臣的平淡美理论。他在《评韩柳诗》中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所谓“外枯”是指其意境外在形式之朴素平淡，所谓“中膏”是指意境之内在含义丰富充实，故有不尽之意深藏其中，而愈嚼愈有味。他又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诗人，皆莫及也。”（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所引）这里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也就是“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的意思，外表质朴平淡而内实绮丽丰腴，这是对梅尧臣平淡美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苏轼倡导自然成文，在这种创作心态的指导下，苏轼“出新意于法度之外，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自然态度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诗作平淡的特殊形态：平淡中有“至味”和“奇趣”。苏轼推举司空图“美在咸酸之外”的观点，并将其“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说法概括为“味外味”。苏轼还强调平淡中要有“奇趣”。苏轼在给二郎侄的书信中曾说到：“大凡作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强调平淡是由“气象峥嵘，彩色绚烂”发展而来，有一个磨练的过程，是一种更高的境界。苏轼曾谓参寥子诗“笔力愈老健清熟”、“当更磨揉以追配彭泽”（苏轼《与参寥子二十一首》其二）。说明平淡之美是在气象峥嵘、老健清熟之基础上的经过不断磨揉后的山高水深，即在看似朴质清癯简古淡泊的文字中，包含着绮丽细密，包含着深厚韵味，具有一唱三叹之艺术魅力。
　　黄庭坚对“不俗”的追求让他看到了陶渊明诗“直寄焉耳”，纯出天然，无迹可求。他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苯。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三首之一》）可见在他的心目中，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无意为文”“不烦绳削而自合”，“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至于如何达到这一境界，他则摒弃了苏轼以超群的天才、出众的学识运斤成风、纵横捭阖而带来的清新神逸、自然脱俗之高致，转而取法于前辈，变异求新，标奇越险，追求以艺事的精深华妙而造就 的超迈流俗、山高水深之平淡，并奉杜甫为鹄的，追摹其命意曲折、句法精深。但黄庭坚也深知老杜的这种“平淡”不是俯拾可得的，因此他学到了杜甫“苦用心”的创作态度，要求诗作要“有法”，即“从容中玉佩之音，左准绳右规矩”（黄庭坚《跋书柳子厚诗》），主张通过严格的诗律句法的训练而逐渐达到高度自然的境界。
三
　　从梅尧臣、欧阳修到苏轼、黄庭坚，平淡美的理论与实践构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线路。从中也不难看出，梅、欧、苏、黄四家的平淡美因各自师法的前人不同，艺术理念、作诗技巧不同，从而带来各自平淡美的不同特征。如梅诗是平淡中见怪巧，“如食橄榄”，始苦后甘；苏诗是平淡中自有“高风绝尘”之气，自然天成；黄诗是平淡中有“奇峭”，入于雕琢而出于自由。但是纵观四家的平淡论，我们也可看出，平淡美作为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文人士大夫对平淡美的追求，与其对自身的人格追求截然不可分。陶渊明是他们共同效法和景仰的对象，他们学习陶渊明，不仅仅在于他的诗学技巧，更重要的是学习他的人格之真。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认同，赋予了“平淡”特殊的人格品味和哲理深意。因此，他们的“平淡”不是一个风格问题，更不是诗法问题，而是人格境界问题。他们的平淡更是诗境和人品的契合。其次，宋人的平淡也是洗尽铅华之后的老成之境，是绚丽之极的平淡，“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在这个意义上，平淡实意味着老到精熟，意味着老硬生涩式的平淡。故宋人的“平淡”中又夹杂了古涩与硬朗的成分，“平淡而山高水深”，达成矛盾的辩证统一。
　　总之，宋代诗学的“平淡美”既不是对绚丽、丰腴的简单综合，也不是指在外枯形式下掩盖的一种美，而是经过了绚丽多彩而达到的纯熟的表现，是综合了丰腴、绚丽的平淡，是一种内蕴深厚的美。而宋代诗人对“平淡美”的追求亦可现出宋人求新求异于唐人，为造理想诗境而作的努力。平淡美遂成为当时诗学关注的中心，成为不同创作个性的诗人所共同追求的境界，并作为诗学理想建构的关键而被后世再三加以阐释并衍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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