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朔散文的绘画美

摘要：自古我国便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审美追求，随着艺术创作实践的不断增多，艺术观念的逐步深入，人们在诗画相映的基础上发现：散文与绘画也有共通之处。本文将从构图布局、意境创造、描绘技法等方面进行论述，考证杨朔采用绘画艺术这种审美手段和审美形式的表现。本文将采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运用举例子、做比较、引用分析等的方法，主要通过图书查询、网上浏览收集资料，并运用了文学、美学、文艺学等相关知识。研究杨朔的这种审美追求和创作实践，将为后世诗化散文的创作提供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论文关键词：杨朔,散文,绘画美

　　“楚之骚文，距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文学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革新发展的特点，无论是散文、诗歌，还是小说、戏剧，都是世代相承。自古我国便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审美追求，并以此要求诗人、画家的创作；现代文人闻一多提出诗歌创作的“三美”理论，其中便包括绘画美；现代诗人徐志摩也曾说：“要真心鉴赏文学，你就得对于绘画音乐，有相当心灵上的训练。”

　　随着艺术创作实践的不断增多，艺术观念的逐步深入，人们在诗画相映的基础上发现：散文与绘画也有共通之处。何况一直将“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作为美学目标的杨朔，其作品自然更是饱含着绘画的美。但杨朔散文通常被研究最多的，是他文中饱含的诗情、固定的模式，而如画般的视觉效果却易被忽视。本文确定以“杨朔散文绘画美”作为研究对象，是在充分认识到诗化文学绘画美的历史渊源，及杨朔追求绘画美的自觉性为基础的，主要论述杨朔散文中是如何体现了绘画美。

　　（一）历史渊源

　　在中外文艺美学中，诗画相映的理论从不匮乏。我国宋朝著名文人苏轼曾用“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来评价王维的诗《山中（阙题二首其一）》，当读到“兰溪白日出，天寒红叶稀”时，读者眼前很容易就浮现出一副清新凄冷的画面。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和古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奈迪斯，也从审美视觉和审美听觉方面分别提出过“诗如画”“诗是有声画，画是有声诗”的理论。

　　诗画相映的理论放之于诗化散文的创作中同样适用，文学家们随着艺术修养的不断提升，不同程度地学会了用画家的眼光观察事物，不断地借鉴绘画的创作手段，使作品的审美角度更加多样。

　　（二）自觉性

　　杨朔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散文家，曾致力于诗化散文的创作。他的散文创作集中在建国之后，但创作环境却并不稳定安宁。建国初期，“苏式小品”即讽刺性杂文独占刊物；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泛滥，这都严重影响了散文的发展。在散文历尽危机之后，杨朔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他认为作家必须注重作品的艺术性，要有艺术方面的创造，并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有如攀登冰山，要想登峰造极不是容易的，是要经历艰苦路程的。”他始终坚持注重散文的形象思维和艺术美，以“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为美学目标，在散文艺术美包括音乐、绘画、电影等各个方面，建树自己的美学观点，使抒情散文在艺术的形式方面，开拓出一个新的境界,即诗情画意、哲理深厚。

　　二、绘画美的具体表现

　　莱辛曾提出，身在语言艺术范围的散文只能“通过语言叙述那些持续于时间上的动作，所以不宜充分逼真地描写静止的物体。”而杨朔的散文从绘画中吸取了众多方法和手段，在构图布局、意境创造、描绘技法等方面下功夫，使笔下事物表现出令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面感，体现出物中传情、景中寓意的绘画之美。

　　（一）构图布局

　　构图是指绘画时根据题材和主题思想的要求，把要表现的形象适当地组织起来，构成一个协调的完整的画面，主要包括：选择什么外部形象，外部形象放置的位置等。杨朔诗化散文选景、布景都如绘画构图一般，充满了艺术形式美。

　　1、选景

　　在绘画中，假设画一条腾云驾雾的龙，若整体画出它的全身，很难表现它的情态，也很难表现画家的思想精髓。所以高明的画师画龙时，只画其头部及局部的爪牙鳞甲，让龙身隐现于云雾，由此使整幅画栩栩如生。杨朔在创作散文时，吸收这种绘画选景方法，将所描绘的人、事、物“露其要处而隐其全”，即根据作品主题的需要，把一切纷繁多余的形象毫不留情地去粗取精，以最少最恰当的题材，单纯而集中地表现主题。

　　齐白石曾以“十里蛙声出山泉”为题作画，只花了山涧间的几只蝌蚪，引发观赏者的联想——有蝌蚪必有青蛙，亦必有青蛙在远处的山泉鸣唱。杨朔的散文通常也是抓住一事一物、一情一景，从小处落墨进而深入发掘，使读者在收到有限景物的讯息之外展开联想，进入到一个更为无限、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并以此追求诗的容量、画的内蕴。

　　杨朔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散文是“想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是“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如《鹤首》中提到，东京的朋友将日本的工艺品鹤首送予“我”，并且告诉“我”这样的工艺品是中国唐代的一位高僧带到日本的，作者由此写道：“我摩挲的是日本的艺术品，里面却含着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心血。这只鹤首瓶，正式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结晶之一。当年有人把瓶子从中国带到日本，现在我却又要把瓶子带回中国去，多有意思。”只是描述了一种瓶子的来历，只是朴素的叙述故事的始末，读者却能够从这样一个简单工艺品的文化背景中了解到中日文化交流的过去，懂得了虽然中国曾经与日本因战争结下难解之恨，但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却无法被忽视，中日普通民众之间的纯洁的友谊也不能够被抹灭。因为正如文中反问的一句话：“是不是因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便一脉相通，互相交流，生活感情上有许多共同点，我们的心灵才这样容易互相拥抱？”

　　2、布景

　　杨朔散文构图中有一种布景方式对后世文学创作中艺术手段的应用影响十分深远，即由幽入明、卒章显志。他善于把主题含蓄地隐藏在精巧幻美的意境之中，进行有重点、有步骤地揭示。他几乎在每一篇散文中都设置了达成传扬主题这一目的之曲径，曲径通幽，由幽入明，往往在作品的最后，明确思想的航道，和盘托出主旨。这种主题的揭示，正如古人所形容的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如《樱花雨》中，作者在文章前半部分做了大量铺垫，主要描绘一个叫做君子的日本女孩。在最初的描绘中，君子的身世是悲惨的、性格是怯懦的；同时读者也了解到当时日本的社会背景——被美国占领，本国人民没有自由。君子的生活正是广大日本民众的真实写照。但在深沉低落的气氛下，在文章描写的后半部分天下起雨、樱花绽放，忽而屋内灯灭，此时“君子忍不住自言自语悄悄说：‘敢许是罢工吧？’从她那对柔和的眼睛里，我瞟见有两点火花跳出来。”继而我们发觉，尽管是怯懦的君子心中依然有着火一样的愿望，渴望自由。结尾杨朔点明了主题思想，那就是日本民众渴望自由的愿望和坚定不移的性格，他们就像雨中的樱花，会开的更加热烈。整篇文章结构步步深入，层层相扣，最终读者拨开迷雾，豁然开朗。

　　中国画论中还有这样一句人所共知的讲结构的话：疏处可以跑马，密处无法插针。其实文学作品也有这样的要求，即必须讲究结构的疏密。杨朔散文在“疏”处，开阖变化，纵笔自如；在“密”处，细针密线，无懈可击。这种布景疏疏密密，交错而行，张弛有度，能够更好地揭示作品的思想主题。

　　《画山绣水》是在通过对几座山名的传说解读和种种风景画错落有致的“疏”中，对意境进行逐层开拓的。疏中有密，在思想红线与叙写线索贯穿的“密”中，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江山再美，谁知道曾经洒过多少劳动人民斑斑点点的血泪”，最终揭示了社会主义山水“今胜昔”的主题：“今后呢，人民在崭新的生活里，一定会随着桂林山水千奇百怪的形态，展开他们丰富的想象，创造出新的神话，新的故事。”

　　（二）意境创造

　　在近现代文论中，李泽厚从美学角度对意境做过解释：“以表现为主的各类艺术，其反映现实和创作典型，是由特殊的概括方式实现的。……‘意境’的创造，是抒情诗、画以至音乐、建筑、书法等类艺术的目标和理想，‘意境’成为这些艺术种类特有的典型形态。”正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和理想——意境，所以诗、文、画都要求创作者将情融于景，把内情与外物、主观与客观高度集中于同一艺术境界之中。杨朔散文在创造意境时，运用选取诗意事物、突出主体形象、情景交融等艺术方法，将主题思想与客观形象统一于意境，使文章从头到尾都充满着诗情画意。

　　1、意境之诗意事物

　　“在中国美学所标举的审美境界中，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不是孤立绝缘的，而是化入了空灵动荡的宇宙元气之中，面对这一生命的世界，审美活动，也不是简单的感情外射，而是以主体为主、主客共同互参的双向运动。”杨朔曾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念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那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感情，耐人寻味。……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写，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

　　杨朔散文中所选取的题材事物虽然几乎都是世上最平凡的，一山一石、一鸟一虫、一花一草……但经过作者对其诗意的加工，使原来平凡的对象仿佛注入了活力，顿然闪烁出动人的光彩，显示出深刻的道理。在《印度情思》中，杨朔抓住孔雀、小鸟、松鼠、猴子之趣，一幅幅风景图美不胜收，写出了印度独有的旖旎的自然风光；抓住“三河女神”、“神鸢”的传说，“戈特”高塔、古城石窟壁画、凯拉萨神宫，以及有关“普万纳国王”故事的石刻等，一幅幅风俗画充满了诗意，写出了印度生活中浑厚的宗教气息。

　　2、意境之主体形象

　　我国古典诗歌在创作时，按照诗人的美学追求和抒情需要，进行对主体形象的刻画，这些形象通过或新奇、或明亮、或灰色、或阴郁的气氛衬托，无一例外使作品具有一种和谐、完整、明确的艺术境界。如李煜的《虞美人》： 由春花、秋月、小楼、东风、月明、雕栏玉砌、春水东流组成了一幅萧索寒凉、孤独悲戚的典型环境；又以故国、不堪、应犹在、几多愁等主体思想的描写，表现出词人的一种凄楚愁苦、思念故国的典型情绪，从而构成了完整的艺术画面。

　　杨朔散文创造意境的一个基本手段，正是借鉴古典诗歌的上述典型特点，着力刻画各种具体形象。不仅使它们具有抒情写意的典型性，而且常常选择刻画一个中心形象，以此作为意境构图的主体。如《埃及灯》中的主体形象是埃及的一位大耳环妇女，且看作者如何描画：“望见那盏灯，我的神思一晃就会出现个幻影，在那茫茫的埃及原野上，风沙黑夜，一个妇女摇着金色大耳环，提着小玻璃灯，冲着黎明往前走去。……”这位埃及妇女的速写令人一读眼前立刻浮现出风尘仆仆、积极奔走的动感形象，只觉心情激荡，被某种情绪感染，渴望加入这位妇女的行列，正如作者本文中所写：“我一定要作为一名志愿军，到你们那正燃烧着自由的国土上去。”

　　3、意境之情景交融

　　情景交融，即从烘托作品的主题旋律出发，使情景交融的艺术画面构成具体作品意境的抒情基调。所谓“化景物为情思”， “一切景语皆情语也”，都是前人总结的运用情景交融来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从具体实践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千古名句，如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柳永的“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等，创造了画面纷呈、情调相异、各具特色的意境。

　　杨朔从整个作品的主题出发，在每篇散文中缀合众多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历历如绘、美不胜收。他把这些组画有机地统一在具体作品特定的意境之中，使之因意境的制约而被赋予了感情，同时这些组画反过来又完整地构成了作品的意境和抒情基调。最终杨朔通过绘画般的描写，委婉地寄托革命情思、抒写自己富有诗意的感受，“化景物为情思”，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如《荔枝蜜》这篇散文中，描绘了多幅画面——从化温泉夜景图、荔枝林养蜂场图、田野插秧图，这些画面都是作者为了赞颂蜜蜂高尚品格所做的铺垫，同时也反过来构成了整个散文的抒情基调。作者将种种画面缀合，最后发出歌颂劳动人民的情思主题：劳动人民就像蜜蜂一样，辛勤建设新生活，为自己，为别人。

　　（三）描绘技法

　　在杨朔的作品中，不仅在其构思构图和意境创造中体现了绘画美，而且在具体方面，例如描绘景物的笔法、描写人物的技巧、独特的语言风格等，也都体现出作者对于散文诗化的追求，其中就包括注重画面感。

　　1、笔法

　　在绘画创作中，十分强调笔法。我国国画艺术中，用笔常以线条为主，无论是单独用线条还是多种方式混合使用，均能构成完整的形体和影像，以表现事物的情态和创作者的意图。

　　杨朔散文创作主要以线描为主，能够将线条的曲直、浓淡、粗细、刚柔等巧妙运用，生动地表现出物体的轮廓、形态、动势、质感，画面的空间乃至人物的精神面貌，使笔下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如在《泰山极顶》中描绘了一幅泰山极顶远眺图，杨朔运用线条勾画，黄河像一条隐约的曲线，温和像一条缠绕山脚的蛇形线，拱卫泰山膝盖下的山岭像抛物线，一条条曲线的描画，给人以优雅、活泼、运动之感，正如作者所写：“整个山河都在欢腾。”

　　2、人物

　　杨朔描绘人物主要采用我国古代绘画中传统“白描”手法。所谓白描，是我国古代“白画”的技法，即单纯用墨线来勾勒形象的轮廓，不以任何其他色彩来敷染润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推崇这种创作手段，他曾说：“凭着许多最鲜丽的颜料，乱涂一通，不如用白色描写一个形象的轮廓来的悦目。”

　　杨朔将白描手法放之于写作，具体表现在他用淡墨轻笔勾勒人物，用富有特征的线条勾画人物，用最经济的笔墨突现人物的情态美，正如鲁迅所说，“并不细化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所以我们看到杨朔创作的人物素描画构图简练干净、朴素平易，而人物形象却力透纸背。如在《金字塔夜月》中，老看守的儿子在塞得港的战斗中为反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而为国牺牲，当被“我”问及时，老人对儿子的思念、对民族的忠诚、对殖民主义者的血海深仇，一瞬间百感交集。为了描写老人此刻大起大落的感情，作者只以“转过脸去”、“迎着月光”、“眼睛好像有点发亮”、“咽口唾沫”等凸显老人情绪特征的细节描写，展现老看守的内心世界。

　　3、语言

　　杨朔散文的语言风格，具有朴素、凝练、生动的特点，因而读者始读其文，便产生出如诗如画般简单而又丰盈、朴素却又感人的艺术体验。

　　首先，杨朔散文的语言是平淡朴素的。这种语言风格不像辛弃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那样的豪放、壮阔，也不似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式的凄凉、委婉，而是如同一条欢快的小河，流水潺潺，清新、活泼、优美。

用画比喻，杨朔的散文就像是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仅是寥寥几笔就画出了生活的诗意。如《茶花赋》中写道：“白玉兰花略微有点儿残，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水啊，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重的笔墨，只是透过朴素简单的语句，却让读者看到了锦绣河山，激发出对祖国的热爱。

　　其次，杨朔散文的语言是凝练深刻的。他的散文从不放肆笔墨，每篇文章都注意推敲，“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他常常在一些句子的关键地方用上一个非常恰切的词语，画龙点睛；并且在描写客观事物往往选择最形象、最凝练的字眼儿，惜墨如金地描写客观事物，构成如诗如画的意境。如《泰山极顶》中“山头上忽然漫起好大的云雾，又浓又湿，悄悄挤进门缝来”，一个“挤”字形象地写出了雾的浓；又如《荔枝蜜》中“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 一个“抱”字赋予了山水生命；《茶花赋》中“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一个“醉”字更写出了作者对祖国深沉热切的爱。

　　再次，杨朔散文的语言又是生动形象的。袁牧说过：“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不可字卧纸上。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杨朔的描写语言，便是字字“立”在纸上，鲜活、生动、形象，富有高度的绘画造型力。如《雪浪花》，通篇描写了浪花咬礁石的情景，同时叙述了老渔民的性格，渲染了环境。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比喻，作者运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联想，将自然景色和人物形象都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最终把浪花和劳动人民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劳动人民伟大的力量和高贵的品质。

　　三、总 结

　　杨朔的诗化散文从构图布局、意境创造、描绘技法等方面多方采用了绘画艺术的审美手段和审美形式，将文章按照绘画的艺术要求进行创作，描绘了作品主体形象的充满魅力的性格特征与实际行动，再现了客观自然界的生机盎然、绚烂多彩的美丽画面，展现了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主观情绪，最终使内容和形式达到了统一。杨朔的这种审美追求，在散文与绘画的结合上所做的众多实践，为后世诗化散文的创作提供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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