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楼集》看夏庭芝的文人关怀

摘要：《青楼集》是一部记载元曲艺人而且主要是女伶的著作。夏庭芝在记载女伶的有关情况时，始终将她们纳入到文人的视野里加以观照，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文人关怀，这种独特的文人关怀主要体现在对女伶才艺的认可、人格的赞赏、命运的同情。
论文关键词：夏庭芝,《青楼集》,文人关怀

　　戏曲是一门舞台艺术，只靠作家一方面的努力,而没有舞台上艺人的表演，戏曲同样是兴盛不起来。所以,元代戏曲的兴盛也有艺人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但在元代，多数人认为戏曲不算学问，正统的文人儒士是不该染指戏曲的，艺人更是被人们所歧视，所以流传下来的资料并不多。夏庭芝却冲破传统观念的局囿，把女伶作为主要对象来立传著书，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有关元代女伶情况的著作《青楼集》。

　　有关夏庭芝的文献资料记载的不多，贾仲明有夏氏的小传云：“夏伯和，号雪蓑钓隐。松江人，乔木故家，一生黄金买笑，风流蕴藉。文章妍丽，乐府、隐语极多，有《青楼集》行于世。杨廉夫先生，其西宾也。世以孔北海、陈孟公拟之。”[1]张择也有一段记载夏庭芝的文字：“夏君百和，文献故家。起宋历元，几二百余年。素富贵而苴富贵。……厥一纪，东南兵扰，君值其厄，资产荡然。豫损之又损，其庶几乎?’伯和揽镜，自叹形色。凡寓公贫士，邻里细民，辄周急赡之。……伯和优游衡茅，教子读书，幅巾筇杖，逍遥乎林麓之间，泊如也。”[2]可见夏庭芝是元末文人，出生于“乔木故家”，一生“黄金买笑,风流蕴藉”,不以功名为意。元末社会动乱时,“资产荡然”,即便如此,“凡寓公贫士,邻里细民,辄周急赡乏”,自己则“优游衡茅,教子读书,幅巾筇杖,逍遥乎林麓之间,泊如也”。显然,夏庭芝是一个淡泊名利、潇洒蕴藉的风流文人。但战乱对夏庭芝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曾经自述道：“至正丙申岁，不幸遭时艰难，烽火四起。煨烬之余，尚存残书数百卷。今僻居深村，无以为遣，旦夕赖此以自适，亦不负爱书之癖矣。至正辛丑上元日重观于泗北疑梦轩。云间夏庭芝伯和父谨志。”[3]他在动乱之后由松江移居泅泾，室名从自怡悦到疑梦的变化，反映了夏庭芝思想变化的轨迹，早年的闲适自怡丧失殆尽，继之而来的是岁月如梭，人生梦幻。

　　“仆闻青楼于方名艳字，有见而知之者，有闻而知之者，虽详其人，未暇纪录,乃今风尘澒洞，群邑萧条，追念旧游，慌然梦境，于心盖有感焉；因集成编,题曰《青楼集》。”[4]作为一位破产的富人和落魄的文人,回首往事,只是满眼的繁华消歇、盛世不再、回首往昔、恍然如梦的惆怅了。女伶沦落尘下明显照应了作者的落魄,他从自身的命运和心理出发和她们惺惺相惜。因此，夏庭芝将目光投向沦落尘下的女伶，真实地记载她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在对众多的女伶的记载中，夏庭芝的笔端不见丝毫嘲风弄月的怀抱，也没有一点淫邪低俗的言行，而是将她们纳入到文人的视野里加以观照，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文人关怀：对她们才艺的充分认可、人格的由衷赞赏和命运的深切同情。

　　一、才艺的认可

　　夏庭芝认为：“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而色艺表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青楼集》记载了一百一十多位女伶，都属“色艺表表在人耳目者”，即色艺突出，受到称誉，有一定影响的著名女伶。“色艺表表”即是评价女伶的基本标准，所以夏庭芝在记述女伶的身世和才艺时，进人他视野的首先是女伶的色艺。如聂檀香“姿色妩媚，歌韵清圆”；龙楼景、丹埠秀“俱有姿色，专工南戏”；赵梅哥“美姿色，善歌舞”；金莺儿“美姿色，善谈笑”；事事宜“姿色歌舞悉妙”等等。但夏庭芝还记载了那些色不足而艺精绝的女伶。如喜春景“姿色不逾中人，而艺绝一时”；平阳奴“眇一目”而“精于绿林杂剧”；王玉梅“身材短小”而“声韵清圆”；朱锦绣“虽姿不逾中人”而“高艺实超流辈”；和当当“虽貌不扬，而艺甚绝”等等。甚至有“朱娘娘”之尊称的一代艺人之杰珠帘秀也有“背微楼”的毛病。这些女伶或多种技艺“悉造其妙”，或精于一种技艺而成为“表表者”，奉献给观众美的艺术形象，饮誉一时，名动一方，同样受到夏庭芝的高度关注和褒扬。可见，在色艺之中，夏庭芝更看重艺，因而对女伶们在形貌气质上的微瑕表现了宽容大度的心理趋向。

　　二、人格的赞赏

　　女伶们的才艺不仅得到夏庭芝的认可，而且她们高尚的人格也得到夏庭芝的由衷赞赏。《青楼集》中歌颂了女伶们的高尚品格，真正把她们当人看，从而抬高了女伶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女子一旦沦为风尘乐籍，便被视如牛马，地位卑贱低下，任人买卖欺辱。夏庭芝却认为，女伶虽然身份卑微，但品格和精神却很高尚。如樊事真为了证实自己对爱情的珍视而以“金篦刺目”；汪怜怜在丈夫涅古伯经历去世后削发为尼，自毁容貌，“以绝众之狂念”；顺时秀，在爱情与权势面前，毅然选择了爱情；王巧儿对商人不屈的反抗，就是对金钱至上的反抗，最终赢得美满的姻缘。这些女伶一诺千金、注重名节、不畏强权，值得人们的尊重敬仰。正因为有这样的高尚品格，她们才得到夏庭芝的充分认可。夏庭芝在对她们的记述中，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夏庭芝对她们的由衷赞赏。

　　三、命运的同情

　　元代是一个以元曲为时尚的时代,以享乐为追求的时代,以女伶为玩偶的时代，艺人，特别是女艺人只能过着强颜欢笑、凄凉悲惨的生活,尽管曾经风光,出入上层社会,但最终归宿却难免让人叹息。夏庭芝把这一切予以真实的记载，对她们的悲惨命运寄以深切的同情。从《青楼集》的记载看，女伶的悲惨命运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是伶人内部婚配,卖艺为生。《青楼集》中明确记载许多女伶，就是教坊乐人的妻室，这些乐人大多数也同样是各个行当中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如梁园秀的丈夫从小乔“乐艺亦超绝”；牛四姐是元寿之的妻子，元寿之“尤为京师唱社中之巨孽”；朱锦绣为侯要俏之妻,“侯又善院本”。这些伶人夫妇或登台共演,或在不同的场合施展各自的才华,他们的子女大都承继着父母的衣钵,继续着父母的卖艺生涯。如小玉梅的女儿匾匾“资格娇冶，资性聪明”，“后嫁末泥安太平,常郁郁而卒”。

　　其二是从良嫁给官员，为其侧室。如金兽头被贯只歌平章纳之；王巧儿做了陈云峤的小妾；顾山山被华亭县长哈剌不花“置于侧室”。但得到名公巨卿的宠嬖,并不意味着她们能得到较好的生活归宿。最后,这些女伶只能守寡、重操旧业，或者流落江湖。王巧儿在陈云娇死后守寡终生；顾山山被哈剌不花置为侧室之后“复居乐籍”；金兽头在贯只歌平章死后，“流落湘湖间”。更可悲的是，这些女伶还是希望着能够被那些达官贵人们纳为侧室。如王巧儿决意要嫁给陈云娇，为此同其母、商人作了勇敢的斗争；樊事真一腔热情等着被周仲宏参议娶为小妾,一诺千金,哲不相负,被权豪凌逼失诺之后，以金蓖刺目相谢。这些女演员之所以要嫁给这些官僚,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摆脱任人欺侮的卖笑生涯。

　　其三是婚姻失意后，部分女伶遁入空门。如翠荷秀在石万户去世后，她“誓不他适，终日却扫，焚香诵经”；李真童在达天山检校秩满赴都后，“遂为女道士，杜门谢客,日以焚诵为事”，达没，“复为道士，节行愈厉云”；汪怜怜在涅古伯经历去世后，“汪髡发为尼”。女伶们对爱情生活的执着，表现得既果断，又有许多无奈。

　　还有一种是红颜薄命。有些女伶“色艺俱佳”而“寿不永”。如赵梅哥“美姿色，善歌舞，名虽高而寿不永”；樊香歌“金陵名妹也,妙歌舞,善谈谑,亦颇涉猎书史，……惜寿不永，二十三岁而卒，葬南关外，好事者，春游必携酒奠其墓，至今率以为常”。色艺双全的女才人却难逃命运的不济。

　　夏庭芝对女伶何以产生如此强烈关怀意识呢？首先，元代是一独特的时代。元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且属于落后地区入主文明地区并实行统治的时代，其对文艺的轻视是必然的。文人的地位仅高于乞丐，在这个时代里，社会规范一度混乱无序，伦理规范始终相对松弛，感官享乐被充分认可，文化价值趋同于世俗。这个时代促使文人的目光向下，不得不放弃“骚雅”的标格，混迹进身无路的市井社会生活。这造成了元代文人们和青楼女子的合作机会。所以作为13世纪的时尚代表,元曲既表达了一个时代的审美，也给了积聚太多文化压抑的文人们以集体释放的机会。这不但是民族歧视问题、元代文人边缘化的问题，还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起作用。就如傅谨所说：“面对中国文学过分严肃以至于到了僵化程度的传统，文人们内心的深处那些隐秘的情感要求无法得到一条顺畅的发泄通道，……尤其是在文人们不仅受到内在的道德戒律的压迫，同时还受到外在的社会规范的压迫，就像元代初年“士失其业”的时代，……自然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轻松之途。”[5]其次，下层文人和女伶的社会地位相近，生存方式相近。文人附庸于政治而常常遭到拒绝，元代文人不但如此且直接沦落社会下层这和女伶的社会生存状况相近，这必然使得二者具有相同的心理结构，因此更容易产生彼此的肯定和感应。夏庭芝是个破产的富人和落魄的文人，女伶的今不如昔与自己的人生坎坷相呼应，这体现二者的心理结构的共应性。所以夏庭芝始终将目光投注到女伶身上，彰显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文人关怀。
参考文献：
[1]贾仲明：《录鬼簿续编》[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C]，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85页。
[2]张择：《青楼集·叙》[A]，《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C]，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6页。
[3]封演：《封氏闻见记》[M]，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页。
[4]夏庭芝：《青楼集·志》[A]，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C]，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7页。
⑤傅谨：《中国戏剧艺术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