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的非英雄化倾向_小人物

论文摘要：自1986年始，我国出现了大批的历史题材小说，这些小说以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为其基本的历史观，大胆的运用虚构，想象，戏拟等手法来重构历史，从而间接的表达他们的历史观。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出发，以《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等文本为例来阐释新历史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特征。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英雄人物,小人物
　　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家的重要人物海登·怀特在《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之前言——历史的诗学中说：“要求对一个特定故事与编年史中可能被‘发现’、‘辨认’或揭示出来的其他故事之间的关系进行梗概的判断。而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我称这些方法为：（1）通过情节编排进行解释；（2）通过论证进行解释；（3）通过意识形态含义进行解释。很明显，先生的意思是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和历史话语叙述方式中的‘转义行为’”。我国的新历史小说即在这样的语境下应运而生并且蔚为大观，王彪先生在《新历史主义小说选》之前言中说道：“1986年后，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往昔年代的，以家族颓败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表现了强烈的追寻历史的意识，但这些小说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它往往不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的，历史背景与事件完全虚化了，也很难找出某位历史人物的真实踪迹……但是，这些小说在往事叙说中又始终贯注了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它是以一种新的切入历史的角度走向另一层面上的历史真实的，它用现代的历史方式艺术的把握着历史。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称这些小说为‘新历史小说’。”
　　新历史小说家坚持以民间的历史观念评判历史，大胆挑战政治视角对历史理解的垄断；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念书写历史，大胆挑战客观历史真实；以虚构的手段还原历史，人们所理解的历史也就成了主观的历史而非历史本身，在新历史小说家看来，历史是普通人的历史，是每个人的历史，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体。新历史小说家们将目光投向了破碎而又鲜活的历史纵深处，细细打磨历史迷雾中个体生命的真切与生动，这样他们就找到了塑造人性化的真实亲切的英雄或者干脆避开英雄直接描写小人物这一策略来重构历史。那种“高大全”式的高大形象，那种在我国旧历史小说中盛行的模式化了的英雄人物，那些总具有乐观、豪迈的大无畏精神，为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勇敢地与恶势力搏斗，直至牺牲也在所不辞的英雄人物已激不起他们的描写兴趣，他们乐于通过人性的视角，常人的眼光来重新书写普通人的历史。李锐曾说过，他并不相信文学可以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那个井底的月亮是捞不上来的，所以，他宁可一意孤行地走进情感的历史，走进内心的历史。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出发，以《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人面桃花》，《红粉》，《妻妾成群》等文本为例来阐释新历史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特征。
　　在新历史小说中，《白鹿原》由于它的长篇巨制和人物性格心理的细腻描写成为非常醒目的著作之一。它表现的是白鹿原上的男人和女人们的一些人性的特征。从族长白嘉轩到长工鹿三，从土匪黑娃到硬汉子贺老大再到妓女小娥，他们都不再仅仅是传统社会给他们认定的角色所赋予的性格特征，更没有明显的阶级倾向，作者着力刻画的是他们内心最隐蔽的一面，竭力展示原上人们世俗化，平面化，生活化，人性化的层面。白嘉轩是该书鼎力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在他身上，既看不到革命的色彩，又闻不到反革命的气息。他德高望重，意志坚强，所展示给我们的不是哪个阶级或阶层的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黄土地上刚强鲜活土生土长的男人。而长工鹿三与雇主白嘉轩之间也不是革命历史小说中不同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是相互依存水乳交融的关系，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之间浓郁的乡情和淳朴的民间道德规范。有意思的是《白鹿原》还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土匪黑娃和一个妓女小娥的形象，黑娃是白鹿原叱咤风云的人物，农协运动，他是骨干，洗劫白鹿原，他是策划者，响应革命，他首先举义，黑娃展示给我们的，不再是一个传统历史小说中十恶不赦的土匪，更重要的是他一个血性十足的男人。小娥也不再是一个妓女，而是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漂亮、丰满、性感、多情、风骚，可谓魅力无穷。她善良的本性又再一次完成了对传统中妓女形象的反叛和颠覆。最后，她身败名裂、惨死窖口，带给我们的不再是革命历史小说中妓女死亡的大快人心，相反，却让人痛心疾首为之惋惜。
　　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则采取了撷取生活中的偶然性因素的策略来暗寓：生活中的偶然因素，不仅可能改变人物命运，某些不可把握也无从预见的非常规性因素或突发事件，甚至可能造成历史的逆转。小说中孙屎根投身革命就是一个偶然，他本来并不想加入八路军，他想入中央军，他认为中央军军容整齐，官有个官的样子，兵有个兵的样子，象个正规部队。只是因为仇人的儿子李小武入了中央军，他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才入了八路军。伏击日本鬼子本来是有计划的，可一连串的偶然，他反倒做了中央军李小武的俘虏。卖油出身的李葫芦，由于文革期间会背二百多条语录，一不留神也做起了头，文革结束又被作为造反派抓起来关进监狱，被抓那天，李葫芦痛哭流涕，说：“早知这样，还不如听俺爹的话，老老实实卖油了。”主人公没有任何宏大的革命抱负和理想，一念之间便可酿成截然不同的后果——或革命进步人士或反动派走狗，而这一切主人公自己却浑然不觉。他的另一力作《故乡相处流传》中所讲述的曹操和袁绍不再是没有个人感情的豪杰枭雄，他们仅仅为了一个小寡妇就进行了一场血腥无比的大战，慈禧则是一个低智而丑陋的村姑的投胎转世，朱元璋是一个窥视者和骗子。

　　先锋派代表作家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则通过他人或常人的视角发挥对历史的想象，塑造了辛亥革命前后以陆侃、张季元、陆秀米为代表的一批人物形象。他们为了实现心中的乌托邦理想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他们这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英雄人物，少了些英雄主义的色彩，多了些人性的复杂。陆秀米的种种思想、行为举止在普济人看来都是疯癫的。在此书中，一般的百姓对于理想主义者、对革命的认识不甚了了，甚至愚钝的把革命者视作妖魔。陆秀米试图修建水渠，将长江和普济所有的农田联系起来，却差一点酿成江水决堤的大祸，给普济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在民众的眼中，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以至于秀米的母亲三番五次请和尚做法，道士驱鬼，把父亲折腾得就差把他的骨头拆下来煮了，还意图用绳子勒死秀米，为的是不再让她胡闹下去。同样，作者在《大年》中塑造的豹子这一形象，他在参加新四军前是个恶行累累的惯偷，之所以率众袭击地主丁伯高家的大院，既不是出于深刻的阶级仇恨，亦缺乏自觉的革命意识，不过是觊觎二姨太玫的娇艳美色，再加上因在丁家行窃被抓遭人毒打后急欲泄愤而已。
　　而妓女，妻妾等人物的生活书写是苏童的《红粉》、《妻妾成群》系列小说题材的选择。《红粉》是关于两个妓女秋仪和小萼在新中国解放后的生活故事：秋仪在奔向社会主义新生活的途中弃车逃跑，自动放弃了再生为人的大好机会；小萼虽然被迫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但并没有从内心接受，并没有真正脱胎换骨，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她仍旧对过去的妓女生活充满了眷念和不舍。在秋仪和小萼身上，被正史记载的无比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没有取得什么胜利，反而受到了质疑和嘲弄，传统历史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价值和贡献在这里荡然无存，灰飞烟灭。而《妻妾成群》则是将正史中不见踪迹的小妾，姨太太们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四太太颂莲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学生没有投身时代大革命或者改造社会现实的理想，却一心只想着如何讨老爷陈佐千的欢心，或者想要和大少爷的同学发生某种暧昧故事。苏童还在《罂粟之家》中描写了一个农民革命者陈茂，他是一个“干遍了枫杨树女人”的淫荡之徒，他认为干革命和干女人都是一个意思，但就这样一个十足的无赖却还被工作组长称为最为自觉的农民革命者。
　　在历代小说的人物谱系中，传统历史小说中长期牢牢占据历史前台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悄然谢幕，随之而去的还有他们那深邃广博的思想、高大威猛的形象、豪爽果敢的言行、叱咤风云的经历。被改写的“英雄”和卑微的边缘人物粉墨登场，他们吃喝拉撒的生活、卑劣委琐的心态、暴力阴毒的行径、逃无可逃的宿命成为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兴趣所在。即便是写英雄，也是通过对政事中英雄人物的重写，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英雄形象：他们成为英雄并非自始至终、自觉自愿的努力为英雄的理想奋斗而得，大都根本毫无理想可言，成为英雄有时是历史强行给予的，有时是歪打正着无意撞上的，英雄人物再也不是一个崇高，伟大的形象，他们很一般，甚至比普通人更龌龊，更粗鄙。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些浑浑噩噩、蝇蝇苟苟的群氓所组构，曾经辉耀其上的神圣星光从此黯然失色。新历史小说家正是通过书写这些被正史忽略，排斥，遮蔽的小人物或改写正史中的英雄人物，通过由这些流氓土匪妓女小妾们组成的小故事，展现了一片新的历史面貌，这些微缩场景阻断了大历史的连续之流，让读者在野史逸事的边缘反思正统历史的书写。新历史小说家们正是通过塑造如同陈茂、秀米、白嘉轩、黑娃、秋仪、孙屎根等这一类的有着普通人所拥有的劣根和共性的“英雄”人物或边缘人物，描写平面化、碎片化的生活历史，拉近了英雄与普罗大众的距离，揭开了英雄身上的神秘面纱，瓦解了历史因果律和历史大连续的必然性，达到了为历史“解压”，“祛魅”的效果（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由此而表达了他们的新历史观——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语），或者说“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