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伤、沉迷与心理分析——论郁达夫小说的现代
论文摘要:小说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对时代和艺术内在发展规律的双重把握。郁达夫独具意蕴的小说在现代化进程上应该得到重视并赋予合适的价值评估。小说创作的社会背景、现实意义,以及文本中所蕴含的人生类型等等,基本实现了对时代层面的全方位透视。小说艺术上表现出超越与重塑,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特点。
论文关键词:郁达夫,感伤,现代化
感伤艺术,一直是传统文学的重要范畴。郁达夫的小说,既熔铸着中外浪漫感伤艺术的基本美学特征,同时又以它独特的一面,在时代的折映和个性内核的熏染下完成了对现代文学艺苑中感伤文化的再塑。小说在方向转换的三个时期中,固然同诸多作家的作品一样,艺术的影响和成就的高峰往往出现断裂性和不平衡,但贯串始终的一种或凄艳,或震栗,或颓废的感伤却为后人留下一笔值得探索的遗产。郁达夫正是超越了前人的局限,创造性地采用感伤小说的特殊情态来实现自己生命、艺术和时代价值的张扬,是现代文坛上自觉追求文学现代化的一个典型。
一、宣泄与摸索:一曲时代苦闷的挽歌
1921年,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沉沦》出版,宛如平地上的一声惊雷,立刻为文坛瞩目。郭沫若说它如“一股春风”吹醒了无数青年的心,并对“士大夫的虚伪”作了“暴风雨式的闪击”[①]。小说的成功并非偶然。郁达夫个人经历很坎坷,幼年的贫弱、留日的受辱及归国后无比困窘等一系列不顺利的人生际遇,性格日趋忧郁消沉。在不同阶段对文学艺术的接受上也因此表现出对传统婉约风格和异域感伤文学的偏重,感伤心态日益强烈,一旦为国内病态的社会所触发,便不可遏制了。于是,“五四”退潮后,徘徊幻灭的苦闷情绪在小说中赤裸裸地渲泄了出来:有《沉沦》中灵与肉的冲突,青春性的变态;有《茫茫夜》、《秋柳》等文中主人公因名利不得而对于押妓酗酒的迷醉;有借古人的际遇隐喻时代的枯澜(《黄仲则》)等等。小说大多直接借助一群自伤自怜、放浪形骸的形象深切地展现了时代的苦闷,它们在潮润的社会眠床里渐渐显出特殊的战斗力,即便是微弱的,也是可贵的。
可惜的是,郁达夫虽写出了一个完整的沉沦时代,让我们看清了那个社会的阴暗和腐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郁达夫却作茧自缚了,依然挣扎在“沉沦”的迷惘中。因此,小说几乎没有什么亮色。小说也曾触及革命问题,但不过是隔岸观火,并未看清真面目。
小说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小说有敏锐的概括力。郁达夫的前期作品着重于对青春苦恼、内心情感危机的刻画,而《血泪》、《笃萝行》、《烟影》等以后的创作则反映了中年期哀伤心绪和自轻自贱的苦闷心理,笔触深入社会底层。《春风沉醉的晚上》是最早描写工人的作品之一。主人公虽痛恨作威作福的剥削者,却又无法抗争,她仍旧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青年。稍后的《薄奠》进一步写出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命运,主人公买一辆旧车的劳动愿望都不可能实现,最后他因不堪重负,投水而亡。从《春风沉醉的晚上》到《薄奠》,显然“多少带有点社会主义色彩”[②],但光明是越来越黯淡了,调子越来越沉郁了。郁达夫不断地为小说感伤的脉管注入新鲜的血液,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对感伤艺术作了补充和完善。正是郁达夫感伤心态在艺术上的投射,介于颓废与进取之间,显示了小说的巨大容量,也成为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说所揭示社会问题的密度和深度都不断加强,对人生各个方向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扫描,实现了对生之烦恼最普遍的认识和品味,从而向读者演绎了一个完整、流泪的时代背景。至此,小说不仅切开了社会土壤的深层,而且在题材的表现上进一步实现了新颖的开拓,通过其中哭诉音调传出特定时代的“郁达夫式的悲哀”。无疑,在小说现代化的花圃中,郁达夫的小说奉献了别样的芳香。
二、沉醉与迷幻:感伤视野中的男男女女
郁达夫虽然在艺术主张上与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存在着分歧和抗衡,但本质上他并没有抹煞文学与人生的密切关系,只不过是把表现人生的艺术用得更为巧妙精美了。他的小说以抒情的感伤笔调,向读者展示了另一种奇特的人生。它的序幕是由“零余者”们揭开的。
随着零余者幽怨的眼光,我们透过“褐色的云堆”认识了一个广远的社会背景。这里多半有形形色色的“贫民窟”和“破庙”,里面住着形形色色的平凡人。然而读毕郁达夫的小说,最不能忽视的还是蕴含在感情机制中的那种原始而朴素的情爱意识的刻意强调,这便是一个平凡而独特的女性世界,也正是小说中平民意识核心问题。
郁达夫小说中有各形各色的女性,不但写出了女性的多层面,从不同女性形象的角度全面地观察了社会的各个部分,更重要的是,他的小说反映了不同女性在时代冲击下怎样蜕变、逐步复杂化的过程。在银弟、“海棠们”和老三那里,我们只能看到逆来顺受的生命被动。但到了《清冷的午后》、《秋河》中,一种对自我需求(金钱、情欲等)的较为主动的扩张在吕督军夫人和“小天王”那里出现了。同是为情所困的女人,老三面对钟情人含泪而去,表现出强烈的传统贞节观念。而吕督军夫人却能玩弄心机,偷情寻欢,在她身上传统的东西开始瓦解。到了《迷羊》和《她是一个弱女子》,我们能够更多地从贴近时代现实的方向上把握到那些在男人怀里躲来躲去的女人们的各种形态。谢月英和郑秀岳在复杂动荡的社会面前,一方面保持着性选择的充分觉醒,另一方面又无法拒绝利用肉的专利来获得生活的荫庇。“社会人”的存在已经明显。
全部女性形象中,足以适应时代、自觉自立的恐怕只有《出奔》里的婉珍了。婉珍凭着“少女特有的撩人之处’,混入党部,引诱住实权在握的宣传股股长钱时英,不但使受革命冲击的封建家庭化险为夷,而且从此踏上风光的仕途。郁达夫小说中女性生活观念的不断演化,正是对这种影响具体而敏感的捕捉。小说形象内在发展线索与时代动向隐隐约约地并存着,无疑创作的把握已经超出了文艺对社会简单牵强的反映,而是把二者融合,从中抽出既具小说品质,又是社会化的东西。这正是小说现代化努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郁达夫小说以清醒而独立的良心俯观世界,借着流离哀切的“零余者”一群的灰眸,洗滤出平凡人生的一切美好、丑恶的原则来。可以说,小说本身在现代化进程上表现出了独特的思想主题和情调风貌。
三、艺术的原力:心理分析和它的性工场
1913年到1922年郁达夫留日期间,正是“私小说”风靡日本文坛的时候。“私小说”以自我为基础,对作家本人的私生活,尤其对私生活中的肉欲苦恼和官能刺激,性心理进行暴露,实际上这是对以性欲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分析小说的继承。郁达夫本性上“自我扩张的信念”与“私小说”十分投缘[③],一下子对心理分析感到异样的迷恋。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主张性欲和死为题材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它的作品更大。”[④]小说大胆地选择了心理分析上性关系的建构来阐述人气质性格上的忧悒,在社会与人上,从外部氛围向人的内部因素递变,这不能不说是有益的途径之一。《沉沦》主人公不堪社会重荷,性格日趋麻木,唯一的冲动仅仅是那生命底处的“原始的热能”。一方面青年陶醉于手淫、窥浴、听人偷淫的快乐以及妓女肉的裸露,另一方面却惴惴不安,诚惶诚恐,导致精神崩溃。一个有才情的青年不仅在社会上历经磨难和打击,在原始的性要求上,也被受残酷的精神摧残。显然小说的控诉已超出了时代简单事实,而深入到人的自然生存状态的底蕴。其他各篇,也怀着类似零余者的心态沾染着性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心理分析色彩。《银灰色的死》Y君的意识里,冶艳女子的形象和脂粉气息,在他的幻想中久久不灭。《南迁》也穿插了主人公淫荡的幻想和强烈的肉欲。《茫茫夜》则通过于质夫狂热地闻着向女人索讨的银针和旧手帕,来表现他的变态性欲。如此等等,小说对性进行了反复细致的描写,流露出认同和欣赏的趣味。显然心理分析的艺术表现形式十分契合着郁达夫的气质性格。郁达夫早熟,少年时代即被一位少女“整整地恼乱了两年的童心”,青春期间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使他做到不少“色情的迷梦”,及至不可压抑的地步。厨川白村说“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是“文艺的根柢”[⑤]。郁达夫不能不将自己近乎病态的经历感受写进“自叙传”小说中去,并毫不掩饰地进行着夸张,借以抵消性的压抑。文字渲泄所夹带的片刻的快感,麻醉着郁达夫沉重的心,但无疑消释在文本中的性压抑和陶醉之后的清醒都是极其悲哀的。这正是小说感伤情调的内在机制。
但是,作为一位有责任心的作家,郁达夫并没有忘记对情欲的净化和对自我境界的升华,努力挖掘着更深的心理层次。《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和《迟桂花》等,体现了作者在性意识表现上的进步。《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对陈二妹曾产生肉欲,但理性阻止了对“纯洁的处女的毒杀”,性欲升华成人类崇高的爱,作品因此具有了一种摧撼和唤醒人的力量。郁达夫的小说总充满着灵与肉,人性与兽性,善与恶的强烈矛盾与冲突,其中的性描写渗透了丰富的社会内涵,既是对性自觉和人性力量的弘扬,反映了人的觉醒和抗争,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叛逆和拓展,它为现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表现途径,堪为榜样。
至此,宏观而论,我们不能否认,郁达夫的感伤抒情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毕竟是一支支流,它的感伤性局限了自身的发展,并最终使之中止。但是小说开拓性地将“人”放到社会中心的地位,既反映在了时代的特点和动向,向人们总结了“不该这样活”的年代里“不能这样做”的沉痛教训[⑥],同时又使小说从外向内探索,通过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渲泄自我,抒发感伤的情绪,大大扩开了小说的张力和容量。总之,小说是在文学与现实,在艺术内部发展的阶段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对于小说现代化的推动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注释:
[①]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1946年第3期。
[②]《郁达夫小说集》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836页。
[③]《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第1版,第141页。
[④]《郁达夫文艺论文集》,港青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211页。
[⑤]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9页。
[⑥]郁达夫:《闲书自序》,《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6月22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