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制造和形式感——兼论审美意识萌芽问题_发

论文摘要：制造石器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人的形式感，也正是在此形式感中，蕴涵着审美意识萌芽的契机。由于我们往往把石器制造想象成为简单而原始的劳动，所以我们在从事审美意识的发生学研究时，往往只从石器的规则形式上寻找人的“形式感”的证据，而不是从制造石器的先决条件上去寻找。这样不但使我们“见物不见人”，而且也使得我们远离审美发生学的理论核心。
论文关键词：石器制造,形式感,审美意识,发生学
　　法国考古学家德施雷（JosephDéchelette）对史前考古学所下的定义是：“史前考古学者，研究最古史料以前的古器物之学。”留给我们的旧石器时代的器物，当然是石器了，而且基本上只留下石器。所以探讨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只能从石器中着手。但我们切莫以为，石器时代审美意识就发源在石器中，而且只能发生在石器中。张光直曾指出，旧石器时代只给我们留下石器，千万别给我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是原始的，构成其物质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凿石器。”因为“仅有石器遗存来代表我们祖先的物质文化是考古保存上的偶然事件”，其它的一切都没有留下来。旧石器时代的情形也许和我们的印象相反：
　　无论是从少数保存至今的非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诸如西欧的洞穴艺术）来进行考古研究，还是从现代渔猎民族的情况来推断，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对环境有着充分的了解，也富于能使他们与环境中的对手进行竞争的机智，也有超出其原始生活的宇宙论和宗教信仰。
　　也就是说，我们借石器制造来探讨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是迫不得已之举，而不是来证明人类审美意识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其说服力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而是要打折扣的。这一点，是我们探讨史前人类审美意识时必须牢记在心的。
　　既然是出于无奈，那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同情地去理解史前人类的处境，设身处地去设想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举动，从而力图寻找石器中所蕴涵的审美意识的蛛丝马迹。让我们先从关于石器制造的流行说法谈起。
　　一对流行说法的一点反思
　　我们总是喜欢将我们的祖先塑造成整日凄凄惶惶以满足口腹之欲，但却往往还是食不果腹的可怜动物。他们既找不到充足的食物，也没有预防猛禽烈兽的天赋，更没有御寒的毛皮。所以，人在最初的时候，可以说是自然界里命运最悲惨的动物，远远不能和我们现在的人类相比。我们往往认为，“需要是发明之母”，环境的逼迫，使得他们寻求工具以延长器官，去征服自然。于是，我们自然而然地便将石器的制造看作是严酷环境逼迫的产物。
　　于是我们设想，在如此悲惨的境地之中，我们的祖先到处寻找工具。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们看到了一块石头摔碎了，于是猛然产生了一种灵感，第一件石器就在模仿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
　　最初的工具，也可能是出于偶然。他们看到一些砾石在石块上摔破时，可以产生新的锐缘，而这种带有锐缘的石块，较之天然石块要好用、省力得多。此后，当手边没有锐利的天然石块可以利用时，他们便会用一块石头来打击另一块石头，使其产生锐缘。
　　概言之，我们也经常把人类制造的第一块石器，看作是偶然的产物。
　　这两个说法合起来，就是说，石器制造是在严酷环境的逼迫下“偶然”产生的。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而忽略了另一半。的确，“需要是发明之母”，但是整日为口腹之欲所缠绕的动物，也许除了饿得发疯以外，难得有什么创造的机会，更不会有闲心去观察石头的一次偶然破裂。即使看见了，也只能是“视而不见”，而不会“常驻于心”，当然也就不可能“重演”或“模仿”这一自然过程。所以，我们在强调“需要是发明之母”时，还需再补充一句：“闲暇是发明之父”。需要和闲暇两者都是发明的必要条件。我们在推测远古时期人类的发明创造时，最好记住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的这句话：“有创造天赋的人进行充满活力的工作时，需要愉快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条件。‘需要乃发明之母’是一句荒谬的谚语；‘需要是无用的伎俩的来源’更接近真理。”
　　问题也许出在我们对祖先的处境的设想上。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认为，我们对史前人类处境的设想是维多利亚时代自大心态的产物。他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夸大了所谓野蛮人的物质贫困，同时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好处言过其实”。于是“他们把旧石器时代描绘成充满恐惧不安的时代，当时人们白天汲汲于寻觅事物，夜晚则躲进毫无舒适可言的岩洞，蜷缩在火堆旁，洞外到处是巨齿虎”。在马文·哈里斯看来，真实情况毋宁是：
　　石器时代的猎人维持生计的工作时间比典型的中国和埃及的农民或当代工人（虽然他们有工会）都要短。至于美食娱乐、审美情趣一类人生乐事，只有今天美国的一流阔佬才能享受到早期狩猎采集者所享受到的乐趣。当代的经理们工作5天才能换取两天时间去享受森林、湖泊和清新空气。今天，全家人30年的辛勤工作和积蓄才能使他们有权欣赏窗外几平方尺绿草地。而这些人还只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美国人常说：“食不可无肉，”他们的食物中动物蛋白却是不少（有人说太多了），而三分之二的当代人却不得不甘于蔬食淡泊。在石器时代，所有人都吃高蛋白、低淀粉的食物，而且是未经抗菌素和人工色素处理，未经冷冻和真空消毒的肉类。

　　马文·哈里斯的说法可能有些过激。也许我们祖先的处境没有他所说的这么乐观，但同样没有我们经常设想的那样糟糕。如果真像马文·哈里斯所说的这样好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人类的进化；但是，假如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糟糕的话，我们也同样难以想象我们的祖先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能发明石器。事实的情况可能是，人类远祖生存处境比起动物来说，最大的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失去了“稳定性”。打个形象的比方来说，就像已经告别了“铁饭碗”开始面临“失业”危险的城市工人。所以，其处境是上述两种不同“叙事”的中间状况——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张之恒认为，人类最初的生活条件过于严酷或过于丰裕，都会抑制生产力的发展。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观点。
　　所以，人类远祖在满足自身生理需要之后，应当有一定的闲暇。也就是说，他们也有一定的“闲心”。北京人在附近二三公里的山坡上采集食物时，还将“手指大小六方体透明水晶”拿回“家”的举动，就表明他们没有完全被饥饿和恐惧所控制。北京人对珍贵石料的细致加工这一现象，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仅有灼人的需要不可能产生创造冲动，假如我们可以将石器制造称为人类第一个伟大创造的话。罗素曾经说，文明人与野蛮人之不同，主要在于“审慎”（prudence），在于“深谋远虑”（forethought）。罗素的说法中，无疑有一种文明人的偏见。如果撇开这一偏见，我们就会发现，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审慎，不管对于所谓的“文明人”还是“野蛮人”来说都是如此。人类的劳动之所以有别于动物的谋食，是因为有罗素所说的“审慎”和“深谋远虑”的成分存在。这也就是说，其驱动力不只有动物性的冲动，而且也有对于未来的理性考量，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有一种“筹划”的成分在里面的。这个筹划，当然需要一定的闲暇，而不是单纯的生物性需要就能逼迫出来的。
　　我们之所以往往将石器制造看作是严酷环境逼迫下的偶然产物，是因为我们将石器制造看得太简单了。其实，我们的祖先创造一个石器的难度，并不亚于我们发明机器的难度。所谓的“文明人”和“野蛮人”在劳动的性质上应当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二马克思论人的生产
　　这种流行看法，看似来源于马克思，其实是误解了马克思。对于下段文字，我们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就是在这一段耳熟能详的文字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之所以能“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就是因为人的生产，人的“真正的生产”，是在不受肉体需要煎逼的情况下的生产。这种生产，就是罗素所说的“审慎”，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筹划”。而我们之所以将工具制造看作是纯物质性的，是因为我们也像罗素一样，对“野蛮人”充满了“文明人”的偏见。
　　既然人的“真正的生产”就是不受肉体需要煎逼下所进行的生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即使最原始的石器制造，也是物质和精神的复合体，虽然这个石器行使的是实用工具的功能、扮演的是实用工具的角色。这个精神的成分，不但表现在人能够在不受肉体需要煎逼的情况下生产；而且表现在，工具制造其实就是一样精神性的活动。意大利学者巴蒂斯塔·莫迪恩（BattistaMondin）说：
　　实际上，不管是为了发明工具还是为了劳动，人都必须调动他所有的最高级的精神活动——推理能力（去发现工具）、自由、深思熟虑、决策，才能进入行动的领域，实施某项工作。
　　在劳动过程中必须调动最高级的精神活动这一点，不管对于现在还是过去，都是适用的。我们忽略的正是这一点。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巴蒂斯塔·莫迪恩的这一段话：
　　劳动使人这个有着身体和精神两个维度的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方面被揭示出来。实际上，劳动是手和意识的果实，这个意识是有理性能力的和自由的。
　　人的身体和精神这两个维度，在制作第一件工具的时候，就具有了。只不过，这时物质和精神还紧紧地缠绕在一起而已。只有承认了工具制造中的精神性因素，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要言之，劳动之所以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因为人的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不单是一个纯物质的过程，而且同时还是一个精神的过程。

　　三形式感与石器制造的内在关联
　　薛富兴认为，“形式美、形式感始终是人类审美意识的最现实起点，对先民来说如此,对今人来说依然如此”。如果说“形式美”侧重于客体的特征的话，那么，“形式感”则侧重于人对事物形式的把握能力或给无形事物赋予形式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石器制造这一似乎简单而原始的活动的逻辑前提。
　　关于这一点，阿恩海姆（RudolfArnheim）所说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
　　柯勒曾经证明，让一个类人猿把树上的一根枝条看成是一根他可以用来勾取笼子外的食物的棍棒，无论如何也不成功。究其根源，大概是因为在它的知觉中树枝同整个树是连为一体的，这是物理对象中固有的联系，又加上得到动物以往经验的加强，就必然会使它把树枝看成是它爬树活动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它看成一根可以当工具使用的棍棒。……把树上长的一根枝条看成是一件工具的知觉，与那种把它看作是树的一部分的知觉是绝然不同的。
　　需要说明的是，柯勒（WolfgangKohler）的实验并不是如阿恩海姆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也不成功”，因为他曾经让一名叫苏丹的猩猩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行动。但是，阿恩海姆却揭示了一个工具制造的逻辑前提——必须将这根树枝“看作为”（seeas）与通常知觉中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需要一种和习惯的知觉不同的“看”，来“看”这一根树枝。用地道的格式塔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要将这一根树枝看作是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才是“可能的手杖”，而树的“全体”则不是。而人和猩猩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更稳定的视觉上的整体，进行分解；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在同样客观的条件下，成年的人类要比猩猩更容易把视觉的整体分析出来。当人类需要“部分”的时候，会比猩猩更容易地发现它们。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被分解出来的或抽象出来的“部分”会成为一条“可能的手杖”？这是因为，一旦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视觉上的抽象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抽象中把握的这根树枝的“形状”或“形式”，是和“现实的手杖”在形状和形式上是一致的。正是这种对形式和形状的把握能力，是我们将不同的个体看作是同一类事物的基础。这种对不同物体的共同“形式”的把握能力，就是一种形式感。这种形式感，正是制造工具的一个逻辑前提。
　　如果说，将一根树枝看作“可能的手杖”，对猩猩是一种艰难的活动的话；那么，在一块光滑的砾石上，看出尖锐的“锋刃”，对第一个打制石器的人来说，也是同样的艰难。我们很难设想，一个饥寒交迫的类人猿，能完成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抽象活动，也即，在一块整体、浑圆的砾石上看出尖利的部分。要看出这个尖利来，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充裕的时间。只有在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我们说石器是需要逼迫下的偶然产物才有意义。
　　李泽厚说：“形式美的出现，是以使用——制造工具从事生产的技术活动为前提。”同样，我们说“形式感”是使用——制造工具的逻辑前提，也未尝不可。这两个命题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前者是从客观的一面说的，后者是从主观的一面说的；前者是从历史本体论立论的，后者是从心理本体论立论的。
　　这里，我们当然还是处在一种哲学思辨的层次上来讨论石器制造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下石器制造的具体技术问题。
　　四选择石料：石器制造的基本技术条件之一
　　石器制造的第一个技术条件是，我们的祖先必须具备选料能力。并非所有石头都适合于制造石器。事实上，人类制造石器所选用的石料相当有限，因为石器原料的选择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关于此，裴文中提出了两点：
　　史前人类采用的石器材料，无论岩石（rocks）或矿物（minerals），要合于相当条件：（1）采取较易，且生产量较大者；（2）硬度大而有韧性（tenacity），质细腻均匀（homogeneous）而无劈裂面（cleavage）者。
　　第一个条件可以说是方便原则，纯粹是一种取决于地缘的偶然因素。第二个条件则是一种必然因素，因为这牵涉到了对石头本身的要求。前一个条件可以解释地区之间的差异，而后一个条件则解释了为什么在同一地区，人用这种石头而不用另外一种石头的原因。而正是这个用此不用彼的选择，表明石器制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没有一定前提的事情。我们的祖先必须首先在杂乱的石头堆里，辨认出这种石头来。这就需要一种“看”的能力。这个“看”，不是look，而是see。
　　事实上，如果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去寻找满足第二个条件的石头，恐怕一时半会也找不出来。而对合适的石器质料的选择，并不是依靠物理学之类的系统知识，而是倚赖于薛富兴所说的“人类对各类外在现实对象物理感性形式(形、色、声等)的敏感、把握与运用”。这种敏感、把握和运用，给审美意识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北京人的“珍贵石料”可以说明这一点。通过考察北京人，我们发现他们在选用到处都能找到的砾石以外，还拣取像水晶这样的石料。

拣取罕见的水晶的行为，肯定在用水晶加工石器之先。在不知道水晶是加工石器的好原料的情况下，在采集食物的同时拣拾水晶，肯定不是出于什么水晶“有用”的明确愿望，而是被水晶的晶体形状和光亮所吸引。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举动看成和我们在海滩上拣拾贝壳、在河滩上拣拾漂亮石头一样的举动。支配这一举动的并不是什么物质需要，而是一种审美冲动。
　　裴文中说：“石器原料之来源，不出下列三种：1、采取砾石；2、开采原料；3、商业。”通过商业的途径来获取石料的现象，在旧石器时代是否出现，我们还不能确定。但是，通过开采矿脉的方法来获取原料的途径，在北京人那里就有了：
　　北京人所使用的石器，主要采用两种原料。一种是质地稍软的砂岩和火成岩等，大抵都是从附近河床采来的砾石。北京人采集这种石头，用另一块石头多次打击，制成厚的刃部，它可以打碎兽骨和制作武器。另外的一种原料是质地坚硬的石英及其他硅质矿物。有的石英来自河床中被磨圆的砾石，但大部分好像是直接采自岩脉中。
　　据贾兰坡统计，北京人“制作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绿色砂岩、石英石、燧石、水晶和蛋白石等。其中以脉石英最多，砂岩次之，燧石、水晶和蛋白石最少”。砂岩主要取自河边砾石，其余的来自采矿。而人们要在岩层中发现这些石料，这些石料就必然有它的视觉上吸引人的地方，这样才能被人所发现、注意：
　　石英：硬度7。单晶体呈六方柱状，常成晶簇状、粒状、块状集合体。颜色不一，无色透明的晶体称“水晶”，乳白色的称“乳石英”，浅红色的称“蔷薇石英”，紫色的称“紫水晶”，烟黄褐色的称“烟晶”，黑色的称“墨晶”。玻璃光泽……
　　蛋白石：硬度5-5.5。蛋白色，含杂质者而呈多种颜色；玻璃光泽或蛋白光泽，透明至微透明。
　　燧石：俗称“火石”。主要由隐晶质石英组成，颜色黯淡无光彩，通常为浅灰至褐黑色。成结核状，透镜状或条带状产于石灰岩中。
　　石英和蛋白石因其色泽，就足以引人注意；即使对于黯然无色的燧石来说，因其“结核状、透镜状或条带状”，亦足够醒目。所以，从岩脉中开采的石料，往往在视觉上，都不是“普通”的，而是“特殊”的。正是其视觉效果上的特殊之处，使其成为我们祖先眼中的“图形”（figure），其余的普通石头则成了“背景”（background）。而在他们用这些特殊的石料制作石器之前，他们根本不会知道这些石料的硬度、韧性等。先是被石料的感性特征所吸引，然后才有可能开采这些石料。
　　即使对于就地取材的砾石，要用“碰砧法”加工石器，也需要选择扁平的砾石，而不是其它形状的砾石。
　　至此，我们从石料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人们即使在石器制造之先，也需要一种对“人类对各类外在现实对象物理感性形式(形、色、声等)的敏感”这种能力。后来的工具制造使得这种对形式的感觉不断走向细化、深化，而这种对形式的感觉，则不需要等到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出现以后才产生。因为，即使最简单粗糙的石器制作，也是一种有目的有程序的行为，而不是莽撞或碰运气。
　　五预想形式：石器制造基本技术条件之二
　　如果说第一个条件是有关质料方面的，那么第二个条件则是有关于形式方面的。美国考古学家迪兹（Deetz）提出mentaltemplate这样一个概念，它是指存在于工匠脑子里的对某一类器物式样的恰当观念。而制作工具和器物的过程，就是将这样的一个mentaltemplate传递到原材料上去的过程。陈淳将这个mentaltemplate翻译成“概念型板”，让我们感到难以捉摸。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迪兹所说的这个mentaltemplate，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短语逐词进行解释。
　　template一词，指的是我们在从事对金属、石、木等的切割时，我们所需要的一种样板，模板；前面加一个mental进行限定，意谓这个模板并不存在于眼前，而是存在于头脑中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mentaltemplate理解成脑中存在的、有关我们将要加工和制作的工具或器物的、造型的模板。这个mentaltemplate，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为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或“理式”（Form），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古人所说的“胸中之竹”一样的东西。对于这个mentaltemplate的翻译，我们可以用更通俗一些的“预想形式”来代替陈淳的“概念型板”。
　　我们在制作工具时，逻辑在先地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预想形式”（mentaltemplate）存在。只有这样，制造工具的行为，才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而不是无目的的蛮干。这一点，正是先验唯心论的理论贡献。康德认为，我们从自然界中认识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放进去的东西。这一点也是适合于石器制造的。马克斯·舍勒（MaxScheler）敏锐地指出，在劳动领域人对动物的超越不是因为制造工具的能力，而更多地是因为人所独具的形成“工具”概念的能力。这个形成工具概念的能力，其实就是mentaltemplate，就是“预想形式”。

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ColinRenfrew）和保罗·巴恩（PaulBahn）曾说：
　　能人制作简单的砾石工具，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习惯动作，就像大猩猩掰断树棍拨弄一个蚁冢，相比之下直立人制造出阿舍利手斧那样精致的工具，看上去则要进步得多。然而这只是主观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具种类或工具类型越来越带有预先设计的趋势。这意味着每一个工具制造者都有工具类型的概念，不同类别的工具显然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研究早期人类认知能力的时候，就应当考虑工具制造的设计和规划，而后者是高等类人猿如黑猩猩所不具备的。
　　两位考古学家的提醒，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工具不但是制造出来的，而且是设计出来的。而这个设计，在最初的时候，肯定既朦胧又粗糙。但不管是如何粗糙，都是一种对工具未来形式的预想。
　　这时，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流行说法中所谓的“需要煎逼”的说法靠不住，就是所谓的看到天然砾石在石块上“偶然”摔碎而产生灵感的说法也同样靠不住。且不说适合于制造石器的砾石往往十分坚硬，用“碰砧法”或“摔击法”往往都很难弄破这样的一个事实。纵然砾石偶然摔破了，也不一定产生“灵感”。我们往往认为科学发现都是偶然的产物，这事实上是有问题的。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曾说：“如果铜矿石偶然进入一座炉子里会发生什么情况，各种各样复杂的实验表明，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同样这个“偶然”摔碎的砾石，只有在符合“内心形式”的情况下，才会被人们所注意。否则，也会“什么也没有发生”。
　　六结语：对审美发生学的一点看法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发现，恰好在石器制造的基本条件中，蕴涵着审美意识产生的基本条件。鲁道夫·阿恩海姆提出，我们观看物体的态度有三种：
　　1、写实主义绘画的态度，其极端形态就是印象派。这种观看努力获得一个类似于“一个照相机拍下的照片”一般的印象；
　　2、实用的态度。一棵大白菜，不管在晴日还是在阴天，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她最关心不是不同的光线给白菜的颜色带来的变化，而是这个白菜是否新鲜。所以，在不同的光线下，她关注的是我们在知觉心理学中经常谈及的知觉恒常性（perceptualconstancy）。这种观看和前一种极端相反，因为前一种观看努力获得“背景”对物像产生影响之后的“印象”，而后一种观看则努力排除“背景”的影响；
　　3、审美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说是前两种态度的折中或综合，既保持了物体的视觉恒常性，又兼顾到了背景的影响。
　　说得更概括一些，第一种观看态度关注的是“变”，第二种关注的则是“不变”，第三种态度则将变与不变联系起来，既注意到了“变”，又兼顾到了“不变”。
　　第一种态度是光学发展起来以后的事情，是学校教育的结果，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自然的状态下，去进行这种观看的，我们的祖先当然更不会。第二种态度，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态度，也是动物观看世界的一种方式，因为有恒常性的世界才是安全的世界。第三种态度，则是人超出日常实用的一种态度。对于这种态度，阿恩海姆说：“由第三种态度创造出的这类概念，最适合于创造性思维。”可以说，这第三种态度，正是制造石器所需要的。
　　皮亚杰（JeanPiaget）说：“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同样的思想，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mileDurkheim）的笔下，得到更清楚的阐明。他在谈到宗教的起源问题时说：
　　如果我们所要了解的起源是最初的确切地点，那么这个问题就毫无科学性而言了，应该坚决地予以拒斥。因为宗教的最初形成并没有确定的时刻，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借助玄思，找到通往那个时刻的途径。像所有人类制度一样，宗教并不起始于某个地方。因此，所有这类想法都是极不可信的；它们只是些主观的和武断的构想，没有任何约束。然而，我们所提出的则是全然不同的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某种方法，将宗教思想和宗教仪轨的最基本形式所赖以为基础的、并始终存在着的原因辨别出来。
　　这也就是说，对于宗教的起源问题，其关键并不在于确定一个确切的地点或时间，而是要考察宗教产生的基本条件。在具备这些基本条件的地方，就是宗教起源的地方。这一思路，也适合于审美意识起源这一问题的。遗憾的是，好多美学学者自探讨审美意识萌芽的时候，都将目光焦点放在所谓的“第一件艺术品”上面，都在寻找“绝对的开端”。这样一种思路的结果只能是，我们在研究石器制造时，见“物”不见“人”，从而远离了审美发生学探讨的理论中心。撰写本文的目的提请我们更多地注意“人”的因素。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