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夹缝中的尴尬——浅析夏天敏的《接吻长安

论文导读:：夏天敏《接吻长安街》塑造了一个从乡村逃离到城市的青年小江。被赋予了“农民工”身份，又极力寻求改变身份、提升精神的生活方式。希冀通过独特而又能验证城市生活方式的举动——与自己心爱的姑娘在长安街上接吻，来缩短与城市的距离，从而获得精神上和身份上的双重肯定。然而，在变化了的地理生存和文化生存的空间里，原有的身体性情、乡村文化观念无不显示出防御性倾向。因而，在城市这个“异质”空间中，遭遇尴尬就在所难免了。
论文关键词：《接吻长安街》，生活方式，身体性情，尴尬

　　在与乡土文明不同的城市文明中，从乡村移到城市的农民们被赋予了“农民工”的特殊称谓：他们既是原来的“农民”，又是城市的“工人”。这一尴尬的身份表明他们是远离了土地的“农民”，又是不具备城市工人身份的“工人”。身份的边缘化导致了他们在城市现代文明中必将面临种种尴尬。农民一旦进了城就是城里的“他者”，“陌生的不止是人与环境，而是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文化”[①]。农民从乡村挪移到城市，改变了物理性生存空间，乡村文化记忆也不断地遭到城市文明的吞噬。在这一变化了的地理生存和文化生存的空间里，乡村文化根基越深，在城里遭遇的文化尴尬就越多。
　　面临着传统农耕文化向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转型期，置身于全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的进城农民们，化蛹为蝶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只会使得他们陷入尴尬的处境，无所逃避、无处突围。小江等从具有恒常性、亲和性的乡村文化突然跌入充满着流动性、断裂性的现代文明中，认知的错位、生活方式的差异等使得他们总是与处身其间的都市隔着无形的壁障。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梦想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这一生活工作空间的转变隐含的是身份的转变、文化观念的转变、生活方式上的认知转变。生活方式是“人们在一定客观条件下，为着满足个体生活需要，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支配下，进行各种生活实践的行为习惯的基本特征。”[②]这种生活方式既包括个人生活需要、实践活动，也包括行为习惯。但是，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是在某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经过不断的反复而形成的，并已内化进了其身体性情中。农民工在进城之前就具有一套适合自己，也符合乡村生活习俗的行为习惯。携带着这种身体性情进入城市、认知城市，遭遇尴尬就在所难免了。
　　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把握住了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因为生活空间的转变和身份的转变而引起的心理冲突，并深刻剖析了在乡村经验和都市文明的矛盾冲突中农民工精神上融入城市的渴望和被城市拒斥的尴尬痛苦。在城市化进程中，现代都市文明以不同方式不同途径渗透到了农村的角角落落。《接吻长安街》中的“我”就是在这种文明的冲击下，走出了乡村走向城市的。当三年初中生活一结束烧毁了所有的书籍，连家都没回就来到了北京。因为“我害怕被绑在家乡的小山村里，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一想到头伏在地上，屁股撅到天上在土里刨食的日子，一想到要和泥脱土坯砌房把骨头累折把腰累断的日子，一想到一辈子就喂猪种地养娃娃，年纪不大，就头发灰白腰杆佝偻脸上沟壑纵横愁容满面的日子，我心里就害怕万分，痛苦万分。”“我”的逃离与其说是因为害怕农村的生活方式，不如说是因为城市现代文明的召唤，“城市人”身份的诱惑。为了“逼进城市精神内核”，成为“城市人”，小江认为最重要的是按照城里人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即像城里的年轻人一样敢于在车辆川流不息人来人往的长安街上与自己心爱的姑娘接吻。通过这种独特而又能验证城市生活方式的举动，“我”希冀以此来缩短与城市的距离，从而获得精神上和身份上的双重肯定。正如他自己所想，“在长安街接吻于我意义非常重大，它对我精神上的提升起着直接的作用。城里人能在大街上接吻为什么我不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挑战，它能在心理上缩短我和城市的距离文学艺术论文，……但我认定至少在精神上我与城市人是一致的了。”
　　与恋人接吻长安街这个浪漫而又看似“畸形”的愿望，这是“我”多年的城市情结引发的。“我”想以这种城市生活方式来寻求和城里人平等的地位，从而缔造尊严。虽然这种举动极具挑战性，但由于“我”对城市的痴恋以及极度渴望缩短与城市的距离，渴望身份的被认同，使得“我”不顾一切地要实现这一愿望。“我”说动了柳翠陪自己去长安街，却没有说服恋人配合自己的举动。当看到城市人“相依相偎不管不顾旁若无人的接吻”时，“我心里陡然蹿起一股火焰”，“突然抱着柳翠就猛的吻起来”。一看到城市青年在长安街上忘我的接吻，“我”那一直被压制的愿望再也不能蛰伏在自己的心底了。“我”立即突破了这最后一道防线，“抱着柳翠就猛的吻起来”。抱着恋人在长安街上接吻——这种天真浪漫而又畸形的行为举动，却遭到了恋人的不解和行人的误解，这使“我”深深地陷入了尴尬痛苦的处境。当“我正处在幸福的巅峰上，正处在终于在长安街和自己恋人接吻的狂喜之中”时，“猛不丁被柳翠推开”，并被她“打懵了，脸上火辣辣地疼，头晕眩着眼冒金星”。小江的恋人是一个深受乡村文化影响的乡村女性，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自己的恋人要在人潮涌动的长安街上接吻的做法。因而，当小江在长安街上抱着吻她时，她本能地拒绝了并给了他“几大嘴巴”。
　　在长安街上“我”抱着心爱的姑娘猛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的心愿，且带来了一种幸福、狂喜的感觉。然而，这只是产生在“我”“偷袭”的这几秒钟之内，继而招来的是流氓的骂名，拳脚痛打。“街边蹿出几个人，扭住我的手就开始打，有人说，‘妈的，敢在大街上侮辱妇女，狗胆不小’。有人说‘我早就注意这人不坏好意，站在这个姑娘边贼眉贼眼’。有人说‘你看他那土老冒样儿，一看就是打工仔，到北京过洋瘾来了’……”经过一阵深恶痛绝的谩骂和拳打脚踢的发泄之后，那些“见义勇为、敢作敢为的”北京人把“我”和柳翠扭送到了派出所。和自己的恋人在人来人往的街上接吻，对于城市青年来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对小江来说却是极其艰难的挑战。长安街上接吻，这一简单正常的行为却使自己陷入尴尬痛苦的境地，这与其说是由于恋人柳翠的不配合导致的，不如说是由于小江对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异同及乡村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差异缺乏深入了解造成的。L·沃思认为“城市和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二者之间，除了程度之别外，还存在着性质差别期刊网。城与乡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它们两者形成了既互相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二者的生活方式互为影响，但又决不是平等相配的。”[③]然而，小江一心想使自己不再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而盲目模仿城市生活方式。城市特有的兴趣、特有的人性以及城市人特有的生活性情，小江却茫然不知也无法搞清。在城市里，他只是盲目地按照自我的意志和认知态度来接近城市。因而，无论他如何效仿，效仿的有多真都不能被城市接纳，不能掩盖渗透着乡土气息的农民身份。“土老冒样儿，一看就是打工仔”的小江，在北京也想“过洋瘾”，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异样的眼光。
　　小江脱离了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外衣，却又被贴上了“农民工”的标签；被抛掷到城市的最底层，却又想实现精神上的提升；寻找到了一个和城里人平等的接吻方式，却又遮掩不住原有的身体性情。这种尴尬是进城农民工的一个普遍的遭遇，是农民工们在文明转型中无法消弥无法脱离的精神之痛。小江等农民工们进入了城市，却又生存于物质生活的边缘，精神生活也处于一种焦渴的状态。当困顿而又沉重的生活得不到改变时，他们希求得到精神上的认同，实现精神上的提升。当小江终于找到了可以缔造尊严，实现在精神上与城市人一致的行为方式时，不料这一行为举措给他带来的却是尴尬和巨大的心灵创伤。
　　最后,柳翠终于克服了羞怯和封闭，愿意配合“我”实现那个荒诞的匪夷所思的想法。挑了个好日子，“我们”穿上了刚从地摊上精心挑选的服装，柳翠还破天荒地去理发店做了个发型化了淡妆。当“我们”精心打扮之后来到长安街时，人们却用带着刺的眼睛打量着。那一双双眼睛是带着刺的荆棘，它刺穿你的衣服，刺伤你的皮肤，在你身上留下深深的刺迹。当“我们”正要进入角色旁若无人的接吻时，一声断喝——“外宾的车要来了，不要影响市容”，打断了“我们”的计划，使“我”的心立刻冷到冰点，心里沮丧到极点。小江进了城，身份发生了改变之后，极力想改变原有的那一套生活习性，融进城市。然而，在乡村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那一套性情倾向已内化进了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中，衣着打扮、一举手一投足等无不透露着他的乡村气息。一个人的生活习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来自特定的生活文化环境，它的形成离不开青少年时期的家庭及族群氛围。就如布迪厄曾指出的，“家庭是最早的‘我’”“形成的社会空间，它对今后内涵更广的‘我’的形成具有持久的影响”[④]。小江等农民工“飘浮”到充满歧视的地理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里，其内化的身体性情建构着“农民工”这一尴尬身份，并且会伴随其生活空间的变化产生“持久的影响”。小江和柳翠进了城，穿上了焕然一新的服装，像城里人一样盘了头发化了妆，在长安街上尽量做到和城市人一样雍容闲雅，但是已具备的身体性情却时刻显现出防御性倾向。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城市人的一致，但是黝黑的皮肤、蹩脚的西装、不伦不类的连衣裙等所显示的异样，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土老帽”，是从乡村来的打工仔。小江处身于城市文学艺术论文，还尚未摆脱旧角色的生活习性又被仓促地赋予了新的角色——农民工。这不可避免地使其认知观念和行为方式遭遇障碍，使其陷入身份认知的尴尬处境——是“农民”？是“城市人”？当他不能完全剥离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性，而只是盲目地认同靠近城市生活方式时，他就必然无法准确地定位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和自己的恋人接吻却遭到了外人的谩骂和殴打——是尴尬；克服种种困难要全身心地投入时却被外宾的车队打断并被认为有损市容——是尴尬；那么，当接吻这种私密性的行为却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别人的支持下完成时何尝不是尴尬？两次来到长安街接吻，两次都失败而归。但是，小江长安街接吻的心愿并没有丝毫的减弱。接吻，本是相爱的男女传递他们之间难以言说的情愫的方式，是一种凝聚着强烈性爱信息的形体语言。然而，小江和柳翠最后只能在工友的极力支持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车流奔驰之侧，在期待盼望之中，完成了这个抚慰灵魂提升精神的愿望。这是一场终于落到地上的浪漫，是一场温馨中弥漫着痛苦，关爱中蕴含着尴尬的浪漫。小江和柳翠在长安街的最后接吻已没有了私密性传递性爱信息的特征，却“变成了表演，变成宣言，变成潜意识的具体物化，变成群体意志和愿望的体现”。
　　　　诸多如小江一样的进城农民工们，从地地道道的农民突然一跃成为了农民工。他们虽然每天穿行于城市的街头巷尾与繁华闹区，但作为城市的“他者”是被城市所抛弃遗忘的一群，属于在城的“失踪者”[⑤]。在“歧视性文化空间”中，他们具有了“农民工”的身份，却又试图彻底剥离原有的身份融入城市得到精神上的提升。但在他们盲目靠近认同城市时原初的身体性情和行为方式无不显示防御性倾向。在这个陌生而又全新的文化境遇里，现代文明生活方式不断地冲击着农民工们原有的思想观念、生活观念。这使得小江们对乡村文明中的那一套封闭色彩浓郁的行为体系与生活方式滋生出不满情绪，并试图靠近具有现代化特色的生活方式。进了城，还来不及细心地体认城市现代生活方式，角色就已悄然发生了转变。生活空间转变了，历久的乡村文化记忆及生活习性也随之移位了；角色转变了，但旧角色已内在化的身体性情尚未涤荡清。因而，在全新的文化境遇里，其角色扮演不可避免地会遭到障碍遇到困难。
　　他们从乡村“移植”到城市，难以摆脱“他者”的弱势地位，难以穿越乡村文化观念的束缚，难以用凌虚高蹈的姿态对固有的经济文化逻辑进行有力地抗拒。他们进了城，但没有经济资本去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深入体认城市的生活方式。在现代都市化语境中，两手空空、一身褴褛的农民工们原初的生活习性及认知观念，成为了城市市民区隔农民工的符号标准，同时也使农民工陷入了自我身份认知的尴尬处境。
　　[①]魏红珊·农民进城与身份缺失：以罗伟章、夏天敏、邵丽的作品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11月 第6期
　　[②]冒君刚·试论生活方式[J]·科学社会主义，1986年 第7期
　　[③][美]R·E·帕克等著 ·城市社会学[M]·宋俊岭等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75
　　[④] 转引自[澳]墨美姬，布雷特·巴里 主编：“种族”的恐慌与移民的记忆——“印迹”[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5）：280
　　[⑤] 李 洱· 在场的失踪者[N]·温州都市报·2008年11月16日（13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