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语境下爱情主题的别样叙事—《红豆》解读

论文导读:：《红豆》是宗璞在“双百方针”影响下创作的一篇饱含爱情气息的革命小说。然而，文本中却处处隐含着爱情与革命的矛盾与冲突。本文将试从叙事与叙述的角度，阐释宗璞的作品《红豆》在革命语境下对爱情主题的别样叙事，。
论文关键词：爱情，革命叙事

　　詹姆斯·费伦从修辞意义上，对叙事进行了以下定义，即：叙事指某一个人向别人讲述某事发生的整体文体，也指故事与话语的综合，而叙述则指叙事的话语，即讲述故事的方式。[①]
　　按照对以上定义的理解，“叙事”应当是叙述一系列事件(故事)的作品，即“叙述什么”的问题;而“叙述”作为叙事的话语则是“怎样叙述“的问题。这样的两分法，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里找到理论根据。根据热奈特在《叙事话语》的解释，故事或事件构成叙事的基础。即使只存在一个”本文“的故事，我们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叙述，所以叙事就涉及多重的范畴：叙事的序列，叙事的视角，叙事者，被叙事者，叙事的读者，叙述的言语等等。不同的作者通过对以上因素的创造性思考，注入独特的个性因素，才使得相同或相似的情节和事件得以呈现不同的艺术感染力。也使得在某个形成了严格而狭隘的文学规范的时代，作家通过一定的叙事技巧，在努力靠近或追随这种文学规范的同时，委婉而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某种文学诉求。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期间，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审美意识形态，逐渐沦为政治的附庸。过去文学作品中的社会黑暗、人生疾苦、痛苦呼号、低吟浅唱与文学批判现实、表现自我的职能一起退场，继之而起的是献给新生活的热情颂歌，对工农兵大众的顶礼膜拜。“人的文学”这一五四以来高举的口号革命叙事，被渐渐丢掉了。因此，在这种特定的一元化的新文学规范下，一些作家基于个体的书写需要，要想表达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表达对爱情主题的思考和理解，往往采取了较为曲折的叙事策略，例如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等。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在描写爱情的同时，努力地渲染文章的革命或革命者色彩，以期将这一主流书写外的主题纳入合法的规范内。这些作品中，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无疑是一篇具有典型性的个案。本文将试从叙事与叙述的角度，阐释其在革命语境下对爱情主题的别样叙事。
　　一
　　《红豆》是一部“表现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起的时代洪流中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 ”的作品，[②]作家运用象征的手法，以北平解放前特定的社会语境为烘托，用细致缜密而略带伤感的情调和优美、含蓄、委婉而又回味无穷的语气，给读者讲述了江玫和齐虹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首先，《红豆》 这个题目就散发着诗意的气韵。“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支，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诗人王维用这首诗传神地叙写女子缠绵绯恻的情思，而今，无数男男女女用这首诗传达着对情人的爱慕与思念核心期刊。 宗璞为小说取名“红豆”，文章不禁沾染上细腻而稍带悲思的情愫。在文艺规范及其狭隘的十七年间，即使在双百方针后文艺界短暂的春天里，这无疑也成为了一种另类书写。
　　接着，文章的开头，江玫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冬日回到阔别六年的母校，“本来是荒凉的冬天的世界，铺满了洁白柔软的雪，仿佛显得丰富了，温暖了。”“紫藤萝架也还是若隐若现的躲在假山背后。 还有那被同学戏称为阿木林的枫树林子， 这时每株树上都积满了白雪，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 雪花迎面扑来， 江玫觉得又清爽又轻快。”
　　一开始， 不是纵论天下大势， 也不是交待 “时代背景”， 而是别开生面地描写雪景，这就显得不同凡响。 在作者的笔下， 地上的雪不仅 “洁白柔软”， 而且还让 “冬天的世界” 显得“丰富了， 温暖了”。 这样的描写不仅很好地表现出了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态度，而且，为整个小说确定了一个略显惋伤的抒情基调，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接下来，作者又在无意识间提到了“耶稣“”十字架“这两种在当时犯忌的物象。她将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宗教意象，与对昔日爱情的追怀联系到了一起， 这虽然符合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情感丰富的大学生的情感逻辑，有助于强化 “红豆”所象征的 “欢乐和悲哀”， 进而赋予这些情感以庄严的色彩和苦难的性质革命叙事，但却难避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封建宗教迷信的嫌疑。当江玫重返故地，重温六年前的大学生活时，当她与齐虹的爱情信物红豆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她面前时，江玫并没有表现出一个 “好的革命工作者”应有的理智，而是 “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拳头， 重重得打了江玫一下”，面对那隐藏着红豆的十字架， 江玫“伸手想去摸那十字架，却又怕触到令人疼痛的伤口似的，伸出手又缩回去，怔了一回”，面对那两颗鲜亮依旧的红豆， 江玫“被冷风吹得绯红的脸刷得一下变得惨白”，“用发颤的手揭开红豆后”，“泪水遮住了眼睛”，爱是不能忘记的，经过了这么多年，当年那份感情依然挚烈而震撼，在这里宗璞描写的不是刚强坚硬无畏无私的革命工作者江玫，而是有血有肉情感细腻的小姑娘江玫，而这个小姑娘只属于齐虹。宗璞将男女之情描绘得惟妙惟肖，也流露出她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读来神往。不难看出，整篇文章中，作者用了不少笔墨来描写江玫与齐虹的爱情，那如诗画般的美好语言仿佛要让读者沉醉。“就这样，他们开始了第一次的散步，就这样，他们散步，散步，看到迎春花染黄了柔软的嫩枝，看到亭亭的荷叶铺满了池塘。他们曾迷失在荷花清远的微香里，也曾迷失在桂花浓酽的甜香里，然后又是雪花飞舞的冬天。哦！那雪花， 那阴暗的下雪天！”……
　　二
　　初读《红豆》，这种凄美婉转的爱情意蕴扑面而来，然而，进一步细读，我们发现，她的这种爱情叙事，不是那么舒展， 仿佛无尽的情思，刚要宣吐出来，又咽了回去。作为年轻的书写者，宗璞努力按照新时代所制定的“政治” 原则和 “文学” 标准进行创作，对于新的文学规训所包含的基本训诫和要求，努力去适应和服从。宗璞曾说：“当初确实是想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怎样在斗争中成长， 而且她所经历的不只是思想的变化， 还有尖锐的感情上的斗争。是有意要描写江玫的感情的深厚，觉得愈是这样从难以自拔的境地中拔出来，也就愈能说明拯救她的党的力量之伟大。” 不容置疑，作者是想表现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抛弃个人情感走向革命道路的成长历程，是想跟随文坛中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的主流政治话语革命叙事，因此，对于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爱情故事”，作者在书写过程中，不管叙事结构，还是主人公的性格设置，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力求将文本纳入主流的写作规范。
　　首先，回到母校的江玫此时已经是一位“年轻的女干部”了，小说在描绘江玫面对爱情和其无产阶级立场之间的抉择时，坚定地选择了和资产阶级决裂，并投身于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 在江玫的心中，新的规范和新生政权的建立是她一生最大的夙愿 。很显然，《红豆》 描写的爱情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信仰下的革命爱情，它所响应的是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号召，小说的创作是以江玫与齐虹婚恋的形式图解政策。
　　对于曾经的恋人齐虹，作者让他这样理解 “自由”：“人活着就是为了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实在好极了。自己就是自己，自由就是什么都由自己，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按照时代对“自由” 的误解甚至否定态度，把齐虹写成了一个病态的恨世主义者，这样，他的人生理念注定了他在解放前的革命历史语境中四处碰壁，当他被迫在个人爱情与革命集体之间做出抉择时，他只能离开自己心仪的人江玫，远赴美国。他的“去”与“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政治抉择，这种抉择是作家鉴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提前预设好的，不是近乎偏执的个人情绪所致，更不是简单的爱情矛盾所产生的结果。
　　萧素在文本中是作为红色革命的代言人和江玫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而出现的，她的言行举止鲜明地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意旨。做为新的规约力量的代表，肖素显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觉悟者和引领者，非常自信地对世界和他人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审判。她以一种近乎不屑的傲慢态度，对齐虹的品质和人格做了简单化的评价，视之为“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的人，从而将这个人物降低为一个符号，一个 “反动” 阶级的代表。 对于江玫，萧素时刻显示着道德上的优越感。让我们感觉到 “觉悟者” 对“迷途者” 强有力的精神主宰核心期刊。
　　除了人物设置外，作者巧妙地设置了叙事结构。《红豆》的叙述方式是回忆，即倒叙八年前江玫的往事。有关江玫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回到母校，在那间学生时代住过的房间，摸出昔日的定情信物，到作品的最后，当老赵的声音将江玫从痛心的回忆中拉回时， “江玫刚流过泪的眼睛早已又充满了笑意……从床边站了起来”，这是叙事的表层，交代了江玫的身份，奠定了故事叙述的基调，即讲叙“一位资产阶级女性如何战胜自我”的故事。使我们深深感染的爱情叙事位于叙事的内核，在“她拿起这两粒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从心上生了起来——”与“雪还在下着，江玫手里握着的红豆已经被泪水滴湿了”这两句话之间发生的。相对来说，这种叙事结构显得相对封闭，书写了知识分子—— 被党领导 ——走向革命这一主流的政治模式 。也使江玫对齐虹爱情的艰难抉择革命叙事，具有非此即彼的意义和价值确认，表达了宗璞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认，即江玫的抉择不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江玫也被演绎成林道静式的由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典型代表。[③]
　　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红豆》这篇小说的叙事策略和叙述内核产生了某种偏离。即使经历几十年岁月的洗涤，如今重读《红豆》，荡气回肠在读者心中的依然还是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缠绵不尽的爱情悲剧，是细腻委婉、优美典雅的遣词行文，是不尚华丽纤巧，力避矫揉做作的风韵与情致。然而细读之后又不难发现作者有意将这些特质掩盖在表层的“革命”叙事之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背离？我们还必须回归“十七年”期间的文学环境。
　　　　“十七”年是在文学方面全力建构‘红色文化”的时代。在其文艺作品中,调动种种叙事修辞手段,组织那个时代的红色文化成规,规划新的文化兴奋区域和文化禁忌区域。当时文学创作的首要任务是塑造工农兵形象，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数量不多。少有的几部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也往往由于作者自身“思想改造”的不彻底，未能把握主流政治对知识分子的整体评价，因而受到批判，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即使是杨沫的《青春之歌》这部“描写现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成长并获得“新生”的完美“政治寓言”[④]，在小说出版后的第二年，也遭受种种粗暴的批评。在这样的文学现实面前，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宗璞，这位沐浴在西方艺术之中， 又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化” 过的知识性女作家，也难逃国家话语宏大叙事的潜在规约，自觉投身于社会生活,将革命历史、时代风云汇于笔端,追随知识女性的“个人的革命成长”的写作范式，将江玫的情感体验覆盖于外在的革命叙事之下。然而，在写作中却事与愿违，由于个人的文学修养与时代的文学审美之间巨大的差异，即使作者时刻谨慎保持着理性的书写态度，感性的情感体验总还是在不经意间突破底线，使这篇文章明显地传递出革命与爱情二元对立所带来的感伤与人生缺憾。

参考文献：
[①]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2
[②]李天紫.文化隐喻：隐喻研究的新发展[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8，（5）
[③]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9
[④]陶丽萍.革命与女性的自赎———十七年女性文学叙事的话语裂缝[J].青海社会科学,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