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性的幻梦悲歌_长恨歌

论文导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张爱玲的《长恨歌》共同诠释了女性形象及城市文化的新与旧，同时都无法抑制地摆脱不了家族文化因素的影响，一个呈现为限制，一个呈现为开阔，这同与不同之中和作家的成长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论文关键词：上海女性，倾城之恋，长恨歌

　　 王德威认为王安忆是张爱玲的“张派又一传人”^【1】，无论认同与否，我们确实可以从王安忆身上或隐或现看到张爱玲的影子，二人对上海的书写，尤其是对上海女性的书写，都印证了此番结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描述了一位上海女性白流苏从传统家庭中离婚后追寻爱情婚姻的过程，王安忆的《长恨歌》记述了一个“上海小姐”王琦瑶一生的情爱传奇，她们都试图寻找活跃在城市里的精灵，试图重构关于上海女性的想象和记忆，试图展现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上海的沧桑变迁。
　　一、新与旧：城市形象的诠释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点和地点，我们很难用新女性/旧女性这样的二元对立来定义《倾城之恋》的白流苏。作为一个传统家庭里的大家闺秀，她并非严守三纲五常，从一而终的陈腐观念，当发现婚姻不尽人意时，她可以毅然决然地离婚，大胆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但又不像一些新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经济独立，其最大的目标就是找到足以给自己精神和物质上提供保证的男人，与范柳原的结合，也“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2】，即使知道对方并非真心爱自己，也心甘情愿做情妇。一定程度上说，白流苏是一个世俗的女性。张爱玲超越同时期新感觉派注重感觉的特点，放低视线，走入普通市民实实在在的生活，试图在灯红酒绿下尘封的弄堂里，发现世俗的人长恨歌，发现世俗的上海。一个高度现代化与深度传统化的结合体，表面看起来，灯火辉煌、十里洋场，到处充斥着现代消费与多元文化的气息，但骨子里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血液，数千年的传统积淀注定了会潜移默化影响着其大步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呈现出两种力量交织中的繁华俗世。
　　王安忆选择与白居易古典长诗《长恨歌》同名标题，这有意的重合将我们带入一个充满长恨叹息的情境，王琦瑶集浮华幻梦与繁琐人生于一身，命运几经波折，在与几个男人的周旋纠缠中经历了一次次幻梦的破灭，一个人隐忍生活的寂寞和困苦，直到最后被莫名其妙地杀死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和张爱玲一样，王安忆没有刻意渲染大都市的虚幻华美，而是着意寻找日常生活的美。为了诠释出魂牵梦绕的老上海骨子里的琐碎平常，她刻意将王琦瑶带离社会风暴的中心，放置在“平安里”这个边缘地方，当王琦瑶的繁华与光艳退去，她不动声色的美与平常才真正体现了老上海的真正底色。当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到来之后，王琦瑶又重新焕发光彩，发型、服装、舞会，无论城市如何千回百转，仍是一颗旧有的上海心。王安忆曾说：“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故事的故事。”^【3】李欧梵也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通过王琦瑶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形象，把一个城市曾经有过的辉煌内在地展现出来，但是辉煌的内里仍是一针一线、一餐一粥的日常与平淡，把一个城市的人格化与一个人暗含的城市意义交织在一起。
　　二、限制与开阔：家族文化的书写
　　在叙述的过程当中，这些城市的形象代言人都不可抑制地摆脱不了“家族”因素的影响。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人物活动的空间有一定的限制和约束，故事发生在上海的公馆、公寓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尝试摆脱旧家族的笼罩，投身于社会化的大都市，而这种出走是不成功的，她们总是一只脚迈向了都市宽广的街道，另一只脚却卡在了家族的门槛之中。于是，她们只好选择或者退回到封闭的家族，自生自灭、窒息而死；或走出家门，如一叶飘萍，漂浮不定。白流苏迫于传统的家庭观念走入了婚姻家庭，婚后双方家长在家族地位和风光程度上相持不下，心生嫉恨，白流苏的离开也是迫于家族的利益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破裂。张爱玲小说的叙述被局限在封闭的家族空间之内，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同样具有浓烈的家族和闺阁之气，如《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茉莉香片》等作品。她的这种写作倾向，其中包含着对那个时代都市女性命运的深深同情和对那个社会内容深广丰富的深刻认识。
　　相对来说，王安忆小说的叙述空间就要比张爱玲宽阔的多，丰富的多，并不仅仅受限于家族，对社会和人生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另一个白流苏，一开始就试图摆脱家族对她的约束和限制长恨歌，积极投身到社会化的都市之中，与社会发生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在她隐居平安里之前表现得尤为明显。到片场拍电影，为《上海生活》拍摄生活照成为“沪上名媛”、竞选“上海小姐”成为家喻户晓的“三小姐”，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和热闹排场等，即使到自己步入中年，也常常和一些年轻人聚在一起活动。旧式家庭所致的女性“他者”命运或者给女性带来的旧痂新痕乃至生命畸变，都已经悄然改变，“上海弄堂里的父母都是开明的父母，尤其是像王琦瑶这样的女儿，是由不得也由她，虽没出阁，也是半个客了”^【4】，当然，这背后隐藏的时代历史背景和上海市民文化等因素同样起着一定作用。奠定王琦瑶的生存基础不是都市中的家族，而是繁华的大都市，家族的四面围墙在都市的社会化面前仿佛已经土崩瓦解、荡然无存，拨开家族这种私密性空间的薄纱，坦然接受大都市的流通规则，积极地将自己融于开放的空间，释放着自己对大都市，对现代，对文明的向往和想象。跟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不同，王琦瑶对自己的命运选择表现出了更多的自主性，为自己建构了主体性的生存空间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三、亲切与隔膜：作家成长的影响
　　同样成长于上海，同样都是女作家，生活的年代仅仅相差几十年，尽管写作上呈现众多的相似之处，但仔细看来，仍有不同，其中很大的原因和二人的成长环境以及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张爱玲出身名门，曾有过富足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来就具有一种都市人的优越感，具有一个天才女子的聪颖和高傲，作为上海的一份子和书写者，她本能地“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察看中国”，上海给了她写作的文学想象空间和独特的都市经验，她也清楚知道“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5】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观察体验生成了她笔下的人物，上海每一条安静的弄堂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成为作品中熟悉跳动的字眼，她将自己封闭在这个狭小的世界，却看尽人生的悲欢离合、起落浮沉。然而，上海毕竟是一座经济迅速发达、交流日益广泛的现代大都市，因此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许多现代的因素，张爱玲巧妙地将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叠加在一起，其中传达着传统人的落寞与市井之情，现代人的孤独与激情之音。张爱玲与她居住的上海是融洽的、默契的，其在叙述的时候，笔端是如此的老道和亲切，文字间透露着融融的市井之情。
　　而王安忆作为作家的女儿，革命者的后代，自己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上山下乡知青生活，从她寂寞的童年和疯狂的青年生活来说长恨歌，都和张爱玲有较大差别，在其内心充满着满腔的信心与豁达、积极与谦虚，从早期的“雯雯”系列的清新淡雅到“三恋”的冷静反思再到《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的琐碎平凡。尽管王安忆的创作受到张爱玲如流水般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和启示，如果我们说张爱玲对于上海来说更像是一位记录者的话，那么王安忆则更像是一位寻找者，她始终相信生活中、世界上始终充满了爱与阳光，紧紧抓住上海的顽强这最具魅力与吸引力的地方不放手。但如她在《纪实与虚构》中所说，作为重归上海的南下干部家庭，与上海之间存在着一层“隔”的东西^【6】，因此，虽然她重归上海、以一种发现的眼光来追寻这座城市，就像一位考古学家一样细细打量着这座繁华的城市，放弃了主流话语，自觉走进上海的民间形态，寻找上海的灵魂与精神，比张爱玲的视角更为宽阔，也更为具有技巧性，但是也缺少一种张爱玲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和贴切感，只是通过一些画报、电车等上海极具代表性，同时又记录了上海的历史的事物来编织语言。
　　王安忆继张爱玲之后，续写着大城市里平凡人物的命运，将那些琐碎的、世俗的生活集中在一些平凡又传奇的人物的生命和心灵之中演绎出来。跨越了半个世纪的两位女作家，在她们小说的创作中，写尽了世态变迁中人性的虚荣与欲望，这两位不同时代的上海作家都书写着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上海这座城市的沧海变幻，虽然时代不同，但共同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和都市人的心理积淀是不可回避的。

参考文献：
[1]王德威.如此繁华[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
[2]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
[3]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J].作家，2000，（11）.
[4]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3，8.
[5]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A].张爱玲文集4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
[6]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