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评点”艺术初探_君子曰

论文导读:：学过中国叙事理论的人都知道评点艺术是中国特有的叙事现象。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其中的“君子曰、君子是以知”代表了作出“评点”的人。
论文关键词：评点艺术，左传，君子曰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相传作者是左丘明，但是后人对此颇有疑义。它以《春秋》中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神话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批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左传》是我国先秦叙事散文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我国整个叙事文学的源头之一，甚至可以说它对明清时期优秀长篇小说的大量涌现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我国小说的理论研究是从明清小说评点开始逐步成熟的，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发现其实在《左传》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后世评点艺术的影子，只是还处于极其初步的阶段，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评点，所以我把这种不成熟的评点加上了引号——“评点”。
　　一、“评点”体例的初级阶段
　　《左传》的“评点家”不为一个，这和明清时期一部小说的评点家是提前确定的相异。明清时期，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以及毛宗岗父子评点的《三国演义》等书，其中都注明了评点者是谁，我们在随意翻开这些书籍的评点体例时，都会首先就了解到是谁做出了评点，每一句评点的话语都出自于这个确定的评点者。而《左传》则不同，其中的“君子曰、君子是以知”代表了作出“评点”的人，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到底是哪一个作者，根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的解释君子曰，也许是出自于作者自己的议论，或者是作者取自于他人的言论，有一种解释甚至说是当时有所谓“君子”的人说出的话语，不论我们怎样去考证它的出处，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里的“评点”非出自一人之口。
　　《左传》“评点”的话语较为简洁，并且缺乏整然有序的评点体例的规划。明清时期成熟的评点著作虽然都不追求深入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注重评点体例的规范化，“全书总评、回前总评、回后总论、夹批、眉批”等等这些评点的条例都展示得十分清晰明白，让人一目了然，只要阅读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就可以有深刻的认识。《左传》的“评点”仅仅为“君子曰、君子是以知”一种，所有的体例都被包括了进去，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成熟的体例规划论文格式范文。其用语十分的简洁，“评点者”只是用了一段文言，甚至一两句文言就对前文叙述的历史事件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与议论，这也与处在最原始的初级阶段有关，还没有出现体例上的各个方面。《左传·隐公十一年传》云：“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这是隐公十一年时，息国与郑国交战并且战败之后，“评点者”对这次战役的简单评价议论，并没有对文中描写战争的语言做过多的研究，其中没有繁琐的体例分类，只是事件的后面跟着一个小评论，这里也牵涉到了中西方叙事观念的不同，我们主要是从文本所叙述的内容出发，而西方则更注重文本语言，这在后文中还将涉及。
　　《左传》中“君子曰”的话语里经常引用《诗经》中的语句，有些甚至直接用这些诗句做评论。明清时期的评点也有引用典故的情况出现，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评点者个人的语句表达，也不像《左传》中有的完全一字不差的袭用一些诗句。比如《左传·隐公元年传》中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是之谓乎！”这里在赞美颍考叔是大孝之人的同时，引用了《诗经》中的语句来协助自己的评价，使读者在阅读这个历史事件时，对其产生的教育意义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也可以说与古诗中表达的美好理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引用诗句使“评点”的话语不再显得枯燥乏味君子曰，飘进了一丝新鲜的气息，也在某些方面提高了全书的社会作用。
　　二、对著作思想的高度重视
　　很多学者都认为评点是注重对文本著作语言的一种再阐释，使读者阅读能够寻找到一个方向，知道从哪些方面去体味作品表达出来的感情，如果用古代“文与质”的观点来看，就是把重点都放在对“文”的解读上，从文词语言入手，来理解作品表达的思想。而我认为《左传》是从另一种源头发展而来的，它的“评点”注重对历史事件内容的把握，大部分时间都忽略了文词语言的解读，但是对文本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意义却格外的重视。有人说这不是评点，只是对著作中历史事件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的再阐释，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书中“君子曰”等话语是否对我们理解作品的思想感情提供了帮助，如果他做出的评价与议论确实对阅读起到了引导的作用，对历史事件加深了理解，那这就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态的“评点”，明清时期的评点家不就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陪读者与引导者吗？
　　《左传》中的“评点”是粘附于直觉的、具有概括性的、道德化的理论思维方式。先举一个简单的事例，《左传·隐公三年传》中提到了周王为了和郑国表示同盟友好的关系，互相派遣了人质到对方的领地，“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但是后来双方因为利益上的冲突，还是处于非常紧张的关系之中。最后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在这里“评点家”就是通过自己很直观的认识，对事件进行了精心的分析，这和明清时期的评点有相通之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评点家的文字重在个人的直觉，往往过于琐碎，但也处处包含着一些真知灼见。“君子”用了这一段话就把其中内在的道德教育意义表达了出来君子曰，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有“回后总论”的影子在里面。先秦时期是一个礼教高于一切的时期，人们从事的所有活动都要符合礼仪规范，更要达到道德标准，上文中“君子”就表达了只要国家之间有忠信的存在，又何必派遣人质的思想。这在全书的“评点”中几乎全部得到了贯彻，二百四十年间的所有历史事件都充满了道德化的评价思维。又如在这一年的另一处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高度赞扬了宋宣公不立自己的儿子为君王，而将王位让之于弟的高贵品质，并且引用《商颂》中的语句来证明这是出自于道义的决定。当然，还有一方面原因是《左传》是从鲁国的角度来叙述历史事件的，而鲁国最初是周公的封地，周公是制礼作乐的人，所以鲁国很早就是一个礼义之邦，从礼义之邦的角度出发，道德礼教肯定是最重要的行为准则。
　　虽然《左传》的“评点”对文本的内容高度重视，但是由于这部著作中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之间关系并不十分密切，还有全书经、传分列体例的束缚，间接导致了“评点”前后的联系较为松散，显得非常孤立，也缺少了对某些具体语句画龙点睛式的描述，不像明清时期的评点小说，在上下文之间都有比较阅读，此处评点的话语可以联系到其他处的评点文字论文格式范文。明清小说情节前后联系极为密切，处处都有铺垫手法的存在，这种比较阅读、比较评点也就显得很正常了。
　　三、与作者、读者的精神共享
　　学过中国叙事理论的人都知道评点艺术是中国特有的叙事现象，不同于西方的抽象叙事理论。评点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灵魂的桥梁，作者在创作时所投入的个人思想感情，以及在文本语言中所包含的意义，都通过“评点者”这个中间人进行了一番阐释，使文义更加清晰的展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也可以说通过这条途径，作者与读者在精神上产生了超越时空的交流。
　　 《左传》中的“君子”便充当了这个媒介，他和作者生活的年代较近，对作者思想感情的理解比我们要更加深入，也就有能力把这种感情透彻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虽然话语显得很简洁单薄，但是却包含了对事件的正确理解。《左传·桓公六年传》中君子曰：“善自为谋”，齐侯想要将文姜许配给郑国太子忽，太子忽却推辞不从，作者在文字中并没有对这件事表达看法，但“君子”的语言已经表示了作者对太子忽的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文姜是个淫乱的女子君子曰，太子忽冒着失去齐国这个大邦为外援的危险，而坚定的拒绝了对方，足见其人格品质的崇高与善于自我谋划的能力。这其实也符合我们读者的心理，不畏惧强权大国，追求自我的道德提升，在这时作者与读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当然也包括“评点者”这个中间人。这样的例子在全书中可谓数见不鲜，又如《左传·庄公十四年传》写道君子曰：“商书所谓‘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者，其如蔡哀侯乎！”蔡哀侯自己作孽，直接导致了楚国的入侵，“君子”引用商书的语言对其做出了严厉的批判，同时这也是作者创作时所持有的态度，最终在读者的脑海里也会产生同样的愤慨。三者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都在表达对同一事件的看法，这也就是一种精神共享。
　　评点艺术在我国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可是一直到明清时期才真正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先秦时就已经有了评点的起源，比如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阐释的章句注疏、本文所探讨的先秦叙事散文中的“评点”等等，这些都可看作是一大源头。就像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表述的那样，评点为我们创造了另一个经典世界，认真研究评点的起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评点的艺术内涵。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杨义:中国叙事学[M].人民出版社,1997年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 ].中华书局,2009年
4.朱东润选注:左传选[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