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南大理明代王氏墓和韩政墓陶塑艺术辨析

论文关键词：陶俑本土文化特征
　　论文摘要：云南大理明代王氏墓和韩政墓陶塑出土的使女俑及骑士俑，无论在工艺或是造型的手段上都可以说是传统雕塑中上乘之作，而这种生动的形式已经超出陶瓷艺术自身审美的范围，具有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谐、独立、共荣这一特征。
　　云南省大理古城博物馆里明代大理三月街出土的王氏墓陶俑及韩政墓明器陶俑共36件，牵马俑4件、武士俑11件、仆人及女俑、乐俑2l件。大理三月街出土王氏墓及韩政墓主人属夫妻并葬墓。韩政生于明景泰庚午年(公元1450年)，死于公元1521年，享年七十一岁。祖籍庐州府，六安州(今安徽六安)，官至卫后所付千户。王氏祖籍江西吉水，四代以前就迁居云南大理，祖敬仲、戍大理卫左前所，生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死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王氏基本上应是云南人了。出土陶俑均系低温烧制，其中施黄绿釉的驭马武士俑为三彩(唐三彩系)。大理地区出土的陶俑数量很多，其中包括一部分动物俑(十二属相)属灰陶。(还原焰烧制故可称之为瓦器)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烧成温度约在800度左右，高岭土。基本形体部分模压成形后，再添加局部细节，如五官、衣纹及饰物。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属于模具加手工成型，工艺上包括釉烧和素烧后彩绘。明代陶塑的技法已经十分成熟，技法上有捏、搂、刻划、贴、捺等等，明代由于瓷器的发展关系，陶塑的工艺及技术也更为先进。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从艺术形式上分析应该不是云南本土属性的陶塑文化。
　　殉葬制度初始原始社会末期，初为夫死殉葬妻妾。奴隶制产生的阶级分化使得残酷的殉葬制度一度盛行和发展，殉葬者涉及侍臣，春秋战国后奴隶制渐已崩溃，这种残酷的殉葬制度虽有发生但已经受到社会上下广泛的谴责。春秋战国后“事死者，如事生”代表着中国古代丧葬理念，明器俑的产生及使用于中国古代丧葬理念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以俑代替活人殉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俑的形成成为明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俑的使用最早出现于商代，随丧葬之风改革，以俑代替活人殉葬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文明的丧葬风气。俑的种类有常见的木俑、陶俑，中国古代陶俑的材料有灰陶，黑陶，红陶(黄陶)及白陶。烧制有素胎无釉、彩绘及带釉、人物衣饰施釉、面部素胎及施以彩绘的。
　　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的种类有以下几个内容：
　　1．乐俑(陶)(图1)
　　
　　其中一套乐俑十分突出，保存较为完好，造型尤为生动，均为男性，高约2o厘米，人物面部刻画生动精到，白陶，无釉彩绘。大理出土的乐俑头与身的比例约7比1，比例关系非常正确，是明代陶俑中十分少见的。
　　2．武士站立牵马俑(三彩)(图2)
　　
　　武士俑牵马俑(站立牵马有底)为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出土，头与身高比例约5：1，牵马站姿，男性。其中一件带釉，人施绿釉和蓝釉，马身施黄釉，马鬃施绿釉，属低温陶(三彩)。
　　另一组武士俑(陶)，服饰简单，较平民化，出土于大理三月街韩政墓，布衣有帽，似“草帽”圆型，束腿。官有缨饰头盔，身无甲胄，手持兵器(兵器已损坏)。(图3)
　　
　　3．武士俑(陶)(图4)
　　
　　这组武士俑在马的造型及人物比例上非常准确，马四蹄落地，无底，工艺难度大，无釉彩绘，服饰刻画细致，造型生动，比例结构准确。武士俑共十件，十件里有一件小骑士最为可爱，非常突出，人物塑造的十分传神，在国内目前出土的陶俑里非常少见。
　　4．供奉俑及文俑(陶)(图5)
　　

　　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出土的一组使女俑头与身高比例属陶俑中常见的5：1式。造型生动饱满，站立，手中拿有琴棋书卷、女眷化装器物和生活用品，显示出王氏生前的地位与极近奢华的生活。陶塑十分注重情节性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都重视动态、神情的刻画。不仅有单个的，更有许多以组的形式加以表现。这些陶塑如一个个在讲述自己故事，娓娓道来，精彩纷呈。
　　元代蒙古以军事灭宋，忽必烈对中国西北及西南的入侵，很大程度上这种入侵也包括文化的渗透，中国边境少数民族文化也受到很大影响。元代云南大理元代出土的大量陶器中，有很多的陶制骨灰罐是当时丧葬所用。火葬涉及到云南三十多个县市。这些陶器不可能从内地运往云南。也一定是在云南本地制作的。云南早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火葬就盛行，元代、明代同样是主要的丧葬习俗。清代开设废除火葬，改为土葬及棺木埋葬。明代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的制作从俑的文化特征上没有很明显的少数民族习俗特征，这有可能陶俑制作的艺人是内地汉族人及墓室主人的汉族身份缘故。出土的陶俑与内地汉文化陶俑的属性一致。从造型和工艺上也没有任何区别，究竟是不是云南制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云南大理出土的一部分动物俑(十二属相)、灰陶、还原焰烧制、属瓦器。明显有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形式的特征。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各种动物如猪、狗、羊、鸡等都被塑造了出来。这些动物，与人物的塑造不同的是，动物陶塑多用写意的手法表现，不同动物的特征、神态被刻画得十分生动，即使同一动物，也表现了不同的动态、神情及性格。
　　江西省境内考古发掘的明代藩王及王妃墓(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墓葬随葬品里包括：陶塑俑、木雕彩绘俑、马车、马匹等，仅木雕彩绘俑就有406件。同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的造型与工艺非常的相似，属同一时期，略早于王氏墓和韩政墓。江西省境内考古发掘的明代藩王及王妃墓出土中也有一套乐俑(图6)，头与身的比例约5：1，同大理王氏墓出土的供奉俑的比例近似，但是出土中没有大理乐俑的7：1的比例。其陶俑属模具成型后，进一步手工做细节添加。写实又写意，造型完美，审美价值极高。
　　
　　2006年3月，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展出的两百多件1958年江西明代藩王及王妃合葬墓出土的陶俑工艺与造型与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十分相似，但是大部分出土陶俑不及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生动。主要是因为泥塑的手法没有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出土陶俑的熟练和肯定。尤其是没有达到武士俑和乐俑的艺术水平。
　　长期以来学术上对明代手工业的评价认为较唐宋有进步和提高，却始终认为明代的雕塑不如唐宋，虽然明代的雕塑很少有能和宋代雕塑相提并论的例子，但是明代手工业的进步和时尚的社会风气从明器陶俑的造型及工艺上能充分体现出它的时代特征，其塑造生动、充满灵性确实可贵。而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则是这种特征表现的代表，无论它的制造地是否是大理本土，它的文化背景与南昭文化的渊源有无直接关系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明器陶俑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总是有其不可分割的必然的联系。明代历朝就有多在全国分封藩王的历史，且死后极尽奢华厚葬与手工业的发展和繁荣是分不开的，边疆地域的民族手工业不同程度地会受到汉民族文化和手工业的影响是必然的。
　　明代陶塑正确的解剖知识及一定的程式规律的造型与题材丰富的具体表现结合的统一与完美，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雕塑艺术所具有的形式特征。这一时期的传统工艺形式完美和谐统一，人物造型比例及结构严谨中不失生动，注重表现情节及人物细节的戏剧性。追求心性、传达表现世俗人文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性。
　　明代的陶瓷手工业进步是景德镇御窑(官窑)的设置与建立。陶瓷技术与艺术上的成就，对研究明代手工业的发展非常关键。民间制陶业的发展迅速，已形成“官搭民烧，官民竟市”的繁荣景象。明器陶俑的制作和生产也必然会有形式上的变化和发展。而这种发展也一定会影响到这一时期的其他相关艺术，雕塑技术与艺术形式也会随之受到影响，甚至会反映出这个时期普遍的审美情趣。中国陶瓷史上的文明与进步始终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佐证，明代陶俑对比例及解剖知识运用的意识是典型的时代的审美特征，改变了原始的工艺制作模式。
　　明代手工业上的进步成就仅在陶瓷工艺上就有成型方面的利坯车，包括铁刀代替竹刀利坯；发展胎薄成型、及口吹施釉方法；由釉下彩到釉上彩，色地加彩，青花斗彩多项装饰技术的突破；此时的陶瓷彩釉研究和使用也非常普遍，为明器陶俑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明器陶俑正是这种先进技术支持下的有代表性的明代雕塑艺术瑰宝。它不应因为它的尺寸及明器的属性而受到偏见和被忽视应有的价值和在中国雕塑史上的地位。
　　云南历史上，东汉时期大理、呈贡和通海出土的陶塑有大理水田池塘模型、通海出土的水田池塘模型和西晋大理出土陶马，都非常有特色。云南由于其特有的地域和文化特征，青铜、陶器、建筑、民间民族手工艺方面历史丰厚，不仅包含独特的云南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这其中也因政治的关系，汉文化与多民族文化的相互间的交流从而形成和发生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大理三月街王氏墓和韩政墓陶俑出土证明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包容、和谐、独立、共荣这一特征，其使女俑及骑士俑，无论在工艺或是造型的手段上都可以说是传统雕塑中上乘之作，而这种生动的形式已经超出陶瓷艺术自身审美的范围。
　　参考文献：
　　[1]叶吉言民．中国陶瓷史[z]．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李昆声．云南艺术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