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悲剧性”问题下的主体建构性解析
发布时间：2015-07-03 11:59
【论文关键词】悲剧性主体建构性
【论文摘要】西方悲剧理论一直以来缺少或忽视对悲剧性问题研究视角的考察。借助尼采有关悲剧的研究路径并结合“本土化”的中国传统审美质素,通过对“悲剧性”的构建性分析,重新确认和建构悲剧性存在的元素,达到对悲剧性问题的新认识,期待对现代主体有所启发。
一、“悲剧性”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悲剧理论中,自从亚里斯多德“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悲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宣泄,”[1]这种原始性的悲剧概念被提出之后,西方的美学理论家对悲剧问题的讨论大都延续着这一主线,多涉及悲剧的情节、结构,以及悲剧引起的效果等,对于悲剧中悲剧性这一人类学美学的实质特征却很少涉及。对悲剧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维伽认为,悲剧是“王室和贵族的行动”,17世纪的高乃依说,悲剧是“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莱辛把悲剧看作是“模仿一个值得怜悯的情节”。甚至连席勒也没有摆脱“悲剧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行动的诗意的模仿”。在西方,对悲剧性问题思考跳出西方传统古典悲剧理论的惯习,对悲剧性问题进行开创性探讨的是尼采,他突破了传统西方悲剧理论的模式,从悲剧性精神出发来探讨悲剧的产生。从古希腊的酒神祭拜仪式中,尼采悟出希腊悲剧是日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精神结合的产物。“阿波罗是光明的造型与预言之神,睿智而宁静,眼睛似太阳一般。即使当他发怒的时候,在他眼前仍呈现美丽的梦幻。狄奥尼索斯是狂欢醉饮之神,他漠视任何的悲苦忧伤,只是不停的欢笑和舞蹈。”[2]在尼采看来,由日神和酒神所构成的希腊悲剧所传达出来的是,生命在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时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尼采想在一种沉醉的境界中体验人生的豪情,感受生命最猛烈的冲突、人生的壮烈。尼采在西方美学史上,开启了人类学视角研究悲剧性问题的先河。
在我国的古代艺术中,戏剧没有像西方发展得那么早,也没有像西方那么系统的悲剧理论,但在古代的传统文学中,沉郁的悲剧性色彩却是中国古代艺术重要的审美质素之一。中国的悲剧性传统由屈原发端,之后贯穿于中国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从《离骚》的悒愤、建安七子的悲凉,到杜甫深挚的哀凉、李白的牢骚、李商隐的郁怫悲凉、南唐后主与李清照的悱恻哀婉、陆游与辛弃疾对祖国统一的哀盼,直到黄遵宪的幽忧之愤、徐志摩的甜蜜忧愁、舒婷的候鸟悲哀”等等,从古到今,中国的诗歌理论无不贯穿了这种悲凉的传统气愤。在美学理论上,孔子提出了“诗可以怨”这一美学理念,这里的“怨”不仅仅是指对统治者的反抗,也不仅是对不良政治的“怨”,它应该有更宽泛的内容,当人们在遭遇挫折和打击的时候也可以产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悲剧性”问题。当个体人格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遭到社会的打击和挫败,形成个体人格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就形成了悲剧性,“主体人格自我实现的要求在人生实践中惨遭否定,就是悲剧性”。[3]11我们在这里应该超越或跳出西方古典悲剧理论的框架,继承或采纳尼采的悲剧性研究思路,并在本土化的语境下借鉴中国传统对“悲剧性”审美质素研究,对悲剧性问题的产生过程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进行思考。
二、“悲剧性”的构建性分析
对悲剧性的建构性分析是在解构其形成的过程及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首先,在悲剧性的艺术作品中,总会设置一个倔强的性格和对命运不屈的决心孤独的个体,作为一种顽强的力量与整个社会的背景或社会的意识形态相抗衡。正因为悲剧主人公的这种顽强的斗志,才实现了悲剧性,换句话说就是,悲剧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是造成悲剧性的逻辑前提。
其次,现代心理学认为,人都有一种有助于保持和增强机体的方式中发展人的一切能力的内在倾向。马斯洛说“自我实现”作为某种需要,“就是指促使他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相称的一件事情”。[4]人的这种自我实现需求是人体机能的一种内在要求,但人生来就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人的需求除了要求实现基本的生物潜能以外,还要有心理潜能要实现。实现先天的生物潜能,这是人类学的事实,但心理潜能的实现,则是社会实践发展的产物,是不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过程。人就是在不断的自我超越过程中,使个体的机能保存在社会伦理和审美这个他物之中。人在不断的自我超越过程中,促成人格的不断形成,而且在人的自我超越过程中,把人格当作实现自我的目的,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但包括生物性的实现过程,更重要的是包括人格的实现过程,以及人的思想、道德价值、灵魂规范等等超生物性的价值倾向。这是一个双重需要和实现的过程。由于自我实现的动机来自机体的需要,因此它“尽管受到否定,仍在永不妥协地执着地实现自己”,[3]14这是悲剧性存在的动力因素。
最后,个体具有自我实现的本能需求,这是就历史的、先验的形式来讲的。但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讲,每个人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因此个体自我实现的实践中介也不一样。悲剧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必然要把自身的自由性与社会的必然性相结合,但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具备这种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在现实境遇下,悲剧主人公将会发生两种可能性行动,其一就是悲剧主体在遭受到社会历史的拒绝之后,主体人格就此降解,这种没有可贵人格的人生妥协,不可能产生新的实践方式与旧形式抗衡,也就不会构成悲剧冲突,从而也就不会引发悲剧主人公对自我实现与社会必然性之间矛盾的抗争和生存动力,也就排除了悲剧性。因此卖国贼的下场也就只能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却不可能引起人们内心的崇高或更深层的内心体验;另一种情况是,悲剧性主体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遭受到历史的否定,内在的目的性与客观现实性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主观目的性被现实的秩序所否定,甚至到了毁灭悲剧主体的地步,当然这一毁灭性是有限度的,因为“人对苦难的体验与个人的心理照应及承受力关系甚大,当生命阻力等于或大于生命动力时,人才遭受苦难;只有当苦难还未能耗尽生命的动力时,人才体验苦难;一旦一个人彻底丧失生命活力,那就不可能体验苦难,人从最低限度上看,仍是生命力蛰伏却没消失的标志。”[3]14悲剧主体在生命的限度之内,面对毁灭性的处境,并没有放弃和退缩,仍然坚持自我的实现形式,而且现实的苦难反而更加激起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决心,使他们的人格呈现出超历史的形式,只有这样悲剧性才能得以完整地体现出来。悲剧主人公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与旧有的社会形式发生冲突,社会形式否定了主体人格的构建,但主人公仍然以新的实践与社会做斗争,在新的实践的摧毁中暴露了社会形式的不合理性,这样悲剧就在否定形式肯定人们的实践中具有了美学价值,悲剧也就是在这种“反目的合目的性”[3]14中具有了悲剧性的实质内涵,这便构成了悲剧性存在的矛盾性基础。
三、“悲剧性”问题的现代启示
在悲剧性的遭遇中,随着个体自我实现的合目的性遇到阻碍,主体激起更强烈的斗志,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在新的斗争中,主体必然强烈地拓展自己的主体性,与既定的社会现实做斗争,并最终超越、修正给定的现实。这一潜伏在主体内的必然性激活,就是悲剧性质中最重要的人类学特征。实践的主体在给定的历史必然性面前,惨遭失败之后,激发起更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坚持给必然以自由的形式。尽管在这一历史时期,主体的目的性与社会的必然性之间根本不能统一,但它却极大地高扬了人的实践主体性,促进了人的自我发展,在这一点上也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对现代社会必然带有启发性。
从悲剧性看现代人生活中的苦难问题,也许能给我们现代人一些更有价值的人生问题的思考。“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的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仅仅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就成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该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5]幸福与苦难都体现了人对生命的强烈体验,然而苦难相对于幸福来说,给人以更高的启示,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应该学会去积极的思考人生过程的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的苦难甚至悲剧的产生原因;我们要带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去审视“他者”的悲剧或苦难,对自我的不幸要拥有斗争的意识、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学会把苦难压力转换成生命动力的能力;在悲剧性思考中要学会对社会现存制度的批判性、思考力以及不妥协的斗争。
参考文献
[1]亚里斯多德.诗学[m].陈中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3.
[2]常健,李国山.欧美哲学通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73.
[3]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林方.人的潜能和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68.
[5]夏中义.大学人文教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8.
【论文摘要】西方悲剧理论一直以来缺少或忽视对悲剧性问题研究视角的考察。借助尼采有关悲剧的研究路径并结合“本土化”的中国传统审美质素,通过对“悲剧性”的构建性分析,重新确认和建构悲剧性存在的元素,达到对悲剧性问题的新认识,期待对现代主体有所启发。
一、“悲剧性”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悲剧理论中,自从亚里斯多德“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悲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宣泄,”[1]这种原始性的悲剧概念被提出之后,西方的美学理论家对悲剧问题的讨论大都延续着这一主线,多涉及悲剧的情节、结构,以及悲剧引起的效果等,对于悲剧中悲剧性这一人类学美学的实质特征却很少涉及。对悲剧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维伽认为,悲剧是“王室和贵族的行动”,17世纪的高乃依说,悲剧是“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莱辛把悲剧看作是“模仿一个值得怜悯的情节”。甚至连席勒也没有摆脱“悲剧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行动的诗意的模仿”。在西方,对悲剧性问题思考跳出西方传统古典悲剧理论的惯习,对悲剧性问题进行开创性探讨的是尼采,他突破了传统西方悲剧理论的模式,从悲剧性精神出发来探讨悲剧的产生。从古希腊的酒神祭拜仪式中,尼采悟出希腊悲剧是日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精神结合的产物。“阿波罗是光明的造型与预言之神,睿智而宁静,眼睛似太阳一般。即使当他发怒的时候,在他眼前仍呈现美丽的梦幻。狄奥尼索斯是狂欢醉饮之神,他漠视任何的悲苦忧伤,只是不停的欢笑和舞蹈。”[2]在尼采看来,由日神和酒神所构成的希腊悲剧所传达出来的是,生命在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时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尼采想在一种沉醉的境界中体验人生的豪情,感受生命最猛烈的冲突、人生的壮烈。尼采在西方美学史上,开启了人类学视角研究悲剧性问题的先河。
在我国的古代艺术中,戏剧没有像西方发展得那么早,也没有像西方那么系统的悲剧理论,但在古代的传统文学中,沉郁的悲剧性色彩却是中国古代艺术重要的审美质素之一。中国的悲剧性传统由屈原发端,之后贯穿于中国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从《离骚》的悒愤、建安七子的悲凉,到杜甫深挚的哀凉、李白的牢骚、李商隐的郁怫悲凉、南唐后主与李清照的悱恻哀婉、陆游与辛弃疾对祖国统一的哀盼,直到黄遵宪的幽忧之愤、徐志摩的甜蜜忧愁、舒婷的候鸟悲哀”等等,从古到今,中国的诗歌理论无不贯穿了这种悲凉的传统气愤。在美学理论上,孔子提出了“诗可以怨”这一美学理念,这里的“怨”不仅仅是指对统治者的反抗,也不仅是对不良政治的“怨”,它应该有更宽泛的内容,当人们在遭遇挫折和打击的时候也可以产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悲剧性”问题。当个体人格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遭到社会的打击和挫败,形成个体人格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就形成了悲剧性,“主体人格自我实现的要求在人生实践中惨遭否定,就是悲剧性”。[3]11我们在这里应该超越或跳出西方古典悲剧理论的框架,继承或采纳尼采的悲剧性研究思路,并在本土化的语境下借鉴中国传统对“悲剧性”审美质素研究,对悲剧性问题的产生过程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进行思考。
二、“悲剧性”的构建性分析
对悲剧性的建构性分析是在解构其形成的过程及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首先,在悲剧性的艺术作品中,总会设置一个倔强的性格和对命运不屈的决心孤独的个体,作为一种顽强的力量与整个社会的背景或社会的意识形态相抗衡。正因为悲剧主人公的这种顽强的斗志,才实现了悲剧性,换句话说就是,悲剧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是造成悲剧性的逻辑前提。
其次,现代心理学认为,人都有一种有助于保持和增强机体的方式中发展人的一切能力的内在倾向。马斯洛说“自我实现”作为某种需要,“就是指促使他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相称的一件事情”。[4]人的这种自我实现需求是人体机能的一种内在要求,但人生来就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人的需求除了要求实现基本的生物潜能以外,还要有心理潜能要实现。实现先天的生物潜能,这是人类学的事实,但心理潜能的实现,则是社会实践发展的产物,是不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过程。人就是在不断的自我超越过程中,使个体的机能保存在社会伦理和审美这个他物之中。人在不断的自我超越过程中,促成人格的不断形成,而且在人的自我超越过程中,把人格当作实现自我的目的,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但包括生物性的实现过程,更重要的是包括人格的实现过程,以及人的思想、道德价值、灵魂规范等等超生物性的价值倾向。这是一个双重需要和实现的过程。由于自我实现的动机来自机体的需要,因此它“尽管受到否定,仍在永不妥协地执着地实现自己”,[3]14这是悲剧性存在的动力因素。
最后,个体具有自我实现的本能需求,这是就历史的、先验的形式来讲的。但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讲,每个人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因此个体自我实现的实践中介也不一样。悲剧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必然要把自身的自由性与社会的必然性相结合,但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具备这种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在现实境遇下,悲剧主人公将会发生两种可能性行动,其一就是悲剧主体在遭受到社会历史的拒绝之后,主体人格就此降解,这种没有可贵人格的人生妥协,不可能产生新的实践方式与旧形式抗衡,也就不会构成悲剧冲突,从而也就不会引发悲剧主人公对自我实现与社会必然性之间矛盾的抗争和生存动力,也就排除了悲剧性。因此卖国贼的下场也就只能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却不可能引起人们内心的崇高或更深层的内心体验;另一种情况是,悲剧性主体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遭受到历史的否定,内在的目的性与客观现实性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主观目的性被现实的秩序所否定,甚至到了毁灭悲剧主体的地步,当然这一毁灭性是有限度的,因为“人对苦难的体验与个人的心理照应及承受力关系甚大,当生命阻力等于或大于生命动力时,人才遭受苦难;只有当苦难还未能耗尽生命的动力时,人才体验苦难;一旦一个人彻底丧失生命活力,那就不可能体验苦难,人从最低限度上看,仍是生命力蛰伏却没消失的标志。”[3]14悲剧主体在生命的限度之内,面对毁灭性的处境,并没有放弃和退缩,仍然坚持自我的实现形式,而且现实的苦难反而更加激起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决心,使他们的人格呈现出超历史的形式,只有这样悲剧性才能得以完整地体现出来。悲剧主人公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与旧有的社会形式发生冲突,社会形式否定了主体人格的构建,但主人公仍然以新的实践与社会做斗争,在新的实践的摧毁中暴露了社会形式的不合理性,这样悲剧就在否定形式肯定人们的实践中具有了美学价值,悲剧也就是在这种“反目的合目的性”[3]14中具有了悲剧性的实质内涵,这便构成了悲剧性存在的矛盾性基础。
三、“悲剧性”问题的现代启示
在悲剧性的遭遇中,随着个体自我实现的合目的性遇到阻碍,主体激起更强烈的斗志,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在新的斗争中,主体必然强烈地拓展自己的主体性,与既定的社会现实做斗争,并最终超越、修正给定的现实。这一潜伏在主体内的必然性激活,就是悲剧性质中最重要的人类学特征。实践的主体在给定的历史必然性面前,惨遭失败之后,激发起更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坚持给必然以自由的形式。尽管在这一历史时期,主体的目的性与社会的必然性之间根本不能统一,但它却极大地高扬了人的实践主体性,促进了人的自我发展,在这一点上也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对现代社会必然带有启发性。
从悲剧性看现代人生活中的苦难问题,也许能给我们现代人一些更有价值的人生问题的思考。“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的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仅仅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就成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该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5]幸福与苦难都体现了人对生命的强烈体验,然而苦难相对于幸福来说,给人以更高的启示,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应该学会去积极的思考人生过程的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的苦难甚至悲剧的产生原因;我们要带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去审视“他者”的悲剧或苦难,对自我的不幸要拥有斗争的意识、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学会把苦难压力转换成生命动力的能力;在悲剧性思考中要学会对社会现存制度的批判性、思考力以及不妥协的斗争。
参考文献
[1]亚里斯多德.诗学[m].陈中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3.
[2]常健,李国山.欧美哲学通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73.
[3]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林方.人的潜能和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68.
[5]夏中义.大学人文教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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