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笔论》的书法艺术理论探微

　汉代是书法艺术理论的源头，蔡邕是汉代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之一。它的《九势》、《笔赋》、《笔论》、《篆势》等理论著作可以说是中国书法艺术理论史上的伟大丰碑。他的书法艺术理论启迪和影响了之后的书法理论和书法创作实践。

　　东汉时期的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著名的学者、文学家、音乐家，更是一位有影响的书法家和重要的书法理论家。他官至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后汉书》卷九十有传，称其“经学深奥”，“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在书法上，他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南朝梁人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评价蔡邕的书法“骨气洞达，爽爽有神”。梁武帝萧衍也有类似的评价：“蔡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121蔡邕书法的气势、生命和力量在其最具影响力的官方教科书和书法范本《熹平石经》中得以充分体现。

　　传蔡邕所作的书论文章有《笔论》、《笔赋》、《九势》、《篆势》等多篇。尤其是《笔论》，仅仅127个字，却被学书者奉为圭臬。其理论本身微言大意，博大精深，艺术思想独到而深刻。现从以下几点略加论之。

　　―、哲学思想的体现

　　书法源于自然，源于宇宙万物的运动规律。这种理论源于道家的“道法自然”说，也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书法理论中的体现。在儒学获得独尊地位的汉朝，道家思想一直作为儒学的补充而存在。虽然蔡邕被认为是旷世逸才的大儒家，具有人世的精神，但蔡邕的祖父蔡勋喜好黄老之学，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再则，到了汉末，随着经学的衰落，当时“儒术独尊”的地位已动摇，在社会各种矛盾渐趋激化的状态下，道家思想逐渐兴盛起来，再加上蔡邕的艺术天赋又赋予他“闲居玩古，不交当世”的个性，又具有道家出世的精神、追求心灵自由解放的一面。虽然道家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然而然，是指“无为”，但与自然界有密切的关系。《后汉书》记载，蔡邕“六世祖勋，好黄老。”131可见蔡邕在艺术上接受了道家思想，尤其是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影响，比如《庄子•人间世》就有“散木”、“散人”的说法。

　　古人有时也把自然界称为“天”，或把“天”称为“自然”。蔡邕生活的年代正是儒家大力倡导“天人合一”的年代，而书法也正是“天人合一”的产物。人与自然有着共同特性，必须遵循着同样的规律。蔡邕《笔论》中所阐明的“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正契合了老、庄的道家思想。

　　二、书法艺术创作的性情论

　　在书法艺术领域，创作心态的特殊性与书法艺术表现的抒情性是紧密相联的。对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心态问题，蔡邕在对书法艺术表现的抒情特性的认识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认为，书法作为一种抒发情怀的艺术表现形式，它的创作过程是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有意为之”的情感自由活动。蔡邕在《笔论》中，则更为直接、深刻地从书法的“本质”出发，揭示了书法是一门抒情性艺术的内在特征。

　　他在《笔论》中首先提到：“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这是从书写者的主体角度指出了书法的本质、书法创作与作者情绪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所谓“书者，散也”，即是说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人的内在情感心绪的抒发与表现，而这种对人的内在情感、心绪的抒发与表现，不是借助于汉字文意的认知功能，而是通过对汉字形体的艺术创造，在“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的书写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只有“神”达到高度自我的时候，才能“任情恣性”、“随意所适”，即“怀抱”的“散”。“散怀抱”，就是应该具有良好的创作心态，心中不能有杂念，不能过于紧张，要呈现出自然纯净之心，无所挂碍，不滞于物，善于酝酿和激发自己的创作情感和表现欲望，以达到以静制动、“任情恣性”、轻松自如的境界，才会创作出真正的书法作品来。这便是蔡邕所强调的作书“静”和“空灵”的心境，为此他又反向论证说：“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这里可以看出蔡邕明确反对被外界因素所困扰，指出书写者若不能摆脱外在事务的干扰和一定的功利目的，就无法达到“佳”的创作境界，也无法书写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来。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学习和创作活动的情绪和动机，如果过分强化或压力过大，就会出现焦虑，当焦虑达到一定的程度，则会出现紧张的心理状态，这种紧张的心理状态会影响学习、创作和从事其他活动的效果。因此他又强调：“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手随意适”的佳作来。这不仅十分符合艺术创作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尊重创作个性的心理状态。

　　蔡邕看似简单、概括的话，却极为深刻地揭示出了书法艺术的表现特质。如果说在东汉时期，由于世人对书法创作热情的高涨，显示了书法艺术的成熟与繁荣的话，那么，蔡邕对书法艺术表现特质的揭示，则标志着书法理论的自觉与深化。从这种意义上说来，蔡邕是中国书法美学思想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为中国书法美学的发展，确立了一块最富理论价值的基石。

　　蔡邕对书法创作心态的描述与揭示，已开启了后代“意在笔先”书法创造思想的先河。其首次提出的书法创作的性情理论，对后世的书学研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传为王羲之所作《书论》中有：“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141唐代虞世南在《笔髓论•契妙》中也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151唐代欧阳询《八诀》中的“澄神静虑，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6]，以及北宋黄庭坚《论书》中的“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须年高手硬，心意闲澹，乃入微矣”|7|等，显然都是受到了蔡邕思想的启发，同时也是对蔡邕书法创作心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三、书法艺术创作的物象论

　　古代理论家在探究文字的起源时，大多是采用文字模拟物象的观点来解析文字的。这其实便是最早的物象论。如东汉时期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提出的“仰则观象于天”、“依类象形”，崔瑗《草书势》中所讲的“观其法象”，并用鸟兽之势来比喻草书的动态之美，等等。但这些多是从文字的起源角度加以分析的，或者说是以物象作比喻，并没有把书法和自然事物的形象联系得那么紧密。蔡邕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对书法物象论第一次作了比较深人的阐述。即关于书法的“本源”问题的探讨。在《笔论》中提出“为书之道，须人其形”，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描述，“若坐若行，若飞若动 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并得出结论“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他把书法的形象和本质与自然物象联系了起来，阐明了自然万物不仅是书法的物象之源，而且从视觉审美上来说也是书法取法的对象。自然之“象”也是书法之“象”。其实，蔡邕的书法物象论与中国人重直观、重感悟的自然式哲学思维有关，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书法物象论自此成为书法美学的重要命题，进而演变成实践上的“观象以悟书”、“观物以悟道”，后世的张旭观“担夫争道”、怀素观“惊蛇人草，飞鸟出林”，等等，其实与此是一脉相承的，所谓“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印印泥”等经典理论也无不源出于此。

　　四、书法艺术创作的联想和想象

　　在书法创作和欣赏方面，蔡邕充分发挥和利用了联想和想象的作用。其在《笔论》中说：“为书之体，须人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在创作与欣赏时，人对自然事物进行抽象后形成物象，通过大脑纳人了笔端，也就是充分调动了人的大脑的联想和想象力，把“水火”、“云雾”、“日月”等一系列自然意象和“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等生命意象的“纵横之象”与人的体验和感觉联系起来；把“虫食木叶”、“利剑长戈”、“强弓硬矢”与书法艺术用笔的“力感”联系了起来。这些自然意象和生命意象通过书法家的联想和想象形成记忆中的表象，然后通过书写活动形成富有自然和生命意象的书法线条，使人浮想联翩，增加了书法艺术的感染力和无穷魅力。

　　联想和想象是书法艺术创作和欣赏的重要心理活动，历代书法家都有论述。如王羲之《笔阵图》中云：“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趣骤。”181古人评论书法多用珠圆玉润、露润花妍、飞仙舞鹤、铁画银钩、长枪大戟、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等|9]，这些都是对书法艺术的比喻性描述，而比喻的产生正是联想和想象的结果。

　　当然，蔡邕的这些书法艺术理论在其它著作中也有很好的体现，如《九势》中“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立，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_也同样阐明了书法艺术创作的心境和情绪。《篆势》中指出篆书应“要妙人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用一系列生动的自然形象来比喻篆书“法象”、“象形”的美。当然，蔡邕还有许多书法理论如“书法势力论”等有待于我们更深人地去挖掘其内涵，以达到借古喻今之意，在此不多论述。

　　总之，蔡邕的书法艺术理论和书法艺术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尤其是他的书艺理论。尽管在今天看来，其理论的涉及面还不够广，但在书艺刚起步时便能够从书法艺术美的本质、它与自然和人的关系以及书法艺术的创作心态等方面揭示书法作为纯艺术所需要的主观心理条件，强调艺术创作的自由心态，这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叹。认真研究他的书艺理论及书法艺术，对当代艺术的发展，对不同门类艺术的创作，无疑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