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人文主义情怀诠释悲剧的精神内涵

　　论文关键词：莎士比亚 曹禺 人文主义 影响
　　论文摘要：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剧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悲剧作品揭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酷客观现实产生的剧烈冲突。他弘扬人文主义精神，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桎梏，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现代剧作家曹禺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深受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他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将对人性的探索和关怀贯穿于每一部作品中，并且以莎士比亚式的诗化语言，抒发着人文主义的理想。

　　
　　一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潮。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跟中世纪的意识形态，首先跟天主教会是根本对立的。人文主义者宣称：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教会所教导的那样，为人准备来世的生活，而是对此地人间作合理而正确的安排。如果说教会教导人们把一切思想专注于对上帝的了解，那么人文主义者就主张，人们所主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本身。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戏剧深刻地、多层次地、多视角地描写了他的时代，关注着各个阶层的人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充分的艺术上的反映。人文主义精神是莎士比亚高举的旗帜，他不仅揭露了垂死的封建制度的丧绝人性，同时也暴露出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恶习。在作品中，莎士比亚肯定人生，赞美人生，主张人有争取幸福美满生活的权利。他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桎梏，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妇女的解放和女性有权追求爱情幸福的肯定，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莎士比亚笔下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都不再是中世纪文学里的玩偶，而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的大写的人。在他的悲剧作品中，莎士比亚更是张扬人文主义思想，歌颂人文主义理想，展示人文主义的理想同黑暗现实的冲突和斗争，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李尔在暴风雨中对社会罪恶的控诉，哈姆雷特在生死问题上的独白，泰门对资本主义社会黄金罪恶的谴责，这些著名诗章都是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精彩表达。
　　曹禺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话剧艺术的天幕上升起的一颗璀璨耀目的明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和杰出代表。在创作生涯中，曹禺不仅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广泛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精髓。早在读中学时，他便开始接触西方戏剧，到了清华求学期间，他更是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戏剧的发展史，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的易卜生、奥尼尔，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高尔基，他流连于世界艺术的长廊里。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他的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第二个就是莎士比亚。曹禺不仅用诗一样的语言翻译了莎剧名篇《罗密欧与朱丽叶》，同时也学习、借鉴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诗化语言和莎剧生动的故事情节及复杂、丰满的人物刻画。更为重要的是，贯穿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影响曹禺戏剧观的重要因素。曹禺的戏剧深刻集中地表现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成为五四新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这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对其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五四时代精神在新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涌现出反封建与个性解放两大基本主题，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两大基本主题。据罗昌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料》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的几乎所有作家都为此歌唱过。“左联”时期，左翼“剧联”领导下的剧作家已把创作重点移到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抗日斗争内容上去，这当然是戏剧文学的一种新发展，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这个反映时代、社会要求的重要主题，在戏剧方面还未产生一部代表作。1934年曹禺发表《雷雨》，在这一领域异军突起，此后，《北京人》等又深化了反封建主题。正是由于《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一部接一部反封建、倡导个性解放、富于人文主义情怀的剧作的问世，曹禺才赢得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的美誉。
　　
　　二
　　
　　人文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酷客观现实产生的剧烈冲突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个时期(1601--1608)是他戏剧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他的思想和艺术成熟与深化的阶段，他的四大悲剧全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此时正是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初期，英国社会各种矛盾开始激化。王权与资产阶级间的联盟开始解体，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开始尖锐化，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在宗教方面，清教徒认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改革并不彻底，认为英国的教会是反基督的，对此内心强烈不满，而伊丽莎白则一心维持当时的英国教会，迫害清教徒。詹姆斯一世即位后，一方面继续迫害清教徒，维持教会的封建特权，另一方面，则强调所谓“君权神授”，认为自己是国家与人民的最高及绝对的统治者，要求教会、国会和政府都必须听命于他，这就加剧了王权与资产阶级和国会的矛盾。此外，农村圈地运动的加速，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也加剧了王权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莎士比亚看清楚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他接触到的英国社会现实越来越残酷，人世间种种邪恶令他震惊：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社会恶势力横行，人民备受压迫，罪恶得不到惩治，正义得不到伸张。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在作品中表现得最具批判性，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哈姆雷特》里，年轻的主人公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一个有理想、有魄力、好思索的人文主义青年，他诚实、坦率、追求高尚的道德与美好的情操，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残酷的现实将他的理想王国击个粉碎，使他从平静、和谐的美好世界中惊醒，他不得不面对丑陋的现实。当他因为父亲的死亡回到丹麦王宫时，发现宫廷已变成了“监狱”，整个丹麦王国都变成了监狱。在这座监狱里，是非颠倒、善恶不分，谋杀者高居王位之上，阴谋家、野心家飞黄腾达，纯洁的友谊受到嘲讽，神圣的爱情遭到背叛。按别林斯基的说法，哈姆雷特看到了“关于生活的理想和生活本身完全不是一回事……信心曾经是哈姆雷特的生命，而现在这个信心却被毁弃，或者至少在他身上大大地动摇起来——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他所看到的世界和人并不是如他所向往的那样，而所看到的只是它们实际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哈姆雷特的悲剧和痛苦，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莎士比亚所代表的整整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和痛苦，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与“颠倒混乱的时代”之间的冲突。
　　《李尔王》则是通过另一则家庭悲剧，向读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人伦关系。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莎士比亚更是一语道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金钱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腐蚀。在这两部剧中，莎士比亚为我们展示了人文主义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剧烈冲突。
　　生活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曹禺，不仅仅目睹，而且亲身经历了许多残酷的社会现实。五四运动带给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如一串串肥皂泡荡漾在眼前，一根现实的铁钉便轻轻地逐个点破”。在《雷雨》和《北京人》里，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主人公将封建家庭比作囚禁人性的“牢狱”，连空气都“满是罪恶”，仿佛哈姆雷特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因室、地牢。”(《哈姆雷特》二幕二场)曹禺的悲剧都是他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大多取自“五四”至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社会与家庭中的人和事。他的代表作《雷雨》，完全是中国封建大家庭的一个缩影。《雷雨》讲述的故事，尽管发生在24小时之内，但却是浓缩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更应该指出的是，《雷雨》不仅仅是一部“暴露大家庭罪恶”的家庭悲剧，而是通过都市社会上层人物和底层人物周鲁两家错综复杂的纠葛，以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问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资产阶级的罪恶本性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无一不是作者以人文主义的情怀，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对封建社会的血腥罪恶的控诉。

　　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曹禺不仅仅关注社会问题，更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揭示出人性的复杂，展现人性的方方面面。同莎士比亚一样，曹禺在处理戏剧冲突时，往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是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心灵的交锋，或是刻画人物自我内在的矛盾。一切外在的冲突、争辩与日常生活场景，都是为了酝酿、激发与表现内心冲突。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作者对人性的关怀，对人的本能需求所给予的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人性的毁灭及由此产生的张力与震撼，普通人在个人与社会、梦幻与现实、本能与理性、情欲与礼教、过去与现在的不断冲撞中，荡涤了人性中的粗鄙与丑陋，呈现出一种纯粹与洁净的美，实现了人性的升华，这些都成为曹禺作品的主题，也是他悲剧主人公的魅力所在。比如在《雷雨》中，我们之所以感到繁漪是最“雷雨”的一个人物，是因为她心灵深处的扭曲与压抑最为极端。她有着火一样的热情，有着年轻女人正常的欲望与性情，有着人的丰富的感情世界。然而她却不得不在那个“牢狱”般的封建家庭中伴着“阎王”生活，一举一动都要听话，“给孩子们作出服从的榜样”。十八年的压制和抑郁使她变得乖戾和阴鸷可怖，也将她胸中的欲望积压成火山。在即将窒息的时刻，她以乱伦的行为进行决绝的反抗。曹禺是这样评价繁漪的：“在遭遇这样不幸的女人里，繁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热情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重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懦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尽管莎士比亚和曹禺都没有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在他们的作品中，读者和观众都能深切地感到他们对女性的同情和崇敬，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关怀。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抨击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体系，揭露这种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压迫。掩上曹禺的剧本，我们的眼前依然浮出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女性形象，诸如繁漪、侍萍、四凤、陈白露、翠喜、小东西、金子、愫方、瑞珏、鸣风等等，她们的命运，牵动着作者的心，也打动着读者的心。
　　
　　三
　　
　　作为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从未在悲剧中表现出悲观和妥协，他总是以诗人的情怀，以诗一般的语言，表述着自己不屈的斗志，弘扬着人文主义的理想。哈姆雷特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象征，是决不会向黑暗势力低头的。他的痛苦与忧郁，完全是来自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爱与憎：他爱世界是锦绣河山，憎它变成了一个蔓草丛生的荒园，变成了一所大监狱：他爱人类是“宇宙之华，万物之灵”，憎人类被作践成粪土，成畜生；他爱人世间的真、善、美，憎恶荒淫、邪恶、残杀、背叛、势利、假仁假义、卑鄙下流等一切假、恶、丑的行为。在他思考生死存亡的问题时，他的独自表达了他最强烈的抗议：“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打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哈姆雷特》三幕一场)这实际上是莎士比亚为人类的尊严受屈辱而鸣不平，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做人情操。崇高的理想与责任感，使哈姆雷特必须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最终他果敢地施行了一系列的复仇计划，刺杀妖王，铲除恶臣，把国事托付给他志同道合的密友，表现了人文主义者所特有的机智勇敢、镇定缜密以及超人的智慧。尽管结局是玉石俱焚，哈姆雷特悲壮地牺牲了自己，但“他在斗争中使人道、正义、理想发出了不灭的光辉”。在戏剧的结尾，莎士比亚用了他所有剧本里最堂皇、最热闹的场面——奏军乐、鸣炮，向哈姆雷特致以军人般的敬意。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莎士比亚的诗剧和曹禺的诗体化了的戏剧之间，在艺术形式上，存在着一种启发和借鉴的关系”。曹禺在他的剧作中，同样以诗情画意的语言，展示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在《日出》中，曹禺运用富于诗意的象征，表现自己对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的信心。在该剧的结尾，虽然陈白露感叹“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但“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太阳不属于黑暗的资产阶级，而是属于象征光明未来的工人阶级。最后舞台上传来的是砸夯的工人们渐唱渐近的歌声：“日出啊东来呀，满天(地)大红(来吧)……”方达生望着东方升起的太阳，听着工人们的歌声，狂喜地说：“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虽然作者对太阳怎样才能驱除黑暗、新的天地怎样才能建立还比较迷惘，但他对光辉灿烂的明天抱有乐观的憧憬。
　　曹禺在《雷雨》序中曾这样说：“周冲是这烦躁多事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在《雷雨》郁热的氛围里，他是个不调和的谐音，有了他，才衬出《雷雨》的明暗。”而周冲也正是曹禺人文主义理想的化身。他向四凤描绘的那个深藏在心底的幻想世界，实际上就是人文主义者的理想世界：“……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的，像一只鹰的翅膀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正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没有……”(《雷雨》第三幕)虽然这一篇诗一般的话语显得天真幼稚，这美丽的幻想在强大的黑暗现实面前显得那么虚妄，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想，人类才有别于兽类，人性的光辉才能闪烁在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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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人文主义大师莎士比亚在他不朽的作品中，将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对普通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对人性所受到的扭曲和压抑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追求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而他伟大的人文主义情怀，不仅感染和影响了欧美国家的文学家，对远在东方中国的作家曹禺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料到的。曹禺与其说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不如说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揭露和鞭挞，更多地表现在对人性的怜惜、关怀和理解上。他对人性的探索，对人类命运根源的追寻，对人的心灵深处复杂情感的描述，对人类理想世界的憧憬，使得他的作品久演不衰，散发着永恒的魅力。而这一切，与莎士比亚人文精神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曹禺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上，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化理念，并将其融进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才成为闻名中外的戏剧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