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的再思考

　　[摘要]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初步构建起来，但对该学科的深入思考却似乎刚刚开始。中国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之间成长起来的交叉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主要倾向于考古学，故其学科基点应该定位于考古学；“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一对学科概念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命名，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则寄托于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艺术考古学理论建设的关注和高等院校对艺术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研究的前景辉煌。

　　[关键词]中国艺术考古学；美术考古学；艺术学科；考古学科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相关，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的相加。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换句话说，考古学田野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各种实物，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是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遗存等。这些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对象，同时也能够成为研究其它学科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因此，考古学的最大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理论指导方面，而更见长于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科学的研究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学科，只要涉及到史的研究，必然需要考古学提供资料作支持。同样，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间接地丰富了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因此，在考古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基础上，衍生出与各门类学科的交叉关系，并不是削弱了考古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相反地更是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从而促进学科建设的繁荣。
　　既然艺术考古学不是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的简单相加，那么其学科定位究竟以哪一个为根基呢?任何学说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是因为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公私收藏艺术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却存在着需要断代和辨伪的缺陷，使研究资料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尽管有不少古代传世艺术品中的绝大多数也属于出土遗物，但一旦离开了地层关系，必然带来了断代的困难和辨伪的必要，因此，传世古代艺术品既然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就被排除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由考古学所提供的、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成就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作为沟通人类心灵、饱含审美和情感思想的独创性的艺术产品，具有更加深厚的古代文化内涵。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必然为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纷繁复杂的特征基础上的。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在数量、艺术种类、制作材料、工艺技术、装饰手法、表现题材上丰富多样，而且历史悠久。对它们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例如对史前原始艺术品的研究，除了采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其它科学测试方法确定其所属的时代外，还需要借鉴儿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原始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推论原始艺术品的创造者的审美心理和创造动因。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应该是两大学科交叉后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其根本点应该落在考古学。考古学提供研究对象和对研究对象进行断代和分类；艺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则在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阐述中起较大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其最终目标主要是探索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动力，同时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二、对“美术考古学”和“艺术考古学”学科概念的再思考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目前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领域通用的、至今尚未明确区别开来的两个学科概念。作为一门在艺术学与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交叉或边缘学科，产生不同的命名，主要是由对艺术与美术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解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要想对“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目前并存且互相争论其存在合理性的状况做一个辨析，必然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找出“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美术”与“艺术”这两个概念，同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字“art”。“art”本义是指“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还包括拳术、魔术、医术等。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术”的概念被首次引入，蔡元培先生早期使用“美术”这个术语时，包括诗歌和音乐；鲁迅先生甚至把文学和戏剧也归入了美术。其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才逐渐把“美术”与“艺术”的概念区分开来。“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而“美术”只不过是艺术大家庭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员。“美术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在实在的三维空间或平面上塑造可视的静态艺术形象，以此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艺术家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由此，它又被称为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和静态艺术。从广义上讲，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等种类”。美术所具有的物质性、造型性、视觉性、静态性和空间性等特征，使得古代艺术品历经成千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而遗留下来。相比之下，艺术的其它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由于过于依赖人的参与，并受到时空的约束，往往随着表演者的去世和岁月的流逝而失传，因此，能够经历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洗礼之后遗留下来的必然是古代美术品，尽管还有一小部分演奏古代音乐的乐器实物，但古代造型艺术品却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样，美术考古与美术考古学概念的应运而生便不难理解了。
　　中国的美术考古可谓姗姗来迟，尽管北宋的金石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汉画像石、青铜器、玉器、碑刻等记载，但更醉心于对浇铸或铭刻在青铜器或石刻上的文字的著述和研究，“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增补和修改古代文献史实的缺漏，没有艺术风格的概念、没有艺术发展和影响规律的研究，只是看作祥瑞之物的象征或儒教礼仪的标志。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美术考古实践活动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尽管有许多美术史论家、美学家、考古学家关注中国古代艺术品。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强调把哲学、文学著作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这种结合研究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至1980年代，建立以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新的变异与交叉的学科，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美术考古学也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破土而出。

　　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及对开拓型、创造型的综合人才的培养需求，艺术在素质教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被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知识经济时代对艺术的呼唤为艺术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赢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创造了条件。目前，艺术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对艺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也突破了单一由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史论家承担的模式，综合性大学建立起了艺术学院，从事艺术设计与艺术理论研究工作正成为一种潮流。艺术学研究中交叉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艺术心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艺术考古学也正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上。
　　同样，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范围方面。自1980年代开始，在对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舞蹈等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艺术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科研院所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在综合性的大学中创办以人文学科为依托、进行综合性艺术理论研究的艺术学系(院)，美术已经无法涵盖整个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领域，美术不但在现代工业设计高速发展的情势下变得势单力薄，而且就是在田野考古出土艺术品种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也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经过艺术学理论研究十多年的发展，艺术学科已经取代传统的美术学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规定：艺术学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心理学、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广播电视文艺、美术、工艺美术、书法、摄影和艺术学其他学科等12个二级学科。其中“美术”下设美术史、美术理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美术其他学科等5个三级学科；“工艺美术”下设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理论、环境艺术和工艺美术其他学科等4个三级学科。很显然，在新的学科目录中，美术的学科范围仅限于以绘画、雕塑为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把以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工艺美术(设计艺术)从美术中分离出来，这样就使得美术考古或美术考古学的理论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而田野考古所提供的研究对象数量最多的却是诸如陶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这是美术学科所不能包容的。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美术学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了。只有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才能涵盖古代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和工艺美术等学科内容，可以说，艺术考古学的建立顺应了艺术学科发展的要求。
　　顾名思义，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的古代美术品，即使是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与代码颁布前艺术的分类标准，把美术与工艺美术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也存在着局限性。在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遗物中，有不少古代的乐器，诸如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笛、骨哨、石磬、木鼓，商周文明社会流行的青铜钟、铃、铙，封建社会时期的琴、瑟、竽、笙、琵琶、箜篌、觱篥、拍板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但按照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划分，有一部分没有进行艺术加工的乐器将被排除在外。作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16支骨笛采用猛禽的腿骨管，截去两端的关节再钻圆孔而成，形状固定，多为七孔，有的先刻好等分符号，然后钻孔；据对其中一支骨笛的测音研究，发现它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征调音阶。然而，这16支骨笛却未见任何的艺术装饰，造型也不美观，很难把它们与美术品联系起来。同样，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哨也是如此。这就是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尴尬。而艺术考古学则把这些乐器归入到音乐艺术考古的范围，解决了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
　　综上所述，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间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艺术学尚未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美术学占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美术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自然衍生出美术考古学。但当艺术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中国学科建设的舞台之后，在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尽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古代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就当前艺术学科发展日趋成熟的情势下，把艺术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称为艺术考古学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更加名副其实。
　　
　　三、对艺术考古学发展前景的再思考
　　
　　尽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尚欠完备，但当今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已今非昔比。在对中国艺术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回顾中能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最早是由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提出和阐述的：最早提出“美术考古学”理论概念的夏鼐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的杨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最早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理论阐述的刘凤君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作为第一个系统构建“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笔者也有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学习经历。目前，专业艺术院校在对美术史论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需要开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课程，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到了艺术院校工作后，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与艺术研究联系起来，将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作为专题进行讲述与研究，自然而然地跨入了艺术考古的行列。曾经接受了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学习的艺术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主要从事对传世书法、绘画艺术品或古代著名书画家的研究，小部分进入了文物博物馆与考古部门工作，有机会从艺术的视角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品展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巫泓先生、张朋川先生等。但是，上述现状对艺术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好在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观。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研究者开始共同探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发展问题，2006年5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在校内的近春园西楼召开了由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艺术与考古座谈会”。这是继1996年5月31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研讨会”以后，文物考古和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再一次盛会。
　　展望未来，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前景非常灿烂。
　　首先，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最先由具备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奠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考古成果资料的占有和熟悉程度，以及对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论的了解。但是，要想对艺术考古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则需要对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掌握和运用。仅有考古学背景的人大都停留在对考古出土艺术品的分类、资料的整理研究上，即使上升到理论，也由于其本身对艺术理论方面知识的欠缺而不能深入。因此，在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具有良好美学与艺术理论素养的艺术史研究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研究领域已经很难有发挥空间的现实面前，开始转而从考古出土艺术品中寻找突破口。毕竟中国传世的书画艺术品及其作者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却层出不穷，这就是中国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人才更趋专业化。国内的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培养艺术考古方面的学生，并且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模式，综合性大学也在积极培养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才，这主要得益于艺术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在专业艺术院校中，不但有美术考古学研究所，开设美术考古学课程，而且专门招收美术考古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考古学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均招收美术考古学或艺术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西安美术学院更是在2006年10月成立了全国首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并创办了《艺术考古》杂志。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中国艺术考古学明天的辉煌，正是要寄托在目前正在接受系统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熏陶的学生身上。
　　最后，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的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即古代劳动者的设计艺术作品。在强调科技创新和产品设计本土化、民族化的今天，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鉴赏将在现代设计艺术人才培养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那些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和设计艺术技巧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已成为高等学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审美欣赏的对象，并必将对设计艺术的创作实践活动起到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中国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处于初创时期的交叉学科，在不断遭到的争论和质疑中成长起来。对艺术考古学理论的深入思考和学术争议，必然会使真理越辩越明，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越来越完备。由于考古学与艺术学本身都是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在这两门学科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艺术考古学，同样也处在不断的完善之中。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将会让越来越多的古代艺术品重见天日，为艺术考古学提供丰富的研究对象，推进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艺术学的理论也将日趋成熟，指导艺术考古学研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艺术考古学前景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