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绘画中的女人体形象的探讨

　潘玉良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女人体，她笔下的女人体体态丰满健康、优雅而不失媚态。纵观西方美术史，人体艺术本是常见的题材，然而中国的封建思想却阻挡了潘玉良学习绘画和创作。在这个时代，虽然女性参与艺术圈的机会已大为增加，但当时欧洲艺术学院的艺术教育以及与之对抗的先锋主义艺术，仍离不开以女人体为主要战场，潘玉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和掌握了学院传统的写实女人体油画技巧。
　　20世纪初，法国巴黎的画坛在印象派兴起之后，涌出了大量的画派，以马蒂斯为首的野兽派、毕加索、布拉克的立体派以及表现主义等都陆续登上了艺术的舞台。在法国留学的潘玉良深受梵高、马蒂斯的粗放线条、明快亮丽的色彩与简约造型的影响。同时，她所居住的蒙帕纳斯区中，莫迪里阿尼和巴辛等人以描绘静物和女人为主，擅长表现一种忧郁风格。在这样的环境中，同时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潘玉良，在艺术实践道路上不断地琢磨与思考，逐渐使其作品兼具东西方艺术的特点。
　　潘玉良描绘最多的主题则是女人体，她对女性身体的写实曾经一度引起画坛的关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也招致许多流言蜚语。女人体画不单单是一幅幅挂在墙上的平面作品，它可以涉及到多元领域。
　　自我描绘
　　自画像这种题材在西方画中比较多见，在西方油画史中，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自画像就作为以一种独特的肖像画样式出现，达·芬奇、丢勒等绘画大师就曾用自画像来表达自身社会地位。而二十世纪初，西方油画涌入中国，这种用写实精神改造中国画的理想中，潘玉良、李铁夫、方君璧等中国现代早期油画家们均画过自画像，他们以释放真实的自我来表现作品。在这些画家中，潘玉良的自画像则是具有代表性的，并且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她的自画像构图饱满、笔墨粗犷，画中展现出画家不同时期的生活状态和心理路程。
　　1940年的自画像被公认为是潘玉良最美丽的自画像。画家身着黑色绣花旗袍端坐于桌旁，眼神迷惘忧郁，表情深沉安静。右边的桌上摆放着天蓝色的陶瓷耳瓶，瓶中鲜红色的菊花给画面增添了欣欣向荣的生命力，仿佛寄托着画家对祖国亲人的美好祝愿。
　　讴歌妙曼的女人体
　　潘玉良从初学的习作到晚年画风成熟的作品，都充满了对女性身体曲线的情愫。她笔下的女性身体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女性身体的柔美姿态。
　　在1940年所作《菊花与女人体》中，其姿态与安格尔的浴女图姿态类似，在女体脸部、臀部与背景的边界处，用调稀的油彩追求水墨宣纸上晕染开来的效果。而女体和物体的轮廓皆画上深浅不一、粗细不同的黑色线条，形似墨线，加强了形体的体积和空间感。在人体背部肌肉骨骼处，都在上色后再用画笔吸去部分颜色以产生肌肤的光度。其表现方式不似西方人体画所强调的油彩厚度和体积感，但又比水墨画的单色平涂来得丰富。此作品明显看出潘玉良在优化中加入了中国绘画思想来表现线条特质与水墨浅淡清新的气氛。1941年《躺着的女体》中的形体与马蒂斯1935年所作的《粉红色的裸体》构图类似，另一幅年代不祥的《窗前女体》在构想、色彩、勾线上更是直接取自马蒂斯与高更的手法。马蒂斯与高更对东方的图案造型均深感兴趣，也在许多作品中利用了东方色彩的图案装饰背景来衬托画面主体。马蒂斯擅用红、绿、蓝、黄等互补色加上黑色的勾线，故色彩显得明艳鲜丽，加之变形与夸张的造型、装饰性的图案，构成一种华美欢快的气氛。潘玉良的个性集热情和忧郁于一体，因此画风接近马蒂斯并非偶然。但她并不完全沉溺于野兽派的风格，其形体仍采取写实而严谨的表现。
　　潘玉良的女人体绘画以西方科学的实体造型为基础，又加入了中国画的线描神韵，人物体态丰满匀称、动作生动活泼、神态委婉感人，充满了无限的生命活力。
　　生活小品
　　潘玉良在人体画中还有一部分式对生活场景的描绘，有情节性的，也有抒情性的，如《母爱》、《捉迷藏》、《沐浴》、《双人舞》等，这些画面体现了潘玉良对生活的细腻感受和丰富的情感。在《母爱》中，母亲拥着趴在她身上的两个调皮孩子，幸福而喜悦，一个孩子吸吮着母亲的乳房，另一个孩子也努力地想爬到母亲身上。作品人物的形体描绘似乎不够准确，也不大符合科学的透视关系，但是整个画面造型生动、光色柔和，画面构图组成一个闭合的圆形，稳定而饱满，且富有张力，让人不由想到母亲怀抱的安全和温暖。《沐浴》画面中的母亲在盆里尝试着水温，爱怜的目光却落在了女儿的身上，对女儿的宠爱可见一斑。粉色花朵图案的墙纸营造出温馨的室内环境，典雅而舒适。
　　这些作品大多是潘玉良后期的水墨画作品，用柔和的线条勾勒人物的姿态和动作，用彩墨晕染着色，线条流畅活泼，色调温暖透明，水墨淋漓气韵生动。画家往往选择生动的生活细节加以适当地艺术加工，描绘的场面特别富有生活意趣，反映出潘玉良独特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细腻的感情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生活小品中有很多是描绘母亲和儿童的生活场景，充分显示了她对母爱的憧憬。
　　结语
　　潘玉良的绘画道路是从西方绘画开始，但从未放弃民族艺术的根基。尽管她旅居国外四十多年，与祖国遥遥相隔，但她的绘画始终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情节。她笔下人物的装束完全是中式的，各种瓷器是她绘画中常常出现的静物。她以一个画家的执著精神，在流派纷呈交替的西方现代画坛中坚守阵地，始终没有丢弃写实主义的画风，实现着融合中西风格的理想；她以女性的细腻，体察和感悟生活，描绘了众多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又终以鲜明的绘画风格和独立的人格魅力而立足于画坛，受到景仰。

本文选自《艺海》2014年第5期,版权归原作者和期刊所有，如有异议，请联系第一 论文网QQ 71208696 7，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处理。